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与探索——记祝文秀和她所提供的有关邵飘萍的一些材料

祝文秀又名振亚，生于1897年，目前还健在，是邵飘萍的另一个妻子。她原籍南京，祖父辈始迁居无锡。她父亲这一代，家中原有十来亩地，生活勉强维持，后来因为遭到意外，家道中落，幼年时代的祝文秀只能靠母亲刺绣和在丝厂做工维持生活，她自己也作一些针黹，补贴家用。17岁那年，天津的一个髦儿戏班子到南方物色女孩子，看中了她，以一次借给300元安家费为条件，吸收她进班学戏，她母亲也随她在这个班子里充当作戏服的绣工。这以后，她随班演出于京津两地，唱过京戏，唱过梆子，也唱过无锡景之类的南方小曲，并且有一个颇有一点小名气的艺名，叫花小桃。原先借班主的那笔钱，利上滚利，翻了几番，母女俩无力偿还。班主竟要卖她去抵债，几个流氓恶少也在打她的主意，幸亏靠同班结拜姐妹们的帮助，代还了欠款，她才得以脱身。1917年她21岁的时候，经人介绍初识邵飘萍于北京。经过一年多的来往，于1919年2月和邵飘萍结婚。先后安家于北京的羊皮市胡同、下洼子、刚家大院等地。从1919年到1926年，她和邵飘萍共同生活了7年，其间还一度到过天津、上海和日本。邵飘萍遇难那一年，她还不到30岁，料理完丧事以后，矢志不再改嫁，领养了一个男孩，以做针线和种菜为生，隐居于无锡前洲西塘，一直到现在。

过去，人们一般只知道邵飘萍有位汤修慧夫人，对祝文秀则一无所知。她是怎样被发现的呢？说来也有点偶然。1982年4月，邵飘萍的烈士身份重新得到肯定，他的骨灰也即将被安置进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我为此给《文汇报》写了一篇短稿，介绍其事，刊出后不久，就有一位自称祝韶华的中年人，带着一篮鲜花，找到《文汇报》党委，自称奉母亲之命准备把这篮鲜花送至北京邵飘萍烈士灵前，并代表她参加烈士骨灰安置仪式云云。问他母亲是谁？回答是：祝文秀、邵飘萍的妻子。与此同时，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也收到了祝文秀、祝韶华从无锡发来的唁电。这才引起人们的注意。《文汇报》在接待了祝韶华来访的当天，就把这件事通知了我，并要我就此事作进一步了解。我也是只知道有一位汤夫人，不知道有所谓祝夫人的，收到《文汇报》同志们的来信后，就根据他们所提供的线索，和文秀、韶华母子进行了通信联系，看到了他们寄来的有关邵飘萍的回忆文章，和她们所保存的有关邵飘萍的照片和其他文物资料，断定祝文秀确实是邵飘萍的另一位妻子。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情况，我还特地请教了新闻界前辈，和邵飘萍同时在北京办报并参加过邵飘萍被捕后的营救活动的萨空了同志，走访了在北京的邵飘萍的长子邵贵生，和在上海的邵飘萍的次女邵乃偲。他们都认为祝文秀的未亡人身份，是有根据的，贵生、乃偲两位同志还依稀记得他们确实曾经有过这样一位母亲。我把这些情况反映给民政部门，民政部门经过复查，已经正式承认了祝文秀的烈属身份，无锡县民政局已经把她的名字列入当地烈属名单，并自1982年6月起，按烈属待遇逐月发给生活补助费。

为了对祝所提供的材料进行核实和补充，我最近又专程到无锡前洲公社西塘大队新三村，访问了祝文秀的家。那是一所两楼两底的新式农村住房，前临小溪，背负桑园，室内窗明几净，收拾得十分整洁，桌椅橱柜沙发等家具，几乎全部是20年代在北京住家时的旧物，就连窗帘椅垫之属，也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精品，说明它们的主人确实是曾经沧海的人物。祝文秀今年86岁了，但眉目清朗，精神矍铄，头脑也很清楚，虽在南方生活多年，还能说一口很标准的北京话。对我提出的问题，她都能一一作出回答。除了记忆力有点衰退，行动稍有迟钝之外，看不出是一位年近期颐的老人。在政府的亲切关怀和担任农村小学教师的儿子、儿媳们的照顾下，她正在度过幸福的晚年。

祝文秀所提供的有关邵飘萍的材料，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她口述后由祝韶华记录整理的两篇回忆文字，《我和飘萍共同生活的七年》和《关于飘萍的二三事》。这一次我去访问，她又对其中的一些细节作了补充。另一部分是她所收藏的有关邵飘萍的照片和遗墨。这一次去访问，她又对有关的背景作了一些说明。

在她所口述的回忆文字中，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一、有关1912年、1913年邵飘萍办《汉民日报》时期的一些情况

《汉民日报》是邵飘萍参加主办的第一份报纸。由于年代久远，保留下来的材料不多。祝文秀的这批回忆文字中，有一两个片段是和《汉民日报》有关的。它们反映了邵飘萍这一时期办报活动之一斑，对他应对横逆的机智和风趣，也有生动的描写，可以补这方面材料的不足。

二、有关毛泽东前往邵家看望邵飘萍的情况

关于毛泽东曾到邵家看望邵飘萍的情况，祝文秀在她口述的《我和飘萍共同生活的七年》一文中，只作了很简单的记录。我曾就此事去信向她查询，她回信补充说：“我在羊皮树住家时，毛主席来过好几次。来的时间总是在午饭以后，飘萍在午睡，他就在客堂间等候，一个人坐着，不大说话。羊皮树那儿的房子是一顺三间的旧式平房，我和飘萍住一间，母亲和弟弟住一间，当中这一间是吃饭和会客的地方，电话就安在这一间的门口，当我去接电话或打电话碰见他时，他总是很有礼貌地站起来，向我鞠躬致意，我边回礼边说‘别客气，请坐！’”，这次去访问，她又补充了这样一些细节：（1）毛泽东每次来，都和邵在内室作长谈，但只用清茶，从未留饭。（2）邵曾经在经济上对青年毛泽东有所帮助，而且不止一次，至于数目就不清楚了。“羊皮树”应作“羊皮市”，是西四迤南路东的一个小胡同。邵、祝婚后的第一个家，就安在这个胡同的九号，他们在这里一直住到1919年的9月。邵飘萍在世期间，毛泽东曾经两次到北京，第一次是1918年8月—1919年3月，第二次是1920年2月至4月。后一次，邵飘萍已经去日本，不可能见到。因此，毛泽东到邵家看望邵飘萍，应是1919年2月邵祝结婚到同年3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前这一个多月内的事。关于毛泽东曾经得到过邵的接济一节，我在汤修慧夫人那里也不止一次地听说过，而她则是从邵那里听来的。邵飘萍一生仗义疏财，乐于助人，颇有点“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气概，对于钱向来不大在乎，为青年人革命活动的需要而慷慨解囊，这对于他说来，是在于情理之中的。这恐怕也是毛泽东所以称赞他是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解放后又多次派人去他家慰问的一个原因，毛泽东和邵飘萍在新闻学研究会有关活动中的交往，是大家都知道的，毛泽东曾经去邵家访问并作长谈这一点，过去还从未听人说过。祝文秀提供的这一情况，值得重视。

三、有关1919年至1920年邵飘萍受皖系军阀通缉，化装逃离北京，转往日本这一年多的情况

邵飘萍因触怒皖系军阀于1919年8月化装逃离北京，经上海“横渡日本”，担任大阪《朝日新闻》记者，一年后返回北京的这一段经历，不少介绍和研究邵飘萍的文章都有所记载，但是语焉不详。祝文秀所写的材料，对邵这一时期的经历有较详细的介绍。它说明飘萍这一次出走的路线，是先到天津，再到上海，然后折返天津，经奉天（今沈阳）、朝鲜去的日本。在日本居留期间，住在大阪的海泉寺。在那里待了半年，1920年秋天，和后去的祝文秀一道经由朝鲜返回北京。并不是从上海直接“横渡”的。祝文中提到的那个“姓朱的”，应即是朱深，后来做过段政府的京师警察总监，当时是段祺瑞控制下的靳云鹏内阁的司法总长。

这一次去采访，祝文秀又对她所写的这一段材料，作了以下的一些补充：

“邵飘萍逃出北京后，先是住在天津。在津期间，继续挥笔撰文，曾经派祝回京通过佣人到《京报》馆取过一些参考用书。

“从天津到上海，也是秘密行动。邵化装成工人，躲在三等车的一个角落里假寐。祝穿了母亲的衣裳，化装成保姆，躲在车厢的另一侧陪着他。

“在上海期间，先是住在四马路的惠中旅馆，开了14号15号两个房间，一间住宿，一间会客。后来嫌开支太大，在白克路（今凤阳路）永年里以每月10元的房费，租了一间亭子间，又向木器商店租了一些家具，住了下来。在上海期间，邵飘萍生过一场大病，但仍手不停挥，每天都有大量信件和文稿交祝付邮。在此期间，他还编写了一部题为《醋溜黄鱼》的时事讽刺剧，交上海各剧团演出，曾经引起轰动。

“去日本，是自上海返回天津，化装坐四等车经由奉天前往的。等车时遭到警察盘问，推说去沈阳探亲，才得放行。

“在日本期间，住在大阪的海泉寺。这是一座香火不盛的小庙，住持的和尚和尼姑是一对夫妻。庙内除供奉菩萨的大殿外，还有余房出租，房客共三家，除他们之外都是日本人。寓楼为两层木结构建筑，周围有花园假山之属。他们住两间，一间作卧室，一间作书房，每月房租20日元。这个地方离邵飘萍上班的《朝日新闻》社很远，往返都要坐很长时间的电车，因为房租比较便宜，才住了下来。⁽¹⁾

“在大阪《朝日新闻》工作期间，邵飘萍每月的工资仅300日元。他们请了一位日本女佣负责买菜做饭和照顾他们的生活。由于物价贵，收入少，他们每天的菜金限制为一至二元，每餐只有一个菜。有一次邵飘萍忽发豪兴，带祝到一家中国饭店下馆子，只叫了三个菜就索价40日元，吓得他们再也不敢出去吃饭了。

“当时，邵飘萍工作学习都很紧张。每天绝早即起，伏案工作到7点，然后上班。下午4点下班回来后，继续伏案工作到晚上10点才休息。整天不是写文章，就是看书，几乎手不释卷。在日本半年多，除了祝来时到神户去接过一次船，和用两天时间陪祝匆匆地逛过一次东京之外，哪里也没去。他日文十分娴熟，日语十分流畅，客来谈笑风生，语言无滞。在日期间，除了买书，别无嗜好，可惜的是那些书分量太重，回国时不能全带，大部分都留赠给日本友人了。”

邵飘萍一生曾两次到日本，第一次是1914年至1915年，主要是求学，这一次是第二次，则兼有工作和学习两种性质。有关他第二次到日本的这段经历，历来了解得不多，别人没有介绍过，他自己也没有怎么提起过，祝文秀提供的以上情况，对了解邵的这一段经历还是很有帮助的。

四、有关张作霖曾经以30万元巨款向邵进行收买的情况

以往只知道张作霖是屠杀邵飘萍的元凶，从不知道他还有过对邵进行收买遭到拒绝的事。这件事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数目的巨大。它比袁世凯称帝时期企图收买梁启超时拿出的20万元，还要多10万元，这恐怕是民国以来数目最大的一笔收买舆论的交易。当然，是没有成功的一笔交易。一是邵飘萍的态度。他没有利令智昏，坚决顶回了张的收买。这次访问，谈到这件事时，祝还补充了这样一个细节：当祝劝邵不要在《京报》上过多地得罪奉张，以免遭到后者的迫害时，邵回答她说：“张作霖的那些倒行逆施，我不讲，没人敢谈，就是枪毙我，我也要讲！”一方面，不为富贵所淫；一方面，不为威武所屈，由此也可以看出邵飘萍作为一个人民的记者的高风亮节。在旧社会办报，邵飘萍不能免俗，自然也拿过别人的钱，例如，冯玉祥的国民军就曾经给过《京报》一定的津贴，只是他不饮盗泉，拒绝接受反动军阀官僚的收买而已。

五、有关邵飘萍和京、津、东北等地联系的情况

祝文秀在回忆文章中多次提到她奉邵飘萍之命，化装前往京、津、东北等地打听消息和送信的事，祝的文化程度不高，既写不了消息，也写不了通讯，这些活动，除了打听到“白督军”被刺事的那一次以外，都未必与新闻采访有关，倒是与邵当时的政治活动有关。邵对张作霖无好感，但对奉系中以郭松龄为代表的思想较新的那一派还是有联系的。《京报》上就曾经发表过不少赞扬郭松龄的文章。对冯玉祥联郭倒曹倒张的秘密行动，邵也是十分支持的。派祝去东北送信的那一次活动，估计就和这一背景有关。从祝文所描写的情景，也可以看出这些活动在当时的机密性质。

六、有关邵飘萍被张翰举出卖的情况

张翰举出卖邵飘萍，诱骗他离开东交民巷使馆区致使他被捕遇害事，汤修慧在《一代报人邵飘萍》一文中也有记载，但是语焉不详。祝文秀也提到了这件事，但同样不够具体。这次去访问，她又补充了以下的一些细节：“张翰举在答应帮助张作霖诱捕邵飘萍以前，曾经提出过两项条件：造币厂长和大洋2万元。事成之后，奉方毁约，他不但毫无所得，而且也被抓了起来。”

这个张翰举，绰号夜壶张三，是北京《大陆报》的社长，一个投靠军阀官僚以办报为奔竞手段的无耻文人。出卖邵飘萍以前，他到处拿钱，生活异常阔绰，一个人就有两部汽车，但还不满足，不惜昧着良心用同行们的血来染红自己的顶子。这个卖友求荣的新闻界败类，后来没有得到善终，在一次和著名京剧演员孟小冬有关的情杀案中受到误伤，死于非命。管翼贤《新闻学集成》第6册收录的《北京报纸小史》一文中，载有其事，称他为“野狐张三”。

七、有关邵飘萍和张季鸾交往的情况

祝文有两处提到张季鸾对邵的帮助，一处是在邵遭到皖系军阀迫害时，张建议他到日本去工作一段时期，以避其锋。一处是帮助邵把祝文秀送往日本。说明两人关系密切。这次去访问，祝文秀还补充了以下的一些细节；“（1）大阪《朝日新闻》原来聘请的是张季鸾，张把这个机会让给了邵飘萍，并向《朝日新闻》作了推荐。（2）邵遇害后，张对祝文秀和她母亲非常照顾，接她们到天津去住，每月馈送生活费100元，每星期必请她们母女吃一次饭，还经常送票到她们家，要她们看看戏散散心。祝氏母女从1926—1929年在天津先后住了三年零一个月，在此期间，每逢邵的忌辰，张都要到祝的寓所来慰问，并亲撰祭文，当着祝的面在邵的遗像前“一边流泪一边朗读，读毕焚化，以为祭奠。”

大阪《朝日新闻》是日本唯一曾经得过密苏里新闻学奖金的报纸，在国际新闻界有一定的声誉，能够应聘去那儿工作，对于旧时的资产阶级报人说来，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张季鸾为了保护邵飘萍，把去那儿工作的机会让给了他，邵死后，又对他的家属如此照顾，这些情况说明，这两位在旧中国的报坛上都颇有一点影响的报人之间，有着不寻常的交谊。他们也确实有不少相同的地方：都曾经是留日学生，都曾经在北京当过记者，办过报，都曾经因为反袁而坐过牢。气质上也有相同之处：都能文善谈，都轻财好友，也都有一点风流倜傥的名士习气。当时的张季鸾还没有接办旧《大公报》，也还没有成为蒋介石的“国士”，他和邵的政治见解虽然不尽相同，但在某些方面还是有不少共同语言的。

此外，祝文秀在我这次访问中，还补充了另外的一些情节，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1. 邵飘萍在浙江高等学堂学习时，每试第一，成绩为侪辈之冠。同班有一位同学出于忌妒，故意把别人的书塞进他的书桌，诬他偷书。校长很了解他，也很爱护他，知道这件事是别人栽赃，曾私下劝他考试时不必太认真，以免树敌过多。他不以为然。

2. 邵飘萍在杭州浙江高等学堂当学生时，就和秋瑾、徐锡麟等革命党人有联系。秋瑾被捕前曾写信给邵飘萍，信收到时，秋瑾已被捕遇害，邵曾为之叹息不已。

3. 鲁迅曾经到过邵飘萍和祝文秀设在宣内刚家大院五号的那个家，时间大约是在他为《京报》编《莽原》副刊的时候。他和邵一道坐《京报》馆的自备汽车来，来了以后就边喝茶边谈工作，没多久就又同乘一辆车走了。鲁迅来时，邵曾给祝作过介绍，说：“这就是鲁迅先生。”

4. 邵飘萍被押到行刑地点后，转身向奉命前来监刑的军政官员们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微笑环视现场，状至从容。行刑前，奉命执行的士兵招呼说：“请大人跪下！”邵飘萍笑着说：“还要跪下？”话刚说完，就被击中倒地。

以上这些情节，有的是她亲见的，有的是她当年听邵飘萍自己说的，有的则是她听目击者说的，多数为已发表的专著和文章所不载，也是邵飘萍的研究者所不曾掌握的。其中尤以邵飘萍与秋瑾和鲁迅有过来往的这两条最为重要。过去，只知道邵参加过民初的反袁斗争，还不知道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和秋瑾这样的革命党人有过联系。他和鲁迅在办《京报》副刊和《莽原》副刊时，有过合作关系，通过信，并且同时被列入段祺瑞政府准备缉捕的黑名单，这些情况是大家都知道的。至于两人是否见过面，则无可查考，《鲁迅日记》中也失载。祝文秀所提供的这些材料，不仅有助于对邵飘萍的研究，对秋瑾、鲁迅的研究工作者，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祝文秀所珍藏的有关邵飘萍的照片，共47张，大部分已移送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庋藏。其中邵飘萍各时期的单人照片，包括他1919年遭到通缉后化装成工人逃离北京时拍的照片，共14张，他和祝文秀共同生活时合拍的照片共20张，他在日本工作学习时期拍的照片共11张，他遇难后的遗体照片和举行殡殓活动时拍的现场记录照片共10张。除了1922年4月拍的那张半身照曾在《京报》出版的邵飘萍遇难4周年纪念特刊上发表（近年来有关书刊上配发的邵飘萍照片，就是根据这一张翻拍的），1919年9月化装成工人拍的那两张照片曾在1924年出版的他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中作为插页发表之外，其他的照片全都没有发表过，是研究邵飘萍一生和纪念这位新闻界烈士的一批极为重要极为珍贵的文物资料。

在这批照片中，最有价值的是他第二次去日本时期拍摄的那11张照片，和记录他遇害后情况的那10张照片。

邵飘萍第二次去日本的那半年多时间，是他一生中十分关键的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如饥似渴地从日文译著中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了解和思考有关“十月革命”和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的问题，使他的思想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他的那两部曾经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过重大影响的，介绍科学社会主义、介绍新俄国、介绍列宁和斯大林的专著，《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就是这一时期在日本完成的。关于他第二次去日本这一段时间的情况，祝文秀已经用书面和口头的方式提供了一些，这一批照片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形象化的资料，从这批照片上可以看出，邵飘萍在日本的这一段时期，生活是俭朴的，工作和学习是勤奋的。照片中的满架书刊（据祝文秀说，书房的另一面还有一批书报堆在地上，没有摄入镜头）和他孜孜矻矻手不释卷的一个个镜头，就是最好的证明。我用20倍的放大镜对以书架为背景的几张照片作了仔细的观察，发现摄入镜头的架上书刊共有171册，其中书86册，期刊85册。后一部分因为是横着摞在一起，书脊上又多数没有印字，究竟是些什么刊物，已经看不出来。前一部分能够看出书名的有以下16种，它们是：

《资本论大纲》（凤川均等）

《世界大革命史》（野平××等）（×代表看不清楚的字，下同。）

《社会主义论》（安部×××译）

《新社会》（第九卷合订本，平民大学编。）

《露（俄）国大革命史》（×××××）

《社会主义研究》（×××××）

《社会问题研究》（×××××）

《劳动组合运动史》（×××××）

《社会问题十二讲》（×××××）

《社会改造之原理》（×××××）

《社会主义社会学》（×××××）

《最近社会思想之研究》（×××××）

《过激主义之心理》（×××××）

《恋爱与结婚》（×××××）

《妇人问题与教育》（×××××）

《卖笑妇之研究》（×××××）

其余的已经看不完全或看不大清楚了，但影影绰绰地还可以看得出来多数是社会学、经济学方面的书。照片中的书架上还放有四幅带着镜框的外国人的半身照片，其中三幅究竟是谁，已经难以确指，有一幅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那就是留着连腮大胡子的马克思，从照片中的这些藏书和陈设，不难想象得出照片的主人当时所向往的和致力研究的都是哪些方面的东西。邵飘萍后期的思想之所以有那么大的飞跃，他对马克思主义，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革命之所以采取那样积极热情的态度，从这些照片当中不是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吗？

记录邵飘萍遇害后种种场景的那10幅照片，有5幅是在邵飘萍被枪杀后的临时掩埋处拍的，有两幅是在地藏庵的临时灵堂前拍的，有三幅是在他大殓前后的临时停放处拍的，全都不曾发表过。从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到血肉模糊惨不忍睹的烈士遗体，可以看到弥漫着惨雾愁云的殡殓活动场景，也可以看到家属们在烈士灵前悲痛欲绝的镜头。看了这些照片，使人们仿佛又回到了充满着血雨腥风的那个可诅咒的时代。屠夫们的凶残，令人发指。历史是不会重演的了，但却是不应该被忘记的。把这些作为那个时代的历史见证的照片保存下来，传给我们的后人，将会使他们更加珍惜革命的果实，更加热爱我们这个绝不容许豺狼虺蜮们恣意横行的美好的时代。

祝文秀所珍藏的邵飘萍遗墨，主要是几幅屏条和一些扇面，内容多是古人的格言和诗词，或写爱情，或谈风月，或抒怀抱，或念故人，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显然都是信笔挥写的即兴小品，是并不准备当作法书留之名山，传诸其人的。倒是几个闲章值得注意，它们是：“邵氏之印”“飘萍翰墨”“家在三十六洞天”“振青长寿”和“言满天下”。这些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主人的思想情趣和风采。邵飘萍参加过南社，是这个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的成员，他的诗词没有传世，这一部分遗墨所写的也并不是他自己的作品，但可以从中反映出他对古典诗词的爱好。遗墨的一部分也已由祝文秀移送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庋藏了。

由于文化水平不高，又主要活动在家庭的圈子里，祝文秀对邵飘萍的办报活动和社会活动了解不多，提供不了更多的这方面的情况，她所写的和所介绍的有关邵飘萍的一些材料，也因此有一定的局限。她所收藏的一大批邵飘萍的往来信件、图书资料和文物照片，经过“文革”期间的多次抄家和处理，也大多散失或焚毁，保存下来的仅仅是其中的极少一部分，这是令人遗憾的事。但是，祝文秀毕竟是邵飘萍曾经钟爱过的人，她和邵飘萍共同生活7年，是邵飘萍这一段时期工作生活情况的主要见证人之一。对邵飘萍第二次去日本的那一段经历说来，则是现存的唯一的见证人。在熟悉邵飘萍的人已经不多，各地收藏的有关邵飘萍的文物资料已经大部散失的情况下，⁽²⁾她所提供的这些情况和资料，还是弥足珍贵的。它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邵飘萍的了解，帮助我们更好地更全面地去分析和评价这位在近现代新闻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

（原载1983年12月第7辑《新闻学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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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这所海泉寺的情况，我曾函请现在日本的刘明华同志代为作一些调查。她为此特地访问了原《朝日新闻》论说委员现任东京上智大学教授的三好崇一先生。三好先生很热心，立即打电话给大阪分社的有关人员，作了一些了解。据三好先生介绍，海泉寺位于大阪市南面的浪速区难波附近，是佛教净土宗的一所庙宇，创建者是海泉坊，庙以此得名，庙内有人小西来山的墓，庙的附近有很多商店及惠美须神社，神社经常举行祭典，战前庙内有房屋出租，战争期间沦为一片焦土，战后虽经整修，面积已缩小到只有战前1/3的样子，现在已不再有多余房屋出租了。

(2)　邵飘萍被害后，他的大部分信件、文稿和图书资料，都封存在北京《京报》馆旧址的一间房子里。“文革”期间，几经折腾，这部分东西已经荡然无存。保存在汤修慧夫人处的有关资料，经过多次抄家，也扫地以尽。汤夫人手里现在连一张邵飘萍的照片也没有。作为纪念留在她身边的只有一张三四寸大小的钢笔画像，还是托人从刊有邵飘萍遗像的书刊上临摹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