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系列 （九篇）
中国近代传播思想的衍变
一
传播这一名词，始见于《北史·突厥传》的“传播中外，咸使知闻”，在中国的语言文字中，至少有1400年以上的历史。但是，在漫长的封建时期，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严密控制下，传播活动长期受到禁锢，始终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早在北宋年间，就有所谓的“乱有传播”之禁。在当时，主要是禁止那些被称为“小报”的新闻传播媒体（见于徽宗皇帝的诏旨）。此后，一直到清朝中期，各种传播媒体，如“小报”“小本”“小钞”“报条”等，都曾遭到过查禁。顺康雍乾等朝，还曾经多次出现过参与传播活动的政府官员和报房主人被拘捕乃至杀戮的事件。这一情况，直到清王朝中晚期以后，才开始有所转变。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撞开了闭关锁国的中国的大门，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从那时起，到1912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诞生为止，这是中国社会的传播活动空前活跃，各种近代化的新闻传播媒体相继问世，和有关传播思想通过口耳流传、见诸文字、公开发表，迅速发展衍变的一个时期。
从“鸦片战争”前夕到19世纪60年代末，是中国传播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也是西方新闻传播思想开始进入中国的一个阶段。
最先向公众阐述西方传播思想的是这一时期到中国及其临近地区创办中外文报刊的西方传教士和商人。他们首先把“新闻纸”这一近代化的传播媒体介绍给中国读者，并且强调他们创办这些新闻纸的目的是为了“通中外之情，载远近之事，尽古今之变”（1857年1月26日《六合丛谈》第一号）：是为了帮助中国读者“得究事物之颠末，而知其是非，并得识世事之变迁，而增其闻见”；是为了“使华人增广见闻，扩充智慧，得以览之而获益”。（《中外新闻七日报》1872年3月2日《西人在北京办报之集议》）他们创办的这些新闻纸，所刊载的主要是以下的一些内容：（1）经济信息。包括航运消息和大量的有关银票单、水脚单、进出口货价与交易单等商业信息和商品广告。（2）国际信息。主要是有关世界各国人文、地理、政情、历史沿革、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基本知识。（3）科学信息。早期主要是有关西医、西药、生理学、解剖学，以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方面的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后期也零零星星地介绍过一些有关西方的社会政治、民主法制等方面的学说和思想。所有这些，其目的都是为了西方的利益，旨在倾销他们的商品，宣扬殖民主义者的威力与德政，改变中国人民思想闭塞的状况，消除他们对西方人的敌意。不过他们所提供的这些信息和知识，毕竟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也为中国的读者展示了远比封建文化思想为进步的某些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因此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他们的传播思想，也给仍然处在被禁锢状态的中国人以一定的启迪。
这一阶段在中国办报的传教士和商人，也在他们所写的文章和他们所标榜的办报宗旨中，提出了“新闻则书今日之事”“序事必求实际”“贵在信实无欺”“持论务期公平”等观点。第一次向中国的读者介绍了西方新闻传播学中的有关新闻定义和新闻、评论报道必须符合事实，以及新闻工作者必须客观公正之类的思想。这些思想虽然颇能新人耳目，但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民还缺少近代化的新闻工作实践，对这些观点一时还难以有更深的体会。
与此同时，中国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重视新闻和信息的传播。他们从爱国御侮的需要出发，不满意于封建士大夫知识分子坐井观天，昧于世事，“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现状，一方面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一方面要求睁开眼睛看世界，更多了解国内的，特别是国外的情况，他们的代表人物，是担任两广总督的林则徐和他的好友、曾经在浙东参加过抗英斗争的魏源。
当时，客观条件还不允许他们创办近代化的报纸。他们所致力的主要是译报活动，即把外国人在境内外所办报纸上的信息，翻译介绍给中国的朝野人士。如林则徐主持下的《澳门新闻纸》，魏源编著的《海国图志》等。他们的译报活动，侧重于“了解夷情”和“采访夷情”。其目的在于“悉夷情”“医瞑眩”，和“师夷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叙》）。这种传播思想，对嚣然自大，深闭固拒的中国封建思想，是一次大的冲撞，表明统治阶层中的一部分开明人士已经破篱而出，放眼世界，不愿再相安于那种旧的封闭的格局之中了。
1850—1865年这一时期，爆发了太平天国的反清革命。这一革命政权的领导人之一洪仁玕，曾经提出过“设新闻馆”，兴“各省新闻官”和刊卖“新闻篇”的建议。其中，“新闻馆”和“新闻官”属于官方。前者旨在“收民心公议及各省郡县货价低昂，事势常变；上览之，得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知交通；商农览之，得以通有无，昭法律，别善恶，励廉耻，表忠孝”。后者旨在收集舆论和来自民间的信息，使“奸者股栗存诚，忠者清心可表，……一念之善，一念之恶，难逃人心公议”。“新闻篇”则属于民间，“准富民纳饷禀明而设”。其法是：“或本处刊卖，则每日一篇，远者一礼拜一篇，越省则一月一卷，注明某处某人某月日刊刻，该钱若干，以便远近采买”“朝廷考察若探未实者，注明有某人来说，未知是否，俟后报明字样，则不得责之”“伪造新闻者，轻则罚，重则罪”。旨在使朝野之间情况明，信息通，“纵有一切诡弊，难逃太阳之照”（以上引文均见洪仁玕《资政新篇》）。洪仁玕的这些建议，涉及报纸这一传播媒体的政治功能、教育功能、传播信息功能，以及民间办报、舆论监督和新闻必须真实等方面的问题。和清朝政府禁锢言论限制报纸出版的政策相比，是一个大的进步。天王洪秀全对洪仁玕有关设新闻馆的建议，曾用“此策是也”的批示，表示赞赏。对有关设新闻官及准卖新闻篇的建议，则认为，“现不可行”“俟杀绝妖魔后行未迟也”。这说明他对报纸的积极方面的作用，还认识不足。
总之，这一阶段由于海禁大开和闭关锁国的局面被打破，扩大新闻传播的思想在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当中已经萌发，但碍于形势，还没有更多地见之于实践。
二
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19世纪90年代初，是这一时期传播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利，使封建统治阶层中的一些人幡然醒悟。他们感觉到了西方工业国家坚船利炮的威胁，开始致力于洋务运动，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下，建立了近代中国的第一批官办和官督商办的工业，设置了一批有关洋务的企事业机构，企图以此来维持封建帝国的统治，挽狂澜于既倒。与此同时，一批较早接触到欧风美雨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也开始探索中国前进的道路，在中国只有变才能图存的观点指导下，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维新变法的设想，为19世纪90年代后期的戊戌维新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和舆论上的铺垫。其中的代表人物，是王韬和郑观应。
王、郑两人都出身于封建书香门第，受过传统的儒家思想教育。两个人当中，王韬曾在外国传教士办的出版机构担任编译工作，后来多次出国访问；郑观应曾经在外商和洋务部门工作，后来又投资于近代工业。他们是那一时期对中西方的情况很了解，思想比较活跃的知识分子。19世纪60年代末至19世纪90年代初，他们曾经多次发表文章，阐述了变法自强的观点，也阐述了对报纸这一传播媒体的看法。
首先，他们都极力向中国朝野人士介绍和推荐近代化报纸。这种已经盛行于西方国家的传播模式。盛赞它内容丰富，“凡献替之谟，兴革之事，其君相举动之是非，议员辩论之高下，内外工商之衰旺，悉听报馆照录登报”；种类繁多，“士农工商各有报”，发行数量大，“少者数百本，多则数十万本，出报既多，阅报者亦广”（《盛世危言·日报上》）。并要求以英国《泰晤士报》为榜样，来创办中国人自己的报纸。
其次，他们都认为报纸可以帮助封建统治者“博采舆论”，了解下情，使君主“知地方之机宜”“知讼狱之曲直”，使“君惠得以下逮”，实现“上有以信夫民，民有以爱夫上”（《弢园文录外编·重民》）的目的。郑观应说得更直接：“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盛世危言·日报上》）。
再次，他们都谴责外国人在中国的办报活动，指责外国人所办的报纸，“往往抑中而扬外，甚至黑白混淆，是非倒置”（（弢园尺牍·上方照轩军门书》）“每遇中外交涉，间有诋毁当轴，蛊惑民心者”（《盛世危言·日报上》），要求把报纸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主张创办外文报纸，向外国人阐述本国的观点，以抵御侵略者的荒谬宣传。
此外，郑观应还着重阐述了报纸的社会教育和社会公益作用。指出：“各省水旱灾区远隔，……自报纸风传，而灾民流离困苦情形宛然心目。于是施衣捐赈，源源挹注，得保孑遗，此有功于救荒也。作奸犯科者明正典刑，报纸中历历详述，见之者胆落气沮，不敢恣意横行，而反侧渐平，闾阎安枕，此有功于除暴也。士君子读书立品，尤贵通达时务，卓为有用之才。自有日报，足不逾户庭而周知天下，一旦假我斧柯，不致毫无把握，此有功于学业也。其余有益于国防、民情、边防、商务者，更仆数之未易终也”（《盛世危言·日报上》）。他建议在中国各省、各府、各州、各县广设报馆，认为多办报纸，将有利于国家安定和社会繁荣。
王、郑两人不仅鼓吹和支持多办报纸，而且参加了这一时期的办报实践。王韬是香港《循环日报》的创办人和第一任主编，郑观应曾为港沪两地的不少报刊撰稿。他们的传播思想对这一时期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华字日报》《中外新报》《述报》《新报》等报刊的问世，在一定程度上都接受过他们的影响。他们的贡献主要有两点：第一，热情地向中国的公众介绍和推荐西方近代报纸这一传播媒体及其运作的模式。第二，部分地清除了在中国大量创办近代化报刊的思想障碍，削弱了来自封建统治者方面的阻力。
应该承认，阻力仍然很大，但坚冰已破，中国近代传播思想和传播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高潮，已经临近了。
三
19世纪90年代初到20世纪初的10年，是这一时期传播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这10年，是变法维新运动由思想酝酿进入实际运作的10年。变法虽然因西太后发动的政变而宣告失败，但只有变才能图存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变已经成为中国时局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10年，也是近代中国的传播思想空前活跃的时期。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在鼓吹变法发动政治改革运动的同时，十分重视报刊这一传播媒体的作用，在所写的信件、奏折、文章和专著中，曾多次阐述过他们的传播思想。维新派的其他活动家，包括同情维新派的政府官员们，对此也有所发挥。
维新派有关传播思想的论述，集中在办报的目的及报纸的性质和作用两个方面。属于办报目的和办报必要性的论述，概而言之有以下五点：
（一）开风气
他们认为维新运动之所以障碍重重，在于思想禁锢，风气不开。报纸在开风气方面是可以起很大作用的。只有利用报纸这一媒体，大喊大叫，“振动已冻之脑官”，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梁启超所说的“发端经始，在开广风气，维新耳目，译书印报，实为权舆”；（《饮冰室文集》之一，《农会报序》）唐才常所说的“广开报馆，……秦汉以来之愚障始云开雾豁，重睹光明，四民之困于小儒腐说辗转桎梏者，始脑筋震荡，人人有权衡国是之心，而谋变通，而生动力”；（《唐才常集·湘报序》）就是这一观点。同情维新派的官员瑞珣、沈兆炜等，对此也有所论述。
（二）开民智
他们认为中国要进行大的政治改革，必须首先开民智，而报纸则是提高“民之识见”和“民之智量”的重要手段。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就曾经阐述过这一观点。谭嗣同在和朋友的通信中，也提到：“新闻报纸最足增人见识。……今日切要之图，无过此者”（《谭嗣同全集·报贝元征书》）。曾经创办《无锡白话报序》的维新派报刊活动家裘廷梁说得更清楚：“欲民智大启，必自广兴学校始，不得已而求其次，必自阅报始。报安能人人而阅之，必自白话报始（《无锡白话报序》）。维新派思想家何启和胡礼垣在他们所写的《新政真诠》中，对报纸在开民智中的作用，也有过论述。
（三）开言路
早在19世纪70—80年代，不少支持维新运动的人，就提出过必须开言路的问题。香港《循环日报》曾发表评论，批评了所谓“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的思想，认为“盛治之朝，惟恐民之不议，未闻以议为罪也”（见1878年2月该报所刊《论各省会宜设新报馆》一文）。在广州出版的《述报》，则把社会上的“因循之弊”，归罪于“言路之不广”，并首先把言路和报纸联系起来，指出“言路之六通四辟，……在民之有报馆焉”（见1884年12月29日该报所刊《开言路为自强首义说》）。90年代以后，这方面的论述更为具体。维新派御史宋伯鲁把“指陈时事，常足以匡政府所不逮，备朝廷之采择”，列为报纸的四善之一，要求多办报纸；维新派外交官伍廷芳称报纸为“舆论所在，公论所自出”，要求推广报纸（见宋伯鲁《奏改时务报为官报摺》，伍廷芳《奏请推广报馆摺》），谈的也都是开言路的问题。何启和胡礼垣在他们所著的《新政真诠》中，更明确地提出了“宏日报以广言路”的主张。
（四）通情况
这是郑观应的“民隐悉通，民情悉达”的观点的继续，梁启超、谭嗣同等人都曾经对此作过论述，强调他们所办的报纸，必须“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以帮助读者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汪康年所说的“通消息，联气类，宣上德，达下情”（《论设立时务日报宗旨》）、严复所说的“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国闻报缘起》），表述的也正是这一观点。
（五）助变法
这是把办报活动和变法活动紧密地结合起来的一种观点，较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郑观应。他曾经说过“今如欲变法自强，宜令国中各省各州县俱设报馆”（《盛世危言·日报上》）这样的话。公车上书以后，这方面的论述更多，要求更为迫切。梁启超曾经不止一次地强调过用创办报纸来推动变法运动的主张。裘廷梁说得更具体：“无古今中外，变法必自空谈始，故今日中国将变未变之际，以扩张报务为第一义”（《无锡白话报序》）。吴恒炜则公然表示要“以二三报馆之权力以交易天下”（《知新报缘起》）。这说明他们办报的政治目的是明确的。
属于报纸的性质和作用的论述，概而言之，有以下四点：
（一）喉舌，国口，民史
最先提出喉舌思想的是梁启超和吴恒炜。吴恒炜在《知新报缘起》一文中提出了“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的观点。梁启超也说过“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国民之喉舌也”这样的话。也有把喉舌称为国口的，见于谭嗣同在《湘报后叙》中所说的：“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湘民庆，国有口矣。”此外，还有不少维新派人士把新闻比附于历史，把报纸比附于史馆，见于梁启超所说的“报纸者，现代之史记也”（《清议报100册祝辞》）和唐才常所说的“泰西不立史馆，盖报馆即其史馆也”（《觉颠冥斋内言》卷1）。谭嗣同则更进一步，把报纸定位在民字上，认为“报纸即民史也”（《湘报后叙》）。
（二）利器
这是陈炽在反对外人垄断中国报业的时候，首先提出来的一个观点。原话是“国之利器，不可假人”。(1)这一观点和后世的工具论，已经十分接近。
（三）党报
康、梁等早期所办的报纸，即具有政党报纸性质，只是还没有使用党报这一提法。1899年保皇会成立以后，才开始在他们的书信和文章中出现党报字样。1900年3月，梁启超在致康有为的信中，首先提出“吾党宜设一西文党报”的建议。此后，又在《清议报100册祝辞》中，对报纸的党派性质作了如下的论述：“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以一党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若前之《时务报》《知新报》者，进入一党报之范围也”。此后不久，康有为也说过《新民丛报》“为党报”的话。可见这一对师弟之间，在他们的报纸具有党派性质这一点上，认识是一致的。与此相联系的，则是报纸是否必然有政治倾向的问题。维新派人士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肯定的。严复的说法是：只要办报，“一举足不能无方向，一著论不能无宗旨”(2)。梁启超的说法是：“史家必有主观客观二界，作报者亦然”“有客观而无主观，不可谓之报。”（《敬告我同业诸君》）可见，这一时期的维新派人士，并不想回避他们办报的目的，也无意淡化他们所办报纸的政治色彩。
（四）监督政府，向导国民
在这个问题上，论述较多的是梁启超。他把“对政府而为其监督”“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列为当今报馆的“两大天职”。（《敬告我同业诸君》）并且认为报纸是舆论的代表，报纸对政府的监督，是一种舆论的监督。
这一阶段维新派传播思想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他是19世纪下半叶维新派传播思想的集大成者。梁启超的传播思想，以1899年为界，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的主要观点是肯定报纸的传播功能，认为报纸是国君的耳目，臣民的喉舌，是开拓维新变法风气的有力工具，主张办各种类型的报纸。后一个阶段的主要观点是肯定报纸的舆论机关作用和维新派报纸的党报作用，肯定报纸的监督职能和向导职能，提出新闻必须博、速、确、直、正，以及报纸必须“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速而确”的办报标准。是近代新闻史上较早研究传播受众，讲究办报艺术，注意报纸的社会效果的报刊活动家。
这一阶段的传播思想，是为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具体地说，是为戊戌前后维新派的变法运动和稍后的保皇立宪运动服务的。和前一阶段相比较，这一阶段的传播思想带有较多的资产阶级民主色彩。如果说王韬等人还时时为封建统治者借著代谋，维护他们的政体，照顾他们的利益，梁启超等人更多考虑的，则已经是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了。这自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在梁启超等人的传播思想指导下，这一阶段的新闻传播事业有了飞速的发展，绝大部分的维新派骨干都参加了办报活动。维新派的报刊在短短的两年内，由一两家陡增到27家，维新派的学会团体由1个增加到20多个。在广大的知识分子当中，出现了“智慧骤开，如万川潏沸”。和“家家谈时务，人人言西学”的局面，维新运动也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被推向了高潮。受维新派传播思想的影响，19世纪90年代以后，国人自办的报刊相继问世，封建统治者的言论出版之禁，被废弛于无形。虽然还有限制报刊的法令出台，和迫害报刊报人的事例出现，但言论出版的藩篱已经被突破，万马齐喑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四
从20世纪初始到1912年的这12年，是这一时期传播思想发展的第四个阶段。
这12年，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进入高潮的10年。中山先生早在1884年中法战争后就有革命之志。1894年创建了兴中会，发动了第一次武装起义，革命开始进入行动阶段。但受长期浸润于人心的封建思想的束缚和康、梁等政治改良思想的影响，在1900年以前的一段时间内，仍被多数人视为异端，革命处于艰苦的阶段。1900年以后，形势有了明显的改变，指责的声浪渐小，支持的力量日增，经过10年的奋斗和多次武装起义，终于在1911年一举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辉煌胜利。
这12年，也是近代中国的传播思想进一步发展和进入高潮的时期。以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民主派的领导人十分重视革命的新闻传播活动，并曾在各种场合以各种方式阐述过他们的传播思想。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关于办报目的的论述。他们和康、梁等维新派人士一样，并不讳言自己办报的政治目的。在很多文章中，他们都明确地指出，他们之所以办报，目的就是为了革命。这一点，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民报之六大主义》一文中阐述得最为清楚：“革命报之作，所以使人知革命也”。“民报革命报也，以使人真知革命为目的。”表明正处于上升阶段的中国革命民主派对自己事业的正义性质有着充分的认识，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信心。他们不再像改良派的某些人那样，用乞求的方式，要求封建统治者“广开言路”，而是把放言高论，对封建统治者进行口诛笔伐，当作自己的一项神圣权利。
其次，是关于报纸的性质和作用的论述。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报纸是一种强有力的舆论工具
和改良派一样，革命民主派的报刊活动家们也把报刊视为喉舌和工具。他们称之为“国民之舆论”（《国民日日报·发刊词》）、“社会之公器”（《世界公益报告白》）。区别仅在于两者之间的重视程度不同。在革命派的一些阐述报刊作用的文章当中，报刊被尊为贵族、僧侣、平民之外的“第四种族”（《国民日日报·发刊词》）、“第四等级”（《浙江潮》第四期筑髓文），比拟于“四千毛瑟”“一支联队”和“法官”“警察”“侦探”“军人”“律师”；盛赞它可以“以言论寒异族独夫之胆，褫民贼之魂”；并由此得出“不必匕首，不必流血，笔枪可矣，流墨可矣，咄，此何事？曰报纸也”（郑贯公《拒约须急设机关日报议》）的结论。把报刊的社会地位抬到空前的高度，说明革命派的报纸理论家们比改良派的理论家们更为重视报刊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
（二）报纸具有舆论监督和舆论导向的作用
前者见于《少年报出世广告》所说的“监督政府”，《越铎日报发刊词》所说的“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以及其他革命派报刊上发表的同类文章。后者见于《神州日报一周年纪念辞》所说的“指导国民”和《黄帝魂》中所说的“国民之导师”，以及其他革命派报刊上发表的同类文章。秋瑾则在《中国女报发刊词》中作了全面论述，结论是：“具左右舆论之势力，担监督国民之责任者，非报纸而何”？对报纸的这方面作用，革命和改良两派都很重视，只是在实践中，革命派更重视报纸的舆论导向作用，在夺取政权以前，对报纸的舆论监督作用并不寄予过高的期望。
（三）报纸在传播知识、提高国民文化科学水平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
这方面的论断。见于《浙江潮》第4期所说的“国民教育之大机关”，《河南》第8期所说的“输入文明之利器”，《湖北学生界》第1期所说的“国民之知识”。《少年报》《珠江镜报》《黄帝魂》等报刊和文集上，也有类似的记述。在报刊能够“开民智”这个问题上，革命派和改良派的理论家们认识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后者只赞成用“开民智”等温和的手段来改造中国，反对任何激烈的行动，而前者则认为“开民智”是一项长远的任务，远水救不了近火，当前要推翻封建专制政府，光靠“开民智”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武装起义之类的暴力行动。
再次，是关于办报方式和办报艺术的论述。青年报刊活动家郑贯公在《拒约须急设机关日报议》一文中提出的“调查不能不周密也”“翻译不能不多聘也”“讴歌戏本不能不多撰也”“文字不能不浅白也”“门类不能不清楚也”“报费不可不从廉也”“图画不可不多刊也”（见1905年8月12—23日《有所谓报》），以及老新闻工作者民主革命元老于右任在《论本报所处之地位并祝其前途》一文中提出的，“不可疾言之，未始不可徐察之。不可庄语之，未始不可婉拒之”（见1907年4月3日《神州日报》）。都属于这方面的内容。中山先生在这方面也有所阐述，他所提出的“宣传在于感化”“至诚是宣传的基本态度”“对人而论，应该由近及远”“就措辞而论，应该亲近有味”，以及宣传“要有做继续的劲头”，要注意“对象的利益和兴趣”（见《孙中山选集》486页、869页，《总理全集》503页、504页）都涉及办报方式和办报艺术的问题，说明这一阶段的革命派的领导人和报刊活动家们在这方面作过深入的研究，有不少适合当时办报环境的精辟见解。
这一时期革命民主派的传播思想当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办机关报的思想。和改良派的报刊活动家们一样，革命派的报刊活动家们并不讳言自己报纸的党派性，经常称自己的报纸为“吾党”的报纸，所不同的是他们不满足于创办一般的党报，而是要求在一般党报的基础上，创办和党的领导部门有较严格的组织隶属关系、充当党的机构的喉舌的正式机关报。“机关”一词始见于《汉书》，并非外来语。早在1903年，邹容就提出过创办“言论机关”的建议（见章行严《苏报案始末记叙》）。这似乎是把“机关”和传播活动结合起来的开始，1905年以后，机关报这一提法屡见于革命派报刊。最先提出创办机关报思想的是郑贯公，见于他在1905年8月12日《有所谓报》上所写的《拒约须急设机关日报议》一文。《民报》第5期刊出的《中国日报》告白，称该报为“中国革命的机关报之远祖”。《民报》第9期所刊陈天华的小说《狮子吼》，更通过主人翁之口，说出了“各国的会党，莫不有个机关报”“这个机关报是断不可少的”。这些都说明，创办一批机关报进行民主革命的鼓吹，已成为当时革命党人的共识。革命民主派创办机关报的思想，明显地接受了19世纪俄国十二月党、民粹党和社会民主工党人办报活动的影响。当时，西方国家已进入大众化报纸发展时期，政党报纸的党派色彩从理论到实践都被日益淡化，而俄国的那些“民党”的机关报刊则方兴未艾，对中国的革命民主派办报活动，自然起了一定的借鉴的作用。
这一阶段革命派传播思想的代表人物，可以举出郑贯公、于右任、章太炎等一大批人。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孙中山先生的新闻传播思想。中山先生从19世纪90年代起，就十分关心报刊宣传工作，是革命民主派报刊的组织者、缔造者和参加者。他的有关报纸性质和作用的论述，有关创办党报建立党的宣传机关的论述，有关宣传方法的论述，以及有关将革命学说灌输于人心，进而形成舆论的论述，都对当时的革命党人的办报活动起过重大的影响。
这一阶段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的传播思想，是当时最先进的传播思想，是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服务的。和维新派的传播思想比较起来，这一阶段的传播思想，带有更多的资产阶级民主色彩。在他的指导下，这一阶段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有了比维新运动时期更为迅猛的发展。革命党人从1900年《中国日报》创刊起，先后在海内外的几十个城市，创办了约120种以上的革命报刊，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和共和国的诞生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中山先生在总结辛亥革命胜利的经验时，说：“此次革命推倒满清，固然有赖于军人们的力量，但是海内外人心一致，则是报馆宣传之功。”（1912年4月27日对广东报界记者演说）又说，“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中山全书》第三集《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充分肯定了革命派报刊宣传工作的作用。
五
1840—1911年的70多年，是中国近代传播思想从开始萌发到逐步形成体系的时期，是中国传播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阶段。这70年间，传播思想在中国不断的有所衍变，寻绎其规律，可述者有以下几点：
1. 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决定了传播思想的发展。古代中国很早就有传播活动，很早就出现了多种多样的传播媒体，但传播事业、传播思想长期发展滞缓，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自然经济的制约。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生活，安土重迁分散经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及由此产生的秦人视越人之肥瘠的封闭式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心态，都不利于传播思想的发展。这一状况，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封建的自然经济被迫瓦解，封建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被迫取消以后才有所改变。鸦片战争后，海禁大开，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山先生称之为次殖民地），舶来于华的西方国家商人，为了占领市场，倾销商品，迫切需要有关中国的各方面的信息。新兴的中国民族工商业者，为了发展本国的市场经济，也增加了对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信息的需求，促使新闻传播事业日趋繁荣。这是中国近代传播思想得以发展的客观原因。就这一点而言，中国近代传播的衍变和发展，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近代经济发展的进程。
2. 政治是制约传播思想发展的另一个因素。古代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奉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禁锢政策。清朝入关后，又增加了民族的压迫。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使不少人钳口结舌，避之唯恐不及。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不论是传播事业还是传播思想，都不可能得到正常的发展。鸦片战争后，这一情况逐渐地有所改变。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从外部遏制了封建统治者故步自封、嚣然自大的气焰；太平天国起义和汉族地方军政力量的崛起，从内部削弱了封建中央集权的统治。这以后，一方面是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代表人物参政意识、民本意识的加强，和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愿望逐步成为现实；一方面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受到冲击，统治者的治权遭到削弱，执政者被迫步步退让，迫害言论出版事业的法令难以认真执行，行动有所收敛，使得形势向有利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方向转化。
3. 中国近代的传播思想，既有先秦以来传统典籍中的“遍知天下”（《管子·七法》），“上下情请为通”“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墨子·尚同中》），“国将兴，听于民”（《左传·桓公六年》）等思想的影响，也有来自西方的影响。最先把西方的传播思想介绍到中国来的，是在中国办报的外国传教士；稍后，则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较早接触西方社会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后一部分人当中，如王韬、梁启超、郑贯公等，曾多次出入国门，对西方的传播活动和传播思想都有较深入的了解。1899年出版的反映政党报纸向大众化报纸过渡时期西方新闻传播学观点的日本松本君平的《新闻学》，1903年出版的反映大众化报纸自由竞争时期西方新闻传播学观点的美国休曼的《实用新闻学》，都有中文译本，都曾对当时中国的新闻传播思想起过影响。梁启超在1901年写作的《清议报100册祝辞》一文中，就引用过松本君平《新闻学》一书中的话。这一情况表明，中国近代的传播思想曾经从西方的传播学中得到过不少的借鉴。但是，由于中西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进程不同，西方的新闻传播观点被介绍到中国来以后，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又带有不少中国的特点。
4. 思想先于实践。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诞生，呼唤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言论已经风行一时一样，中国近代新闻传播思想的发展，也先于它的实践。不少鼓吹创办“新报”的文章，就是在19世纪70～80年代维新派报刊大量创刊以前出台的。这一点，和西方国家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晚于它们的实践有所不同。其原因是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工作者，可以从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中得到借鉴。他山之石，成为此山攻玉的手段。实践尚未开始，思想已经先行。这也是中国近代新闻传播思想发展中的一个特点。
（原刊1994年第1期《新闻传播与研究》）
(1) 见于陈炽在1893年所写的《报馆》一文，后收入他的《庸书》。
(2) 见1898年8月5日《国闻报》所刊《说难》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