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村干部——地方性知识的载体

我上文已经提到了“地方性知识”的问题，例如调解是由于中国人一般怕上法庭丢面子；又如，炕上“开庭”性质的不确定和可变性等。但这些知识还是权力行使者——在本案中即法官——直接了解的，是或多或少已经一般化的知识（例如中国农民爱面子、偏好调解、爱讨价还价等），或是法官可以自由控制的知识（例如开庭性质的最后界定，例如“案件制作”）。这些地方性知识、技能固然重要，但还是比较一般化的“地方性知识”，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进入书本的知识，事实上有些已经进入了书本。

然而，仔细考察本案，就会发现，对于一个具体的开庭、对于开庭的法官来说，这些知识、技术和策略还不足以保证其权力的有效实现。权力运用还必须基于更细致了解受权力影响的对象[64]，即所谓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有关受权力影响之对象——借贷者——的许多具体知识就变得重要起来了：收贷人的个性、品行、脾气、家境，他/她对法官可能的反应，他/她的实际财力，他/她向其他人借钱还贷的可能性，他/她对面子的看重程度，等等。所有这些情况对于本案法官都是保证权力有效行使必须考虑的因素。所有这类信息对于这个法官在这一刻都是非常有用的地方性知识。[65]

这些知识并不悬浮在空中，你无法信手拈来，随取随用；这些知识也不见于书本，至少不全见于书本，因为这些知识不仅是地方性的，而且是非常个人性的，是交流起来不经济的知识，因此是不值得规模化生产并进入书本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无法为正式法律制度利用，因此正式制度一般也予以否认和拒绝。[66]但当相对孱弱的外来权力短期进入乡村时[67]，为保证收贷的成功，为集中兵力，又必须利用这类知识。于是，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发现这类知识的载体。

这个知识载体，在这类案件中，常常是、尽管不必定是村干部。作为当地熟人社会中的一员，村干部长期生活在这个社区，也许他/她没有许多得到社会承认的、那种上得了台面的知识，但他/她的独特生活环境确实使他/她拥有许多可能令外来权力行使者想行使权力必须予以重视的具体知识，即对当地的山山水水和社区中每个人特性的深知。由于他/她拥有这些知识，这就决定了他/她在国家权力下乡时可能扮演一个特别角色，起到重要作用。在乡土社会中，并非只有村干部独享这类知识，每个乡民都拥有这种知识；但由于村干部已经被国家权力机构“标记”为村干部，他/她在乡村拥有某种权威，以及他/她同国家权力机制有联系，村干部往往是国家权力下乡时最有迹可寻因而是便利的地方性知识库房。这就决定了在各类干部下乡办事（当然，查办村干部时除外）的具体场景中，村干部都不可或缺。在我们了解人民法庭下乡的工作方式时，所有的法官都告诉我们，进村要首先找村干部，获得他/她们的配合，然后才开始工作。[68]村干部是基层法官获得这类地方性知识的一个基点。

因此，村干部在这类场景的频繁和普遍出现，就不能仅仅视为是方便或习惯。仅仅是方便或习惯还不足以构成制度性的做法。[69]方便之外，必定有效用的因素。由于村干部拥有和代表了这类场景下权力运作不可缺乏的部分知识，在相对陌生的局部地区构建权力支配关系时，村干部就并非临时的可有可无的维度，他/她构成了这类知识/权力结构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他/她的在场代表了与国家正式法律权力不同的另一种结构性权力/知识，支撑着国家权力和法律在乡土中国的运转。任何熟悉乡间社会运作之规则的人对这一点都很了解，尽管未必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那么村干部为什么愿意扮演这一角色？这不能用其他来解释，必须用利益交换来解释。村干部既然为法官提供了这种知识/权力，强化了法官代表的国家权力，那么法官就总要给村干部留点情面。在这一收贷案的审理过程中，村长就敢不同法庭庭长商量，自作主张地“免了”那400元交通费和（特别是）诉讼费，庭长不仅未予反驳，竟然默许了。这种情况，让一位不了解中国的西方法学家或法官看见，如果不是当场晕过去，也会目瞪口呆。村干部并不是无偿提供地方性知识，他利用自己的知识获得了一些象征性利润。在这位乡民面前，他“露了脸”：连镇上的干部（村民们并不区分法官或乡政府官员，这种区分至少目前对他/她们意义不大）都要给他面子。他在乡民中的威望会更高。而且，无论这位村长内心的想法如何，至少外观上他在替借贷者着想，帮借贷者解决困难，乡民或多或少会对他有所感激。这些对这位村长今后的权力行使更为有利。在此，村长实际处于一个相当有利的中间人的地位。一方面，他/她借助国家权力对乡民行使权力，借助国家权力强化自己在乡间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他/她的地方性知识，他/她可以影响国家权力的行使，借助乡民的力量强化自己对于国家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