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 觉醒

请愿学生：“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南方的广州军政府组成联合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在会上，中国代表团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帝国主义列强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软弱无能的北京政府也已经准备在“合约”上签字。在这种情况下，和会代表提交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归还中国在山东的德租界和胶济铁路的主权，以及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等不平等合约，但英、美、法、日、意等国不顾中国呼声，在4月30日签订了《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中国人的不满。

而另一方面，北洋军阀政府对抗议帝国主义强盗行为的集会进行了残酷镇压。当凡尔赛合约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在5月1日、2日传出后，一场反帝爱国革命运动便在北京爆发了。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和北京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在北大集会，决定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手指，血书“还我青岛”4字。当晚，北京高师的工学会也召开会议，决定次日对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采取激烈行动。

清华大学的学生在焚烧日货

1919年5月4日，由于北京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失败，北京学生发动了大规模的示威运动，他们在天安门集会，提出了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要求。图为5月9日清华大学学生在操场焚烧日货，以示对日本和北京政府的抗议。

北京高校欢迎获释的被捕学生

1919年5月7日，在学生罢课及北京各界人士的声援下，北京的被捕学生被释放。图为获释的学生在欢迎会现场，被举抬者从左到右为唐英国、赵允刚、薛荣周、初大告、向大光、杨明轩、王德润和陈荩民。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北京高师、汇文大学、中国大学、高等工业学校等12所学校的学生3000多人，来到天安门前集会。学生们手执写有“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等口号的旗帜，一致要求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学生们一路游行示威，但是至北京东交民巷西口，被使馆巡捕和政府军警拦阻，学生们义愤填膺，奔向赵家楼胡同找曹汝霖问罪，曹汝霖慌忙躲避，正在他家做客的章宗祥被学生捉住痛打了一顿，学生们捣毁了曹宅器具，并火烧曹宅。起火后，学生们陆续散去，大批军警赶到，将尚未离去的32人捕去。

5月5日，北京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同学，惩办卖国贼，拒签巴黎和约，并提出反帝反封性质的口号——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呼吁社会各界与学生一致联合反帝反封建。

5月11日、14日，上海和天津成立学生联合会，支持北京学生运动。同时，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都举行运动，给予北京学生支持。

6月3日，北京学生运动扩大化，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这一行动也遭到北京政府的镇压，170余人被军警逮捕。第二天，军警逮捕学生700余人，这也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6月5日，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以响应学生的示威运动。在之后的几天内，上海的罢工工人达到六七万，其影响波及各地，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也随之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游行。

6月11日，陈独秀等在北京前门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提出“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的主张，指出要以实际行动来反对北京政府，因此被捕。

面对着各地学生团体和工人阶级的运动，北京政府不得不做出行动：北京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五四运动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内惩国贼”的口号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而“外争国权”的目标还需要更多时间和更多人的共同努力。

从形式上看，五四运动主要是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但是从其社会背景来看，此次运动的影响很大，它不仅波及了中国思想文化，进一步促进了反封建思想的发展，还影响到了社会经济潮流、教育，甚至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此外，在当时特殊的背景下，五四运动提出了科学、民主的口号，与复古思潮针锋相对，五四青年的爱国精神、为真理和正义而不畏强暴的精神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