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长安与敦煌：东西文化的交汇点

“万国衣冠拜冕旒”　和睦相处的各种宗教　长安的“胡化之风”　“华戎所交一都会”　凝固的艺术

隋唐首都长安，是一座拥有近百万人口的东方世界最大的都会，许多国家的使节、学者、商人、僧侣聚集在这里，使长安成为各种文化展示和融合的舞台，也孕育着自身社会的变革。

由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政治观念淡薄和少有排外心理[38]，接踵而来的外国使者受到唐朝的特别优待，武则天证圣元年（695）曾诏令“蕃国使入朝，其粮料各分等第给，南天竺、北天竺、波斯、大食等国使，宜给六个月粮”[39]。长期居住于长安的少数民族和外国人达万家以上，许多人广置田宅，生儿育女，有的还被唐朝授予官职。这种情况使得各种文化能够顺利融入。由于唐朝的稳定和强大，当波斯被大食吞灭时，波斯王选择投奔唐朝，在长安度过自己的晚年。考古发现的唐章怀太子李贤墓有两幅《客使图》壁画，每幅都有服饰相同、举止稳重的三个迎接外国来宾的鸿胪寺外交官，另外还有着装各异、面目奇特的东罗马、高丽、靺鞨、高昌、吐蕃、大食等地的客使（图2-4）。从朝廷接待外国使者的大明宫麟德殿基址看来，整齐的柱础和宽阔的开间，体现出当年的庄严豪华，这里曾宴请过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宾客。“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40]，正是对雄伟建筑的赞美和开放精神的歌颂。

图2-4　陕西乾县唐代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

贞观三年（629），户部统计“中国人自塞外归及四夷前后降附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41]。唐朝最初只是禁止胡人娶汉人为妾，对涉外婚姻并不干涉，8世纪中叶陇右沦陷，来自西域的朝贡使者等归路断绝，皆由鸿胪寺礼宾院供养财物。贞元三年（787）时，“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朝廷劝其归国，如果不愿意可授予职位为唐臣，然而“胡客无一人愿归者”[42]。

外国人多居住在长安城的东北部，他们按照自己的信仰建立起寺院，武德初年波斯祆教就在长安布政坊立有祆祠，此后在崇化坊、醴泉坊、普宁坊等陆续增建[43]。祆教受到政府的保护，专设“萨宝”一官主持管理。普宁坊附近出土的咸通十五年（874）波斯人苏谅妻马氏墓志，用汉文、中古波斯文合璧刻写[44]，表明直到晚唐时仍有懂得中古波斯文的人，也是目前所知这种文字传布的最东地点。

波斯的摩尼教、大秦的景教等也在长安扎了根，不同宗教和睦相处、互不冲突的现象，在世界史上罕见。摩尼教源于波斯盛于中亚，武则天时侍法者密乌拂多诞持摩尼教的经典《二宗经》来到长安，唐玄宗时又有置法堂供奉摩尼教法师大慕阇的事情。摩尼教传入回鹘，由于回鹘人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有功，因此大历年间回鹘奏请在长安正式建立寺院得到允许。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通过波斯人传到中国，唐太宗下诏准其建寺传教，在朝廷的资助下于义宁坊建立大秦寺，公元781年镌刻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详载了景教得到唐太宗非同寻常的对待和传入中国的过程。高宗时准“于各州各置景寺”，造成了“寺满百城”的局面。

佛教禁开杀戒的思想以及接受世间的痛苦可得到来世欢乐的主张易于被人们接受，因此在隋唐时代更为普及、兴盛。隋文帝在移进刚刚建成的都城时，制作了佛教寺院额匾一百二十枚于朝堂，诏令“有能修造，便任取之”。又建立五座佛经译场，邀请印度人为译主[45]。长安城内每个坊都设置一至两个寺观，最多有八座。保存至今的西安大雁塔和小雁塔，就是晋昌坊内的慈恩寺塔和开化坊南部的荐福寺塔。延康坊内的西明寺和新昌坊青龙寺，部分遗址被考古发现揭示出来，出土的佛像、石刻、经幢和壁画残片等，都直观地表明了当时佛教的兴盛[46]。

容忍和接纳各种宗教、思想意识上放松控制，是隋唐政治上的远见，偶尔出现的禁教令，常常源于寺院所聚财富过多影响到国家经济，属于短暂和有节制的行为，很少是以彻底根除为目的。各种宗教的相互调和，给以名教治国的传统社会输入了新的思想。

在多元文化的氛围下，长安出现了“胡化之风”。来自中亚的粟特家族的何稠以“技巧”著称，而且“博览古图，多识旧物”，不仅成功地仿制出波斯锦袍、绿色琉璃等，还帮助隋炀帝改创了国家的章服文物制度使之流传于后世[47]。长安城大明宫北发现的北周粟特人安伽墓，出土了罕见石刻彩画，人物形象、服装特征、器皿及花鸟都带有极为强烈的中亚风格，甚至出现祆教祭祀的场景。长安以外的山西太原隋代虞弘夫妇合葬墓，男墓主人虞弘一度“检校萨宝府”，出使过波斯、吐谷浑和安息、月支等国。墓中出土的汉白玉石椁，也雕绘着祆教祭祀的场面，还有许多深目高鼻的人骑马、骑象、骑骆驼与狮子等激烈搏杀的图像，完全是波斯与中亚诸国流行的题材。粟特人墓葬成批的发现，还有固原墓地和宁夏盐池墓地[48]。粟特人将自身的文化直接带到隋唐，考古发现的艺术图像如带绶鸟、“胡腾舞”等便是容纳吸收外来文化后演变创新的内容。

中亚、西亚人来到长安也带来了他们的生活习俗。突厥可汗颉利被安置在太仆寺内，“颉利不室处，常设穹庐廷中”[49]，在皇城内架起了毡帐。这一习俗引起人们的效法，太子李承乾也在宫城里支毡帐居住，而且说突厥语，穿突厥服[50]。这一潮流影响到了各个阶层，就连中唐时反对胡化、大声疾呼“愿求牙旷正华音，不令夷夏相交侵”（《新乐府·法曲歌》）的大诗人白居易也喜欢在庭院中住毡帐，并写了大量毡帐诗[51]。外来习俗已经渗透到行为举止有严格礼仪制度约束的太子和官员的生活之中。朝廷和民间为接待跋涉而来的“胡客”还兴建了不少邸店，西域的胡人也在长安开设酒店，以能歌善舞的“胡姬”招徕顾客。胡姬酒肆把异域文化普及到了市井酒楼，李白“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其一）的诗句便是形象的描述。

逐渐引入的西域音乐、舞蹈、绘画，给传统文化注入了清新的气息，朝廷也主动加以吸收。武德七年（624）唐高祖命令修订雅乐，“以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大唐雅乐”[52]。但到了太宗时以求新纳异的态度，广泛吸收了各民族和外国艺术的精华，增订完成了十部乐，分为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这些乐舞融合了域外音乐和乐器，在长安有着压倒传统乐舞的优势，正如元稹《法曲》诗中所说“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以快速、热烈、刚健为特色的中亚胡旋舞，唐前期十分流行，至今仍能在敦煌壁画雕刻中看到（图2-5）。“禄山胡旋迷君眼”，“贵妃胡旋迷君心”的诗句是对战乱的反思，也透露出这种舞蹈在当年的风靡。中亚曹国的曹保、曹善才、曹刚一家以善弹琵琶著名，安国的安万善以吹奏筚篥闻名[53]。中国古代乐舞大多带有“功成作乐”的性质，与礼仪制度有关，以外来乐舞为参照完成的更新改造，不仅满足了人们追求精神享乐的渴望，也标志着不同文化的融合，是礼仪制度层面对外来文化的吸收。

图2-5　甘肃敦煌莫高窟220窟唐代壁画胡旋舞线摹图

表现人体自然美的艺术，可远溯至古希腊、罗马，借丝绸之路的畅通，一批西域画家将之东传。北齐时从中亚移居而来的曹仲达，画人物“其体稠叠，衣服紧窄”，像水湿过似地贴在身上，后世有“曹衣出水”之说。隋唐时这种艺术风格被广泛接受，至今保存在石刻、壁画、陶俑中。中亚人康萨陀善画的“异兽奇禽”，也在唐代文物中屡见不鲜。胡瓶、胡床、胡饼、胡麻、胡椒等用具和食品也为人们所习用。

如果说长安是文化整体变革的中心，地处西北的敦煌便是国际文化进入的大门。“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说出了唐人心中把坐落在敦煌西南的“阳关”看成是一个文化分界。从地理上看，天山东部像一座半岛，遥遥相望的敦煌犹如一座灯塔，为“日款于塞下”的“商胡贩客”领航、指路。从汉代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敦煌郡[54]，到东汉时期设西域都护，敦煌逐渐聚集了大批西域人和汉人，成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也”[55]。魏嘉平中（249—253）皇甫隆任敦煌太守，“教作耧犁，又教衍溉，岁终率计，其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56]，农耕技术的改进使产量增长了一倍。前秦建元十二年（376）灭前凉，“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开辟者，亦徙七千余户”[57]，395年“武威、张掖已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数千户”[58]，400年，李嵩称凉王建制于敦煌，这里第一次成为割据西北的政权的统治中心。如今敦煌县城东面的戈壁上，分布着数以千计的魏晋十六国墓葬，显示着当时人口的稠密。隋代裴矩在其《西域图记序》中提到通西域的三条道路后说：“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59]，真实地反映了敦煌地理位置的重要。

唐代敦煌的变化更为深刻，由兵家必争的道路咽喉过渡到军事、文化并重的城镇，成为来往的商贾和各国使节休整、接受政令发放、贸易拍板成交的重要地点，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已不亚于国都。唐朝规定外国商人要交纳商税，却不必承担政府的义务，极大的优惠和自由，使许多人不思家园，定居创业，成了唐朝的编户齐民。敦煌西部的高昌县崇化乡户籍共载四十七户人家，属于中亚昭武九姓的胡人康姓十一户、安姓六户、曹姓四户、何姓二户、石姓二户，其他胡姓如白氏、竹（竺）氏还有四户，都得到了政府分给的田地。移民聚落带动着各民族的迁徙，民族杂处也将各种文化进行了初步的整合，然后向东传播。从甘肃武威城东出土的唐康阿达墓志、宁夏固原发现的粟特人墓地，东到洛阳发现的安菩墓，龙门石窟所见香行经营者安僧道、史立策、康惠澄等刻铭，都是中亚人逐步迁徙所遗留的痕迹。

敦煌不仅是发号施令的行政中心、国际贸易市场，也是佛门圣地。早在西晋时，敦煌就出现了法护和弟子法乘两名高僧，法乘“西到敦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诲而不倦。使夫豺狼革心，戎狄知礼，大化西行，乘之力也。后终于所住”[60]。他们不仅普及佛法，还积极传播中原文化。公元366年，四处云游的乐尊和尚，在敦煌三危山对面的鸣沙山上开凿了第一个石窟后，引发了僧侣佛徒们的向往和参拜，此后陆陆续续开凿了大量窟龛，至今仍可见到492个。著名的藏经洞中发现包括西域各种文字的写经、文书和文物四万多件，更证明了这里是文化荟萃之地。

更为精彩的是莫高窟保存至今的精美塑像和壁画，大大小小的窟内有彩塑两千余躯，壁画四万五千多平方米，这些精美的艺术品将敦煌装点得像一个闪烁着夺目光芒的文化宝库。窟中的塑像有的“其体稠叠，衣服紧窄”，表现出西域人物造型的影响，中亚、西亚风格的莲花、联珠也大量出现在壁画的边饰、彩塑的服饰上。东西文化的交流还直接体现在一些壁画题材中，隋代的420窟的《商旅行进图》，描绘着满载货物的大群驼、驴跋涉于荒山大漠中，一头骆驼翻滚下山而死，人们拾起货物装到另一头骆驼上，重新赶路。丝绸之路上人为的凶险在敦煌壁画中也有体现，盛唐时期的45窟，有一幅带题名的胡商遇盗图，表现一群深目高鼻、虬髯卷发的外国商人遭到了强盗的洗劫（彩图4）。壁画和塑像反映出不同文明在碰撞中悄悄地改变着，融合西方艺术创造出崭新的东方美的形象，暗示着人类共同的美、共同的人性经过潜移默化的整合后以艺术的形式再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