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鉴研究型大学的一般标准

研究型大学的评比，在同一国家里不同的评鉴机构使用的标准有差异，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当然更有差别。比如，2000年的英国《泰晤士报》上曾经刊登过英国近年来使用的一种评鉴标准，就与美国常见的标准不一样。而且，从1960年代以来，各类评鉴标准一直都在变化着。[17]不过，对于当今世界上几个高教发达国家中重要的对研究型大学使用的衡量标准，我们基本上可以归结为这么九条。

1.教员整体的素质

这是所有标准中最重要的一条，因为出色的教师才能吸引来出色的学生和大量的资源，各种各样的资源——捐款、研究基金、对研究成果的开发利用的投资，等等。“教员整体”（The Faculty）是指在一所大学里正式任教的全职（full time）教师，包括最资浅和最资深的，但不包括行政人员、辅助和后勤人员、短期访问人员及兼职人员，主要是这些人员的聘任标准是不一样的。

教员整体的素质由一些技术性的指标和一些比较抽象，但仍然是可以把握的指标来组成。由于它们比较复杂，这里我要多讲几句。硬的技术性指标，主要指的是一所大学里所有的教员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数比例，比例越高越好。这个指标从1960年代以来显得越来越重要。在这之前，在西方相当好的大学里面，没有博士学位但是教学和研究工作都做得很好的人，也可以做一名教授，因为那个时代博士训练还没有全面地建制。而在这之后，博士学位成了在大学里面任教的入门证，没有博士学位，就无法进入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当教员。你经过了博士训练的程序，说明你掌握了进行独立教学特别是独立研究的工作能力。博士学位就像是飞行员的资格证，你说你飞行技术很高，但你不通过考试，手里没有证书，别人就不能把几十人上百人的生命安全交给你去玩。这是最基本的技术性指标。中国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到现在已经初具规模，至少从1990年代后期起，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的人，就不应该被国内的重点大学录用做教员。1990年代以前进大学任教的，另当别论，那相当于1960年代以前的美国，属于过渡期。

说到博士训练，美国的方式相对来说最系统规范化。英国和多数原属于英联邦的国家或地区，像澳大利亚、香港、新西兰，直到二十世纪末，还基本上是沿用古典式的训练方式。根据我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了解，两者之间最重要的差别是，美国方式要求研究生先上两年课，大部分是必修课，考试及格了才能进入“博士候选人”（Ph.D.candidate）的阶段，也就是做论文的阶段。英国方式不要求上两年课，研究生录取进来后，就可以做论文。如果研究生以前受过很扎实的专业领域里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训练，就没事了，如果以前没有受过比较系统的训练，就很影响他们做独立研究的能力和技巧。所以美国研究型大学里训练出来的博士，总体素质、平均水平一般来说更高些。

当然，除了博士学位这个简单的指标，还有更复杂的指标来衡量大学教员的素质，其中最重要的指标有两三条。首先是学术研究成果，与此相关的是在学术界和文化界获得的奖励和承认，然后是教学的表现。即使你是非常出色的教师，但“教书”只是做了工作的三分之一，如果你在研究方面的表现不够出色，就不能在研究型大学里呆下去。研究工作的“表现”，只能以这个人在他或她所属的专业领域里在全国乃至国际上公认的学术刊物上（或出版社）发表（或出版）的论文（论著）的质和量来衡量。如果紧紧抓住这个标准，那么如何给教员升级或授予荣誉，就不仅仅是由本系来决定的，也不仅仅是本学院来决定的，也不仅仅是本大学所能决定的。尤其是在聘任资深教员（副教授或以上）、授予终身教授职称的时候，这个标准显得更为重要。本系通过了，本学院通过了，至于本校能不能通过，就要看最后一关。这一关能不能通过非常关键，即external review（外部评审）。外部评审由哪些人组成，被评审人不知道。外部评审进行无记名投票，这样，针对被评审人的批评意见，无论什么样的，只要是跟学术有关的，都可能说出来。没有这一关，要大学里的教员整体保持高素质，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像两个球队比赛，裁判必须保持中立一样，外部评审就起着这个作用。关于教员的素质，我在后面的其他几次演讲里还会一一细说。

一个大学什么都可以失去，但不能失去一流的教员，因为教员是大学的灵魂。国外比较像样的那些大学的正式推介资料里，比如说校史、手册、招生材料、网站等等，最显要的位置的主体，是给予该大学现在和历史上有名望的那些教授的。而我在国内的一些大学的同类资料里，满眼看到的是“各级领导的活动和指示”。这里的区别，反映的是大学理念上的根本不同。

2.学生的素质

学生的素质，也就是生源的优劣，这对大学来说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的招生制度判断学生的素质是依赖统一的考试。在西方，好的研究型大学也通过考试来招生，但考试在他们总的评价标准里面所占的分量远不像在中国那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不单看考试成绩，更特别看重潜在的能力素质，就是说不光看你现在已经掌握了多少知识，还很看重你将来能够成为知识的创新者的那些蛛丝马迹，同时还看你有没有多方面的才艺。比如，两个人的考试成绩差不多，潜能素质也差不多，但是一个学生小张钢琴弹得很好，学生小李没有什么艺术方面的或者体育方面的发展，那么学生小张就有更多的机会被好大学录取。除了以上三点，还有两项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一是有没有社区服务（community services）的经历，比如说帮助穷人、帮助老人、环保运动等等，还有到非常贫困甚至危险的第三世界国家去做义务工，因为这表明了年轻人对社会的一种承诺。二是有没有领导和组织能力（leadership quality），这对学生以后在社会上的成功关系很大。

3.常规课程的丰富程度

常规课程的丰富程度，可以由1859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课程表的开场白来典型地体现。这篇开场白说：“没有任何一个机构配得上称为大学，除非这个机构能够为想要学习任何一门科目的学生提供自由广阔的天地，令他乐此不疲。”[18]

常规科目的丰富多彩，给教员的研究和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创造了广阔的知识架构，同时也给知识创新提供了开放的可能性。在这些课程的内容中，应该包括最近这些年里该学科的最新进展。每年常规性的基本课程有多少，这一点的重要性常被人误解。你可以说，我们学校的教员人多，当然这样开出的课目就比小院校多得多。应该说量是很重要的，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一个大学能不能提供丰富多彩的课目，除了取决于教员的数量以外，还要看教员有没有做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因为只有做开创性研究的教员，他才能够把知识前沿最好的发展立即转换到课堂教学中去。如果没有开创性的研究工作的前提，那么即使你开一百门课，在位于学术前沿的学者眼里，也是没有很多实质意义的，因为这些课目可能都是重复性的，有些甚至是已经被淘汰了的。这种教学，应该被称为“负教学”，因为它浪费了老师，也浪费了学生的生命资源。而生命资源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极其有限的，不管这个人有多么聪明，或者多么有钱。在国外的大学里，要经常把课程表、上课的详细纲要送到校外去评估，如果你在这些上面竟然没有列出相关的学科分支里过去十年、五年中别人最重要的、发表出来的研究成果，那你一下子就露馅了，那就说明你这个大学教师是个混混儿。

直到前不久，我们国内不少挂着“大学”牌子的机构，都是名不正、理（道理）不顺的。比如“公路交通大学”，我跟美国学者解释老半天，他们也不清楚，说：这个机构管交通方面的教学研究，可是水上交通、天上交通、管道交通它都不管，只管地上的；而地上的也不管铁路，只管公路，这连工学院下面的一个系里的一个专业都称不上，怎么能叫“大学”呢？你看，我们还有“林业大学”，而林业在国外只不过是农学院里面的一个系。我们还有“邮电大学”，邮电在国外连工学院里的一个系都算不上。这种把“大学”混同于工业专科学校的现象，根子其实在前苏联那儿。我们中国教育界的前辈们老早就很清楚什么叫大学，不信你们翻翻1980年中华书局重印的该局1936年初版的《辞海》，其中“大学”条目是这么说的：“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学院，凡具备三学院以上者得称大学；不足者为独立学院。”

4.通过公开竞争获得的研究基金

这是一所大学中的教员是不是站在学科发展最前沿的主要标志之一。研究基金的多少肯定牵扯到钱，但它不是一般的钱的问题，它讲的是“研究基金”。换句话说，在知识创新的大环境里，面向大学的研究基金不是固定提供给谁的，而是必须通过公开的竞争才能得到的。如果这个竞争是在一个地区范围内进行的，那么大地区要比小地区有意义；如果是通过全国范围内竞争的，那又比大地区的有意义；如果是通过国际范围公开竞争的，那么又要比全国的更有意义得多。

一所大学通过这样大范围的、公开的、高水平的竞争得来的研究基金多少，体现了这所大学的教员在各个学科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大概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得到的研究基金多，不仅仅意味着你的钱多，更表明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一些重大项目的很大一部分，是由你这所大学里的教员参与的。这就说明，这所大学里的研究生和高年级的本科学生，在还没有走出校门以前，就已经处于世界上某些学科研究的最前沿。这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长时段的无形资产。

5.师生比例

假如一所大学里有教员一百个人，学生有一千至两千个人，这样的比例是在正常的范围内。假如师生比例达到一比五百，那就很难让每个学生得到老师适当的指导。师生比例一比一，虽然对学生的指导关照无微不至，但成本太高。所以任何一所较好的大学，在配额师生比例的时候，都得在教育素质和教育成本之间寻求平衡。

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如牛津、剑桥，有一类教员叫tutor，他们上的课叫tutorial。这tutorial很像我们中国传统的私塾，一位大学教师只指导两三个学生，体现了学生能够受到直接辅导的古典教育传统。像这样的教育，资源不足的大学是开销不起的。在美国，只有那几所最有钱的私立大学和博雅学院才保留了这样的传统，通常是在本科生做学士论文的那一年才开。

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一所大学的名声很大，学生都想到这儿来念书，为了满足需求，那所学校一个劲地扩大招生是不是就行了？这是不行的，没有限制的扩大招生是对受教育者和他们家庭的不负责任；久而久之，也会毁了那所大学的名声，因为你在粗制滥造你的产品——学生。所以说，师生比例必须有限度，它是衡量大学素质的重要指标之一。这就像一个国家，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师生比例有时还可以用另一种标准来衡量，就是一所大学里面班级的大小。在西方，班级是不固定的。比如：上“数量经济学”可能是十五人一个班；而上“微观经济学”，是二十五人一个班；如果上“国际金融投资”，可能是五十人一个班。看看历年每个班平均注册的学生是多少，以此作为标准，来衡量学生能不能得到教师的充分关注和指导。越是好的大学，学生得到的指导应该越多和越全面，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

6.大学各项硬件设备的量和质

还有个标准是学校的各种硬件设备，比如图书馆、实验室、电脑系统，以及学生宿舍、医疗室、饭厅、体育场地等等的建筑面积。不过有一点需要特别指明的是，国际上衡量大学的硬件设备的时候，会作两项严格的区分：把花在学习和研究设备上的钱，与花在生活设施上的钱分开；把花在图书馆、实验室、电脑系统“里面”的钱（也就是买书买设备），与花在它们“外面”的钱（也就是楼房建筑）分开。[19]

7.大学的财源

一个大学越有钱，它越有条件办得更好，除非它缺乏合适的内部和外部的制度环境。在美国，公立的研究型大学的资金来源除了政府拨款之外，民间和校友的捐款还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对于私立大学，这个比例更会高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但是大学吸收捐款要有一套法律和道德的规范。所以，一个大学的财源，往往并不是想接受多少就拿来多少；许多著名的大学面临着有很多钱该不该要的问题。换句话说，对于著名学府，常常是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比如说声誉）之间会发生严重的冲突。

有一件事对我教育不浅。大约在1980年代中期，我进哈佛念书不久，该校中东研究中心的主任被要求辞职，原因是他接收了一笔几百万美元的研究捐款，捐款是由一个中东国家提供的。他一开始只跟对方商量，在整个过程中都没有报告给校方，直到所有的细节都确定下来了，钱快要到位的时候，才上报给校方。校方认为，他违反了学校的规定。我们觉得很奇怪，他拿这笔钱并不是受贿，钱是用作研究经费的，钱的来源也清楚。有些学生怀疑他的辞职是种族歧视，因为他是少数民族裔。学生间就发生了争论：“该不该让这位主任辞职？”校方发现很多学生都不理解哈佛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原则，就作出解释说：中东地区世世代代都是冲突的中心，哈佛大学作为世界上研究中东问题最重要的中心之一，如果接受了这笔款项，事先不进行通盘的彻底的研究并使整个过程透明的话，那么，用这笔钱研究出来的成果，人家会说那是某某机构拿一大笔钱收买过来的，这就坏了学校的名声。另外，中东地区的谋杀、恐怖活动接连不断，而在那里还有很多哈佛大学的师生在做研究、去参加会议，如果有个国家或者组织与捐款的国家之间是生死仇敌，它会觉得哈佛大学是拿了它的敌人的钱在做着影响国际政治的重大研究，那么，在中东地区做研究、开会的哈佛师生的生命安全就会遭到威胁。所以，校方说，不要因为几百万美元的一笔捐款，来影响到我们的学术独立、大学声望和师生安全。为了几百万美元而冒这些风险，难道不觉得是对哈佛三百五十年传统的伤害吗？不要说几百万美元，中东的有些产油国家政府曾经提出捐助最高上亿美元，但我们在仔细权衡后，考虑到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学术独立、大学声望，就婉言谢绝了。

这件事情对于刚进学校的我们确实是很大的教育。所以说，著名大学的财政，不光是指会找钱（因为主动上门想给你钱的人很多），更重要的，它牵涉到找钱和接受钱的原则和程序。哈佛大学的第二十五任校长（1971-1991年在任）Derek Bok，在任期中遇到过很多关于捐款的事，他在他那本经验之谈的书里有对几个案例的讨论。[20]校方的最基本的立场是，不管接受哪里来的捐款，都要保证学校的学术独立和学校的声誉不受到损害，所以要求大学的任何一部分在同意接受捐款之前，必须向校方最高层报告，以便作通盘的考虑和权衡。

8.历届毕业生的成就和声誉

大学既然是知识创新、知识传播的机构，那么，毫无疑问，即使有再好的教授、再多的钱，最后也要看看它们的产品，就是它们的毕业生在社会上的成就。衡量历届毕业生的成就，并不仅仅是看多少人做了大官，挣了大钱，更重要的是看多少人在各行各业里处于创新的前沿、处于领先的位置，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那些对人类的观念和知识的创新、对社会的制度创新起到先导作用的毕业生。换句话说，一所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如果在各行各业都有自己出色的代表，在那些最具争议的、对社会走向影响深远的大事件中，每一方都有本校的毕业生，那就说明这所大学培养的学生什么都敢于想象，什么都敢于尝试，是这所大学生命力的最佳表征。

一所大学的历届毕业生会成为学校和社会乃至全球之间联系的动力和网络。美国、英国、德国、法国那些古老的大学对自己的毕业生有不断的关怀，很令人感动，让毕业生把大学当作自己的大家庭。比如说，你只要在哈佛大学获得过一个正式学位，那么，终你一生，不管在什么地方，你永远都具有两个权利：就是你可以选举“哈佛大学校董事会”（The Board of Overseers of Harvard University）的成员，它一共有三十个成员，是大学的最高监事机构；你还可以选举“哈佛大学校友会”的领导机构（Directors of Harvard Alumni Association）。不论你在什么地方，只要你给学校留过一个地址，学校每年都会把选票以及时的方式送给你。这会使你心里暖暖的，觉得学校这么信赖我，我也应该为它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9.学校的综合声誉

对于一所研究型大学来讲，学校的综合声誉至少包括两种衡量指标。第一是让其他研究型大学的校长、院长、系主任、资深教授在匿名的情况下，对它的对口系科、学院、学校整体进行评价，看看在本专业同行们的心目中，这所大学的哪些专业办得好，好到什么程度；这是“内行看门道”的评价。第二种，是用人单位的评价。比如，评价一个大学的法学院办得怎样，它的课目如何，毕业生的素质、能力如何，要去问这个国家的法院法官，和最主要的法律公司的资深律师。对于工商管理学院，要问大公司、银行等等工商企业的资深管理人员。把教育界的同行和用人单位的评价结合起来，来衡量一所大学办得怎样，这比去问政府机构的行政官员，要合理得多。

学校的综合声誉非常重要，在以上的九条标准中，它占有很大的分量。

以上的九条每一条都很复杂，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简单地勾勒一下。这套评鉴体系的核心是：评鉴标准的取向是尽量多元的，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可以垄断整个的评鉴过程。同时，评鉴标准和评鉴机构本身也处于不断的被评鉴之中，没有任何一方可以拒绝被评价，你必须向公众说明你用的那些标准的道理和你的资料的来源，不能黑箱作业，不能让权力和商业利益随意操纵。[21]你要是做得不合理，就会遭到公开的质疑。更均衡、更细致、更综合的标准就是这么发展出来的。[22]

比如说，最近几年有些大学评比的标准中，加上了新的“子标准”：学生家长的评价，他们是学费的主要支付人，当然会很认真地比较收费差不多的学校，对孩子们提供的教育素质有没有显著的差别；学生们的评价——这一条可望在以后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们毕业的时候与他们入学的时候相比，对自己所上的大学的评价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换句话说，有了四年的亲身经验，学生们觉得当初是选对了还是选错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怎么样？从拿到学位到找着第一份工作，平均花了多少时间？毕业生的起点平均工资是多少？这些指标对那些专业学院特别重要，比如说在工商管理学院中间，从获得工商管理毕业证书的那天起，到找到第一份工作，这中间所花费的时间就部分地说明了这个学院的“成品”在人才市场上是否抢手。如果这所学院的课程设置很好，历届毕业的学生都很能干，那么它的学生就更容易找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