三

看过了碑廊，我们又循着蜿蜒的石径继续往上攀登。经过几度曲折，来到一处叫做中亭的地方。这里恰在山腰正中，丛林掩映中现出一颗高大的石笋，旁边伸出两条岔路，分别通向左右上方的东台与西台。我们稍事喘息，便顺着路标的指引，向着东面的严子陵钓台奔去。

站在百丈高崖之上，眺望滚滚江流，遥想子陵当年僻处江隅，过着耕樵渔钓的近乎原始的生活，该历尽多少艰辛，付出何等代价呀！过去看到一些描写隐士生活的诗文，往往是北窗高卧，长松箕踞，或者寒林跨蹇，踏雪寻梅，都是逍遥自在得很；而“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词中所描写的，就更是充满了逸趣幽思，诗情画意。实际上，这种诗化了的隐逸生活，只有少数人可能享得，大多数隐士是沾不上边的，起码严子陵不具备这个条件。

古代的隐逸之士为了逃避世俗的纷扰，总要寄身于远离市廛的江湖草野，或者栖隐在山林岩穴之中，过着一种主动摒弃社会文明的原始化、贫困化的物质生活，自然难免饥寒冻馁之苦。做过彭泽令的陶渊明，尚且时时苦吟“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饥来驱我往，不知竟何之”，更何论其他呢！

看来，隐士并不是好当的，也不是人人都能当的。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困难还不是物质条件的匮乏与贫贱的折磨，而是精神层面上的痛苦，所谓“隐身容易隐心难”。隐士幽居与烈妇守节有些相似，与其说要过物质上的难关，毋宁说，主要还是战胜心灵上的熬煎。就是说，找一个远离尘嚣、摆脱纷扰的林泉幽境，把身子安顿下来，比较容易做到；可是，要真正使心神宁寂，波澜不兴，却须破除许多障碍，经过一番痛苦的磨炼功夫。

士者，仕也。“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摆在中国古代士人面前的，不是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开放的多元价值取向，而是一条人生的单行线，万马千军都要通过登朝入仕这条独木桥。任何一个隐逸的士人，自幼接受的也都是儒学的教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奋斗目标和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人生“三不朽”抱负，从小就在头脑里扎下了深深的根子。他们总是以社会精英自居，抱着经邦济世、尊主泽民的理想，具有极其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愿望。

而要实现这些宏伟的抱负，就必须凭借权势，正如汉代学者刘向说的，“道非权不立，非势不行”（《说苑》）。他说，五帝三王教以仁义而天下变，孔子亦教以仁义而天下不从。为什么？就因为一者有权位，一者没有权位。对于封建时代的士子来说，如何才能取得权位呢？唯有沿着立朝入仕的阶梯一步步地爬上去。而避官归隐，却是与此南辕北辙，大相径庭的。

古代士人的隐心，分自觉与被动两途。有些人是在受到现实政治斗争的剧烈打击或深痛刺激之后，仕途阻塞，折向了山林。开始还做不到心如止水，经过一番痛苦的颠扑，“磨损胸中万古刀”，逐步收心敛性，战胜自我，实现对传统的人格范式的超越。也有一些人以追求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为旨归，奉行“不为有国者所羁”、不“危身弃生以殉物”的价值观，成为传统的“官本位”文化的反叛者；他们自觉地向老庄和释家寻绎解脱之道，以取代那些孔门圣教，在阐发“自然无为”的道家哲理中体悟到人生的真谛，领略着人生的乐趣，并获致精神的慰藉。甚而如同禅门衲子一般，卸掉人生的责任感，进入政治冷漠、存在冷漠的境界，不仅对社会政治不动心、不介入；而且对身外的一切都不闻不问，使冷漠成为一种生存状态。

隐心，就要使灵魂有个安顿的处所，进而使心理能量得到转移。隐逸之士往往通过亲近大自然，获得一种与天地自然同在的精神超脱，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的陶醉感和脱掉人生责任的安宁感、轻松感。他们往往把山川景物作为遗落世事、忘怀人伦的契机，或者向田夫野老觅求人情温暖，向浩荡江河叩问人生至理，在文学艺术中颐养情志，在著述生涯中寄托理想，用来化解现实生活中的苦恼和功利考虑，从无利害冲突、超是非得失的审美愉悦中，得到心理上的慰藉和生命价值的补偿。

隐心，还须战胜富贵的诱惑，陶渊明就有过“贫富常交战”的切身感受。父祖辈望子成龙的期待目光；妻儿、戚友们殷殷劝进的无止无休的聒噪；朝廷、郡县的使者之车的不时光顾；同学少年飞黄腾达、志得意满的显耀，都必然带来强烈的诱惑与浮躁。隐逸之士只有坚守其特殊的价值取向和人格追求，仰仗着这种精神支柱的支撑，才能从身心两方面来战胜强烈的诱惑。

这里就接触到问题的核心了，“严陵不从万乘游，归卧空山钓碧流”（李白诗），那样透彻、决绝，义无反顾地避官遁世，究竟出于何种考虑？

坐在钓台高处，披襟当风，登临远目，我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有一点是大家的共识：同所有的真正隐士一样，严光是要以痛苦的磨砺为代价来换取一己之高洁。为的是获得一种超然世外的心理宁贴，“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仲长统语）。

一个人在其生命与人格进入成熟期后，都会有面对人生的自我设计。在那“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各种社会力量互相搏斗、人际关系异常复杂的封建时代，人生总是难以安顿的。从他呱呱坠地、步入滚滚红尘伊始，便被命定地抛向了随时制约他的外部世界，周旋于各种社会角色之间，即使耗尽毕生精力，也难以适应自如。

严光受儒家“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思想和老庄哲学的影响，面对风波险恶的世路和污浊、腐朽的官场，设想通过避官遁世、归隐山林，挣脱这个锦绣牢笼，给自己营造一个心理上的避风港，进而寻回自我的本根，实现其人格的自我完善。应该说，这并不是什么过高的期求，但对一个封建时代的士人来说，却须以终生的安贫处贱为代价。

当然，严光的毅然决然高飞远引，还有全身远祸的考虑，所谓“贤者避世，明哲保身”。西汉初年屠戮功臣的血影刀光，彰彰犹在眼目。正像后来的诗人所咏叹的：“遂令后代登坛者，第一思量怕立功！”光武帝在历代帝王中虽为少见的未杀功臣者，但他的废黜发妻郭后和太子疆，难免时人的腹诽心谤，后代的诗人就更不客气了。明初的学者方孝孺写过这样一首诗，算是窥见了严子陵的深心：“敬贤当远色，治国须齐家。如何废郭后，宠此阴丽华？糟糠之妻尚如此，贫贱之交奚足倚！羊裘老子早见几，独向桐江钓烟水。”从内容上可以判定，这首诗是批评光武帝的，诗人却偏偏标为“题严子陵”，也透露了个中消息。

其实，杀戮功臣这类举措和封建制度相关，原不宜以君王的个人品质、性格做简单的诠释。封建君主要维护其万世一系的“家天下”，就必然要对那些可能造成威胁的佐命立功之臣和封疆大吏严加防范，因而“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结局是难以避免的。君臣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它的性质与利害关系决定了最后必然导致冲突的爆发。而且，封建君主的独裁专制也容不得臣子的人格独立与个性自由。严光要摆脱王权的羁縻，把握一己的命运，维护其人格独立，就唯有逃开伴君如虎的官场之一途。

严光是很有政治远见的。果然，在他死后四年，就发生了伏波将军马援蒙冤遭迁的事件。马援戎马终生，功高盖世，北征朔漠，南渡江海，“受尽蛮烟与瘴雨，不知溪上有闲云”（袁宏道诗），立志为国家战死疆场，马革裹尸。最后，竟因从交趾载回一车薏苡粒，被诬陷为私运明珠、文犀，在“海内不知其过，众庶未闻其毁”的情况下，光武帝勃然震怒，削官收印，严加治罪。

劳苦功高如马伏波者，尚遭遇如此惨痛下场，等而下之的就更被君王玩于股掌之上，操纵其生杀予夺之权了。严光尽管隐身渔钓，对于朝中故人的情况想必也有所知闻：侯霸只是因为举荐了一个为光武帝所不喜欢的人，险些招致杀身之祸。而他的继任者韩歆，因为直言亟谏，触怒了光武帝，最后，被逼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