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少年革命家
中学时代的梁漱溟，除了陷入终极关怀的迷思外，还因中国问题的强烈刺激，对中国问题及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关怀的天下、国家等大问题抱有非常强烈的热情，有时其热心的程度甚至远远超出对人生等终极关怀问题，并一度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少年革命家。
梁启超与儿子梁思永、梁思达等人在一起。
当是时，留心时事、向志事功的梁漱溟已能够得到住在北方的人所可能有的最好的资料，如从日本传递来的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新小说》，以及稍后一些的立宪派的《国风报》、革命派的《民报》等。这都是当时一般中学生所不能拥有的“丰富资财”。
这些刊物，特别是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新民说》、《德育鉴》，以及1906年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革命与改良大论战等文字，不仅深深地吸引了梁漱溟的注意力，而且对其思想的形成与转变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梁启超的《新民说》一方面揭示了新的人生观，另一方面指出了中国社会应该如何改造。这关涉到人生问题、中国问题的双方，恰恰符合梁漱溟此时的精神需要。同时，梁启超等人在报刊上大量介绍西方近代思想，也使梁漱溟得以领略近代西方思想文化不少。至于梁启超关于周秦诸子以至近世明清大儒的许多论述，意趣新而笔调健，皆足以感人，在在从思想上给少年梁漱溟极大的帮助。这帮助，是在生活上，而不徒在思想上。故而梁漱溟在后来列举他当年所倾慕的人物时，头一个便是梁启超。
此时的梁漱溟是梁启超的热情崇拜者，他不仅钦佩梁启超的学问，而且坚信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中国问题所开的君主立宪的处方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他承认梁启超的伟大与特异处，佩服梁启超的思想敏锐与行动果敢，尤其当梁漱溟在中学时期投身政治运动之初，他的政治理念实质上只是梁启超思想的翻版。他认为，梁启超所提倡和鼓吹的国会制度、责任内阁、选举制度、预算制度、国库制度、审计制度，乃至银行、货币等问题，都是中国未来应该实行的优良制度，中国如果按照梁启超一班人的规划进行改革，就必然能够像西方国家一样，建设一个近代国家。
梁启超的政治设计能力深深感染着梁漱溟，如同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最大的政治追求是要成为“王者师”一样，梁漱溟似乎觉得梁启超所提供的方案，才是知识分子应该做的工作，才是真正地在创造历史。当是时，清廷的筹备立宪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各省谘议局有联合请愿开国会的运动，各省督抚及驻外使节在政治上也有许多建议，而梁启超一派以《国风报》为其机关，对于国内的政治运动居然莫名其妙地居于指导地位。这不能不令对现实政治有着极度热情的梁漱溟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此后的许多作为，实际上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模仿梁启超的痕迹。至于思想的脉络、知识的传承，更是梁漱溟后来并不隐讳的事情。
中国近代的政治变动实在太快，在这如此快捷的变动中，聪敏如梁启超者自然不能始终如一地信守自己的理念，总是在追随世界潮流，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这实在是政治偶像之大忌。因此当梁启超已放弃旧的观点转向新的观点的时候，梁漱溟依然在坚守着旧的观念。
然而，梁漱溟对梁启超的崇拜与信仰没有持续太久，他在后来解释这一现象时曾分析说：梁启超的特异处在于感应敏速而能发皇于外，转达给人。梁启超对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因而亦不能绵历久远。像是当下不为人们了解，历时愈久而价值愈见者，就不是他所有的事了。同时，梁启超为人富有热情，也就不免多欲。有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而在这些失败中对梁漱溟思想发展有着直接影响的，则是立宪与革命之间的争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巨变。梁漱溟后来很公平地指出：“清季政治上有排满革命和君主立宪两大派。任公一度出于其间，而大体上站在立宪一面，且为其领袖。固然最后革命派胜利，而国人政治思想之启发，仍得力于他者甚多，间接帮助了辛亥革命者甚多。国人应念其功，他自己亦可引以为慰。”［3］梁启超固然不会忘记引以为慰，且时常以民国的开创者自居。然而不必否认的事实是，梁漱溟对梁启超信仰与崇拜的逐步消失，也恰恰正是在这一时期。
伴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腐败的清廷一天一天失去人心，立宪党人在革命党人的进攻下也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不少立宪党人纷纷先后放弃先前的渐进改革立场，转为赞同革命，甚至赞同用暴力手段迫使清政府在政治上让步，为中国政治发展做出必要的牺牲。这个转变是清政府内部保守势力错误估计形势之后逼出来的，清政府已从先前同意改革转向了反对改革，这对像梁漱溟这样激进的“政治青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这些政治青年在政治上还不成熟，他们既痛恨清政府内部守旧势力的愚昧、无知、蛮横、不可救药，又极容易受到极端政治势力的煽惑。而恰当此时，梁漱溟遇到了善交际的革命党人甄元熙。
甄元熙，广东台山人。作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甄元熙具有较为强烈的革命思想。在梁漱溟十六七岁的时候，甄元熙带着发展革命力量的使命从南方考入顺天中学堂，并编入梁漱溟所在的班里。甄元熙较梁漱溟年长二三岁，他们彼此都对时局格外关心，且在大的方向上比较一致，都倾向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中国政治的变革，只是在如何变革、如何改造上有所不同，因此他们很快便成为好朋友。
梁漱溟从甄元熙那里读到在东京出版的《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书，书中收集了以梁启超为首的立宪党人和以胡汉民、汪精卫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论战文字。梁漱溟认真研读了这些文字，仔细分析了两派理论上的是非得失，思想上受到很大的震动，但由于他原来自觉倾心于梁启超的君主立宪主张，因而不可能在一夜间由立宪党人的追随者而遽然变成一个革命党人。他只热心政治改造，而不同情于排满。在政治改造上，梁漱溟又以为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为最理想的政治形态，否认君主国体、民主国体在政治改造上具有什么等差不同。基于此种政治理念，梁漱溟以为不论是法国式的内阁制，抑或美国式的总统制，皆不如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显得完善完美。在政治改造运动上，梁漱溟认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和方法，而其中最便捷、最有效的方法，莫如学习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办法。政治暗杀一方面可以很有效，另一方面对社会层面的破坏性也不是很大，也不会引起怎样的国际干涉。
甄元熙是绝对的共和主义者，他当然不能赞同梁漱溟的这些主张；而梁漱溟自幼年时代起就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凡事都经过缜密的思考，如果不能说服他，就很难使他改变主意。于是他们两人为了相互说服，就仿照梁启超、汪精卫们在东京论战的样子，秘密写长文进行辩论，并设法各以文章示人，请人批评。经过辩论，梁漱溟常常为甄元熙的革命激情所感动，加上后来的事实教育了他，使他对君主立宪的主张彻底失望而转向革命。
当时的情况是，戊戌维新失败之后，清政府在革命党人武装起义以及群众自发反抗斗争的震撼下，不得不做出立宪的姿态，于是国内一度蛰伏的立宪党人逐渐解除顾忌，重新议论起开国会、立宪法等问题，使立宪运动形成一股不小的潮流。1905年7月，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上奏，请定12年后实行宪政，并奏请简派亲贵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不久，清廷批准了袁世凯等人的这一建议，指派亲贵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清政府的举措无疑激励了立宪党人的政治热情，在国内，从中央到地方各种立宪团体纷纷成立，大规模的请愿运动也接二连三。
立宪党人的积极活动，本意在于催促清政府革新图强，稳定政局，消弭革命。然而大清王朝确实到了需要改朝换代的时候，慈禧太后之后的清廷当权者深恐大权旁落，无法自保，不仅不愿履行诺言，推动改革，实现政治民主，反而在原来已有承诺的基础上步步倒退。因此立宪党人请愿愈勤，活动愈力，清廷的疑虑反而愈增，愈益加紧中央集权，最后只是在加强满洲贵族的权力，无视两百年民族融合特别是汉人士大夫、开明官僚对大清王朝的贡献。这就不仅深深地伤害了立宪党人，而且使大清王朝的统治基础迅速解体，许多立宪党人和开明士大夫、官僚阶层对清廷的倒行逆施深感失望，当他们预感到真诚热爱大清王朝的爱心不仅得不到回报反而将受到清廷的迫害时，他们的唯一选择是逐步放弃对立宪政治的追求，转而投身于革命，用原先竭力反对的暴力手段完成新旧王朝的更迭，重建政治统治的秩序与系统。梁漱溟也在这一大潮中选择了转变。
在梁漱溟由立宪党人转变到革命党人的过程中，起过促进作用的当然不止甄元熙一人。像张耀曾、章太炎、章士钊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对梁漱溟的思想变化产生过影响，促成这种转变的加速度。
张耀曾的父亲张士是梁漱溟外祖父张士铨的胞弟，他的母亲陆秀珊是桂林陆仁恺之女，而陆仁恺为梁宝书的长女婿，所以陆秀珊也就是梁济的表姐。更重要的是，张士还是梁济、张春漪夫妇的婚姻介绍人。基于这种复杂的姻亲关系加上勤于走动，他们两家关系很好。1902年至1903年，张士、陆秀珊夫妇不幸相继去世，张家的三个孩子搬到梁家居住，以便梁济夫妇就近照料。
张耀曾生于1885年，较梁漱溟大八岁，当梁漱溟十四五岁的时候，最敬佩的少数人中就有张耀曾。他曾留学日本数年，思想进步，人格亦高，后参加辛亥革命。张耀曾在民国初年政治中，不唯在其同盟会及稍后的国民党中得到群情推重信服，而且深为异党所敬重。所有这些，不能不引发梁漱溟思想的变化。
至于章太炎，作为近代中国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所发挥的影响既是在康有为、梁启超之后，也是将主要矛头对着他们两人，尤其在辛亥革命前的那段时间里，章太炎一度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联手，鼓吹革命，反对保皇。凡此种种不能不对热心于时局的梁漱溟产生重大影响。梁漱溟后来回忆说：“章太炎（炳麟）先生的文章，曾经极为我所爱读，且惊服其学问之渊深。我搞的《晚周汉魏文钞》，就是受他文章的影响。那时我正在倾心学佛，亦相信了他的佛学。”［4］其实何止“文钞”与佛学，在政治观念上，章太炎在梁启超之后虽不能说足以笼罩中国思想界，但对爱其文且信其学的梁漱溟来说，其影响力决不亚于梁启超。
说到章士钊，即会想到他的思想见解，尤其是他的文化保守主义主张与梁漱溟后来的文化主张相当一致。然而，如果说章士钊对梁漱溟的直接影响，恐怕更多的并不在于文化方面，而是章士钊的名士派头、独立性格及其早期的政治主张，像章士钊当年讨论的宪政制度问题、国会究竟是应该采用一院制，还是二院制的问题等，在在都影响着少年梁漱溟的思考，成为梁漱溟思想演变、转型、成熟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资源。
章士钊
梁漱溟之所以能在辛亥革命前夕由立宪政治的拥护者转而成为共和革命的积极参加者，除了诸位师友与思想家的深刻影响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无疑在于梁漱溟具有接受新思想的内在素质或者说潜质。换句话说，由于梁漱溟长时期生活在一种开明的家庭气氛和文化氛围中，他的父亲梁济以及梁济那些开明朋友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培植了他接受新思想、追踪新潮流的心理准备。
当此时，汪精卫、李石曾、魏宸组、赵铁桥等人正在北方组织成立京津同盟会，在北京东单二条胡同设立秘密机关。京津同盟会全称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它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组织机构，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加入组织的形式与手续并不严格，会员之间虽是单线联系，但组织系统也并不是那么严密的。他们开始只是从事小组织式的活动，正式组织约于1911年冬在天津成立，由汪精卫任支部长，下设参谋、军事、财政、交通四部，分别由白逾桓、彭家珍、胡鄂公等人负责。
梁漱溟由甄元熙介绍，于1911年上半年加入京津同盟会，剪除了清朝顺民标志的发辫，甚至不惜与他的父亲发生冲突。梁济闻讯诫之曰：“立宪足以救国，何必革命？倘大势所在，必不可挽，则畴不望国家从此得一转机；然吾家累世仕清，谨身以俟天命可已，不可从其后也。”［5］父子之间渐生罅隙。
梁济厌薄革命党人，痛嫉议员并疑其主张的民主共和制度；而梁漱溟则袒护革命党人，力护国会。父子两人日夕相争，每致梁济不欢而罢。过了一段时间，梁济总是旧话重提，依然希望能够说服儿子放弃革命。然而倔强的梁漱溟并未忘记前言，依然坚守自己的看法。这样父子二人一来一往，“当午或为之废食，入夜或致晏寝。既寝矣，或又就榻前语不休，其间词气暴慢，至于喧声达户外者有之”［6］。
京津同盟会在北京东单二条设有一个联络点，由甄元熙负责，表面上看这是一座沿街而门面很小的杂货店，里面的房子则常用来供会员们聚会和碰头。梁漱溟经常来这里多半是为了听消息，议国事，传递革命书刊，有时也替甄元熙守店面，为后面的聚会站岗放哨。他们的任务主要是配合南方革命军的行动，谋杀清廷掌握大权的显贵。他们的工作看起来好像很凶，玩手枪、炸弹的把戏；同时也儿戏得很，由于他们都是一群年轻人，并不知其中的轻重关系，拿手枪和拿小刀玩耍似乎一样。
注释
［1］《梁济年谱》，见《梁漱溟全集》（1），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573页。
［2］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1）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754—755页。
［3］梁漱溟：《纪念梁任公先生》，见《梁漱溟全集》（6），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428—429页。
［4］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同上书（2），第695页。
［5］梁漱溟：《梁济年谱》，同上书（1），第583页。
［6］梁漱溟：《思亲记》，同上书，第5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