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况周颐原序

词学极盛于两宋，读宋人词当于体格、神致间求之，而体格尤重于神致。以浑成之一境为学人必赴之程境，更有进于浑成者，要非可躐而至，此关系学力者也。神致由性灵出，即体格之至美，积发而为清晖芳气而不可掩者也。近世以小慧侧艳为词，致斯道为之不尊；往往涂抹半生，未窥宋贤门径，何论堂奥！未闻有人焉，以神明与古会，而抉择其至精，为来学周行之示也。彊村先生尝选宋词三百首，为小阮逸馨诵习之资；大要求之体格、神致，以浑成为主旨。夫浑成未遽诣极也，能循涂守辙于三百首之中，必能取精用闳于三百首之外，益神明变化于词外求之，则夫体格、神致间尤有无形之合，自然之妙造，即更进于浑成，要亦未为止境。夫无止境之学，可不有以端其始基乎？则彊村兹选，倚声者宜人置一编矣。

中元甲子燕九日，临桂况周颐

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在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中国文学谱系中，宋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词是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成熟的基础上和相应的北方音乐形式相结合的产物，它最初起于民间。中唐时，始为文人所注意，到晚唐五代，才被士大夫广泛运用，而在宋代发展至鼎盛。晚唐五代词的基本风格是“艳歌”，《花间集》《尊前集》所收作品多属此类，宋初的词坛也是沿着这一途径发展。

北宋中期，在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之下，宋朝文学逐渐走向繁荣，从事词创作的人越来越多。受到古文创作的影响，词的题材有了扩展，艺术价值亦随之提高。特别是柳永的创作实践使词反映的生活更加广泛。他在作品中使用大量的中调和长调，让词境得到了初步的扩大。

到了北宋后期，大文豪苏轼不仅从事诗歌、散文的创作，还致力于词的写作。苏词比柳词具有更为深广的社会内容与思想意义，他彻底打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观念，使词摆脱了音律的羁绊，形成了豪放派的词风，对后世词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以词言志，在南宋初期得到了充分体现。南渡后的词人大多忧国忧民，忠君爱国。但国势衰弱，使得这些不能征战沙场的爱国文人，无法实现为国立功的愿望，他们只有借由创作来抒发满腔的痛苦和愤懑。辛弃疾进一步发展了豪放词，辛派词人以议论入词，使词更加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

南宋中期社会比较安定，偏安局面已被大多数人接受，文人也已无力改变社会现状，因此享乐之风盛行，词成为文人遣兴言志的工具。姜夔在此期间开“清雅”词的先河。

南宋末年，社会动荡加剧，宋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此时，词的内容扩及社会各个层面，风格也更加多样化，婉约词、豪放词、清雅词并行发展。

宋词的发展与当时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宋朝最为活跃和最具代表性的文体。宋词的作家多、作品多，词集、词选不胜枚举。其中，由上彊村民朱孝臧于1924年编定的《宋词三百首》，是有代表性的、比较精到的选本。

朱孝臧（1857~1931），清代词人，字古微，后改名祖谋，号沤尹，又号彊村，归安（今浙江省湖州市）人。光绪九年（1883）进士，改庶吉士。历任国史馆协修，会典馆总纂总校，侍讲学士，擢礼部侍郎。光绪三十年（1904）出任广东学政。后因故辞官，归隐于苏州。工诗词，通格律，著有《彊村语业》等书。又曾编刻《彊村丛书》二百六十卷，汇集唐、五代、宋、金、元人词总集五种，宋词别集一百十五种，馀为唐及金、元词别集。

朱孝臧所选编的《宋词三百首》不持门户之见，兼收“豪放”“婉约”等各大流派的名篇，摒弃侧艳浮宕的辞章，选材范围广，分量也适中，全书浑成典雅。然而，任何一部选编都有编者的倾向性，本编也不例外。朱孝臧本人崇尚周邦彦、姜夔，尤其是吴文英，因他们的词词风婉约、讲求格律，故这些人的作品入选最多，而对于苏轼、辛弃疾等词风豪健的作品则重视不够，入选相对较少。另外，宋词中有些没有入选的词人词作其实不乏“浑成”之作，而有些入选的词作，情调消沉，不能代表宋词创作的最高水平。

本书对每一首词中生僻的字词、典故都做了详尽的解释，并且用流畅、优美的散文化的语言意译全词，努力使之通俗化，让读者能更加方便地理解词作的内容。另外，本书也力图解剖词人的思想，以接近古人写作时的社会背景、环境，让读者更深入了解词中的弦外之音。

词可陶冶性情，语短意长，直接诉诸情感，并带有节奏感，读起来心情容易平静、轻松、愉悦。就让我们一起来品味千古名词的绝妙意境，走进趣味盎然的宋词世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