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文献综述

因为我们的研究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因此在文献综述时将涉及三个层次：一是关于东亚工艺美术交流研究零星片断的汇集；二是对唐宋时期中、日、韩古代史料的系统梳理；三是对现存实物资料的甄别和选取。

1.2.1　既往研究

研究首先需要了解的是中国与日本、韩国工艺美术交流的背景情况，对此，已有不少文化交流史、贸易交流史和交通史方面的专著。

中日文化交流史方面，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的《日中文化交流史》⁽⁵²⁾是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一部著作，著作中的“隋唐篇”“五代·北宋篇”“南宋·元篇”涉及我们研究的唐宋时段，“隋唐篇”分别从遣隋使、遣唐使的人员构成、航路，对文化的吸收和贸易情况，遣唐学生、学问僧对文化的吸收，唐人、印度人、西域人的入籍和文化的移植，“五代·北宋篇”分别从五代时的日中交通、和北宋的往来，“南宋·元”篇分别从和南宋的贸易、入宋僧、入籍宋僧和文化移植等方面来展开论述，史料运用全面丰富，对文化交流的归纳详略得当，是我们了解唐宋时期中日文化、贸易、交通情况的提纲挈领式的重要著作。木宫泰彦同时还有名为《中日交通史》⁽⁵³⁾《中日佛教交通史》⁽⁵⁴⁾的著作，也大致是以《日中文化交流史》为蓝本，更强调交通路线和人员往来的梳理。另如由中日学者联合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是一套十卷本的卷帙浩繁的中日文化交流丛书，丛书分法制、历史、宗教、思想、艺术、文学、科技、民俗、人物、典籍十个方面分卷加以论述，横向揭示文化交流在两国产生的广泛影响和深远意义，纵向追溯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轨迹与流变过程⁽⁵⁵⁾。其中与工艺美术交流相关的艺术卷⁽⁵⁶⁾，分绘画、雕刻、工艺、书法、乐舞·戏曲·电影五个章节予以论述，虽然蜻蜓点水，不过对中日工艺交流的某些轨迹也有所勾勒。此外，周一良先生的《日本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⁵⁷⁾是一部关于中日文化交流的论文集，其中有《唐代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选择问题》《鉴真的东渡与中日文化交流》《入唐僧圆珍与唐朝史料》《荣西与南宋时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几个侧面》等几篇关于唐宋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论文，勾稽史实，发掘问题，富有启发性。此外，日本史学界对遣唐使的研究已有百年历史，森克己的《遣唐使》⁽⁵⁸⁾、东野治之的《遣唐使》⁽⁵⁹⁾《遣唐使与正仓院》⁽⁶⁰⁾《遣唐使船》⁽⁶¹⁾，古濑奈津子的《遣唐使眼里的中国》⁽⁶²⁾，森公章的《遣唐使与古代日本的对外政策》⁽⁶³⁾，上田雄的《遣唐使全航海》⁽⁶⁴⁾是其中卓有成就的代表性著作。当然，中国学者也积极参与到遣唐使的研究中，韩昇的《遣唐使和学问僧》⁽⁶⁵⁾，王勇主编的《东亚坐标中的遣唐使研究》⁽⁶⁶⁾围绕遣唐使为主的史实、交通、文化、艺术等展开论述，都有一定的参考性。

中韩文化史交流方面，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杨昭全、何彤梅的《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⁶⁷⁾，这部书中“隋与百济、新罗的关系”“宋与高丽之关系”“辽、金与高丽之关系”等章节详细论述了唐宋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人员、交通、贸易和文化方面的往来，对工艺美术品交流的背景和形式有所梳理。陈尚胜的《中韩交流三千年》⁽⁶⁸⁾是另一部关于中韩文化交流通史方面的力作，全书对两国的经济、科技、思想文化、典章礼俗、文学艺术分别作了简略但却全面的勾稽，对官方交流和民间交流的着力尤多。此外，陈尚胜的《入唐新罗人与唐罗文化交流》⁽⁶⁹⁾《唐代的对外开放政策与唐罗关系》⁽⁷⁰⁾，黄约瑟的《武则天与朝鲜半岛政局》⁽⁷¹⁾，金文经的《唐代新罗侨民的活动》⁽⁷²⁾，陈秦夏的《高丽·宋朝之间史路臣程考》⁽⁷³⁾，申采湜的《宋代官人的高丽观》⁽⁷⁴⁾等也是关于唐宋时期中国与朝鲜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论文。

其次，在贸易交流史方面，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九卷本《中国经济通史》中由宁可主编的隋唐五代卷⁽⁷⁵⁾、漆侠著的宋代卷⁽⁷⁶⁾中都有对唐宋时期中国与海外诸国贸易情况的论述。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的《唐宋贸易港研究》⁽⁷⁷⁾则以贸易港为中心展开中国与海外诸国贸易交流的讨论。另外，陈高华、吴泰的《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⁷⁸⁾，黄纯艳的《宋代海外贸易》⁽⁷⁹⁾是关于宋代海外贸易的断代史研究。涉及东亚三国之间贸易交流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日本学者石井正敏的《九世纪日本·唐·新罗三国间贸易》⁽⁸⁰⁾，森克己的《日宋贸易研究》⁽⁸¹⁾，宋晞的《宋商在宋丽贸易中的贡献》⁽⁸²⁾，黄宽重的《宋、丽贸易与文物交流》⁽⁸³⁾等。值得一提的是韩国学者全海宗的《中韩关系史论集》⁽⁸⁴⁾共收录19篇论文，对中韩经济文化交流多有开拓性的研究，其中的《中世纪韩中贸易形态初探》将中世纪的中韩贸易区分为官方贸易、附带贸易、民间贸易与私密贸易等形态，并对它们进行考证和述评；《论丽宋交流》则系统探讨了两宋时期两国交流的背景、交通路线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往，并指出宋商在两国贸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论述到经济交流时，对史籍中出现的高丽贡品和宋的回赐品进行了整理，梳理了工艺美术交流品目的基本资料。

最后，在交通史研究方面，除了零星见于各种关于东亚交流研究中的航线、港口方面的内容外，专题史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陈高华、陈尚胜的《中国海外交通史》⁽⁸⁵⁾，在关于隋唐五代十国和宋元部分的章节中，详细论述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交通概况、海上航线、港口和贸易物品等内容，是关于中国古代海外交通的一部权威之作。

在解决了工艺美术交流的背景知识以后，我们要详细介绍与本论题直接相关的工艺美术交流研究，这部分内容目前还尚欠线索清晰、细节丰富的整体性研究，现在学界已有的成果主要还是以一种零星、片断的面貌出现。对此，除综述部分外，我们将按照织绣印染、陶瓷、漆器的工艺美术门类划分来予以介绍。

（1）综述

杭间先生的《中国工艺美学史》⁽⁸⁶⁾将唐宋时期的工艺美术风格概括为“雍容典丽的大唐风范”和“理学主流下的宋元工艺美学思想”，从整体上为我们把握工艺美术风格的东传奠定了基本认识，其中若干重要论断，比如“唐代工艺美术的风格，除了体现一种雍容典丽的风格外，又有多种风格共存，如早期的秀美、工整、质朴，中期的富丽、丰满等。还有一点，即唐代文化的中外交流有很大部分是体现在工艺上的，唐代工艺同样以宏大的气魄通过人民日常生活的交往，将中东甚至欧洲的优秀工艺传统吸收融合，为我所用，因此这个时期的工艺美学思想又不是完全可用唐代本土文化的背景来解释的，某些风格的形成，要从更大的范围内去考察，如波斯文化的影响等”⁽⁸⁷⁾，“宋代文人在人与物的关系上，也有着与理学相当不同的见解。他们各从自己对生活日用的体悟出发，对人与物的关系，对物的认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的内容甚至与现代设计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对于物的正确认识，深刻地影响了宋代工艺美术领域的造物的活动”⁽⁸⁸⁾，等等，几乎都是关于唐宋工艺美术风格的圭臬之说。

尚刚先生的《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在织绣印染、陶瓷和其他门类章节中，对流传至日本正仓院的各个门类的工艺美术品多所引用、阐释，在结语部分论及唐代工艺美术传播异域的情况时，提纲挈领地谈到唐代工艺美术对日本、朝鲜的影响：“日本是中国的近邻，日本人又渴慕唐朝文明，因此，中国工艺美术对它的影响自然也会更深刻、更全面。正仓院里的藏品虽有不少来自中国和朝鲜半岛，但更多的还是日本的制作，但它们常常同中国产品酷似，如有的蜡缬屏风，假使没有墨书的提示，就很难相信并非出自唐人之手，至于朝鲜半岛，那里距中国更近，双方的各种往来更频繁，工艺美术受中国的影响自然也就更大”⁽⁸⁹⁾。这段论述不仅适用于唐代，也适用于其他时期的中日韩工艺美术交流，因为地缘上的相近，在工艺美术面貌上朝鲜半岛作品总是要更接近中国风格，而日本无论是在工艺美术的风格还是技艺上都有间接取法朝鲜的嫌疑。

（2）织绣印染

江南地区自古便是丝绸生产的重要地区，依托天时地利的丰富实物资料以及与日、韩等国的频繁来往，在丝绸艺术东传方面率先展开了研究。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王翔的《论中国丝绸的外传》⁽⁹⁰⁾，从丝绸外传的路线、作用和影响方面论述了中国丝织技术对域外的影响。在中日丝绸艺术交流方面，有赵丰的《中国丝绸在日本的收藏与研究》⁽⁹¹⁾，梳理了中国丝绸品在日本主要公私博物馆中的收藏情况和日本学者对此展开的相关研究；包铭新的《中国的传统染织纹样及其对日本染织纹样的影响》⁽⁹²⁾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中日纹样类型进行了联系对比；《〈日本美术史〉染织与服饰中有关蜀江锦资料摘译》⁽⁹³⁾介绍了日本各机构收藏的具有代表性的蜀锦实物，并对某些品种比如晕繝锦、龟甲锦等与日本的联系有所提示；日本学者尾形充彦的专著《正仓院染织研究》⁽⁹⁴⁾则对正仓院染织的历史、种类、纹样、织造技术、纹样组织、染色情况等做出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其中大量援引在现代科学技术辅助下的调查结果，并与历史记载相互对比印证，是当今关于织绣印染一种极富代表性的实证研究模式。而在中韩丝绸艺术交流方面，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是祁庆富和申敬燮的《中韩传统织绣印染中的牡丹纹样》⁽⁹⁵⁾，通过论析牡丹纹样在韩国的流传和演变，为东亚纹样交流的个案研究做出了示范。

（3）陶瓷

大约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日本学者便开始从中国输入日本的贸易陶瓷的研究，直到今日，相关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日本学者三上次男的《陶磁贸易史研究》⁽⁹⁶⁾，详细论述了唐宋时期以中国为中心的贸易陶瓷远销世界各国的情况；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附属博物馆编《贸易陶瓷：奈良·平安时代的中国陶瓷》⁽⁹⁷⁾详细介绍了奈良、平安时代（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唐宋时期）日本出土中国贸易陶瓷的主要器型与遗迹分布，并与同时期中国出土的陶瓷器情况做出对比分析，是一部卷帙浩大、资料翔实的考古分析报告。龟井明德的《日本贸易陶瓷史研究》⁽⁹⁸⁾是一部关于日本出土贸易陶瓷的研究文集，其中如《日本出土越州窑瓷器的诸问题》等论文均是贸易陶瓷研究领域内富有学术价值的重要论文。矢部良明的《唐三彩与奈良三彩》⁽⁹⁹⁾，森村建一的《濑户美浓窑对福建陶瓷的模仿和中日禅僧》⁽¹⁰⁰⁾，弓场纪知的《唐代晚期多彩釉陶器的系谱——以大和文华馆收藏两件唐代晚期多彩釉陶器为核心》⁽¹⁰¹⁾等论文是关于中日陶瓷交流特殊品种的个案研究。

当然，中国学者关于唐宋时期东亚陶瓷交流研究也成果颇丰，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如苌岚的《7—14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¹⁰²⁾对日本出土的7—14世纪中国遗物（主要针对陶瓷器）、出土遗物所反映的7—14世纪中日贸易、文化交流发展阶段、中日文化交流诸问题的探讨等方面均有详细的介绍与论述。熊海堂先生的《东亚窑业技术发展与交流史研究》⁽¹⁰³⁾从东亚陶瓷窑炉与窑具的分类及其宏观分布、中国古代窑炉技术发展与交流史论、中国古代砖窑及其技术的东传、中国古代的窑具与装烧技术交流史、朝鲜半岛窑业技术发展与交流史、日本窑业技术交流史论等方面论述了东亚窑业技术的交流情况，虽然内容偏重窑业技术，但其系统性和整体性却为陶瓷工艺美术交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基础。稍微细分一下，中日陶瓷交流方面有谢明良先生的《贸易陶瓷与文化史》⁽¹⁰⁴⁾，其中《日本出土唐三彩及其有关问题》《日本出土唐宋时代陶瓷及其有关问题》《台湾海域发现的越窑系青瓷及相关问题》等论文均是关于日本出土中国陶瓷的重要论述，所论及内容不仅是资料介绍，也涉及中日陶瓷交流中关于功能、造型、装饰等方面的联系，在某些局部问题的探讨上已经相当深入。此外，一些零星的论文也间有可取之处，比如冯小琦的《中国古代瓷器对日本瓷器的影响》⁽¹⁰⁵⁾，詹嘉的《日本陶瓷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演进》⁽¹⁰⁶⁾，方忆、水上和则的《“天目”释名》⁽¹⁰⁷⁾，刘志国的《磁州窑对日本陶瓷的深远影响》⁽¹⁰⁸⁾，王子怡的《中日陶瓷茶器文化比较研究》⁽¹⁰⁹⁾等。在中朝陶瓷交流方面，韩国著名陶瓷学者郑良谟的《高丽青瓷》⁽¹¹⁰⁾在详细介绍高丽青瓷的各个方面时，尤其注重与中国陶瓷的比较。其余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林士民的《浙东制瓷技术东传与朝鲜半岛之研究》⁽¹¹¹⁾《北洋航路拓展与朝鲜半岛制瓷文化的交流》⁽¹¹²⁾，沈琼华的《浙江青瓷与高丽青瓷》⁽¹¹³⁾，李廷仁的《高丽青瓷的生产、流通及其对华交流中建立的形式特征——以康津地区的青瓷为中心》⁽¹¹⁴⁾，李仲谋的《青出于蓝——十二世纪高丽青瓷与北宋》⁽¹¹⁵⁾，彭善国的《宋元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的瓷器交流》⁽¹¹⁶⁾，韩盛旭《高丽青瓷的变迁及对华交流》⁽¹¹⁷⁾，蔡琴的《高丽镶嵌青瓷中葡萄纹饰的由来》⁽¹¹⁸⁾，金允贞的《韩国出土宋代青白瓷的现状与特征》⁽¹¹⁹⁾等。

（4）漆器

漆器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王世襄先生的《髹饰录解说》⁽¹²⁰⁾，其中在对《髹饰录》条目作解说时，不少地方都援引了日本的例子加以对比、印证，比如在说到莳绘起源时，王世襄先生便以中国历史以来便有的描金漆器加以辨析考证，说明漆器描金技法是起源于中国。以《髹饰录》研究为中心，最近还出现了一部卓有成就的新著，即长北先生的《〈髹饰录〉与东亚漆艺：传统髹饰工艺体系研究》⁽¹²¹⁾，在介绍中国传统漆工艺技法时，多处与日本、韩国的漆工技法展开对比分析，不啻为一部关于东亚漆艺技法的系统研究之作。然后就是日本著名漆艺家冈田让的名作《东洋漆艺史研究》⁽¹²²⁾，也是侧重于漆艺研究。日本根津美术馆编《宋元之美——以传来的漆器为中心》⁽¹²³⁾展览图册，前言部分附有木田知生的《宋元时代》、王丽萍的《日宋工艺品交流》、西田宏子的《宋元时代的漆器》、板仓圣哲的《宋元雕漆中的赤壁——兼谈宋代的绘画工艺》、小池富雄的《尼崎台和若狭盆》等文，分别从宋元时期中日漆器交流的背景、史实、装饰、造型等方面展开论述，堪称关于中日漆器交流研究的典范之作。

此外，还有一批各有侧重的论文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比如程红梅的《漆器与古代中日文化交流》⁽¹²⁴⁾，李强的《中日漆艺交流的物证》⁽¹²⁵⁾，汪天亮的《中日漆艺探源暨工艺技法比较》⁽¹²⁶⁾，以及关于中韩漆艺交流的钟声的《韩国螺钿漆器发展与中国漆艺渊源考略》⁽¹²⁷⁾，小林公治的《中国螺钿史研究情况与课题——以亚洲螺钿史建设为目标》⁽¹²⁸⁾等。

1.2.2　文献史料

文献史料在工艺美术研究中的重要性，已经通过文献梳理取得丰硕成果的工艺美术史家尚刚先生对此深有体会：“实物虽是工艺美术史料的当然核心，但是，文献不可或缺，并且，在中国工艺美术史的研究中，对文献的探讨特别重要，这既是因为时间悬隔，今见的实物在当时的地位、价值、意义如何，现在不可能全部明了，又因为年代湮远，今见的实物绝不是古代工艺美术的全部，不能说明工艺美术史上的众多现象。因此，文献既是解说实物的历史依据，又是补足实物欠缺的知识来源。特别是在史学传统优秀、文字记载丰富的中国，文献永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应为中国工艺美术史的研究者时刻铭记”⁽¹²⁹⁾。在我们关于东亚工艺美术交流的研究中，对于工艺美术交流品目、交流时间、交流形式，以及工艺美术品在传播过程中的使用变迁等基本情况，都必须仰赖文献记载才能得到一个相对清晰且系统的框架，因此这也是我们采用竭泽而渔的方式不惮劳烦地尽力梳理的工作意义之所在，而梳理的范围，不仅包括唐宋时代的中国文献，也涵盖大量目前尚未引起学界关注的日、韩古代文献。

1.2.2.1　贡纳之审视：中日韩的史志传统

朝贡与回赐是东亚工艺美术物品交流的主要形式，关于唐宋时期中日和中朝之间贡纳品目的记录，中国的文献主要保存在正史与政书之中：正史如《隋书》⁽¹³⁰⁾《南史》⁽¹³¹⁾《北史》⁽¹³²⁾《旧唐书》⁽¹³³⁾《新唐书》⁽¹³⁴⁾《旧五代史》⁽¹³⁵⁾《新五代史》⁽¹³⁶⁾《宋史》⁽¹³⁷⁾《辽史》⁽¹³⁸⁾《金史》⁽¹³⁹⁾和《契丹国志》⁽¹⁴⁰⁾等；政书如《册府元龟·外臣部》⁽¹⁴¹⁾“朝贡”“褒异”“请求”，《唐会要·倭国、新罗》⁽¹⁴²⁾，《玉海·朝贡》⁽¹⁴³⁾，《文献通考·四裔》⁽¹⁴⁴⁾，《宋会要辑稿·蕃夷》⁽¹⁴⁵⁾，《朝野佥载》⁽¹⁴⁶⁾《皇朝类苑》⁽¹⁴⁷⁾等。

日本的文献主要是奈良、平安时代编纂的六国史，即《日本书纪》⁽¹⁴⁸⁾《续日本纪》⁽¹⁴⁹⁾《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¹⁵⁰⁾《日本三代实录》⁽¹⁵¹⁾。

韩国的文献主要是记述朝鲜半岛新罗、百济、高句丽的正史《三国史记》⁽¹⁵²⁾，以及高丽王朝的正史《高丽史》⁽¹⁵³⁾和《高丽史节要》⁽¹⁵⁴⁾。

这里还要提一笔的是，史书中的文字最终指向的是制度，与制度相关者，在日本还有一类文献就是律令，律令制是东亚古代中央集权的统治制度，唐时开始盛行，后来传至朝鲜半岛、日本、琉球、越南等儒家文化圈。隋唐时期的律法条文有律、令、格、式四种形式，日本仿照唐制建立“律令格式”，包括律令、格、式三个方面。律是对各种违法行为的惩罚条文，令是关于制度、规章的规定，大宝元年（701年），日本以中国的永徽律令为范本编纂了《大宝律令》，养老二年（718年）又制定《养老律令》，其中的《衣服令》可见当时某些织绣印染品在国家礼仪制度中的使用情形⁽¹⁵⁵⁾。律令只是粗略的规定，而在实施中的一些详细条目则以“式”的形式被确定，天长五年（927年）编纂而成的《延喜式》⁽¹⁵⁶⁾就是日本平安时代中期最为重要也最详尽的一部律令，其中包含了大量极有价值的工艺美术史料，比如关于各种礼仪场合出现的工艺美术品目。

1.2.2.2　日常之细节：文书·铭文·资财帐

唐宋时期的中国工艺美术品大量输入日本，并始终是日本工艺美术效仿取法的对象。在日本文献中，有几类涉及日常生活中的工艺品品目及使用情形。

第一种是文书，以正仓院文书为代表。正仓院文书现藏正仓院中仓，内容涉及正仓院户籍、正税帐、官职牒以及各种出纳记录、出纳帐等，其中可以看到各种工艺美术品的调用情况，比如《造佛所作物帐》⁽¹⁵⁷⁾《但马国正税帐》⁽¹⁵⁸⁾《内匠寮解》⁽¹⁵⁹⁾《经疏出纳帐》⁽¹⁶⁰⁾《写经杂物出纳帐》⁽¹⁶¹⁾《双仓北杂物出用帐》⁽¹⁶²⁾《仓代西端杂物下用帐》⁽¹⁶³⁾《经卷纳柜帐》⁽¹⁶⁴⁾等，值得注意的是，被工艺美术史学者时常援引的《东大寺献物帐》⁽¹⁶⁵⁾也属于正仓院文书中比较重要的一类，相似的还有《法隆寺献物帐》⁽¹⁶⁶⁾等。

第二种是铭文，代表文献是经过整理的《正仓院宝物铭文集成》⁽¹⁶⁷⁾。

第三种是资财帐，一般是指寺院领有财物的明细，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奈良、平安时代礼佛的兴盛，日本不少寺院都珍藏有皇家捐赠的国宝级文物，比如天平胜宝八岁（756年），在圣武天皇故去的第四十九天，光明皇后将天皇生前喜爱的宝物献给了东大寺的卢舍那大佛，记录这批宝物的文书，就是《东大寺献物帐》，足见当时日本寺院文物收藏的盛况。资财帐中理应提请注意的有《法隆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¹⁶⁸⁾《大安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¹⁶⁹⁾《法隆寺缘起资财帐》⁽¹⁷⁰⁾《阿弥陀悔过料资财帐》⁽¹⁷¹⁾等。

1.2.2.3　宗教之往来：寺志与游方传

因为寺院珍藏文物的宝贵，记载寺院缘起、供养记、劝进帐和资财帐之类的寺院文献也值得我们注意，其中有时候会提到工艺美术品的来源及收藏情况，比如《元兴寺缘起》⁽¹⁷²⁾《药师寺缘起》⁽¹⁷³⁾《四天王寺金堂本尊再兴劝进帐》⁽¹⁷⁴⁾《元兴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¹⁷⁵⁾《兴福寺资材帐》⁽¹⁷⁶⁾等。《大日本佛教丛书》中辑录寺志丛书共四册，收录了日本历史上相对全面的寺志文献。

游方传也是日本的提法，顾名思义，是指中日僧人记录到他国传法的见闻，其中亦涉及大量当时寺院供养的精美工艺品，以及由僧人为了传法需要携往他国的工艺品目，常被工艺史家引用的有记载鉴真东渡的《唐大和上东征传》⁽¹⁷⁷⁾，记载日本求法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¹⁷⁸⁾等。《大日本佛教丛书》辑录有游方传丛书四册，其中《鉴真和上三异事》⁽¹⁷⁹⁾《入唐五家传》⁽¹⁸⁰⁾《入唐记》⁽¹⁸¹⁾《海东高僧传》⁽¹⁸²⁾《成寻所记入宋诸师傅考》⁽¹⁸³⁾等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然，中国文献中也有一部著名的游方传，即北宋人徐兢于宣和六年（1124年）以国信使提辖官随使高丽后归国所著的一部观察高丽山川、风俗、典章、制度以及接待之仪文、往来之道路的图文史册《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对当时高丽工艺美术造作多所记载与评述，并兼及与宋代器物的比较，是我们了解当时两国工艺美术及时人审美态度的重要文献。

1.2.2.4　生活之图像：壁画、佛画与绘卷

文字以外，亦有当时的若干图像资料也具有文献价值，它们提供了器物在使用过程中的色彩、造型以及组合搭配等信息。唐宋时期中国的图像资料以敦煌壁画和传世绘画为主，敦煌壁画现有十卷本《中国敦煌壁画全集》，是比较全面的整理本。传世绘画方面，主要以风俗画和人物画为主，比如唐张萱的《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周昉的《调琴啜茗图》《簪花仕女图》，五代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文苑图》，宋张先的《十咏图》，赵光辅的《番王礼佛图》，武宗元的《朝元仙杖图》，张择端的《清明河上图》，苏汉臣的《秋庭戏婴图》《货郎图》，李嵩的《听阮图》《货郎图》，刘松年的《唐五学士图》《博古图》《斗茶图》《罗汉图》等。

佛画是韩国的称谓，与敦煌壁画相类似，是关于佛、菩萨、供养人的绘画，其中提供了当时的器物、家具的造型、摆放位置等若干历史信息，比如现藏于日本来迎寺的高丽佛画《水月观音图》，韩国湖岩美术馆藏高丽佛画《阿弥陀三尊图》等。

日本在奈良、平安时代有一种绘卷，类似于中国的风俗画，演绎佛经故事、小说人物和世俗生活，较有代表性的比如《平治物语绘卷》《法华经绘卷》《华严五十五所画卷》《紫式部日记画卷》等。

1.2.3　实物资料

在实物资料方面，唐宋时期中日韩的传世文物和出土器物数以万计，如何甄别是一个大问题。鉴于东亚工艺美术交流研究的性质，本书采取两个标准予以取舍。一是对传世文物的关注；二是对艺术水准的重视。之所以要特别关注传世文物，是因为东亚工艺美术交流物品的特性决定的，交流工艺美术品的时空变换决定了它们一般采用传世的方式予以保存。之所以要坚持重视工艺美术品的艺术水准，是因为我们的研究归根结底是一个艺术史研究，追溯的中、日、韩三国工艺美术风格相互交错的影响，关注的重点只能放在代表时代水平或艺术特色的器物上，那些制作粗陋、只有使用价值而无欣赏价值者只能付之阙如。

1.2.3.1　收藏机构

传世文物中最为重要的是日本的正仓院宝物，正仓院藏品现在约有9000余件，包括绘画、剑、镜、武器、乐器、佛具、法器、文房四宝、服饰品、餐具、玩具、图书、药品、香料、漆器、陶器、染织品、玻璃品等。大部分是由遣唐使和留学生带回日本的物品，其次尚有部分属于古代西亚、中亚或地中海沿岸从丝绸之路传来的真品，此外就是奈良时代日本模仿中华文物所做，或创造之物。说正仓院是东亚艺术的宝库一点不为过。

此外，日本大量的工艺美术珍品也散见于各个寺院，收藏唐宋时期日本工艺美术品较有代表性的寺院有法隆寺、唐招提寺、东大寺、西大寺、本愿寺、知恩院、圆觉寺、药师寺、教王护国寺、延历寺、大德寺等。重要的博物馆则有东京国立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出光美术馆、和泉市久保惣纪念美术馆、根津美术馆、大和文华馆、九州国立博物馆、白鹤美术馆、大阪市立美术馆、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奈良国立博物馆、MOA美术馆、德川美术馆、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藤田美术馆、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参考馆、东京艺术大学美术馆、泉屋博古馆、五岛美术馆、福冈市博物馆、户栗美术馆、颍川美术馆、野村美术馆、北村美术馆、逸翁美术馆、爱知县陶瓷美术馆、东京富士美术馆、有邻馆、永青文库、镰仓国宝馆、汤木美术馆、石桥美术馆、三井文库等。

韩国的传世文物一般都保存在博物馆中，当然不少考古出土器物也保存在博物馆中，比如武宁王陵遗物、新安海底沉船遗物等，比较重要的博物馆有国立中央博物馆、国立庆州博物馆、国立扶余博物馆、国立公州博物馆、国立光州博物馆、国立晋州博物馆、国立清州博物馆、国立全州博物馆、国立金海博物馆、国立济州博物馆、国立春川博物馆、国立民俗博物馆、国立古宫博物馆、釜山博物馆、京畿道博物馆、首尔历史博物馆、大伽耶博物馆、首尔市立美术馆、湖岩美术馆、湖林美术馆、通度寺圣宝博物馆、和庭博物馆、首尔大学博物馆、全北大学博物馆、三星美术馆、梨花女子大学博物馆等。

1.2.3.2　图版图录

1．综述

日本小学馆编写的《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¹⁸⁴⁾以及《日本美术大系》⁽¹⁸⁵⁾《日本美术全集》（23册）⁽¹⁸⁶⁾《国宝·重要文化财大全》⁽¹⁸⁷⁾《名宝日本的美术》（20册）⁽¹⁸⁸⁾《日本古寺美术全集》⁽¹⁸⁹⁾《正仓院宝物》⁽¹⁹⁰⁾（染织、南仓、中仓、北仓）《日本国宝展》⁽¹⁹¹⁾等几种重要图版丛书均为本论文提供了大量的实例。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从1946年迄今，每年秋天奈良国立博物馆都会举行正仓院展，向世人展示部分宝物，至今已经举办了65次，每次展览都会出一本本年度展览宝物的图录，这些图录均是我们了解正仓院实物的重要资料。

韩国图录方面，《韩国之美》⁽¹⁹²⁾是目前所见关于青瓷、白瓷器、粉青沙器、金属工艺、木漆工艺比较全面的一本图录。《韩国美术五千年展》⁽¹⁹³⁾以图录形式选取了韩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近百件工艺美术品图片，图录之后还附有韩国美术发展年表、遗迹分布图以及“古坟美术”等专文介绍。《韩国古代文化展》⁽¹⁹⁴⁾和《大高丽国宝展》⁽¹⁹⁵⁾是分别关于新罗和高丽重要文物的展览图录。

2．织绣印染

因为织绣品的易腐难存，能够保存下来的织绣品并不多见，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编纂的《高僧的袈裟》⁽¹⁹⁶⁾图录，是一部关于宋元时期中日袈裟实物的完整资料。

3.陶瓷

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网站上公开的“陶瓷器出土遗迹数据库”⁽¹⁹⁷⁾，约有7800件考古报告摘要，覆盖日本国内出土中、日、韩三国陶瓷器。日本贸易陶瓷研究会编写的《日本贸易陶瓷文献目录Ⅰ——发掘调查报告书等1901—1984》⁽¹⁹⁸⁾收录了1901—1984年日本出土的重要陶瓷出土报告名目，据此可对日本出土的贸易陶瓷的产地和数量等有大概了解，也可据此搜索需要的陶瓷报告。

曼谷大学东南亚陶瓷博物馆的馆长布朗博士的The Ming gap and shipwreck 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China，Thailand，Vietnam）⁽¹⁹⁹⁾和The ceramics of South-East Asia：their dating and identification⁽²⁰⁰⁾是关于东南亚沉船陶瓷目前所见的最全面的著作，其中有详细的沉船编年的数据。《新安海底遗物·资料篇1～3》⁽²⁰¹⁾，《新安海底遗物综合篇》⁽²⁰²⁾收录陶瓷器1万余件。另外一些日本陶瓷图录有小山富士夫著主编《东洋古陶瓷》⁽²⁰³⁾（全7册）、东京国立博物馆编的《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²⁰⁴⁾《日本的陶瓷》⁽²⁰⁵⁾以及《日本陶瓷》⁽²⁰⁶⁾《日本名窑陶瓷图鉴》⁽²⁰⁷⁾《东洋陶瓷》⁽²⁰⁸⁾图录（12册）《日本陶瓷大系》⁽²⁰⁹⁾。

4.漆器

漆器方面的图录主要有《东京国立博物馆图版目录漆工》⁽²¹⁰⁾《“故宫”雕漆器选萃》⁽²¹¹⁾《东方漆器艺术》⁽²¹²⁾《宋元之美——以传来的漆器为中心》⁽²¹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