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洋布和西洋丝布

上文提到，明弘治二年（1489）碑碑文在提到开封的犹太人的来历时说他们“出自天竺”，因“进贡西洋布于宋”，而“留遗汴梁”。这种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东南亚和北印度洋地区广为流行，曾有数种元明文献提及。

周达观于元成宗元贞元年奉使真腊（柬埔寨），曾在其国居住一个年余，他在其游记的“服饰”一节中提到“其国中虽自织布，暹逻及占城皆有来者，往往以来自西洋者为上，以其精巧而细美故也”。（注：《真腊风土记》，夏鼎校注本《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137页。）就是说“西洋布”较真腊土产布和暹逻、占城之布质量为上。陈正祥在论及真腊流行的“西洋布”时已经指出：“此处所谓西洋，可能指印度一带，并非今天所指西洋。”（注：《中国游记选注》第一集，第四篇《真腊风土记》，香港商务印书馆，第137页。）

《岛夷志略》“无枝拔”条记述说，当地“贸易之货，用西洋布、青白处州瓷器、瓦坛、铁鼎之属”。（注：《岛夷志略》，第38页。）在同书“淡邈”条汪大渊又说，贸易“货用黄硝珠、麒麟、西洋丝布、粗碗、青器、铜鼎之属”。（注：同上书，第133页。）同书“古里地闷”条，作者述曰“以银、铁、碗、西洋丝布、色绢之属为之贸易”。（注：同上书，第209页。）在同书“须文答剌”条中，作者说：“贸易之货，用西洋丝布，樟脑、蔷薇水、黄油伞、青布、五色缎之属”。（注：同上书，第240页。）这里所述“贸易之货”，应当是指华商与当地商人交易时所提供的商品。可见中国商人下番并非只从事中外贸易，而有不少商人往返于北印度洋各地从事买贩谋生，“西洋布”是他们发现的在海外畅销的商品之一。

“西洋布”或“西洋丝布”应当都是印度南部出产的纺织品。至于其质地究竟如何，周达观说西洋国“所织绵布绝细，莹洁如纸”。这里的“所织绵布”，应当就是西洋布，系一种棉纺织品。明张燮的《东西洋考》“哑齐”条“物产”部分在描述西洋布时引述《明一统志》说，西洋布又名“阔布”。他又引《华夷考》说：“西洋布幅广四、五尺，精者价乃胜缎。”（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755页。）明曹昭在其所著《新增格古要论》中说，他的一位亲戚得到过西洋布，“其白如雪，阔七、八尺。”（注：卷8，叶五，北京中国书店刊本。）因其“绝细”和“莹洁如纸”的质地，价格居然超过锦缎，难怪会受到海外诸国人欢迎。

至于“西洋布”的产地，《西域番国志》“古里国”条说：“西洋布，本国名‘奢黎布’，出于邻境坎巴夷（今印度西海岸坎贝）等处。每匹阔四尺五寸，长二丈五尺。彼处卖金钱八个或十个”。（注：向达校注本，第30页；又见于《瀛涯胜览》“古里国条”。）据《环宇通志》卷118记载，忽鲁谟斯亦出产“西洋布”。

开封犹太人祖先向北宋朝廷“进贡”的“西洋布”，与元代《岛夷志略》等书中提到的“西洋布”应当是同一类产品。看来不但东南亚、北印度洋地区的居民喜欢这种纺织品，宋元时的中国人也不例外，所以宋朝皇帝才会允许这些贾贩于印度与中国之间的犹太人定居中原。

明代东南亚诸地“西洋布”仍然流行不衰。《明会典》卷105《暹罗》所列进贡物品有“西布”。（注：此记载亦见于《明史》卷324《暹罗传》；及《殊域周咨录》卷8《暹逻》。）据张燮记载，西洋布输入过去从未征税，至明代方开征入关税，每疋税银一分七厘。（注：《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146页。）

明永乐初年成立了一个“四夷馆”，相当于一所“亚洲研究院”。其中有一个“回回馆”，相当于“波斯语系”。回回馆为教学曾编写过一部《回回馆杂字》。当时人尚不知按字母排列的方法，故所有词汇均按其意义分类，所以是一部波斯语—汉语分类词典。在《杂字补》“衣服门”，收有一个词“西洋布，拍蓝，bairam”。（注：见本田实信：《〈回回馆译语〉に就いて》，第11辑，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第192页，第881词。）“拍蓝，bairam”在波斯语中，指一种质地优良的丝料。它应当就是所谓的“西洋丝布”。

此外在明会同馆所编《回回馆译语》“衣服门”中也收有一个词“西洋巾，克儿把思·微剌叶剔”。会同馆本《译语》是一种纯汉字的波斯语—汉语分类词典，其中多数词可以按其汉字释义和注音在波斯语中找到。这个所谓的“西洋巾，克儿把思·微剌叶剔”可还原为波斯语karbas-i vilayat。“克儿把思”（karbas）意为帆布，粗布；“微剌叶剔”（vilayat）意为国家，并无西域或西洋的意思。回回人说karbas-i vilayat犹言家乡之粗布巾。《西洋番国志》提到，坎巴夷当地人“亦以蚕丝练织各色间道花手巾，阔四五尺，长一丈二、三尺有余，每手巾卖金钱一百个”。（注：向达校注本，第30页。）坎巴夷出产的细布既称为“西洋布”，其他出产的丝巾亦可称为“西洋丝巾”。明黄省曾就径称为“西洋手巾”。（注：《西洋朝贡典录》，谢方校注本，中华书局，1982年，第100页。）它与《回回馆杂字》提到的“西洋巾，克儿把思·微剌叶剔”（karbas-i vilayat）是不是同一种纺织品，尚有待于研究。

明曹昭还提到过一种“西洋剪绒单”。他说这种纺织品“出西番，绒布织者。其红绿色年远日晒，永不褪色，紧而且细，织大小蕃犬，方而不长，又谓之‘同盆单’，亦难得”。（注：《新增格古要论》卷8，叶五，北京中国书店刊本。）所谓剪绒即地毯。这种纺织品早在元代即输入中国。元《大德南海志》卷7在“舶货”条中提到了“剪绒单”。（注：《元大德〈南海志〉残本》（附辑佚），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既名之为“西洋剪绒单”，可能来自马八儿或印度南部。

“西洋布”的称呼一直沿用到清代。清陈伦炯在述“小西洋”（即印度）时说，当地“人即西域状，鬈须环耳，衣西洋布”。（注：李长傅校注，陈代光整理：《〈海国闻见录〉校注》，第6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