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为万世开太平
1.再现讲学之风
1922年1月，梁漱溟应邀到山西太原做系列演讲，内容涉及各个方面，大到宇宙人生、民族命运，小到个人生活经验，无所不包，由此可见他思想发展的一个侧面。
1月4日在阳曲小学为各小学校教职员讲话时，梁漱溟认为，对教育问题的思考，不能孤立地来看，而应从东西方教育的比较中分析中国传统教育的利弊得失。与西方教育传统相比较，中国教育无疑是偏于一种意向的，讲的差不多都是“君子之道”，而不似西方教人以知识。自从西方近代教育体制传入中国后，中国的教育不论在体制方面，还是在内容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梁漱溟通过对东西方教育模式、教育目的的分析和研究，基本认定中国教育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不是步趋西方，而是重新回归到中国本来的模式，重新回到中国自古以来的路。梁漱溟并不反对新思潮本身，而是觉得新思潮的变幻莫测，既扰乱了新思潮的真正传播，也搅乱了人心，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不在于再传进多少新思潮，而在于中国人能否建立一种坚定的人生信念，现在只有踏实地奠定一种人生，才可以真吸收融取了科学和民主两种精神下的种种学术、种种思潮而有个结果，否则所谓“新文化运动”是没有结果的。那么如何才能奠定一种人生，这便是梁漱溟的结论，即再创讲学之风。
梁漱溟心目中的所谓“讲学”，正如他自己反复解释的那样，自也有好多与从前不同处，最好不要成为少数人的高深学业，应当多致力于普及而不力求提高。梁漱溟认为孔子那“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话就是对他梁漱溟再创讲学之风的最好解释。很显然，梁漱溟心目中的所谓“讲学”，主要在于他并不把讲学看作自我完善的唯一工具，恰恰相反，他把讲学看作是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一种途径或道路，故而尤其重视将讲学与社会改造运动相结合，常想以近代的社会改造运动与古人讲学的风气并为一事，而矢以终生。于此不难想见梁漱溟心目中的再创讲学之风的情景究竟是什么一种样子。
梁漱溟对现代教育体制的弊病已经看得很清楚。道不同不相为谋，显然梁漱溟已无法再在北京大学这样的教育机关中干下去。他为了自己的理想，遂于1924年暑假期间毅然辞去任职七年之久的教席，而踏上一条前途并不明朗的实验道路，受朋友之托前往山东曹州主持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开始用自己的理想指导学校的教学实践与改革。
按照梁漱溟与他的朋友们最初商定的计划，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山东曲阜创办一所大学，然因其初创，限于财力、物力与人力，加上梁漱溟的为人是素来不把办大学看成是十分容易的事，因此在他的建议下，先将山东省立第六中学即曹州中学加以改造和充实，为其创办高中部，期诸三五年时间，在师资力量及生源等方面都能为将来的曲阜大学做些必要的准备：就师资方面说，现在办曹州中学的同仁即将来办曲阜大学的同志；就学生一面说，则现在曹州高中有似将来曲阜大学的预科。
原曹州中学的创办人为梁漱溟结交不久的好友王朝俊。他们两人的相识与定交缘于东西文化冲突的思想背景，而得出的结论也几乎如出一辙，归结到再创讲学之风，以教育的改良挽救中国社会。
梁漱溟与王朝俊的相识与交往始于1921年。当时王朝俊方沉疑烦闷于新旧思想问题，数访于当世通人而不得解；其门生有陈亚三、王星五肄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对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不仅熟悉，而且佩服得五体投地，当他们回乡度假时，辄为王朝俊言之。王朝俊闻之，遽如饥渴之得饮食，遂专程去北京拜访梁漱溟，两人的交谈引起了思想上的共鸣，彼此相得，固大有在言语见解之外者。
回到济南后，王朝俊游说山东省教育厅邀请梁漱溟做“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系列演讲，而王朝俊每日从众人列座就听，自始讫终四十日，没有一天的间断。每讲后常常谈话，于是就谈到办大学。王朝俊认为，近代中国的教育不能长足发展的原因，一是没有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二是学校制度弊端颇多。所谓“学校”，只是个知识传习所，于生活本身无关。他主张教育上的“中体西用”，即采用西方教学制度而在内容上注重道德培养、精神结合。这个理念显然与梁漱溟有许多相同之处。
王朝俊是山东地方上一个有力的人物，尝以办学为革命运动。民国初曾一度任教育司长，而他半生心血所注，则为山东省立第六中学。这所中学有非常值得注意的价值，其前途的开展正复不可限量，于是有曲阜大学的构想，也就请梁漱溟到山东进行具体的推动。
对于王朝俊的邀请，梁漱溟起初并不太情愿，但在他的盛情邀请下，特别是他的教育理念毕竟与自己的相同。这是让梁漱溟最为心动的地方，他觉得或许可以通过此次办学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
王朝俊之所以坚持创办曲阜大学，固然有其信念方面的原因，但另外一个最为直接的背景，则是他和他的一批朋友的乡土情怀以及经济方面的原因。就经济方面而言，1921年，山东省各界联合总会会长夏溥斋在山东盐务上为创办曲阜大学筹得五六万元。翌年，在鲁案善后交涉中，又于经营日本交还矿山的鲁大公司，规定以红利百分之二十拨归曲阜大学。此外还有个人认输之款。校址也于1923年秋间经同人到曲阜踏勘，择定于曲阜县城东南二里许的一个地点。此地干燥，向少水田，唯此处有泉水涌出，竟多种稻，今所择地址即在稻田之北，将来建筑可引泉水入校。划定的地点计为一百九十余亩，闻其每亩甚大，几与北京三亩相埒。地价由孔府与曲阜县知事邀同地主磋商，需银两万余元。既然有如此相对丰厚的经济资助和准备，王朝俊等人当然不愿放弃创办曲阜大学的机会。再从乡土情怀的观念看，王朝俊等人不愿放弃创办曲阜大学的机会，还因为他和他的那些同乡对于当时国内高等教育的分布极不满意，由于山东在当时基本上没有大学，山东籍的学生继续升学只能到南北各地。而于南北各校，总不满意，所以很想自己办所大学，为其学生升学之地，尤以时任北京政府总理的靳云鹏主张最力。
靳云鹏字翼青，山东济宁人。早年卒业于北洋武备学堂，武昌起义后，旋以段祺瑞之力出任第五镇统制，不久任山东都督。1919年底，出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不及半年又下野。及“直皖战争”后，又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至1921年5月梁士诒组阁，靳云鹏再度下野，但仍留任至12月始挂冠他去。自是乃以频年所得资产，在山东经营商业。后出家为僧，不再与闻政事。然而正是靳云鹏出任国务总理期间，始对曲阜大学的创建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遂由同乡之间的酝酿而转为实质性的准备阶段。
当梁漱溟于1921年到济南做讲演时，王朝俊即有意介绍梁漱溟与靳云鹏相识，以便促成曲阜大学的创建。梁漱溟讲完回北京时，王朝俊便一道晋京去找国务总理靳云鹏，以梁漱溟在济南随讲随记随印发的文稿给他看。靳云鹏过数日，复王朝俊信，谓穷三夜之力，已将梁漱溟的演讲读过，切愿一谈。于是王朝俊就来邀梁漱溟。梁漱溟谓谈话无不可，办大学仍不赞同。靳云鹏又致信梁漱溟约定一日期，梁漱溟遂与他会晤，谈话甚久，前半多谈东西文化问题，颇详细。靳云鹏确是将梁漱溟的演讲看过一遍的，其头脑清晰且肯用心，极出梁漱溟意料之外。盖以其人出身而论，原是很粗的军人，而其时吴佩孚打湖北，时局多事，彼为总理，安得余暇从容读书？这是不能不使梁漱溟特加青眼的，后半多谈办大学的事。靳云鹏说他怀抱办一所发挥东方文化的大学之意已数年，但迄不得其人，因老旧先生和新人物都不合适，今遇梁君则数年志愿将可以偿了。
靳云鹏的说法自然打动了梁漱溟，不过梁漱溟并没有很快答应，他还是以没有人才之意答复，且曰创办曲阜大学的用意甚好，而事有难举，且悬此一目的，待有机会为之。靳云鹏闻言便道事诚难举，或一两年或两三年后乃得实现，亦未定，然不可不从此时着手做去。经济方面，靳云鹏表示由他设法解决，人才一事，请梁漱溟负访求延揽之责。对于靳云鹏的建议，梁漱溟觉得无话可说，且听之。
第一次谈话即以此为止。
稍后，靳云鹏又设宴请其乡前辈赵尔巽、柯劭忞诸老先生为发起人，并介绍梁漱溟与诸老先生相见，因于席间对众宣言其怀抱，表示办曲阜大学之意如何久，今幸得人，愿自出私财20万，并再募30万为开办费，其经费亦即当筹定，务请诸老先生为领袖共成此盛举云。
靳云鹏的这一做法将梁漱溟推到无法回绝的地步，与会诸老先生的情绪也被靳云鹏鼓动起来，即向梁漱溟询办法。梁漱溟即答自己初无办大学意，胸中空空洞洞，说不出什么办法来，且不会办事，不能供奔走之役，希望大家去筹备进行，必其有事咨询，可备顾问而已。梁漱溟后来表示，当时杂乱讨论，殊无头脑，但由此会产生了曲阜大学筹备处，设北京太仆寺街衍圣公府内，并着人草拟有筹备处简章、曲阜大学校章及计划书等。
梁漱溟尽管答应参与创办曲阜大学，尽管王朝俊、靳云鹏也表示认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及对现代教育的看法，但着实说来他们的办学理念并不完全一致。曲阜为孔子的故乡、儒学的重镇，故而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山东，每每以孔子的大旗以期与新文化运动相对抗，表现出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朝俊、靳云鹏所要创办的曲阜大学，其宗旨也不外是要发挥东方文化，最初的指导思想是把国粹派对传统文化与史学研究的强调与作为国教的康有为的儒学思想结合起来。事实上，王朝俊他们也是首先邀请康有为主持学校和挑选教职员的。或许是因为康有为顽固的君主主义立场，使得在文化上保守但又具有共和思想的山东政治家们难以启齿，因而这项计划就付之东流了。这就是靳云鹏所说，何以有意此事数年而迄不得其人的文化背景。在王朝俊、靳云鹏看来，老旧先生和新人物都不合适与他们合作创办曲阜大学，老旧先生显得太老旧，新人物不免又显得太新潮。据王朝俊说，他东渡日本留学归来即在曹州办学，但旋因种种原因而失败，最后不得不专力于曹州中学。在此期间与校中同人及学生做学术上的探讨，乃提出中西学术问题，认为欧西学术思想归本于教育实业，中国学术思想归本于教养。两相参证，是欧西学术精神积个人之有余，中国学术精神补众人之不足。积有余而社会更感不平，补不足而国家乃可言均。至欧西科学精神，当然充分容纳以补我之缺；而政治教育上之原则，尚不如中国学术含有均平意义。当时遂认定教养化的政治及教养化的教育，实为先务之急。王朝俊对中西学术精神的评估以及由此而得出的结论，确实与梁漱溟的见解有许多暗合之处。如果不是后来发生急剧的政治变动和文化变动，他是极有可能按照这种认识而加以实践的。
当王朝俊正要按照他的认识加以推行时，适于此时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大有横扫一切的气势，旧欧化尚未认清，新俄化又席卷而来，致使教育界同人目迷五色，莫知所从。而王朝俊对于自己所得一知半解的教育思想也遂不敢自信，心理上乃稍稍发生变动，以为只要社会能均平解决，自不必执定一说，新潮流既趋向均平，总认为有商量的余地，以其反对资本主义的欧化。就约同第六中学校长丛禾生经北京大学学生徐彦的介绍，拜访蔡元培、李石岑，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与指点。谈许久不得要领，始知二人虽居北京大学中坚地位，其实是莫名其妙。后又谒见胡适并参读各种新书，始知北京大学新潮来路是本俄化精神解决均平问题。不唯国性民情多不适合，而强不均使之均，强不平使之平，结果徒滋纷乱，而均平问题将又更不能解决，乃益觉疑莫能释。这时正当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系列演讲，才使王朝俊对这些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觉得只有梁漱溟是可以共同创办曲阜大学的理想人选，因为在他看来，梁漱溟既具有新人物的新思想，但又不像新人物那样一概排斥传统，而是知新知旧，新旧兼具。
王朝俊自愿认同于梁漱溟的文化理念，只是一厢情愿。因为从更为严格的意义上说，他们之间的文化见解差异也甚为明显。诚如梁漱溟在后来与王朝俊等人分手之际所分析的那样，“我尝申举‘东方文化’一说以倡于世。近觉此事难言，已不复愿谈说此等名号。而王先生在京办《中华报》，则特标盛倡，轰动朝野。一面聚集许多盲附乱谈之众，一面又到处为我吹嘘。于是我所谓东方文化，乃杂于彼所谓东方文化之中，而无从识别。将不为识者所谅，而为无识者滋其误会。东方文化苟有一线生机，岂不将以此而斩！我诚爱东方文化者，即不可不与之分家。然而我在曹州办学，不啻处彼家中。即无与之分家之理，则非离曹不可”［1］。显而易见，梁漱溟对王朝俊等人将他的东方文化理念庸俗化解释甚为反感，二者在文化理念上的差异也至为明显。
梁漱溟的文化理念与王朝俊等人所持的信仰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碍于当时的人际关系和人情面子，梁漱溟并没有坚定不移地拒绝王朝俊等人的邀请。而且，从更为深层的心理活动来分析，梁漱溟一方面承认二者在文化理念上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充分相信自己的文化理念终将成为未来曲阜大学的办学思想，自己有能力说服、感化那些合作者。故而他在明白二者观念差异的前提下，仍然愿意为之一试，不愿轻易放弃这样一个有可能实践自己主张的机会。他在谈到这种矛盾心理时坦率承认：“当此际我的态度实难决之问题。从我的夙志，我未尝不想办一研究整理东方学术和其他文物制度的大学，使湮没绝不为世界所晓的东方文化稍见于世；不但我如此，恐怕有心人无不如此，现在既有此种提议，则自当尽力并成之。但又有三个疑难之点。一则太没有人才，若空虚敷衍，胡乱对付，则不如不办。二则在提议诸公虽推我主持此事，然我自审我只是一个好学生尚未必是教员，若办学则更素所未习，必办不好。且以我资质使勉力学问，容或有成，若办事必废学，岂不可惜。不如由他人主办，而我单任一教员。然细审他们实无可为主办之人，若由他们去办，必不能合我意；两俱不可，是诚奈何。三则关于办学意见，朝俊先生最好商量不成问题，若赵、柯诸老先生，则以为是存古学堂研究经学古文之所，实相差太远。靳翼青大致尚明白，颇与吾侪意思接近，然以夙习环境种种悬殊，恐终不免有难强合者，与其他日半途分裂，何如此时即莫参与，而还读我书之为愈也。”［2］由此不难预见梁漱溟必将从矛盾心情中走出，毅然承担曲阜大学的创办之责。当然，问题的关键是梁漱溟能否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即便是不能完全说服那些合作者，也要有一种策略上的考虑和技术方面的准备。
在是否接手创建曲阜大学的问题上，梁漱溟确曾一度矛盾和困惑，但碍于各方面的因素，他不仅最终接办此事，而且明白宣示自己的办学主张：
梁漱溟接手创办曲阜大学的主要障碍有三个方面，即人才、个人能力和办学宗旨。就人才方面而言，梁漱溟认为，现成的人才不易得，然有可以成才之资，倘予以机会俾得深造，自能成才者当不少。所以最好集合一般有志趣、有天资、有相当之学识基础的少年组织一学会，各就其所志，分担一种学科的研究，而供给他一很好的机会，凡他研究之所需，如图书、仪器乃至种种设备，皆尽量供给之，一面又给以相当薪俸，使其生活得以安顿。这样养成人才再去办大学，则第一难点即人才问题就可以解决，而同时图书馆、实验室也都由此成立起来了。于是梁漱溟提议在正式创办曲阜大学前，应该先办好重华书院，以聚集人才。
重华书院为曹州旧有的学术研究机构，在梁漱溟接手主持书院事务前，重华书院至少已试办了五年之久，颇有成绩。然而，由于主事人王朝俊毕竟不具有全国性的影响，毕竟不是学界中的人物，因而重华书院在过去的五年中虽然成绩颇大，但实在说来影响甚小。自从梁漱溟接手后，它基本改变了原先已有的办院宗旨。于是，重华书院一时间人才济济，颇具全国影响。及至梁漱溟多少年后回忆这段往事时依然相当满意，以为在曹州虽不过半年时间，然聚合一些朋友，且因招收学生而引进一些青年，有自此相从数十年不离者。
按照梁漱溟的构想，重华书院不仅有可能解决创办曲阜大学所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即人才问题，而且也势必有助于第二个疑难之点即个人能力问题的解决。梁漱溟相信自己有此一番造就，个人办事能力肯定将获得很大提升。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和人事背景，梁漱溟在主持重华书院的半年时间里，应事能力虽不能说没有丝毫提高，但实在说来提高也甚为有限，每天与当地的军人、官吏等相周旋，颇觉此来未免自己太轻率，做事不知分寸，始悟此次前往山东办学实犯有“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大忌。此非讲求身份。盖此学与传习知识技艺者异，只是一点极简单的意思，并无许多新奇巧妙道理可说。而要在受教育者恳到诚切，郑重以听，则寻常一言半语可以受益。否则纵有好道理只成儿戏，且绝其此后领益之路。而受教者的态度如何，又悉视讲学者的人格与态度如何而定。苟讲学者先不自郑重，则此学之根本已亡。即可以不必讲，讲亦继为此学罪人而已。他自悔此番来曹州办学乃竟未审斯义，颇近轻于自售。虽在他个人真是牺牲一切，披沥肝胆，欲以一身肩负天下事。而无奈今之社会人人都是一肚俗肠，安从识我襟怀？既不解我为什么来曹州，则看我也不过来曹州就食，固其宜已。梁漱溟没有提高多少应事能力，而依然坚守知识分子的价值信念和处事原则。这种客观后果似乎与梁漱溟原来的设想并不一致，尽管那些“俗肠”式的应事能力与周旋本领是他不愿为和不屑为的，但他在最初时期确曾想过最好能在这些方面有所改进，更直截了当地说，他确曾想增加一点自己的“俗肠”成分。
这样说，既不是毫无根据地推测，也不是故意使梁漱溟的人格与行为方式“俗化”。因为梁漱溟在面对创办曲阜大学的第三个难题即如何与那些提议创办诸公中的老先生周旋时，确曾想过利用重华书院的力量即可能获得的绝对多数与之抗衡。他设想：“其第三难点所谓办学意见恐终不免有难强合者，诚不易解决。然使今日有不合，则是以我一人与他们争，若将来则由学会做主，非我一人之事，似较好办。且事难十全，不能虑之过周，且尽我心，莫问利钝，亦姑作为解决。其他必临时凑集人才办学，或不免意见分歧，难得调协之苦。盖人若无才，非我所取，若是有才的，总多有个性，常难抛舍他的主见。临时聚在一处，恐不相接头，必先组学会，则相处二三年后，感情见解，已多了解，一同办事，便容易多多。”［4］这些话虽为白纸黑字的公开宣示，然于此也不难看出或感觉到梁漱溟至少在此时确有一种“俗化”或“入世”的倾向，确曾想过如何利用人际之间的关系办好重华书院，并进而办成曲阜大学。
办成曲阜大学是梁漱溟此次山东之行的终极目标，然而为了办成曲阜大学，他确曾对重华书院寄予极大的希望，希望重华书院真的能为曲阜大学准备人才，积累经验，并能从深度研究方面对未来的曲阜大学有所推动。按照梁漱溟的设想，曲阜大学决不能办成一个存古学堂式的机构，而要侧重于与现代学术能够接上头的生物学等学科。但似乎是为了分工协作的方便，在重华书院的研究项目上，梁漱溟强调主要侧重于哲学、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三个方面。他指出，这三大类尚可有更细的子目分属，但哲学门的研究偏重中国哲学、印度哲学方面，文学艺术门偏重于中国文学及音乐、书画、雕刻等项。然并不限定，学者得自由选任哲学上或文学艺术上一学派或一问题以为研究。社会科学门包括政治、法律、经济、社会问题、教育、历史、地理等项，而偏重在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如中国政治制度问题、教育制度问题等。
梁漱溟是一个有自己人生信仰和思想体系的人，即便他具有一种天生的民主作风和容忍精神，他事实上也根本不能做到蔡元培那样的包容百家，新旧杂陈。他之所以为未来的曲阜大学创办一个过渡性的研究机构，他之所以再三强调教育制度的根本改革在于寻到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即便从最善意的角度来理解，他或许并不热衷于做这个团体的主持或领袖，然而毫无疑问的是，他将当仁不让地成为这个朋友集团的灵魂或精神导师，期望以自己的思想见解作为这个集团所有成员普遍遵守的信条和原则。于是梁漱溟在改造重华书院的过程中，一方面表现出一种宽容大度的博大胸怀，愿意接纳天下所有英才同处共学，教学相长，相互切磋，以求学术上的共同进步；另一方面，在梁漱溟的思想深处，就其思想倾向与实质而言，无疑是要以自己的人生信念和思想体系作为同人的共同理想，他本人进而成为同人乃至广大社会公众的精神导师。他在谈到为什么一定要主持重华书院时再三强调，以倡导孔家的人生态度为根本一着，若临时凑集之人，必难语此。是一同办学之人，先各异趣，如何还难说到开风气呢？今先组学会，一面固从事于学问的研究，一面并相勉于生活的合理，将来办学方得精神贯穿。种种说去，走此一路，皆得解决，不走此路，便无办法。殊不知这样一来，重华书院、曲阜大学或许能够寻觅到一批志同道合且能以梁漱溟的思想为宗旨的朋友，然而，这里除了能看到梁漱溟的影响和影子外，谈何新风气的开创与重建，以及自由争鸣的氛围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梁漱溟的教育思想虽然自成体系，但实在说来却是一种相对封闭的体系，远不如蔡元培等教育大家显得更为宽容与大度。
梁漱溟追求的仅是人生信念上的相对一致，而几乎从来就不重视学生的系统教育与培训。他在规划重华书院的学则时说，重华书院的学生学力、天资各不齐，故修业不划定年限。然短不得不及三年，长不得逾五年。大要前半期应致力于必要的基本学问的修习，俟修习满一定单位后，乃入于特定题目的研究。学生为学，务主自求；有疑则质之师友，当为指点剖析。总之，不取讲授办法。然日夕游息之间，随兴所之，自然也不少讲论。由此看来，重华书院既非容纳百家争鸣的研究机构，也非严格意义上的讲学之所，而是梁漱溟为寻求志同道合者而创设的一个过渡性机构。
梁漱溟此次山东之行的终极目标是创办曲阜大学，其过渡手段是创办重华书院以聚集人才，积累经验，而真正下手处则是从接办曹州中学高中部开始，时间在1924年秋。
从国内首屈一指的北京大学，到名不见经传的曹州中学，梁漱溟并不是非常看重校长这个位置，而是认为借此可以实现他一直提倡的一面自己求友，一面帮青年走路，教学相长的理想教育形态。照他的意思，学校的校长和教职员原应是一班同气类的，彼此互相取益的私交近友，而不应当只是一种官样职务的关系，凑在一起。所谓办教育就是通过这一朋友团去扩大他的范围。自己走路，同时又引着新进的朋友走路，一学校即是一伙人彼此扶持走路的团体。故而，梁漱溟理想中的学校实是感于亲师取友的必要，而想聚拢一班朋友同处共学，不独造就学生，还要自己造就自己。然而，办一所学校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一帮朋友之间的友情联络，学校内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也非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之间那样纯洁和简单。梁漱溟似乎并不明白这一点，因此当他一厢情愿地以一校之长的身份联络一批朋友共处办学时，未免显得有点儿书生意气和过分乐观：
正是此种考虑，梁漱溟按照既有思路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从招考，到教学，再到日常生活，处处都有意体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色。
招考后的教育与生活，是梁漱溟教育改革的重点，他反复强调师生之间切不要使之落于应付，应常常以坦白心相示而求其相通。如果落于应付，则此种生活殊无意趣。大概在先生一面，心里要能够平平静静，不存一个要责望同学以非如何不可的意思，也不因少数同学懒惰而有不平之气；在同学一面，更要坦白实在，不搪塞，不欺骗，不懒惰。所谓“坦白”，就是指自己力量尽到而言，虽然自己有短处，有为难处，也要照样子摆出来。如果力量没尽到而搪塞饰掩，这是虚伪；如果力量没尽到而把懒惰摆出来给人看，这便是无耻。这两者是毁灭生命的凿子。人生只有尽力，尽力才有坦白可言。坦白决不是没有羞恶，没有判断，它是要使每个人从坦白真实里面来认识自己，来发挥各自的生命力。每人都能如此，其情必顺，其心必通，才不致落于形式的、表面的应付上，才能够大家齐心向前发展创造。
人格上的修养与精神境界的提升不是凭空而起，更不是书本上所能解决的。它需要人们像传统儒家所要求的那样，在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中加以锻炼和培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梁漱溟在曹州中学实行的教育改革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将知识的传授与学生日常生活的锻炼密切结合起来，不再将学校视为单独传授知识与技能的场所，而是在继续重视传授知识与技能的同时，更加重视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和独立工作的能力，使学生自觉养成一种简朴、勤劳的生活作风，尤其是校役要少用，一切零碎事情都要学生自己做。只有这样，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崇高的精神境界才有可能建立起来，真正的有用之才也才能培养出来。
梁漱溟意欲在曹州中学进行的改革与实验，毕竟只是从理念出发的纸上谈兵，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知识分子的意气用事。因而当他于1924年秋风尘仆仆地离开北京来到山东菏泽曹州府，开始主持曹州中学的事务后，似乎在实际事务中的进程远没有他预想中的顺利，也就半年的时间，先是雄心勃勃的梁漱溟终于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回到北京，躲进小楼成一统。
梁漱溟在曹州中学的试验以失败而告终，但平心而论这次失败并不意味着梁漱溟的教育理论和改革方案的破产，而是别有客观原因在。梁漱溟应邀前往曹州主持校务的主要动力和背景是他与王朝俊的特殊关系，如果没有王朝俊的盛情和再三恳求，如果不是王朝俊与梁漱溟在文化思想和教育理念上的基本一致，梁漱溟决不会丢掉他在北京大学的教职而奔赴山东。因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梁漱溟前往曹州办学的主因，便是对王朝俊个人人格的信服和尊重。
人格的高尚丝毫并不意味着不犯错误或不做出有损朋友利益的事，尤其是在当时的中国一片混乱、群雄割据之际，作为在山东颇有影响与实力的王朝俊便难免卷入一些政治纠纷中。不意曹州中学开学未半年，国内政局风云突起，冯玉祥揭国民军旗帜，推倒曹锟、吴佩孚。王朝俊颇预闻其事，授意曹州镇守使参谋长吕蕴斋推倒其镇守使，揭出国民军第五军旗帜响应冯玉祥军。其时山东督军郑士琦似属曹锟、吴佩孚一方，即刻进兵济宁以压之。战祸将作，曹州人心惶惶。梁漱溟急入京质问王朝俊何以如此深地介入军阀纷争，将相对平静的曹州卷入了无穷期的战乱中。梁漱溟的指责当然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于是又匆匆退回曹州以靖人心。然而就在此往返奔波中，梁漱溟悔悟到自己此次前往曹州办学确实是犯了“往教”的错误，而没有坚守“来学”的原则。
按照梁漱溟与王朝俊的最初约定，他接掌曹州中学的主要目的是在聚集人才的同时，进行教育改革试验，既为拟议中的曲阜大学做准备，也想从这里为中国的教育界打开一条新的道路。因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梁漱溟不仅原初无意卷入政治纠纷，而且尚没有他后来所愿意从事的社会改造运动的思想倾向。故而当他发现他所信赖的朋友王朝俊有意将曹州介入政治冲突的时候，他的失望与愤怒确实为别人所难以理解。他在当时致友朋的一封信中写道：
基于如此复杂的政治背景和思想观念、行事原则的冲突，梁漱溟不离开曹州而他就，显然是不可能的。
梁漱溟意欲离开曹州中学的决心在那一刹那即已形成，然而为了学校的总体利益及出于对同人、同学的关切，梁漱溟并没有立即公开宣布脱离关系，而反复思考何时离开曹州为宜，以学校关系论，当俟暑假乃告一段落。然梁漱溟离开曹州中学本为王朝俊与军事问题关系而发，万无待其事已成过去而于半年后乃始言去之理。必当立时脱离才是，顾又虑同人、同学因其离开而不愿留曹州者甚多。仓促之间难得别觅栖止，进退踌躇定极痛苦，实觉对大家不过。尤难者，曹州中学方面也仓促无人接手，梁漱溟无硬抛掉不管之理。再三筹维最后结果乃商定梁漱溟先行离曹州回住北京，对同人、同学暂不宣布去职，延至春后再向大家说明。则同人之欲别就者可得从容自谋。同学也满一学年，易得转学他处。而前之患无人接手者，于此亦得先后师事王朝俊、梁漱溟的陈亚三勉强允担此过渡期间之暂时维持者，等到暑假由曹州中学方面从容商定如何接手的事。似此办法乃于各方关系稍觉稳协。这样，梁漱溟便采取秘而不宣的办法先行回到北京，匆匆结束了在山东的改革实验。
在山东的教育改革实验失败得如此之惨之速，远远出于梁漱溟的事先预料，这一打击在梁漱溟的心里留下怎样强烈的刺激不难推想。梁漱溟离开曹州前，在礼堂上给全校师生讲“立志”，并书“立志”两个字装成横批，悬在大礼堂上。梁漱溟在演讲中劝学生们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以为现在这些军阀不论有多大的势力，都不外过眼烟云，旋生旋灭。只有为人民造福利，才能与世长存。于此可见梁漱溟既无法公开宣示自己内心的真迹，但又确实感到委屈和愤怒，尤其是对王朝俊等人介入政争的事，虽然内心存在无数的不满，但又鉴于当时的形势不便公开批评，只能以如此曲折的言辞正面表达自己的志向和心迹：
面对这次失败，梁漱溟的最初反应似乎并没有那样严重，他原本计划在处理完曹州的事务后于曲阜别起炉灶，布置一处供数十人用功学习的场所，同人、同学有乐意相从者都可以转移到那里重新开张。然而不知何故，他在此后不久则越想越不对头，越想越觉得这次山东之行简直是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因而最终使他痛下决心，三五年之内什么事都不便再做，打道回府，避居京师，自修以养志。关于此次心情转变的过程，他曾直言不讳地对友人说：
梁漱溟于1924年底一个人悄然离开曹州，回到北京，客居清华园，开始谢绝一切外务，以几年来少有的平静之心校理梁济的遗稿；另一方面，并对冒失前往曹州办学之举深有所悔，归来之后，乃为三年不出之计。
山东的失败给梁漱溟的心理上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编纂梁济的遗集是他排遣这种压力的一种方式，而与此几乎同时进行的，是他和他那些忠诚的弟子们每日所进行的具有浓厚宗教氛围的反省活动，即朝会。而这些弟子，有一些就是先前曹州中学的高中生，他们专门追随梁漱溟来到北京同住。这些学生确实给梁漱溟脆弱的心灵带来了莫大安慰，从而也使梁漱溟真正实现了他的理想，重振中国古人讲学之风，以亲师取友而达到调整自己、帮助别人的目的。就其形式的来源而言，朝会既不是传统的讲书方式，更不是现代的教育模式，而是有点类似于佛教徒们的讲习办法，且具有浓厚的宗教氛围和神圣的气息。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使梁漱溟和他那些忠诚的弟子们结下了极其深厚的情意，有的甚至毕生追随。
早期参加朝会的人数相对比较少，在北京的师生共约十人，他们在什刹海租了一所房子，共同居住，朝会自那时开始，大家共勉互进，讲求策励，极为认真。如在冬季，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来后在月台上团坐，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皆在静默，唯间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情此景，最易令人兴起，特别地感觉心地清明、兴奋、静寂，觉得世人都在睡梦中，我独清醒，若益感到自身责任的重大。当大家团坐时，都静默着，一点声息也没有。静默真是如此的有意思啊！这样静默有时很长，最后也不一定要讲话，即讲话也讲得很少，不论说话与否，都觉得很有意义，他们就是在这时候反省自己，只要能兴奋反省，就是他们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一刹那。
梁漱溟借助于与青年朋友共处做朝会，借助于朝会庄严、肃静的气氛而逐渐平息了内心因在山东的失败而产生的失望与怨气，逐渐恢复了原有的信念和锐气，于是他又开始了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