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退化论》的时代

在伦敦的夏目金之助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黄种人”。他在写给正冈子规的信中说：“我们黄种人——黄种人，真是染得漂亮，纯正的黄色。在日本时，自认为虽然算不得白，但大体上还是接近人的肤色的。可是到了这个国家我终于明白，不得不说我们的肤色是与人相去甚远的金黄色。”就是说，他明白了自己的“黄色”皮肤不是“人的颜色”。进而言之，自己不是人。这说明当时的金之助是承受了何等强烈的基于肤色的种族歧视的眼光。

自从日本帝国在甲午战争中打败清朝以来，在欧洲的“白种人”之间，对“黄种人”的恐怖和警戒情绪被强化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煽动“黄祸论”，宣称“黄种人”的崛起为欧洲和基督教文明带来危机，主张俄罗斯帝国正是阻止“黄祸”的前沿阵地，德国支持俄罗斯帝国压制“黄种人”。这显然是基于如下的意图：为了使德国顺利地出入奥斯曼帝国，就要阻止俄罗斯进入欧洲和近东地区，转而使其进入远东地区。针对甲午战争之后达成的《马关条约》而采取的所谓“三国干涉”事件，正好就是以此种“黄祸论”为依据，通过德国、法国支持俄罗斯帝国的形式而得以实现。

这是欧洲列强对于即将成为列强一员的大日本帝国的赤裸裸的敌视表现。与此同时，日本帝国对中国台湾实行殖民统治，欲将朝鲜半岛殖民地化，企图把弱小的民族国家作为自己的属国来加以统治。由此，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危机高涨起来。

在对新大陆实施殖民侵略之后，欧洲的“白种人”不仅奴化作为原住民的“有色人种”，而且一直在前往大西洋途中的非洲沿岸拐骗人口，当作奴隶充当新大陆开发的劳动力。这一切直到林肯于1865年在“新大陆”发表奴隶解放宣言才停止。以“文明”与“野蛮”这一二元对立为前提的基于肤色的种族歧视正是——把欧洲列强瓜分非洲大陆，与居住在新大陆的“有色人种”一道实行奴化一事正当化的——“白色人种”的认识及感性的基本框架。在不得不认识到这种“正当”的非当性时，为了抹杀过去的罪孽而把“黄色”人种作为新的敌人。在新的种族主义风暴席卷整个欧洲时，夏目金之助就生活在伦敦。

在1900年至1902年之间的伦敦，过度地自我意识到“黄色人种”的夏目金之助回国之后，在日俄战争第二个年头的1月，以真名在《帝国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伦敦塔》。与在同一时期以“漱石”的笔名发表的《我是猫》形成了对应关系。真名与笔名相分裂的表达者诞生了。

《伦敦塔》是“留学两载”的“我”在“仅有的一次参观伦敦塔”时的见闻录。

去伦敦塔参观是在我到后不久的事情。那时尚不知道东南西北，更不知道地理位置。那时的心情正如御殿场的野兔突然被抛弃在日本桥的中央一般。走在大路上就像是被卷进了人潮，回到家里又会怀疑火车会不会撞到自己所居住的房间里来，一天到晚心里难得安宁。我担心在这样的喧嚣和人群中住上两年，自己的神经纤维会不会像锅里的海苔变成糨糊呢？有时我甚至觉得马克斯·诺德的退化论真是一大真理。

“我”认为自己的“神经纤维”像“海苔”一样，会“变成糨糊”。这一不吉利的、令人发狂的意识的源头乃是“马克斯·诺德的退化论”。马克斯·诺德（Max Simon Nordau，1849—1923）是德国批评家，《退化论》（Degeneration）是其代表作。这部《退化论》为帝国主义列强带去了新的恐怖。

诺德的《退化论》是在颠覆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础上写成的。在当时为世人所普遍理解的达尔文的进化论中，人这一种类的定位就在于人拥有“文明”。人之外的物种，依靠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逻辑，被放置在劣种会被自然淘汰的宿命之中。在地球环境的剧变中，只有拥有适应突然变异环境特质的物种才能生存下来。处于物种进化顶端的人这一物种以适应自身生存的形式，获得了改变环境的“文明”的力量。通过“文明”的力量来改变环境，由此人就成了在地球上有着最强繁殖力的种类。人类作为最进化的种类能够统治整个地球，并不仅仅依靠房屋和衣服在自然环境中来保护自己的身体或依靠农业生产来维持粮食的持续供应这一围绕着衣食住的“文明”的历史性积累。达尔文还强调说，通过医学这一“文明”力量的发展，对于天花这个曾经是不治之症的传染病也可以通过种痘这一预防接种来增加免疫力，不再生病这也是人这个物种的“文明”的力量。

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德国的马克斯·诺德在这种“文明”的力量中看出了颠覆进化论的逻辑，并指出“文明”过度发达的英国、法国所面临的危机。诺德的逻辑以如下论点为出发点：如果采用与其他生物相同的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逻辑的话，原本无法存活的个体是得益于“文明”的力量而存活下来的。原本应该是被自然淘汰的人生存了下来，这就意味着有着弱小、不良遗传基因的个体凭借“文明”的力量存活了下来。诺德渲染了这样一种恐怖：人这一物种中弱小、不良的遗传基因延续几代之后会让进化的过程倒退，会从“文明”退化到“野蛮”。

欧洲绝对君主制基督教国家，自1500年以来依靠天主教国家对新大陆的掠夺、杀戮、强奸，积累起了庞大的财富。通过这一财富，各国增强了海军实力，绝对君主持续强化了权力。对此，非天主教的英国以及新教诸国在尚未实施法律统治的大西洋，通过各种各样的海盗行为，企图攫取来自新大陆的财富。在大西洋上展开的海军力量的较量，最终演变成了在欧洲大陆的陆地战，这也是所谓宗教战争的一个侧面。

17世纪中叶的韦斯特法利亚条约之后，为了结束“宗教战争”，行使“体现国权”的战争，“主权”成了国家垄断的权限。而且，这种“主权国家”是“文明”国，“文明”国以“文明”的名义可以对其他的“野蛮”地区施行殖民化。这一殖民主义与种族歧视的逻辑合二为一。

我们不能忽视那似乎可以证明诺德这一伪科学的《退化论》所描述的现实，也不要忽视19世纪末大英帝国所面临的现状。其中一个事件乃是作为波尔（普尔）战争的南非战争。金之助在写给子规的信件中曾提到“英国挖出德兰士瓦的钻石来填充军费亏空”。正如金之助所洞察到的那样，这场战争是大英帝国为了把金矿和钻矿据为己有，于1899年对南非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所发动的毫无法律依据的掠夺战争。

这场战争始于1899年10月。金之助在抵达伦敦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为了欢迎从南非回国的义勇军，到处都是人山人海，真让人为难。”像这样，在1900年10月，“大英帝国”宣布合并德兰士瓦共和国及奥兰治自由邦，战争似乎就要告一段落。可是，这两个国家的“国民”“波尔（普尔）人”采用游击战术，顽强地抵抗英军。

“波尔人”和《退化论》叠加在一起，在当时的英国引起了恐慌。“波尔人”是曾经生活在开普敦附近的荷兰人，因为犯罪等原因，为逃避法律的制裁，逃到偏僻的地方，用武器奴役当地的原住民，以此谋生。经过数代人之后，他们却过上了原始生活。因此，在英国军人看来，曾经属于“文明”圈的“波尔人”，已完全堕落至“野蛮”。“波尔人”被当作是理应进化了的欧洲人业已“退化”的证明。可是，面对“野蛮”的“波尔人”的游击战抵抗，依靠最先进“文明”生产出来的武器而武装起来的大英帝国的正规军却难以取胜。

经过对“黑色”人种和“红色”人种长达数百年的拐卖和奴化，尽管表面上取缔了奴隶制，但是在背后他们对“黄色”人种，甚至对同样的“白色”人种实施了更为复杂的种族歧视。白色人种通过基于数百年来的种族歧视的掠夺、残酷役使、杀戮等暴力手段对有色人种进行了压制。尽管他们受到了由压制记忆所唤起的罪孽感的折磨，但他们仍企图从罪恶中开脱，想要抹杀事实。这种回避责任的心理让他们畏惧来自被害者的复仇。这种情绪极度高涨，从而诱发了近乎恐慌状态的暴力。

在伦敦，在“呈放射状延伸的马路”上，“奔驰”着“火车”“马车”“电车”等。在那里，来自日本的留学生“我”怀疑“火车会不会冲进自己的房间里来”，还把自己比作是“御殿场的一只兔子”。这并非偶然。

众所周知，“御殿场”是德川时代从久能山往日光运送家康的遗体时临时建造的御殿，地名由此得来。这里既是富士山的登山口之一，也是翻越箱根时长尾岭大路的入口处，既是神圣的地方也是交通要冲。但是，明治维新后，在铁路建设中，在1889（明治二十二）年之后，连接国府津和沼津车站的御殿场线成了东海道本线的核心通道，“御殿场”也就成了一处单纯的过路站。当然，在铁路施工过程中，在此地的原住生物中付出最大牺牲的就有“兔子”。“我”把身在“伦敦”的作为日本人的自己比作“御殿场的兔子”，这无非是因为英国人、日本人之间的关系与人兔之间的关系具有相似性的缘故。

身处日本“御殿场的兔子”的位置时，就能看清生活在“伦敦”的日本人的真正地位。正是从“兔子”的位置看到了《退化论》时代的英国和日本的地位、力量关系。当然，要认识这一关系，必须要有思想准备，那就是自己的“神经纤维”会“像海苔一样变成糨糊”。

在《伦敦塔》中，“英国的历史”“被彻底地分析出来”。“伦敦塔”反射到“20世纪”的“过去”乃是“人血、人肉、人的罪恶”，也即是一部血淋淋的权力斗争的“历史”。“在20世纪的伦敦塔从我的内心深处渐次消失的同时”，在“我”的“眼前”描绘出了一幅“如梦幻般的过去的历史”。“十三四岁”的“小孩”对“弟弟”说，“只要能救我的命，我就把王位让给伯父”。正如这一“像梦幻般的过去的历史”所象征的那样，“人血”流淌，“人肉”被凌迟，“人的罪恶”堆积如山，这些无非都是围绕着王位继承的权力斗争的结果。

刻印在“伦敦塔”上的“辛酸的历史”里凝结了“百代的遗恨”，在那里堆积着“所有的怨恨、悲忧”。《伦敦塔》揭露了在统治七大海域、作为世界工厂君临世界的大英帝国这个国家及其权利方式中并不存在任何正当性。大英帝国所体现的正是为了权利而实施赤裸裸的暴力战争的帝国主义自身。

从1899年开始，大英帝国为了夺取金矿和钻石矿，对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发动的作为“波尔战争”的南非战争，毫无疑问是赤裸裸的侵略战争。而且，众所周知，这场战争对手的“波尔人”，因为是白人在殖民地化之后以支配者的身份获得了特权。直到20世纪后半期，种族歧视的统治体制下的种族隔离政策一直留在了南非共和国。同样，因为“白人”宗主国将非“人种”的“民族”和“部落”歧视带进殖民统治的缘故，从20世纪末至今，“民族”和“部落”间的纷争不断。但是，南非战争同时明显地瓦解了大英帝国的军事力量及对世界的统治。就在南非战争陷入泥潭之时，大英帝国和日本帝国缔结了“日英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