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上学

武金生

说起上学的事儿，我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倒霉蛋儿”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把我从上小学到中学毕业的经历说道说道，大伙儿就明白了。

1965年，和胡同里的适龄儿童一样，我也跟着奶奶高高兴兴地来到武定小学报名。没想到只因为我的生日晚了13天，就没能上成，只能等来年再上，我和奶奶扫兴而归。可是那一年我的两个最好的小伙伴儿都上学了，白天连个玩儿伴都没有了，我每天眼巴巴地盼着他俩快点儿放学，好和他们一块儿玩儿……

好不容易盼到第二年我能上学了，谁知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来了，全国停课闹革命，我的上学梦彻底破灭了。小伙伴们都不上学了，我们每天在胡同里疯玩儿。武定小学校里来了很多“红卫兵”，他们日夜住在那里，居委会让居民们给他们捐被褥，我记得奶奶还让我给他们送去了一条褥子。就这样又荒了一年，1967年复课闹革命，我终于又能上学了。可那一年，我已经九岁了，才上一年级，用现在的词儿讲，“那叫一个悲催呀”！

那时我们的语文课本第一课只有5个字：“毛主席万岁！”第二课7个字：“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第四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合着四堂课就学四句干巴巴的口号！可我们小学生却觉得每天又轻松又快乐，没听说过啥叫学习压力。也许是因为我的年龄偏大些，每天学的那点东西很快就会了。我当上了副班长，还第一批光荣地加入了“红小兵”，戴上了红底黄字的棉质“红小兵”胸章。那一刻，我心里甭提多高兴了，无论到哪儿胸章总是别在衣服上。周末爸爸接我回家（在朝阳区），楼里的小朋友都好奇地围着我，翻看我的胸章，因为她们都是戴菱形的臂章，跟我的不一样。一番好奇之后，我们一起到我家楼下的水碓子小学操场，玩起了双杠。玩得正带劲儿的时候，来了几个小男孩儿，他们发现我的“红小兵”标志和他们的不一样，指着我张嘴就说：“她是假的，冒充的！”不容分说，上来就要扯我的胸章。我吓坏了，撒腿就往家跑，躲过了一劫。事后我好后怕，心想我若不跑，胸章肯定保不住了，说不定还会挨一顿臭揍。从此回爸爸家时，再也不敢显摆我的“红小兵”胸章了。后来，武定小学的“红小兵”标志也改成了全市统一的菱形臂章，回爸爸家时我才又戴上了“红小兵”的标志。

大概是三年级的时候，学校按胡同重新编排了班级，我被分到了一个新的班级，我的副班长也被新同学取代了。我心里不服气，就故意和新班主任老师作对，变成一个不招老师待见的孩子，时常放学后被老师留下写检查。没过多久，学校开始整顿“红小兵”组织，我就被整顿出了组织，这在当时可是个不光彩的大事儿了。为此，爸爸给我转到了朝阳区水碓子小学。学校班主任对我很好，他善于发现孩子的长处，并加以引导。他发现我的声音很好，就说：“你声音很好听，参加学校的宣传队合唱团吧！”从此我就加入了学校合唱团。演出时，老师给我头上裹一块白布条，上面写上两个日本字就算扮演了日本人。课余时我们到处去演唱：“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真没想到自己还能唱歌，于是自信又开始大增，我又变成一个好学生。

那时候，孩子们上学不用家长送，都是就近入学。每天早上，住在一条胡同的孩子们，就在胡同口排好队，一起走进学校。坐到位子上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小红本儿”——《毛主席语录》摆放在自己课桌的右上角，等待上课铃响。铃声响后，老师进来站在黑板前面，班长喊：“全体起立，东方红，预备——唱！”此刻全校的教室里传出了此起彼伏的歌声，“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伴随着这一曲《东方红》，学校里孩子们一天的学习生活就开始了。下午，随着一阵铃声过后，“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清脆的歌声又在校园里回荡，这是放学的谢幕曲。

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混到了五年级，我们从“红小兵”又恢复成少先队，随之学校步入正轨，开始抓教学。但好景不长，记得没过多久，报纸上登出了《一封小学生的来信》，一场“反对师道尊严”的运动又卷了起来。伴随着这场运动，我稀里糊涂地小学“毕业”了。

20世纪70年代初，我上中学了，那时候无论中学还是小学，不分重点不重点，也没有什么中考，一律就近入学。我被分在了辟才胡同里的第三十七中学。学校离我家大概有一站半地，每天都是和同学三五成群地搭伴儿腿儿着上学。为了抄近道，我们经常走跨车胡同。这条胡同是一条从丰盛胡同斜插辟才胡同的岔道，胡同的南口就是齐白石的故居。每次走到他家门口，我总是要好奇地往里望望。那时他家的大门时常开着，和胡同里的百姓人家没啥区别。呵呵——说不定我后来走上艺术之路，是受了当年齐白石大师气场的影响呢。

第三十七中学，在当年是西城区比较差的学校，尤其是教学楼及教学设备，都非常简陋。教室里没有暖气，只有一个煤球炉子，取暖是靠“积极要求进步”的同学自觉自愿地来为大家生火。为了早日加入红卫兵，我也在寒风凛冽的冬天，一大早儿天还没亮就去教室为大家生火。记得那天早晨，外面下着像沙粒一样的冻雪，我独自一人紧倒着小碎步，战战兢兢地摸黑儿往学校走。地面滑得像冰场一样，一不留神就会摔个四仰八叉。嘿嘿，谁承想，尽管一路上小心翼翼的，还是在辟才胡同口摔了个“老头儿钻被窝”！我迅速从地上爬起来，看看四周没人，心里踏实了，还好这一幕没被别人看见，否则太丢人了。掸掸身上的雪，加快脚步来到了学校，看到教室的灯光已亮，已经有同学来了，教室里炉子已点着，散发着温暖的热气。我想道，就是这样一些要求进步的同学们，在默默地为大家做着好事儿。

刚上初一的时候，学校各方面还好，老师对我们的学习抓得也还比较紧，当然和现在比起来可差远了。但那对于我们来说也是相当不容易了，我们都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可是谁能想到，正当我们刚刚懂得要好好学习的时候，“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之风又刮起来了，再一次把我们渴望学习的梦想扑灭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把学校贴得满墙都是。那段时间，我经常躲在学校的宣传组里画画儿，躲过了喧嚣的运动，练就了一技之长。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五花八门的“开门办学”也随之兴起。那时，学校里每年都要有几个月的时间去“学工”“学农”“学军”。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十七中在京郊顺义县后沙峪公社开办了一个校办“农场”，每年学生们都要在那里进行艰苦的学农劳动。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开荒种田，号称是我们的“化学课”。脱坯盖房，挖沼气池，开拖拉机，成了我们所谓的“物理课”。到了下午收工了，也就是下“课”了。晚上躺在我们自己盖的那简陋的房子里，甚至于可以数天上的星星，身下是用砖头和干草铺成的大地铺。想家了或是有了心事的同学，就会跑到村子的水渠边上，吹口琴、发呆或是默默地流泪，大家都期盼着早点儿结束回城。我的入团介绍人嘱咐我：“再艰苦，你也要坚持呀，这是考验你的关键时候！”

年复一年，我就这样度过了三年初中的“学习”生活。很幸运，我赶上了普及高中，学校终于步入了正轨。我抓住了这个高中学习最后关键的两年，拼命努力学习。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高中还没毕业的我，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报考了地处东棉花胡同里的那所著名的中央戏剧学院，可是由于我从小学到中学的学习基础实在过于薄弱了，加上我准备不足，结果可想而知——那一年我成了一名倒霉的高考落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