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世祖

世祖名福临，太宗第九子，以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丁亥袭父位。由叔父睿亲王多尔衮、从叔父郑亲王济尔哈郎同辅政。诏以明年为顺治元年。事既定，即以兵乘明之扰，累犯关外诸城，然不能薄关门也。顺治元年三月十九日丁未，李自成陷京师内城，帝自经。自成称帝，国号大顺，改元永昌。四月初四日辛酉，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启摄政王入定中原，略言：

上帝潜为启佑，正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成丕业以垂休万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中原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间有一二婴城负固，自为身家计，非为君效死也。明之受病，已不可治，大河以北，定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耳。我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今日当任贤以抚众，使之近悦远来，蠢兹流孽，亦将臣属于我。彼明之君，知我规模非复往昔，言归于好，亦未可知。倘不此之务，是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举已成之局而置之，后乃与流寇争，非长策矣。往者弃遵化，屠永平，两经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为无大志，纵来归附，未必抚恤，因怀携贰，盖有之矣。然而有已服者，有未服宜抚者。是当严申纪律，秋毫勿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贤能，恤无告，风声翕然，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吏移其妻子，避患于我军，因以为质，又拔其德誉素著者，置之班行，俾各朝夕献纳。王于众论，择善酌行，闻见广而政事有时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趋燕京，或相机进取，要于入边后山海、长城以西，择一坚城，顿兵而守，以为门户，我师往来，斯为甚便。

文程此言，于清之开国，关系甚巨。摄政王时非一人，故文中累称摄政诸王。清侥天幸，以多尔衮入关成大功，其明达足以听纳正论。然其时能持论者，实无几人，旧人中唯文程，降臣中唯洪承畴，为有见地，而多尔衮皆能虚受其言。此文为文程预定大计之始，盖犹但料明之必亡，尚未知明帝之已死也。《东华录》所载如此。清《国史》本传已修饰而失真相，《史稿》更甚。今虽未见初修之《太宗实录》，要知《东华录》中文程之文，必犹近原状，以其暴露清军以往之态度，尚非有成大业之志，必为后来之所讳言也。自今以前，武力劲矣，招降纳叛之道得矣，唯要结关内之人心，殊未留意。所留意者在钞掠，自不能恤人疾苦。自今乃以救民水火为言，多尔衮深纳之，此为王业之第一步。是月七日甲子，祭告南伐。翌日乙丑，赐多尔衮大将军敕印。丙寅启行，十三日庚午，次辽河，已知北京破。以军事咨洪承畴，承畴上启，略如文程指，皆为清有天下之大关键。而多尔衮之能听受，则天之所以厚清而生此美质也。承畴略言：

我兵天下无敌，将帅同心，步伍整肃。流寇可一战而除，宇内可计日而定。宜先遣官宣布王令：此行特扫除逆乱，期于灭贼，抗拒者诛。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降者官则加升，军民则秋毫无犯；不服者，城下之日，诛其官吏，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内应立大功者，破格封赏。法在必行，此要务也。流寇遇弱则战，遇强则遁，今得京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一闻我军至，必焚宫殿府库西遁，贼之骡马不下三十余万，昼夜兼程可二三百里。我兵抵京，贼已远去，财物悉空，亦大可惜。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即行追剿；倘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庶逆贼扑灭，神人之怒可回，更收其财畜以赏士卒，殊有益也。明守边兵弱马疲，犹可轻入；今恐贼遣精锐，伏于山谷狭处，以步兵扼路。我国骑兵不能履险，宜于骑兵内选作步兵，从高处觇其埋伏，俾步兵在后，比及入边，则步兵皆骑兵也，孰能御之？抵京之日，我兵连营城外，断陕西、宣府、大同、真、保诸路来攻，流寇虽不能与大军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汉兵轻视之。

承畴此言，已知自成据京师，犹未料其先已东来及吴三桂导引入关，并不用马步迭代之法。悬兵度险，天之所启，事半功倍。然承畴固老谋深算、久熟内情之言也。

先是京师日危，明用蓟辽总督王永吉议，弃关外诸城，召宁远总兵吴三桂入卫。三桂徙宁远兵民五十万众而西，抵丰润，闻燕京已陷，不敢前。自成拘三桂父襄招三桂，而遣降将唐通、白广恩率兵向关门。三桂闻家口被掠，怒作书绝父，且急遣使至多尔衮军前乞师。多尔衮时尚未至宁远，得书即进，途次复得三桂促进之书，兼程而行，距关十里。自成以三桂抗不受招，自将精锐二十万东击三桂，又令唐通等前锋二万骑绕出关外夹攻。多尔衮逆击，败通等于一片石。翌日，师至关，三桂出迎，大军入关。自成率众自北山横亘至海，严阵以待。是日大风，尘沙蔽天，军少，不及自成之半，多尔衮命三桂兵居右，满洲兵在其左，令曰：“敌阵大，首尾不能顾，可鳞次集我兵，对贼阵尾突之，必胜。”三桂受命，先搏战当之，风沙中咫尺莫辨，力斗良久，军士呼噪者再，风旋止，满洲铁骑横跃入阵，所向摧陷，自成方挟明太子诸王于高冈观战，俄尘开，见甲而辫发者，惊曰：“满洲至矣。”遂土崩，逐北数十里，斩获数万。自成离京师，焚宫殿，载辎重西走。多尔衮令三桂及阿济格、多铎兼程追击，勿入京。即军前承制进三桂爵平西王，令关内军人皆剃发，誓诸将曰：“此行除暴救民，灭贼安天下，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违者罪之。”榜谕官民以取残不杀共享太平之意。自关以西各城堡百姓逃窜山谷者，皆还乡里剃发迎降，用文程、承畴等言也。

五月初二日己丑，多尔衮至燕京，故明文武诸臣皆出迎五里外。下令禁兵士入民家，百姓安堵。多尔衮入居武英殿。盖宫殿遭焚残破，唯此殿独完也。翌日庚寅，令兵部传檄直省郡县：归顺者官吏进秩，军民免迁徙，文武大吏籍户口钱粮兵马亲赍至京，观望者讨之。故明诸王来归者，不夺其爵。在京职官及避寇隐匿者，各以名闻录用。卒伍欲归农者听之。又翌日辛卯，令官吏军民为明帝发丧，三日后服除，礼部太常寺具帝礼以葬。初六日癸巳，令故明内阁部院诸臣：以原官同满洲官一体办理。初八日乙未，阿济格等报及李自成于庆都，击败之，追至真定，又破走之，近畿诸郡县皆降。二十二日己酉，葬故明庄烈帝，后周氏，妃袁氏，熹宗后张氏，神宗妃刘氏，并如制。先是，三月二十八日丙辰，迁帝后梓宫于昌平，昌平人启田贵妃墓以葬，至是用帝礼为改葬也。至七月庚子，并设故明长陵以下十四陵官吏，司守护焉。

霸者假借仁义，亦可与王者同功。要其优礼前代之意虽假，而于宽恤民生，使久罹水火之人倚我以图苏息，则事实不可诬也。当天命、天聪间，未尝不厚结关外之人及关内来归之人，然未能推此意于关内。观其累次犯塞，辄挟告天七大恨榜文，向关内军民布告，此于收拾人心有何益处？岂明之军民见此榜而代为不平，亦有仇明顺敌之意乎？固知天聪以前，清固以悍夷自处，绝未有得天下之意识也。崇德改元以后，亦未见若何改观。及此而始自命王者之师，居然大异于昔。多尔衮于征朝鲜时，《朝鲜实录》中载其举动，在满洲中独为温雅得体，固其资质之美，即天之所以启女真，生才非意想所及也。而其最大之献纳，莫如范文程，节录文程清《国史》本传如下：

文程从师渡辽河，吴三桂来乞师，文程曰：“闯寇猖狂，中原涂炭，近且倾覆京师，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选练，诚声罪以临之，恤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复言：“好生者天之德，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欲统一区夏，非义安百姓不可。”于是申严纪律，妄杀者有罪。既败流贼二十万于山海关，我兵长驱而西，民多逃匿，文程草檄宣谕曰：“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所诛者唯闯贼。师律素严，必不汝害。”民心遂安。师入北京，建议备礼葬明崇祯帝。时宫阙灰烬，百度废弛，文程收集诸曹册籍，布文告，给军需，事无巨细，咸与议焉。

以上见摄政王之所行，皆文程之所议拟。其尤为清一代永久惠民之政者，则立除明季加派一事，能立起人民乐生之心，而天下已大致定矣。至清一代竟能永行之，以不加赋为祖训，为定制，此则清之自有器量，能收名臣之用者，必其意度亦本与契合可想也。《文程传》又言：

明季赋额屡增，而籍皆毁于寇，唯万历时故籍存。或欲于直省求新册，文程不可，曰：“即此为额，犹恐病民，岂可更求哉？”自是天下田赋，悉照万历年间则例征收，除天启、崇祯年间诸加派，民获苏息。

摄政王既定燕京，即派员率师先定山东、山西，盖由近渐及远省。明福王以五月戊子朔，由马士英以兵拥戴入南京，初三日即监国位，十五日进称帝，建号弘光。当拥立福王时，向时持清议者，皆以北都党案反复，王为郑贵妃孙，郑氏乃造成各案之主体，又以王失教无善行，意不欲赞定策议。为士英所胁，而诸不快意于清流者群和之，自始即挟有意见。以诸正人于拥立有异议，激王疏远正人，出史可法于外，以士英当国，起用阉党阮大铖，尽翻逆案。国事皆在马、阮，王又童昏，南都事不可为。而摄政王于六月十一日丁卯，与诸王大臣定议，建都燕京，遣使奉迎车驾。世祖以九月十九日甲辰，自正阳门入宫。十月乙卯朔，亲诣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颁大清《时宪历》。翌日丙辰，以孔子六十五代孙允植袭封衍圣公，其五经博士等官袭封如故。十日甲子，上御皇极门颁诏天下，大赦。乃议佐命开国亲郡王及满洲诸臣封爵，所司损益前典以闻，并察归降文武官绅，其先后轻重之序如是。诏中除宣赦外，悉数蠲除明季苛杂加派赋税，地亩钱粮悉照前明会计录，自顺治元年五月朔起，如额征解，盐法亦然。凡加派各饷，俱行蠲免，仍免本年额引三分之一。又自五月朔以前，所有本色折色各数十种款目钱粮，逋欠在民者，一律豁免。另一款亦系豁除逋征，当是指虽无民欠实据，亦概予豁除。至五月朔以后之蠲免，则大军经过地方，仍免征粮一半，归顺州县，非经过者，免本年三分之一。关津商税普免一年。明末所增之商税则永豁免。曾经前明因兵灾全免钱粮之地方，仍予全免，不在免半及三分免一之例。近畿六十八卫军人，明时派供内廷柴炭，永免且禁私派，招商办买充用。京城行商车户佥派徭役，及北直、河南、山东、山西等省截银，明末所已免派免解者，均照现行事例蠲除。京师东、中、西三城，因屯扎禁卫军人，不得已令官民之家迁让，其迁居之户，所有田地不拘坐落何处，概免租赋三年。南北城居家虽不迁徙，而房屋被人分居者，亦于所有田地不拘坐落何处，概免租赋一年。丁银不照原有定额，查核老幼废疾，并与豁免。军民年七十以上，许一丁侍养，免其徭役。明季直省屯田司助工银两，准予豁免。直省漂流挂欠及明系侵没之钱粮，已经追比在官者，自五月朔以前事件，一律免追释放。经寇劫失之钱粮亦同。凡此皆从明末人民生计之苦，曲折体贴，又于明时已有之惠恤，不因现在加惠之通令，转有废阁。此诏适合人民苦于征纳、思解倒悬之心理，与未入关前对待关内方法截然不同。出以世祖登极诏书，实即摄政王听纳群言、熟察民瘼所得之结果，其余培风化、收人望、敬礼先代帝王贤圣、守护明代陵寝诸端，皆合中国旧来崇尚，无复夷风。摄政王乐引汉人，为满洲旧人所嫉，此亦其所收之效也。诏榜今尚有存者，《东华录》亦载全文，不能备录。《清史稿·世祖纪》已有所删节矣。

方世祖将即位时，明使左懋第、马绍愉、陈洪范奉金币求和，为割地偏安计。不报。既继位后，逾两旬，以十月二十五日己卯，命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进取江南。先清河南北未服军民屯堡，所过悉平。阅数日，以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西讨李自成。两王皆摄政王同母兄弟。英王直由绥德取延安、州，断自成军西窜之路。豫王自河南破自成军于潼关，连败之，至西安，自成被迫东走出陕。乃命豫王移师向江南，英王专事自成，时在顺治二年四月。以是月十八日庚午，豫王师至扬州，谕明督师阁部史可法等降，不从。二十五日丁丑，克扬州，可法不屈见杀。五月初五日丙戌，清师渡江，明守将郑鸿逵等舟师溃，遂陷镇江，由丹阳、句容抵南京。初十日辛卯，明弘光帝先遁。翌日，马士英亦遁。南都士民拥狱中所囚崇祯太子出监国。十五日丙申，豫王至南京，勋臣赵之龙、阁臣王铎、部臣钱谦益等以城降。南都既下，明所以系人心者略尽。以后隆武之在闽，鲁监国之在海上，永历之在两粤、滇、黔，奔迸流离，保存名号而已。

崇祯太子之狱，始于是年三月。弘光及马、阮，以北来之太子为伪，下之狱，而朝士多信为真。士民不慊于时政，亦诽议君相。其先于上年十二月，北都先见崇祯太子，清廷以为伪，杀之，并杀认太子为真者。至南中复见太子，史可法得北使左懋第等讯，知太子已被害于北，不附和继至之太子，朝士则谓可法受马、阮胁制而然。然余考之，北都太子实不伪，即南都太子非真也。余别有专论，于此不复赘。六月，明总兵田雄、马得功等执弘光献于豫王。闰六月，英王追李自成至湖广。势穷入通城之九宫山，自缢死。是时，明唐王聿键即帝位于闽，建元隆武，鲁王以海称监国于浙。豫王多铎既克南京，并下杭州，旋召还，以贝勒勒克德浑代将。三年正月，又以太宗长子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征四川。至冬十一月，清军平闽，隆武帝殉。豪格入川，张献忠战死于西充。会明遗臣复立桂王由榔于肇庆，改元永历。自成、献忠余部巨万数，先后归之。南明之兵多为归附之众，自隆武倚郑芝龙立国，郑氏即前时受抚之海寇，至永历又尽收张、李余部，不收则无兵可作声势，收之亦无弹压之力，非唯不足图功，亦且备受屈辱。清对南明，亦用汉人为前驱。使相屠杀，是为吴、尚、耿、孔四王之兵。吴三桂原为明将，所统为明之官军，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皆毛文龙旧部，实盗类也。清用此诸军，自有八旗为中坚，以监督之，其势自不敌。然犹亘十余年，终世祖之世，未能悉平南方。圣祖即位后，永历帝乃为缅甸所缚献，鲁王亦卒于台湾。自是无与清对立之明。以国统言，自康熙元年以后，始为真统一中国。在述清史者可认为主体，不复以清与明为分别之词矣。

世祖开国之制度，除兵制自有八旗为根本外，余皆沿袭明制，几乎无所更改。明之积重难返，失其祖宗本意者，清能去其泰甚，颇修明明代承平故事。顺治三年三月，翻译明《洪武宝训》成，世祖制序颁行天下，直自认继明统治，与天下共遵明之祖训。此古来易代时所未有。清以为明复仇号召天下，不以因袭前代为嫌，反有收拾人心之用。明祖立法，亦实有可以修明之价值，若闭关之世不改，虽至今遵行可也。故明之代元，史家极应研究其制作。清之代明，纲纪仍旧，唯有节目之迁流，自非详考不足标其大异之点。八旗制已有详考，余从略。其驭宫廷阉宦之法，清实大胜于明。但在世祖开创时，亦已模仿明制，十年六月，设内十三衙门，严为限制，令宦官不得过四品。十三年六月，又仿明祖立铁牌，禁内官干政。此皆有复蹈明阉祸覆辙之渐。十五年三月，有大学士陈之遴、前恭顺侯吴惟华贿结内监吴良辅之狱。之遴、惟华流徙籍没，之遴遂死贬所。吴监被旨严饬，而世祖卒爱昵之，崩前五日，《实录》已书不豫，而是日尚幸悯忠寺观吴监祝发，其为自知不起，令吴监避祸耶？抑自恐命促，令所爱代为出家以媚佛求佑耶？二者必居一于此。要之世祖御世时，无改革阉寺之计，其处斩吴良辅及废十三衙门，乃世祖崩后太后及辅政诸臣之意。此《清史》之所不详，见余《三大疑案考实》。

清入关创业，为多尔衮一手所为。世祖冲龄，政由摄政王出。当顺治七年以前，事皆摄政专断，其不为帝者，摄政自守臣节耳。屡饬廷臣致敬于帝，且自云：“太宗深信诸子弟之成立，唯予能成立之。”以翼戴冲人自任，其功高而不干帝位，为自古史册所仅见。薨于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戊子，当时犹用帝礼，庙上谥，称成宗义皇帝，以称其实。乃未几以属下首告，王曾制八卦黄袍，令与大东珠朝珠、黑貂褂潜置棺内等事，坐以悖逆之罪。夫既以帝号加之，凡形式上之帝制，何者为不可犯？此与追尊之诏岂非矛盾？唯王与肃王不合，囚王致死，而又取其福晋，肃王为世祖长兄，于此事不无怀愤。又于顺治五年冬至，初次郊天恩诏，尊称王为皇父，世乃传太后有下嫁摄政王之事。今见之笔墨者，唯明遗臣张煌言之《苍水诗集》，有“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之句，确为当时人语。然苍水以邻敌在远，仇恨所敌，因传闻而作揶揄之词，难为信史。世所传则谓春官指礼部尚书，而其人则坐以钱谦益，以附会谦益之所以为高宗深恶，且传有谦益撰太后大婚诏文，清亡后顿见传播，而故老亦多信之。余考谦益未为礼部尚书，多尔衮称皇父时，谦益去国已久。且考《朝鲜实录》，当时有“拟议摄政称皇父”之语，并不涉及太后之下嫁，即其未奉大婚诏之明证。唯旧《东华录》议多尔衮罪时，有“身到皇宫内院”一语，或可为事有暧昧之据，但不必为太后有私，且有私亦与下诏大婚公然称庆有别。以其坦然尊为皇父，转信其非有暧昧之惭，直如古者尚父、仲父之君尊其臣而已。此事详见余《三大疑案考实》，不具录。摄政王之身后获咎，因缘世祖之心有不平，亦因郑亲王济尔哈郎始本同为摄政，后以多尔衮功高，己为所掩，后于四年七月又停其辅政之职，而代以多尔衮之同母弟多铎。多铎于定天下实亦功高，先摄政而死，至摄政死后，郑王再起辅政，有报怨之心，益构摄政之罪。观高宗之为摄政昭雪，极道世祖冲年受惑，诬此贤王，则其子孙自有公论，要为开创时之一大反复，不可不记者也。

当世祖时，南方尚未悉定，然朝廷已见开明之象。前七年为摄政代行，亲政以后，虽有攻异端，宠侧妃，不无太过之失，然资禀英明，不至妨政。世传世祖之崩御非实，乃缘爱宠董鄂妃，妃死而帝为僧以殉之，盖以媚佛、宠妾并为一谈。余别有《世祖出家考实》，为三疑案之一，有以深明其不然。要其媚佛而不以布施土木病民，宠妾而不以女谒苞苴干政，唯见其理解之超，情感之笃，萧然忘其万乘之尊，真美质也。自摄政王好延揽汉人，用陈名夏，而南方名士多所荐起。亲政以后，政策仍前，由八旗掌握实力，天子则乐就汉人文学之士，书恩对命，绰有士大夫之风，居然明中叶以前气象。正、嘉以后，童昏操切之习略无存者，天下忘其为夷狄之君焉。顺治朝，通摄政、亲政两时期观之，其有君人之度，略无更改。摘数事为例：

二年五月壬午朔，河道总督杨方兴进济宁州瑞麦，有三四歧者，有八歧、十歧者。得旨：“时和年丰，人民乐业，即是祯祥，不在瑞麦。当惠养元元，益加抚辑。”

是月丁酉，故明中书张朝聘输木千章，助建宫殿，自请议叙。谕以“用官唯贤，无因输纳授官之理”，令所司给直。

三年七月壬戌，江西巡抚李翔凤进正一真人张应景符四十幅。得旨：“凡致福之道，唯在敬天勤民，安所事此？朝廷一用，天下必致效尤，其置之。”

四年正月丙午，河南巡抚吴景道以芝草产于嵩山，表贺。得旨：“政教修明，时和年稔，方为祥瑞。芝草何必称奇？”

八年正月己未，世祖将亲政之前一日，户部尚书觉罗巴哈纳等入奏事毕，上问曰：“外间钱粮，有无益之费否？”巴哈纳等奏曰：“有。京师营建，用临清砖，土质坚细，遣官一员烧造，分派漕船装载抵通，又由五闸拨运至京，给与脚价。”上曰：“营造宫殿，京师烧砖，尽可应用，又费钱粮拨运，甚属无益。漕船远涉波涛，已称极苦，用令装载带运，益增苦累。临清烧造城砖，着永行停止，原差官撤回。”越三日壬戌，江西进额造龙碗。得旨：“朕方思节用，与民休息。烧造龙碗，自江西解京，动用人夫，苦累驿递，造此何益？以后永行停止。”

此可知入关以后，摄政与亲政时代无殊，皆能用中国贤明之君为法，定天下固自有气度也。明季习于苛敛，摄政时用范文程言，一切厘革。然乱世宵人，伎俩百出，尝试不已，非有明决之识，真实之意，辄为群小所眩惑。“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真知此意者少矣。顺治朝不肖疆臣，时时有规复加派之请，辄废黜不行。举例如下：

清《国史·土国宝传》云：五年五月，仍授江宁巡抚。苏、松、常三府白粮，明季佥民户输运，民以为苦。至是复明初官运制。国宝言：“民户一遇佥点，往往倾家，今改官运，一切皆给于官，而经费不敷。请计亩均派运费，民皆乐从。”谕曰：“佥点固属累民，加派岂容轻议。”下部察核，官运经费果不敷否。部臣言：“经费未尝不敷，唯严绝克减虚冒诸弊，则用自裕。”黜国宝奏不行。华亭县有义田四万八百余亩，明光禄寺署丞顾正心置以膳宗族助差徭者。国宝初抚吴，即令有司收其米四万三千余石给兵饷。及国宝降调（以擅杀非阵擒之吴易党降调），周伯达代为巡抚，以改充织造匠粮入奏。户部议：“令察勘义田在明时曾否题明，创置者有无子孙。”至是国宝以实覆奏。户部尚书巴哈纳、谢启光等核议：“义田所以恤贫助徭，非入官之产，宜仍令顾正心子孙收获。至兵饷匠粮，皆有正项取给，其擅用义田米，责国宝偿还。”六年，国宝疏请加派民赋佐军需。给事中李化麟言：“加派乃明季弊政，民穷盗起，大乱所由。我朝东征西讨，兴师百万，未尝累民间一丝一粟。今国宝遽议加派，开数年未有之例，滋异日无穷之累。”上复黜国宝奏不行。

此皆摄政时事，后亦持之甚谨，终清一代，以永不加赋为大训，真所谓殷鉴不远，以实心行之，非高呼爱民、图一时宣传之用者比矣。明之余弊，窟穴于其中者迭试不已，能受善言，乃能扑灭之。复举厂卫缉事之弊。再见一例：

《清史稿·季开生传》附《张国宪》：疏言：“前朝厂卫之弊，如虎如狼，如鬼如蜮。今易锦衣为銮仪，此辈无能，逞其故智。乃臣闻有缉事员役在内院门首，访察赐画。赐画特典，内院重地，安所用其访察？城狐社鼠，小试其端。臣窃谓宜大为之防也。”疏入，下廷臣议禁止，得旨：“銮仪卫专司扈从，访役缉事，一概禁止。”厂卫之祸始息。

世祖善画，得自天授，侍从之臣，往往蒙赐，具见诸家记载。此赐画自必指此，亦见其禀质之美。

世祖朝为人诟病之政事，莫如圈地、逃人两事。此为国初瞻徇满人，不得不行之策。圈地尚止一时，督捕逃人历时较久，相传为清朝之罪恶，不可不一述其真相。

（一）圈地。据《东华录》及《史稿·世祖纪》，谕户部清查无主荒地，给八旗军士，事始元年十二月丁丑。然在前十余日己未，顺天巡按柳寅东奏已言清查无主地，面条陈其圈换五便。则朝议当已发动在前。考是年七月癸卯，太监吴添寿等请照旧例遣内员征收涿州宝坻县皇庄钱粮。摄政王谕：“差官必致扰民，着归并有司另项起解。”是为畿辅原有明代不属民有之地，发动于内监，思擅其弊薮，有此自效，而摄政王不从。近畿皇室及勋贵本系占夺民间之地，已经积久，取以给入关之旗军，未为不合。自朝议将定，柳寅东始以圈换为请，则纷扰起矣，然亦图一劳永逸耳。寅东奏言：

无主之地与有主之地犬牙相错，势必与汉民杂处，不唯今日履亩之难，日后争端易生。臣以为莫若先将州县大小，定用地多寡，使满洲自占一方，而后以察出无主地与有主地互相兑换，务使满、汉界限分明，疆理各别而后可。盖满人共聚一处，阡陌在于斯，庐舍在于斯，耕作牧放，各相友助，其便一；满人汉人，我疆我理，无相侵夺，争端不生，其便二；里役田赋，各自承办，满、汉各官，无相干涉，亦无可委卸，其便三；处分当，经界明，汉民不至窜避惊疑，得以保业安生，耕耘如故，赋役不缺，其便四；可仍者仍，可换者换，汉人乐从，其中有主者归并，自不容无主者隐匿，其便五。

此奏下户部详议速覆，越十余日，谕行清查拨给，则以满、汉分居各理疆界为言，则用寅东策矣。是为圈拨所由起。若但拨无主地，即无所谓圈矣。

谕户部：“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予；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土地，良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区画。然此等地土，若满、汉错处，必争夺不止，可令各州县乡村满汉分居，各理疆界，以杜异日争端。”

圈而后拨，其兑换能否公平，当视承办之长官。然动必有扰，自不可讳。至外省驻防，亦有故明藩府庄田等在。又有满兵初到，秩序未定，如韩慕庐所记苏州城内所居里为旗兵圈占之事。此尤军兴时之变态，不足论矣。夫圈地之扰，若清代竟永远行之，其国祚必不能如此之久。当开国时不得已而暂行，则在历史上固为可恕，且世祖明有不得已之表示，较之明代溺爱子弟，向国民婪索庄田者，尚较有羞恶是非之心。至后来之永停圈地，则在康熙年间，其时亲贵已渐就范，不需屈法以奉之，故于康熙二十四年，有顺天府府尹张吉午一奏，户部不敢议准，而圣祖特旨俞允，此可见圈地一事之可已则已，清于病民之政，实未尝如明代之甚也。

《东华录》云：“康熙二十四年四月戊戌，户部议覆；‘顺天府府尹张吉午奏，请康熙二十四年始，凡民间开垦田亩，永免圈取。应不准行。’上谕大学士等：‘凡民间开垦田亩，若圈与旗下，恐致病民，嗣后永不许圈。如旗下有当拨给者，其以户部见存旗下余田给之。’”

（二）逃人。当清室在关外，为明建州卫时，往往掠汉人为奴，视为大利。被虏者逃至朝鲜，朝鲜辄解送中国，建州恨之，时为寇于朝鲜，以为报复。此积世纠缠之事，具见《朝鲜实录》。太宗既以兵力压伏朝鲜，乃严约不许解送，而汉人尚有逃入朝鲜以求庇者，朝鲜涕泣拒之，或有不忍坐视中国人为奴，私自纵还中国者，清必予以重罚。是为满洲督捕逃人旧法。入关以后，各旗风习如故，所欲得保障于国家者，以有逃人法为最要。而其时则情伪又不同，因立法之严，有冒充逃人以害良善之事，故清初以此事为厉民之大者。世祖虽知之，时方用八旗之力以定天下，不能违国俗，拂众情也。《史稿·李传》独详此事，录如下：

八旗以俘获为奴仆，主遇之虐，辄亡去。汉民有愿隶八旗为奴仆者，谓之投充，主遇之虐，亦亡去。逃人法自此起。十一年，王大臣议，匿逃人者给其主为奴，两邻流徙；捕得在途复逃，解子亦流徙。上以其过严，命再议，仍如王大臣原议上。十二年，上疏极论其弊曰：“皇上为中国主，其视天下皆为一家。必别为之名曰‘东人’，又曰‘旧人’，已歧而二之矣。谓满洲役使军伍，犹兵与民，不得不分；州县追摄逃亡，犹清勾逃兵，不得不严核：是已。然立法过重，株连太多，使海内无贫富良贱，皆惴惴莫必旦夕之命。人情汹惧，有伤元气，可为痛心者一也。法立而犯者众，当思其何利于隐匿而愍不畏死。此必有居东人为奇货，挟以为。殷实破家，奴婢为祸，名义荡尽，可为痛心者二也。犯法不贷，牵引不原，即大逆不道，无以加此。破一家即耗一家之贡赋，杀一人即伤一人之培养。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今乃用逃人法戕贼之乎？可为痛心者三也。人情不甚相远，使其居身得所，何苦相率而逃，况至三万之多？其非尽怀乡土、念亲戚明矣。不思恩义维系，但欲穷其所往，法愈峻，逃愈多，可为痛心者四也。自逮捕起解，至提赴质审，道路驿骚，鸡犬不宁。无论其中冤陷实繁，而瓜蔓相寻，市鬻锒铛殆尽。日复一日，生齿凋残，谁复为皇上赤子？可为痛心者五也。又不特犯者为然，饥民流离，以讥察东人故，吏闭关，民扃户，无所投止。嗟此穷黎，朝廷方蠲租煮粥，衣而食之，奈何因逃人法迫而使毙？可为痛心者六也。妇女踯躅于郊原，老稚僵仆于沟壑。强有力者，犯霜露，冒雨雪，东西迫逐，势必铤而走险。今寇孽未靖，招抚不遑，本我赤子，乃驱之作贼乎？可为痛心者七也。臣谓与其严于既逃之后，何如严于未逃之先？今逃人三次始行正法，其初犯再犯，不过鞭责。请敕今后逃人初犯即论死，皇上好生如天，不忍杀之，当仿窃盗刺字之例：初逃再逃，皆于面臂刺字。则逃人不敢逃，即逃人自不敢留矣。”疏入，留中。后十余日，下王大臣会议，佥谓所奏虽于律无罪，然‘七可痛’情由可恶，当论死。上弗许，改议杖，徙宁古塔；上命免杖，安置尚阳堡。逾年，卒。上深知逃人法过苛重，绌王大臣议罪。十三年六月，谕曰：“朕念满洲官民人等，攻战勤劳，佐成大业。其家役使之人，皆获自艰辛，加之抚养。乃十余年间，背逃日众，隐匿尤多，特立严法。以一人之逃匿而株连数家，以无知之奴仆而累及官吏，皆念尔等数十年之劳苦，万不得已而设，非朕本怀也。尔等当思家人何以轻去，必非无因。尔能容彼身，彼自体尔心。若专恃严法，全不体恤，逃者仍众，何益之有？朕为万国主，犯法诸人，孰非天生民，朝廷赤子？今后宜体朕意省改，使奴仆充盈，安享富贵。”十五年五月，复谕曰：“督捕逃人事例，屡令会议，量情申法，衷诸平允。年来逃人未止，小民牵连，被害者多。闻有奸徒假冒逃人，诈害百姓，将殷实之家指为窝主，挟诈不已，告到督捕，冒主认领，指诡作真。种种诈伪，重为民害。如有旗下奸宄横行，许督抚逮捕，并本主治罪。”逃人祸自此渐熄。

《传》所载，其奏疏见蒋氏《东华录》，而王《录》不载。世祖两谕，则王《录》有之，蒋《录》所未收也。想是王所据《实录》不书奏，盖不欲彰当时之过。意重治逃人，并不责旗下主家，而已为满人所忌恨如此。可见入关后之逃人，绝非关外时之比，乃恃国家设立重法，而旗下奸人与民人之黠者合成讹诈之局。原立法止罚重窝逃，不深究逃者，正欲保护还归之家奴，仍为旧主操作。奸人于是专放诱，投殷实之家寄宿，即以窝主诬之，以遂其索诈取盈之计。故重处逃人，即奸民有所畏而不敢为旗下之也。顺治间人文字中涉逃人者颇多，不能备录。唯其渐次救正，《传》言由于世祖之两谕，观其事实，则顺治朝犹未改督捕之功令，至康熙时乃并无所事于督捕，则弊根为已拔矣。兹先详督捕衙门之设立。

《史稿·魏管传》:“八旗逃人，初属兵部督捕，部议改归大理寺。管疏言其不便（时管为大理卿）。乃设兵部督捕侍郎专董其事。”时即以管为督捕右侍郎，见《东华录》十一年正月甲辰。《管传》失载，《贰臣·管传》亦失载。

清《国史·吴达礼传》:“十一年正月，上以八旗逃人日众，增设兵部督捕侍郎、郎中、员外、主事等官，另置廨署，专理缉捕事，擢吴达礼为左侍郎。”

《史稿·职官志》兵部下：“十一年，增置督捕满左侍郎、汉右侍郎各一人，汉协理督捕太仆寺少卿二人。寻改左右理事官满汉各一人。满汉郎中各一人。员外郎满洲七人，汉军八人，汉一人。堂主事，满洲三人，司主事一人（十四年增一人），汉主事六人，司狱二人，分理八司（当是旗各一司），掌捕政（三营将弁隶之）。十二年，增置督捕员外郎八人（旗各一人）。康熙三十八年，省督捕侍郎以次各官并入刑部，刑部止设督捕司，掌八旗及各省逃亡。”

顺治朝以八旗逃人为一大事，至兵部内专设衙门，而以京畿巡捕三营隶焉。官职繁多，其徇各旗王公之意无所不至。魏管以职掌论逃人事，流徙尚阳堡，李以科臣言此事继之，俱死戍所。王大臣言所奏于律无罪，然七可痛情由可恶，当论死。是论罪并不依律，但旗人以为可恶，即当论死耳。世祖亦曲从之，俾言逃人事者多死于戍所，故逃人事实为清初秕政。但至康熙中叶，已尽革此衙门，并刑部，仅为一司，所掌乃与各省应捕逃犯为同等，且旗下竟无逃人案，督捕司对旗务，转以防禁旗人无故离京为专责，则立法已平，旗人无所利于逃人，国法亦无所庇于纵逃之旗人，此事自然消灭。则一时之弊害，特国基未固时有此，尚非一朝怙恶不悛之事，如明之厂卫阉人比也。

世祖朝于明季朋党相攻，概不愿理其说。冯铨为阉党，而首先召用，至言官交攻，辄罪言者。当时用铨，取其明习故事，内阁票拟等明之旧法，由铨复行之。从前邪正派别，固非所当问。又其招降纳叛，封赏不吝，且持之以久，要之以信。降人封爵，直至清亡而始与同尽者甚多。此亦见定天下之气度，能使武夫悍将，释甲来归，功名可保，既降者心安，未降者亦知劝，检《史稿·封爵表》，一一可见。举一最显之事为例。如牛金星，为李自成丞相，明国亡君殉，皆系此人。当自成据燕京时，金星以宰相之威福，记载洋溢，逮自成败后，金星归宿，世颇忘之。《史稿·季开生传》附《常若柱》，乃悉金星入清之仕履，并世祖之优容焉。《若柱传》如下：

若柱疏言：“贼相牛金星弑君残民，抗拒王师，力尽始降，宜婴显戮。乃复玷列卿寺，颜朝右。其子铨同父作贼，冒滥为官，任湖广粮储道，赃私巨万。请将金星父子立正国法，以申公义，快人心。”得旨：“流贼伪官投诚者，多能效力。若柱此奏，殊不合理，应议处。”遂罢归。

以纠举金星为不合理而削职，似乎奖奸，然其时天下扰攘，方事招徕，以散乱势。若柱，陕西蒲城人，顺治四年进士，自庶吉士改给事中。则此必改官后所奏，事在世祖亲政前后，招降之事方急，所以待牛金星者如此，愿归者可以无疑矣。此所谓“雍齿且侯，吾属无患”，汉高所以为豁达大度，如此类矣。金星父子甘就此不重要之官，正新朝所视为奇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