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常态趋势分析及战略选择⁽¹¹⁾

2015年4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会议要求，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观念上要适应，认识上要到位，方法上要对路，工作上要得力。只有深刻理解、统一认识，把握新常态演变发展的大逻辑和大趋势，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认识和判断上来，才能更好地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增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一、新常态一词的来源及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研究综述

作为近年来最热的经济术语，“新常态“一词最早是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在2009年初提出的，其大意是：后危机时代的金融体系不可能简单回归到危机之前，危机后消费群体和消费观念发生了变化，商业环境也在改变，西方发达经济体的通缩将呈现长期化、常态化。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曾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意见认为，经济停滞将可能成为新常态。尽管在不同领域有不同含义，但新常态在宏观经济领域被西方舆论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陆续有人提出中国经济将步入中高速稳定增长期的新常态。石建勋认为，由于未来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涨、资源品价格的上升以及国内土地可供面积的逐年减少导致地价上升等因素，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时代已经过去，外贸增长将进入瓶颈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降低，原材料、劳动力成本等持续增加，将使未来中国经济呈现“适度增长、中度通胀并存”的格局，8%～9%的增长或将成为中国经济的常态，甚至不排除经济增长在7%～9%。刘世锦认为，中国经济进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或者“中高速稳定增长期”。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具备若干特征：第一，经济增长从原来的10%左右，逐步过渡并稳定在新的均衡点上，如7%左右；第二，经济结构呈现转折性变化，增长将更多依托消费、服务业和内需带动；第三，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加快，资源环境压力舒缓，增长的可持续性增强，劳动生产率提升能有效抵减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第四，经济增长能够提供相对充裕的工作岗位，产业调整与人力资本结构基本适应；第五，财政、金融、产业等方面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并逐步化解；第六，企业总体上能够实现稳定盈利，政府财政和居民收入保持稳定增长，中等收入群体稳步扩大。剧锦文认为，新常态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包括经济增速的放缓和经济质量的提升两个内涵。要实现经济增长质量和增长模式的转变，将由要素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技术进步等效率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最高决策层首次使用“新常态”一词来描述中国经济，这是在对中国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和条件变化的清醒认识上的重大战略判断，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变化。2014年7月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提“新常态”，2014年11月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首次全面阐释中国经济新常态。2014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和经济工作会议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进行了更加系统和具体的阐述，标志着有关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理论体系和政策基本形成。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及逻辑演绎分析

有关中国经济新常态特征的表述有很多，最新的权威概括是2015年4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对消费、投资、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的趋势性变化分析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五个主要特征：①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②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③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④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⑤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显而易见，新常态特征还是趋势性特征。

中国经济新旧常态的转换是按照以下逻辑展开的。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基础薄弱，物资极度匮乏，百姓温饱不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摆脱贫穷，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运用各种手段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加快发展是当时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体量已今非昔比。由于体量和基数变大，中国经济增速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在保就业、惠民生方面的效应也明显增大。同时，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对资源环境的消耗也成倍增加。除此之外还包括：传统产业投资相对饱和；全球总需求不振，外贸低成本比较优势削弱；传统产业严重产能过剩；生产要素的规模驱动力趋减；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人口红利消失；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各类隐性风险随经济增速下调显性化；全面刺激政策边际效应明显递减等。中国经济既“做不到”也“受不了”像过去那样的高速增长。

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至少要持续10年以上，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转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经济增长将与过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基本告别，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基本告别。因此，新常态绝不只是增速降了几个百分点，转向新常态也不会只是一年两年的调整。认识不到新常态下的新趋势、新特征、新动力，不仅难以适应新常态，更难以把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表明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正在对宏观政策的选择、行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产生方向性、决定性的重大影响。

三、中国经济新常态与世界经济新常态的逻辑关系分析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世界经济环境和条件发生深刻变化的必然产物或必然反映

认识和把握中国经济新常态需要对中国经济外部环境条件变化进行逻辑分析。世界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各种问题和矛盾交织在一起，未来不确定性增加，这是我们对当前世界的基本认识。但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入考察分析，可以发现，今天看似不相关的事件，都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也都有其产生、演变及发展的规律和清晰的逻辑轨迹可循，深刻解析这些内在联系和逻辑轨迹，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当今世界发生的事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更有助于我们清醒认识和把握未来世界经济新常态的演变发展趋势，从而对世界经济新常态和中国经济新常态有一个历史逻辑上的科学认识和把握。

虽然美国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多年了，其负面影响和持续效应并未完全消除。用历史的眼光来考察2008年的危机，我们发现，危机之前的近20年，世界经济一直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其基本特征就是高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并存。其间，各种类型的国家都取得了比较快的发展。发达经济体增长总体比较平稳，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地区新兴经济体，更是高速发展了二十多年。在拉美地区，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停滞之后，各国经济也真正得到恢复和发展。非洲地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经济增长速度也令世人瞩目。

长期繁荣之后，长期的衰退接踵而来。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打破了世界各国快速发展的美梦，其负面影响和持续效应仍然在发酵：其一，导致危机发生的根源，即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财政结构和金融结构的严重扭曲等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其二，在救助危机的过程中，各国相继推出了超常规的刺激经济措施，在防止危机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同时，也逐渐显现出巨大的副作用，过度的货币供应、政府举债救市、市场流动性泛滥以及社会动荡和政府危机愈演愈烈；其三，危机的负面影响仍在持续，美国债务危机和美元信用危机、国际货币体系危机、欧元及欧债危机仍然有可能在某个时点，或因为某个事件再次引爆局部或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二）世界经济新常态的主要趋势性特征

一是经济危机导致原有全球分工体系和增长模式破坏，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方式，国际分工体系和增长方式将被重构。二是当前以及可预见的未来，全球经济形势仍然不容乐观，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将长期化和常态化，世界经济将持续呈现低速“弱增长”格局。在低速“弱增长”中转型，在转型中“弱增长”将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三是世界各国为应对自然生态环境危机，将围绕着国家自然禀赋有效利用以及国家对资源的争夺和控制展开博弈，导致资源纠纷、领土纠纷和国家保护主义愈演愈烈，这将成为世界经济格局演变发展的新常态。四是为应对自然生态环境危机，世界各国对新能源、新材料、低碳技术的开发应用将引发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消费革命和社会变革等。五是世界进入了金融化生存竞争时代，在世界经济转型调整过程中，金融货币手段越来越多地成为发达国家转嫁危机、刺激经济增长、维护其经济与金融霸权的常态化手段。

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全球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从理论上分析，经济危机后的世界各国经济可能表现为连续若干年的负增长，但是，由于各国政府大规模、高强度的刺激经济政策不断推出，现阶段的“危机后遗症”并不表现为负增长，而是表现为经济增长在低水平上的波动、全球流动性过剩、大宗产品价格和资产价格变动不稳定、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地缘政治紧张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全球经济进入了一种非理想化的新常态。

（三）国际经济关系视角下的世界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

趋势性特征有：第一，国际关系平等化；第二，国际经济格局多元化；第三，国家货币金融体系多元化；第四，国际分工合作的合理化、均衡化；第五，国际经济治理结构民主化；第六，国际经济增长的多级化、非均衡化。从国际关系演变发展的视角来看，埃里安提出的新常态对美国而言是非常痛苦的新常态。因为这个新常态意味着美国逐渐丧失全球化主导权，失去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和“发动机”地位，美元霸权地位动摇，其世界银行的角色面临破产，所以，迄今为止美国官方不承认也不接受使用新常态。

（四）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对世界的意义

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APEC这一国际场合讲述中国经济新常态，既彰显了中国经济基本面貌的积极变化，也揭示了中国决策层直面困难的决心。新常态下，亚太各经济体用新思维来促进区域融合发展，打破壁垒减少摩擦，实现亚太大家庭的共同繁荣。中国倡导的更大规模的贸易和投资合作对亚洲经济体是合乎逻辑的“下一个”机会，不仅能够防止和抵御全球经济波动的冲击，还能够确保较小、较不富裕的国家同样受益。

作为亚太地区的经济大国，中国经济维持稳定与增长，就是对地区经济的重要贡献。尽管2014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回落至7.4%，但中国经济对世界的贡献不减反升。据IMF测算，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7.8%，超过美国，对亚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对亚洲而言，中国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将带动亚洲经济增长0.3%。仅以城镇化为例，中国城镇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大约能带来7万亿元的市场需求，城镇化发展释放的巨大投资和进口消费需求，将为世界各国提供广阔的市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将使全球产业结构更加优化。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主要由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带动，经济增长方式将从依靠资源投入的粗放模式向主要依靠科技创新的模式转变，这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全球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并给拥有科技和服务业优势的世界发达国家、发达经济体带来众多参与和合作的机会。

四、中国经济新常态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

无论从理论和现实考察，还是从国内外环境和条件变化的分析判断，经济新常态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描述的新常态五大特征只是一种趋势性的理想状态，还不是已经实现或已达到的现实状态。这是因为，一方面，新旧常态转换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那些旧常态的受益者、旧常态的习惯者都不可能自愿接受新常态，观念滞后、行动滞后以及为维护旧常态下的既得利益而抵制或排斥新常态将使得新旧常态的转换是一个复杂、长期、痛苦的过程。从国际上看，世界走向新常态的过程是国家间不断争斗和博弈的过程，旧常态的引领者和受益者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美国和美元不会自动退出霸权地位。维护或恢复美国和美元霸权的旧常态，获取霸权收益是美国一贯的国策，不可能轻易改变。从国内看，对增长率的崇拜和热衷于大拆大建的旧习惯，短期内也难以根本改变，旧常态的引领者和受益者也不会自愿放弃旧常态下的既得利益。在“旧常态”和新常态的博弈中有许多不确定性，有反复、有矛盾、有冲突在所难免。从国际上看，平等、民主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新秩序、多元化的国际货币新体系、开放公平互利的国际贸易新机制等新常态都需要健康的力量去争取与引领。从国内看，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传统的动力和新的动力正处在一种胶着的状态，传统动力的体量还是比较大，新的动力虽然代表新经济的发展方向，增长速度比较快，但体量还比较小。旧增长点的退出是波动性的，新增长点的发力也不是平稳的，这将导致未来3～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波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要保持定力，继续加大改革和结构调整，同时也要进行适度的调整，引领中国经济尽快进入增长稳定、结构优化、环境改善、民生福利提高的新常态，力争把经济稳定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为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稳定的环境。

五、主动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战略选择

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充分体现。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人类不能改变客观规律，只能主动学习和适应，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就是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基础，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使我们的各项工作计划更有预见性、科学性，而不是被动适应被动应付新常态的各种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常态不仅需要“新认识”，更需要主动适应新常态的“新心态”“新观念”和“新举措”。现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发展的基础、条件和任务都有了变化，就应该顺势应变，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革创新，主动适应新发展阶段的经济新常态。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如何有效缓解和化解这一特殊阶段的矛盾和风险，保持中国经济在新常态条件下的稳定运行，不仅是经济界、理论界的一个新课题，更是中国经济的每一个参与者必须主动面对的一个新情况、新问题。

（一）主动适应新常态要创造新优势

新常态意味着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要素投入，塑造的中国经济比较优势将不复存在，步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再靠以往大规模投资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及外贸需求拉动，将难以继续维持健康增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逐步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支撑作用，着力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市场主体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积极发现并培育新增长点。这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到中高速过渡必然发生的增长动力切换，也是重要的战略部署。

（二）主动适应新常态要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指出，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关键是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的平衡，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是一个矛盾的两方面，增长不稳、经济下行压力大，调结构就会缺乏基本的前提条件，而结构调整缓慢，就难以实现可持续、高质量的健康增长。只有经济保持一定增速，就业和民生才有保障，大部分企业生产经营才能正常维持，才能避免发生系统性风险，推进转方式、调结构和全面深化改革等中长期目标的实现。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要把转方式和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只有微观基础和产业基础不断改善，经济稳定性才能从根本上得以实现。

（三）主动适应新常态要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突出“三大重点”

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继续实施区域总体发展战略，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这一战略部署旨在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由东向西梯度推进，既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和贫困差距，又能形成几大区域战略互动，打造新的经济支撑带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开放合作新平台。推进“一带一路”，不仅是扩大对外开放的有力之举，也具有国际战略意义，因为这一战略意味着我国大国外交将形成全方位的开放格局。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建设中，中国将以资源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重点，在沿线国家发展布局“能源在外”“资源在外”“市场在外”等“三头在外”的产业，进而带动产品、设备和劳务输出。同时，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由贸易区，使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更加紧密、往来更加便利、利益更加融合。

（四）主动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主要靠推进改革

适应新常态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归根结底是体制和机制障碍，最终都要通过改革去突破。2014年年初以来，行政审批、金融、财税、投融资、对外经贸等重点领域改革不断推进，既在稳增长上发力，又有效地推动了经济转型、结构调整，为我国长远发展打下基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围绕解决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推进改革，推出既具有年度特点、又有利于长远制度安排的改革举措”“要抓好改革措施落地，狠抓落实，强化责任”“让群众来评价改革成效”“以政府自身革命带动重要领域改革”，为攻坚期如何向纵深推进改革作出具体部署。

（五）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应当是中国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的主基调

“十三五”期间，引领中国经济步入理想中的新常态，顺利实现旧常态向新常态的平稳过渡，需要更加重视和遵循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真正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经济发展方式需要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这是深刻总结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经验，也是主动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有效化解当前和未来“三期叠加”困局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