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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系列 （三篇）
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一百年
100年前，一个世纪之交的月黑人静的深夜，一位中国的报人，正坐着船旅行在由日本到美国途中的太平洋上，蓦然想起自己正处在“新旧两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触景生情，感慨万端，写下了下面的诗句：“海底蛟龙睡初起，欲嘘未嘘欲舞未舞深潜藏，其时彼士兀然坐，澄心摄虑游窅茫……胸中块垒突兀起，斗酒倾尽荡气回中肠。独饮独语苦无赖，曼声浩歌歌我二十世纪太平洋。”(1)当时，这位报人刚刚经历了一次失败的政治改革运动，被迫流亡海外，新办的一份报纸，又因失火而陷于停顿，家事国事天下事俱无可为，中心摇摇，惄焉如捣。上面的诗句，反映的正是这样一位中国新闻工作者，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难以排遣的寂寞和压抑的心情。
一个世纪过去了。同样处在世纪之交，今天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却是另一番心态。三座“大山”已经推倒，新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综合国力正在不断提高，国家繁荣昌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和整个国家的新闻事业都在蓬勃发展，在不久前结束的世纪之交的奥运会上，又以28块金牌，一雪“东亚病夫”的耻辱，进入了体育强国的行列。同样的抚今追昔，今天的中国新闻工作者，意气风发，豪情满怀，再也不会有上个世纪之交的那位报人的那些感慨了。
过去的100年间，随着国家民族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新闻事业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100年来的中国新闻事业，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可以分为新旧中国两个阶段，大体上各占了半个世纪。
前一个阶段是旧中国办报活动的时期。这一阶段，又可以分为3个小阶段：即1900年至1911年的清朝政府统治时期；1912年至1928年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和1928年至1949年的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清朝政府统治时期约11年，是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冲破封建统治者的网罗，在海内外广泛开展办报活动的时期。这一时期内，资产阶级的维新派和民主革命派竞相办报，立宪党人主办的报刊、各类政府官报陆续出台，外国人投资创办的报刊也有一定的发展。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约16年，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报纸和各种政治倾向的报纸全面发展的时期。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的影响，民办的商业报纸进入她的黄金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推动下，各种宣传新思潮的报刊相继问世，党的报刊也由此诞生。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以袁世凯为首的几任民国总统都曾对新闻出版事业进行过迫害，出现过“癸丑报灾”那样的办报活动的低潮，但并没有遏制各类报刊发展的势头。中国早期的广播事业也诞生在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时期约22年，其中包括抗日战争的8年，是国民党各级党报大发展的时期。京津沪等大城市和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几个主要城市的民办报纸，在夹缝中求生存，也获得了一定的空间。共产党主办的报刊，先是在白区秘密出版，继而在苏区边区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公开出版，由小到大，发展更为迅速。通讯社和广播事业，也有长足的进展。国民党当局曾颁布过近百种各式各样的法规，对进步和革命的新闻出版事业实行限禁，但都未能得逞。
后一个阶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办报活动的时期。这一阶段也可以分成四个小阶段：即1950—1957年建国初期的阶段；1957—1966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阶段；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的阶段和1978年至今的阶段。建国初期的阶段共7年，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有步骤地进行了新闻事业的恢复和改造工作；二是建立起初具规模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体系。1957—1966年的阶段共9年，是新中国的新闻事业有较大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发展的需要，报纸和广播电台大量增长，同时开办了电视事业。1961年起，受调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一度压缩了新闻事业的规模。60年代中期以后，又重新得到恢复。1966—1978年的阶段共12年，其间，“文化大革命”的那10年，新闻事业特别是其中的报刊出版事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相对于报刊来说，这一时期的通讯社广播电视事业，有一定的发展，但也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平。1978年至今的这一阶段，近22年，则是中国新闻事业变化巨大、发展极为迅速的时期。为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新闻事业加快了改革的步伐，报纸的种类和期发行量成倍增长，收音机和电视机的社会拥有量急剧增加，新闻媒体的总体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由以报纸为主体，逐渐转移到电视、报纸、期刊、广播、通讯社、新闻摄影、新闻电影等多种媒体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的新格局。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品种、多特色、多功能，能够满足各种受众需求的新闻媒体体系。
这就是过去100年间，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简单的历史。概括的说，这100年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历史，是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由近代化向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是中国人民由被剥夺了在新闻传播媒体上发言的权利到成为新闻传播媒体的主人的历史，是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由单一的媒体向多媒体发展的历史。
回顾中国新闻传播事业100年来的历史进程，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一、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
以报纸为例，世纪初的1901年只有125家，1912年，受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的影响，发展到250家。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报纸的种数，大多数时间维持在1 000种以下，最多的一年是1921年，一度达到过1 124家。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报纸总数是628家。在此后22年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全国报纸的总数徘徊在1 000种左右，最多的一年是1936年，一度达到1 503家。抗日战争爆发后，数量锐减。战后有所恢复，到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垮台的前夕，国统区的报纸只有1 024家。(2)新中国成立后，改变了原来的报业架构，建立了以中国共产党各级党报为主的报业体系。1950年全国专区以上报纸的总数为179家，1952年为276家，(3)1955年为392家，(4)这是建国初期的情况。此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逐年递增，1960年一度达到1 274家。(5)“文化大革命”中，报纸的出版受到极大影响。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重新恢复。此后20年，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增长势头。80年代初期出现了第一个高潮，1980年1月1日至1985年3月1日的4年多时间里，平均每一天半就有一家报纸问世。1985年的全国报纸总数达到2 191家。90年代初期出现了第二个高潮，1995年的全国报纸总数一度达到过2 202家。此后，经过适度调整，到2000年基本上稳定在2 053种左右。综上所述，发展的过程虽然有曲折，但发展的趋势十分明显。只用了100年的时间，中国报纸的总数即由125家增加到2 053家，增加了16.4倍。这在世界各国新闻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应该指出，这只是单就报纸的种数而言，并没有涉及报纸的印数。20世纪初的那些报纸印数极少，1901年全国125家报纸的总印数，不会超过10万份，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版的报纸的印数动辄以亿计，1950年为8亿，1980年为163亿，1999年为300亿。(6)后一个数字是1901年全国报纸印数的30万倍。如果按照这一方式来比较的话，发展的速度更为惊人。
广播事业发展的速度，也是惊人的。中国的广播事业肇始于1923年，第一座广播电台是美国人的公司创办的，1926年才开始有中国人自己办的广播电台。在1928—1949年的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广播事业主要在一些较大的城市内发展。据统计，整个国统区1937年共有广播电台78个，总发射功率100多千瓦，收音机拥有量约20万台；1947年共有广播电台131个，总发射功率460千瓦，收音机拥有量100万台左右。此外，从1940年起，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为代表，在一些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也开始有了党领导的人民广播事业。建国前夕，全国各地已经有了40个人民广播电台。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对旧广播事业的改造，广播事业完全由国家经营，1950年全国共有广播电台65个；1960年增加到135个；1987年增加到386个，收音机拥有量2.6亿台，广播人口覆盖率达到68%。90年代后期经过调整，到1999年，全国共有广播电台298个，县台1287个，中短波发射台和转播台740个，收音机拥有量近3亿台，人口覆盖率达到90.35%。(7)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有广播的时候，收听的范围仅限于广播台所在城市的核心地带。到世纪末，不仅覆盖了国内的绝大部分地区，而且冲出了国门。在北京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每天用43种语言广播211个小时，听众已经遍布全世界。
电视事业的发展更为迅速。中国从1958年起开始兴办电视，当年播放的只有黑白画面，1979年以后，才有彩色电视。从一开始起，中国的电视事业就以非常快的速度发展。1978年全国电视台只有32家，社会电视机拥有量300万台。还没过10年，到了1987年，全国就有了各级电视台366家，社会电视机拥有量11 601万台，全国电视覆盖率达到总人口的73%。再过10年，到1997年，全国已有电视台932家，社会电视机拥有量3.2亿台，电视覆盖率达到总人口的87.6%。两年后的1999年，经过整合，电视台集中为368家（另中短波发射台和转播台740个），而全国电视覆盖率则达到了总人口的91.95%，电视的受众接近11亿，其中有线电视的受众为8000万。(8)后面这两个数字，均属世界第一。仅仅20年的时间，电视台就增加了12倍，电视机的拥有量就增加了107倍，电视的人口覆盖率就增加了近10倍，这样的速度在全世界也是十分罕见的。
通讯社事业的发展幅度也很大。中国人自办的通讯社起始于1904年，到1947年，全国共有各类通讯社647家，除了国民党办的中央通讯社和共产党办的红色中华通讯社（新华通讯社的前身）外，多数通讯社的规模都很小。特别是其中的不少民营的通讯社，往往一块钢板、两三个人就能办起来。新中国成立后，通讯社一律由国家经营，保留下来的只有新华社和中国新闻社两家。在50年代以来的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两家通讯社发展的速度都很快。50年代初期，新华通讯社只有国内6个总分社，28个分社，外加香港分社和志愿军分社，工作人员仅2 000来人。经过50年的努力，现在的新华社已经拥有32个国内分社，48个支社和记者站，在世界9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有5个总分社和101个分社，用户超过5 000家，日发稿量超过200万字；另外还办有35种报刊，工作人员超过8 000人，已经实现了建立世界通讯社的目标，并跻身于世界四大通讯社的行列。中国新闻社也由1952年前后的只有少数几个工作人员，每日仅播发口语广播5 000—8 000字，发展到在国内设有22个分支机构，设有4个分社，面向海内外200家华文媒体和各国新闻机构，拥有500多名工作人员的大社。
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就是以如此高的速度发展起来的。这一高速度，到20世纪的最后20年，发展到了极致。
二、科技含量越来越高
过去的一个世纪，是新闻传播事业飞速发展的一个世纪，也是新闻传播事业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传播的技术和手段越来越现代化的一个世纪。20世纪初期，新闻传播媒体只有一种，即印刷报纸。20年代发明的、通过无线电波传送声音的技术，促进了广播事业的发展。30年代发明的、通过无线电波和导线传送声音和图像的技术，促进了电视事业的发展。60年代发明的、通过电脑联网实现高容量信息流快速交互式传递的技术，促进了互联网事业的发展。后几种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引进，使得新闻传播媒体，由传统的报纸一种，发展成多种。出现了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和互联网等多种媒体并存的局面。
这一进程，是在加速度的状态下完成的。印刷报纸从雕版印刷，发展到用平板印刷机印刷，用了1 000多年。而由有线电报发展到无线电报，由无线电报发展到无线电广播，由无线电广播发展到电视，由电视发展到网络和电子报刊，都只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这个世界由只有报纸一种新闻媒体，发展到4种新闻媒体，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内，仅仅用了不到100年的时间，就全部完成了。
广播、电视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影响，已经昭昭在人耳目。互联网由于相对晚出，刚刚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其发展势头的迅猛，已经锐不可当。它作为一种全新的互动式的信息载体，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全人类的生活和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中国开始引进互联网络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网的人数还不超过1 000人。此后即以加速度的方式发展。1995年为8万人，1996年为20万人，1997年为67万人，1998年为210万人，1999年为400万人。2000年的年初，还只有890万人，到当年的6月份，就已猛增到1 690万人。1997年起，国内开始出现网站。当年只有1 500个，1999年发展到15 153个，截至2000年6月，已发展到27 300个。(9)与此同时，全国已有273种报纸上网，占全国报纸总数的七分之一。办得比较好的几个媒体的网站，如《人民日报》的网站，新华社的网站，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网站等，都以其网页设计之精美，栏目之众多，内容之丰富，信息量之大和信息的迅速、准确、及时，受到了国内外点击者的高度重视。在这一回合的传播技术和手段的“革命”中，中国基本上做到了和世界同步，差距非常微小。而这一切，都只不过是过去那一世纪的最后十年间的事。
在互联网技术闯进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前后，其他传统的新闻媒体也大量引进最新的科学技术，来改造旧的设备，增加传播手段的科技含量。不少报纸已经告别了铅与火，告别了纸和笔，实行激光照排，实行电脑拼版、传版，实行胶印、彩印，实行整个编辑部工作的电脑联网络化。80年代中期以后，不少报纸和电视台普遍利用卫星接收文稿、照片和图片，利用卫星进行电视转播。到20世纪末，全国利用卫星传送的电视频道已达到41个，使不少电视受众，能够在家里看到其他省市的卫星频道节目。与此同时，不少媒体还引进了数码传送技术，实行新闻摄影的数码化，广播制作、传输、播出的数码化，和电视后期制作和演播的数码化。
科技含量增加的结果，使新闻传播媒体的信息量越来越多，越来越快，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随之提高。时至今日，新闻传播媒体已经成为全国应用高新科学技术最为快速有效的部门之一。
三、与各个时期的社会政治生活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新闻传播事业是社会上层建筑设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每日每时都在迅速全面地反映着作为经济的集中体现的社会政治生活，并和后者保持着相依相存的紧密联系。这一点，在20世纪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从20世纪的最初几年开始，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各个阶级各个政党各个政治团体和各派政治力量，都无不和报纸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或者自己办报，或者以直接间接的方式控制报纸，力图把报纸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为他们的政治利益服务。其他社会上的报纸，尽管有不少以不偏不倚为标榜，也无不有它们各自的政治倾向。
最先叱咤于20世纪中国报坛的，是资产阶级的维新派和民主革命派。这两派的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办报，都不讳言他们所办报纸的政治倾向，甚至公开承认他们所办的报纸就是他们自己的“党报”。革命派的同盟会在东京，其分支机构中部同盟会在上海开会时，讨论的第一个议题，都是办报。孙中山后来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时，曾经充分地肯定报纸的作用，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报纸宣传工作的功劳占了九成，武装起义的功劳只占了一成。
民国成立以后，受临时约法保护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影响，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办报热潮，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资产阶级政党报纸。不仅国会中的同盟会（国民党）和共和党（进步党）两大党团各自办了一大批报纸，连党员人数不多、很不起眼的大同民党、东社、中国社会党、自由党、工商勇进党、中华共和宪政会、中华平民党等十几个小党，也纷纷办起了自己的报纸。
在野的政党和政客们办报，掌权的封建军阀也办报。如袁世凯，就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对反对他的报纸严行查禁并迫害相关人员；另一方面，自己派人办报。先后在北京上海两地出版的《亚细亚报》，和在北京出版的《民视报》，就是直接为他造势的御用报纸的代表。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也是这样。国会内的各个政治派系，北洋系统内的直系奉系皖系等各路军阀，分疆而治的各个地方实力派，都办有自己的报纸，为自己鼓吹。奉系的《东方时报》，皖系的《公言报》，直系的《正义报》是其中突出的代表。这一时期北京先后出版过90多家报纸，几乎均有上述的政治背景。有人对当时的情况作过这样的描述：“每一次政局变动，同时就有一大批报纸连带倒坍，但是过了几时，又有一批新的日报出现在大栅栏的报摊上了。”(10)
国民党统治时期，国民党当局十分注意利用报纸为自己的“军政”“训政”“宪政”活动造势为自己的内外政策作宣传。不仅中央和地方各级省市党部办报，政府各部门办报，各级部队系统办报，连复兴社之类的特务组织也办报。此外还利用投资、津贴、配纸和战后接收敌产等各种手段，对民办的报纸进行控制。据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的材料，当年国统区共出有报纸984种，其中国民党各级党部办的党报400多种，国民党各级部队办的报纸229种，以“国民党同志”个人名义主办的数十种。这三部分加起来就不下650多种，占了70%。剩下的30%中，还有不少是间接受其控制的地方派系报纸。(11)共产党报纸允许出版的，只有作为点缀的重庆《新华日报》一家。这唯一的一家，也在1947年被强迫停刊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关闭了有帝国主义侵略者背景的报纸和国民党系统的报纸。通过公私合营等方式，对少数民办的报纸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建立起了在中国共产党集中领导下，由各级党委机关报、部队报、行业报、民众团体报和民主党派报共同组成的社会主义报业体系。在1949—2000年的半个世纪中，这些报纸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为人民服务，坚持为党的工作大局服务，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真实性的原则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宣传纪律，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新中国的报纸强调政治家办报，调政治意识，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
不论古今中外，新闻传播与政治的关系，历来十分密切。新闻传播制度向来都是政治制度的一环。但像中国近百年来的新闻传播事业这样，如此密切地和各时期的政治保持着联系，在世界新闻传播史上，也是比较突出的。
四、与各时期的社会经济辅车相依同步发展
过去一百年来，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经营管理，是和各时期的社会经济紧密联系，同步发展的。
世纪初的一段时期，各资产阶级政党各派军阀政客和各地方实力派主办的报纸，在当时的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这些报纸大多有公款支持，旨在为各自所属的小集团的利益服务，不计盈亏，不注意经营管理。和这些报纸相联系的，还有一些依附于各派军阀政客的报纸，它们“仰给于津贴”，规模不大，“凡具数百元资本即可创办”。(12)后一类报纸，对发行和广告都不太经心，“尝有每日仅印十余份，分送给予津贴之主人翁，而外间绝未一纸者”(13)，同样不重视经营管理。比较重视经营管理的是一些老牌的商业报纸，但受当时经济衰敝的影响，经营的效果并不理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稍后的一段时期，受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的影响，一些老牌的商业报纸才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中的代表是《申》《新》两报。《申报》销量一度达15万份，《新闻报》销量一度达20万份，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两家报纸。《申报》还在上海市中心区自建了五层楼高的馆舍，购置了当时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增出了《申报月刊》《申报年鉴》等附属刊物，编印了《申报丛书》和质量很高的全国地图，兴办了《申报》流通图书馆等社会文化事业，使《申报》的业务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报社的声望和影响空前提高。在《申报》的带动下，狄楚青在上海办的《时报》，邵飘萍在北京办的《京报》，胡政之等在天津办的《大公报》，也都在经营管理上有所创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与此同时，在当时新闻出版事业最发达的城市上海，还出现了由史量才投资的包括《申报》《新闻报》和天津《庸报》在内的报业集团；由张竹平牵头的，包括《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和申时电讯社在内的“四社”集团。这一段时期，是旧中国的民营报纸经营成绩卓著，经济效益最好的一段时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报纸的经营管理问题，曾经引起过主管部门的重视。为了解决全国公营和民营报纸的经营亏损问题，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曾经召开过一个全国报纸经理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报纸经营的决议》，规定全国报纸都必须实行“企业化”的经营方针。“公营报纸必须把报社真正作为生产事业来经营……条件较好的公营报纸应争取全部或大部自给，条件较差者，亦应在政府定期定额的补贴下，争取最大可能的自给程度。”“私营报纸亦须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改善经营方法。”(14)此后不久，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私营报纸相继改组，转为公营，新闻总署撤销，不设专门的政府机构管理报纸，报纸经营管理问题，也不再列入政府议题。
“一五”以后，全国的经济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报纸的经营管理也按计划经济的模式运作。经费按主管部门核定的预算，逐月或逐季拨付，统由国库开支。基建和增添设备的费用，另行申报，专款专用。由于生产资料按计划调拨，生活资料按计划供应，除了书刊出版文艺演出以及少量公告之外，根本没有什么广告，报纸除了发行的收入之外，没有其他的进账。事业的发展，只能按国库拨款的多少，量入为出，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改革开放以前。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执行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国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路线，情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按照马克思早就提出的新闻媒体既有上层建筑的性质，同时也有经济基础的性质的观点，新闻传播事业正被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实行企业化，使新闻媒体既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也是一个个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随着观念上的变化，在新闻传播行业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新闻报道的思路更加开阔，新闻的信息量不断扩大，媒体的服务功能全面拓宽，多种经营蓬勃发展，在媒体之间和媒体内部引进了竞争机制，结构和布局也根据市场和受众的需要作了适当的调整。经过近20年的改革，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品种，多特色的媒体结构。以报纸为例，既有日报，也有早报、午报、晚报；既有各级党和政府部门的机关报，也有行业报、专业报、都市报、农村报，以及经济、法制、科教文卫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报纸。力图全面地满足不同职业不同文化层次的受众的需要。
由于实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空前繁荣，营销两旺，广告的需求大增。从1979年起，各种媒体纷纷刊播广告。当年各新闻媒体的广告收入即达1 500万元。此后，逐年递增。1980年为1.1个亿；1990年为25亿；1991年为35亿；1992年为50亿；1993年为100亿；1997年为200亿；1998年为259亿。(15)进入2000年后，发展更快，仅前6个月就达282个亿。(16)广告的收入使媒体的经济效益逐年递增，截至1999年，全国已经有33家报纸的广告收入过亿元，其中收入最高的《广州日报》，年广告收入近10个亿。(17)电视台由于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电视受众，广告的收入增加得更快，仅中央电视台一个台1997年的广告收入即达42个亿，1999年底拍卖13块黄金时段的标版广告时，仅其中的第一块标版，就收入1 800万元。(18)丰厚的广告收入和多种经营的收入，使各种新闻媒体的经济实力倍增。不少媒体逐年减少来自国库的拨款，不少媒体已经完全实现经费自给，其中不少媒体还能够向国家上缴利税。同时还纷纷以所得的收益，建造馆舍，更新设备，增加编辑、采访、印刷、发行、社会文化事业和社会公益活动的投入，使新闻事业的发展进入了良性循环。
为了发挥群体的优势，加强新闻传播媒体的现代化经营，1996年出现了全国第一个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截至2000年10月中旬止，全国已经有了16个报业集团。这种报业集团不同于以追逐利润为唯一目标的资本主义报业集团，而是在产业属性之外，兼有国家属性、政治属性、时代属性，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报业集团。
近20年来的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经营管理的发展，不仅发展了新闻传播事业自身，也使得由多种新闻传播媒体组成的新闻信息产业，成为中国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五、新闻工作者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新闻工作者的素质越来越提高
20世纪的最初几年，全国新闻工作者只有区区几百人。经过民国初年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三个阶段近50年的发展，全国新闻工作者的总数，增加到了几千人。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民新闻事业的建立，新闻工作者队伍迅速扩大。但到60年代初，全国新闻工作者总数也只有1万人左右。(19)
新闻工作者队伍的迅速扩大，是改革开放以来近20年间的事。随着这一时期新闻传播事业的全面发展，新闻工作者的人数急剧增加。据1985年公布的统计材料，截至当年3月底，全国报业系统的新闻工作者已经陡增到103 223人。(20)1985年以后，全国新闻工作者队伍继续保持着旺盛的增长势头，到1999年，全国新闻工作者的人数已经达到了空前的55万人，(21)是建国初期的55倍，是20世纪初期的600多倍。
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素质也有了相应的提高。20世纪初期，中国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和各方面的素质普遍偏低。当时的情况是“全国社会优秀分子大都醉心科举，无人肯从事于新闻事业。惟落拓文人，疏狂学子，或借报纸以发抒其抑郁无聊之意兴；各埠访员，尤鲜高贵”(22)。梁启超、于右任等人的报刊政论活动和黄远生、邵飘萍等人的新闻采访活动，提高了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但新闻工作者的整体素质仍然不高。这以后，随着众多高层次的人才进入新闻工作领域，新闻工作者的整体素质，逐步有所提高。据研究工作者对20世纪部分名记者的文化程度所作的抽样统计，具有秀才以上功名的，占8%；具有国内大专以上学历的，占22%；曾经出国留学具有国外学历的，占30%；学历不详，但曾在中等以上学校担任过教职的，占5%；曾经学习过一门以上外语的，占54%。(23)这虽然只是新闻工作者群体中最杰出的一部分人的情况，但也足以反映这一时期新闻工作者整体水平之一斑。
建国以后，强调政治家办报，新闻工作者的政治素质受到高度重视。在此基础上，文化素质也有所提高。据1986年公布的数字，全国报业系统的社长、总编辑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67%；在457名社长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共299名，占65%；15 245名总编辑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共1 060人，占69%。(24)这一情况，在以后的十来年间，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建国初期新闻骨干的大量离退休，有很大改变。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新闻工作者的比重，逐年递增。
在提高新闻工作者队伍的整体素质方面，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的新闻教育起始于20世纪的第二个10年，到20世纪中叶，曾经先后在50多所大专院校设立新闻系或专业，为旧中国的新闻事业输送过人才。但培养出来的学生人数很少，累计不超过1 000人。建国初期，经过院系调整，仍有4所大学新闻系和两所新闻专科学校继续招生。其中包括1955年新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闻教育的大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间的事。1978年全国只有不到10所大学新闻系，在校学生只有五六百人。经过20年的不断发展，截至2000年9月，全国设有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高等学校已超过60所，大学新闻专业点已超过100个。此外，还在高等学校和社科院研究生院设立了新闻传播学硕士点40个，新闻学和传播学博士点8个、博士后流动站1个。在校的各类学生接近1万人。充分发挥了新闻人才摇篮的作用。
与此同时，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20世纪的上半叶，只有少数几所大学设有研究机构从事新闻学研究，公开出版的新闻学专著不过数十种。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这方面的研究也只限于高等学校，累计出版的专著和教材也不过数十种。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空前发展。据有关方面的统计，截至1999年，除高等学校外，全国还有200家左右新闻研究机构和新闻研究社团，40多家公开发行的新闻专业期刊，累计出版的新闻传播学专著达2 000多种。(25)对新闻人才的培养，和新闻事业的发展，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新的世纪之交的时刻，回顾过去100年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深受鼓舞，也深感责任的重大。
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是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同步的。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前进，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正面临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到21世纪的50年代，中国不仅将发展成为一个经济上的大国和强国，也将发展成为一个新闻传播事业的大国和强国。在可以预见的这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将继续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继续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和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继续按照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时刻倾听群众的呼声，反映群众的意愿，诚心诚意地为人民谋利益，完成由单一的功能和角色向多种功能和角色的转变，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道路阔步前进。
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任重而道远，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应该加倍地努力。
（原载2000年第6期《国际新闻界》）
(1) 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45下17页。
(2) 以上所引数字，统见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200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
(3) 据中央人民政府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字，《人民日报》1953年9月29日。
(4) 据第三次报刊推广工作会议公布的数字，见1956年3月9日新华社所发消息。
(5) 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485页，199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6) 见1999年9月22日《光明日报》所刊《中国记协负责人答本报记者问》。
(7) 见1999年9月16日《中华新闻报》及2000年9月28日《新闻出版报》。
(8) 见1999年9月16日《中华新闻报》及2000年9月28日《新闻出版报》。
(9) 据《日本经济新闻》2000年7月31日报道，见2000年8月24日《参考消息》。
(10) 张静庐：《中国的新闻纸》，64页，上海，光华书局，1928。
(11) 参见曾虚白：《中国新闻史》，461～500页，台北，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66。
(12) 熊少豪：《五十年来北方报纸之事略》，《最近之五十年》，刊《申报》，1922。
(13) 观棋：《北京报业偶谈》，刊《社会日报》，1926-05-01。
(14) 新华社消息，见1950年1月1日《人民日报》。
(15) 见1993年11月30日、1995年3月24日《人民日报》，1993年1月21日、1998年11月27日《光明日报》。
(16) 见2000年8月7日《人民政协报》。
(17) 见2000年9月25日《新闻出版报》。
(18) 见1999年11月9日《北京晚报》。
(19) 见1999年9月22日《光明日报》所刊《中国记协负责人答本报记者问》。
(20) 见1986年7月9日《人民日报》。
(21) 见1999年9月22日《光明日报》所刊《中国记协负责人答本报记者问》。
(22) 雷瑨：《申报过去之现状》，《最近之五十年》，刊《申报》，1922。
(23) 曲长缨：《论中国名记者产生的内外因素》135页，1987年打印本。
(24) 见1986年7月9日《人民日报》。
(25) 中国新闻事业五十年成就展组委会：《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新闻队伍》，刊《中华新闻报》，1999-0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