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与各专题研究密切相关的文献梳理
（一）生态优先绿色产业发展世界与国内历史阶段性研究文献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煤在提供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污染，环境污染问题开始出现，但是这是初发阶段，只是局部性的。20世纪40年代，发生多起严重燃煤污染公害事件，石油的应用又给环境造成了新的污染，发达国家进入了“公害发展期”，人们开始意识到生态对发展的制约作用。20世纪50年代，转入战后发展期，发达国家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步伐，经济高速增长，环境污染公害事件也是层出不穷，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此时为“公害泛滥期”，人们面临生态安全重大问题，急需协调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国家学者对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统筹兼顾进行了理论研究。英国的经济理论家鲍尔丁对生态环境和经济两方面进行了系统性的相关分析，用经济体系的循环模式取代了先前的线性生产模式。一部分学者在其关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相关分析中，运用了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模型，在模型构建部分，增加了关于污染物影响的变量，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两方面综合考虑研究中走出了新的道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Cunmber和Stram两位学者重新建构补充了模型，添加了以环境保护为背景的约束条件下对经济发展政策的研究（Cunmber J.H.and B.N.Stram, 1976）。另外一些学者在热力学原理的理论背景下，描述解释了该原理对环境保护的有限制约，阐述了该原理限制了经济发展的一系列行为，并且建立了物质平衡的理论模型，学者鲍莫尔通过一般均衡分析的方法确立了探求污染控制的最佳策略。
当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遍及全世界，酸雨、温室效应等典型问题覆盖全球，人们产生了关于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的危机意识，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仅是部分国家或者部分区域的关注点。1987年，联合国环发委在《共同的未来》这一文件纲领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要求，并且给出了对于环境污染的具体的治理意见和具体措施。在该纲领中，确立了基本原则，即可持续发展。在对于资源的开采、环境的利用方面，提出了根本要求，正因如此，要为下一代人的发展需求提供一个新的方式。在此思考背景下，人们不应仅仅思考生态保护方面的工作，还要对关于生态和经济发展的统筹发展进行探索(24)。在1992年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中，大会发布了多项关于生态保护的政策，加入了生态保护与人类经济发展两方面的议事日程，表明了对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关注。莱斯特•R．布朗（2002）指出，“经济学家的观点使人们对现代世界的理解陷入混乱，创造出了和它所依存的生态系统不相适应的经济(25)”。此外，2011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在《绿色工作：在低碳、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中实现体面工作》中将绿色经济定义为一种可以提高社会公平和人类福祉，同时显著降低环境风险与生态稀缺的经济(26)。全世界都在密切关注经济建设与生态之间的协调发展，任何经济活动都不能离开生态环境系统，在发展国际经济的同时也要做好生态环境的保护。
在我国，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方面统筹发展的分析研究迟于国外，在1973年关于全国范围的环境保护会议第一次开展。初始的环境工作放在污染治理方面，利用技术对问题终端进行治理控制，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两方面的综合思考有所欠缺。在理论叙述方面，认为从资源方面看，生态也属于其中，一开始认为生态无须考虑，到后来意识到生态利用也有尽头。发展要在生态制约的背景下进行，资源要可循环持续使用。
然而生态与经济两方面的复杂交叉性，我国很多学科给出了不同的理论重点，经过一系列的理论比较竞争，和谐论成为当前的理论最优选择，也就是说，发展和环保的和谐统筹。
经济学家许涤新先生建立生态经济学的理论概念，在《生态经济学》一书中，将生态经济发展确定为创建、发展和深化三个发展阶段。1986年，学者马传栋从经济学的立场，确立经济与生态的两个系统，研究其综合系统的结构和发展(27)。2001年，杨鹏、徐志辉两位学者则将生态变量引入到经济学体系中，对于引入的新变量对经济成果、状况直接影响变化进行分析研究(28)。2004年，吴玉萍学者则认为生态经济学是关于生态经济综合系统矛盾规律的科学，应该属于经济学体系的学科(29)。2011年，胡鞍钢认为，转向绿色经济首先需要转向绿色发展战略，而对于中国来说，转向绿色发展战略则首先需要从以前的快速发展转向可持续发展(30)。我国也在深入研究经济与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追赶上发达国家的脚步，使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我国工业化程度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发展阶段性特征是产业结构整体偏重，能源消耗居高不下，急需转型升级。从人均GDP、产业结构、工业化等指标综合判断，我国处于工业化发展中后期，当前全国发展面临资源环境压力，亟须加快发展方式，利用转型推动新一轮的发展。库兹涅茨环境曲线是经济学家库兹涅茨于20世纪50年代用于分析收入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就较低，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到高，环境开始恶化。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也就是达到一个拐点时，环境污染将下降，环境质量得到提升。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国家经济实力和国民收入增长情况看，这个阶段已经到来。
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认为自然界制约和规定着人的生存和发展，但终究人与自然必将走向和谐。俄罗斯学者伊诺泽姆采夫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提出了“后经济性的工业社会最终被共产主义基本原则所取代，它是人类文明的转折”。同时还强调，“后工业社会将会降低生态问题的尖锐性。”(31)
美国现代研究学家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指出，生态危机的根本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是我们全面认识全球生态破坏的严重性的基础。他认同马克思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就是在发展的同时破坏了生态环境，所以马克思主张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的生态循环代替资本主义的生态破坏。在党的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生态文明阶段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大热门。中国学者刘家俊等人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生态文明要走“生态导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工业生产的生态转型，同时解决好科技与生态之间的问题，强调生产方式的转变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也有学者认为，生态文明建设阶段要始终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并且大力开展生态文明思想的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环保意识。
（二）习近平总书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思想研究文献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内的研究热潮，各个方面取得了很丰富的成果。国内的学术界从最初的“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战略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观”等提法，到最后发展成为“习近平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思想”。综合国内的一系列现有的对习近平生态文明绿色发展思想进行研究的文献，主要可以分为研究他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思想的背景、理论来源、内容等几大块。
首先，在研究背景上，段蕾、康沛竹的《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背景、内涵与意义》认为我国当前资源匮乏、水土流失、植被破坏、雾霾扩散严重，这些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倒逼我国改变当今的经济发展模式，将“黑色发展”转变为“绿色发展”(32)。周光迅、周明的《习近平生态思想初探》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由缓慢到高速增长的变化过程的代价就是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在总结我国多年经济增长经验教训后，习近平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思想应运而生(33)。刘海霞在《习近平生态思想探析》、(34)典赛赛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探析》论文中均指出，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不断变化，我国人民的需求也在变化，以化解生态环境破坏的矛盾为目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贯彻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则是顺应大时代发展潮流(35)。同时也有学者认为习近平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思想是我国经济转型大背景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其次，国内学者们研究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周光迅、周明的《习近平生态思想初探》中认为其思想来源于马克思生态观理论当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部分，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智慧结晶。刘鹏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主要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自然辩证法的角度来论述习近平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思想(36)。李军等人认为习近平是吸取了马克思主义观的正确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精华。王磊、肖安宝的《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探论》认为其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思想的另一大重要来源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自古就有提倡生态文明，比如“天人合一”等丰富的理论学说(37)。刘海霞、王宗礼认为习近平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思想还融合生态学、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学及生态政治学等方面。
最后，在研究内容方面，阮晓菁、郑兴明的《论习近平生态思想的五个维度》从政治角度，即从整个当下的政治背景、可提供的政治保障、当下政策的发展方向等角度分析了习近平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思想的内容(38)。还有一些学者从几个相互作用与相互联系的方面的角度来作为研究内容。比如，李雪松等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提出的文明兴衰生态决定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论、生态文明建设系统工程论、生态环境民生论(39)。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转折性变化，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系统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包括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四梁八柱”框架已经形成。当下的学者们对习近平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思想有比较深刻而丰富的研究，从背景到理论来源再到研究内容，都是多维度的、覆盖面广泛的，但对于习近平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思想的形成的历史脉络及相应的时期形成的核心内容的文献研究还较少。
（三）江苏沿海地区生态优先绿色产业发展内涵研究文献
20世纪70年代初期，众多国内学者开始转向于研究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分析探索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两者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近年来，经济的增长会受到生态环境质量方面的制约。随着这种制约效果的加深，国内学者开始慢慢地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生态环境和经济增长两者的影响上来，对于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也有所研究。
21世纪初期，对于生态的优越性地位，已有很多国内学者对其做出判断。刘思华（2002）是第一个肯定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的人，并且他以自然界生态价值学说、自然界生态优势学说和现实选择两重性概念为基础，提出生态本原学说，他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是处于生态本位学说的基础框架中的。(40)苑琳、武巧珍（2010）明确提出要将生态优先作为一项发展的规则，他们认为人类开展经济活动时，应该先考虑到生态的合理性，而后才考虑经济方面的合理性，想要加快速度转变经济发展的形式，必须将生态保护置于第一位。(41)大部分学者的研究仅限于分析生态优先理论部分，而对于生态的保护与实践发展相结合的具体途径却未做说明。自从联合国公布相关报告后，学者们纷纷对绿色生态的有关理念和具体措施给予了高度关注。(42)例如，胡鞍钢、门洪华（2005）提出观点：走绿色发展的道路也就是将侧重点放在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统一的强调上，也就是要更主动地推进以人为本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43)刘燕华（2010）认为绿色生态取决于循环方面的技术、低碳减排技术和生态环境技术等技术支持。(44)郝栋（2012）认为绿色生态包括四个维度，即绿色生态系统的包含性、绿色制度创建的社会性、绿色科技系统的扩展性和绿色文化模式的统一性。(45)王永芹（2014）认为绿色生态的基础特性表现为发展概念的创造性、发展形式的生态性、发展结果的共享性和发展目标的人为性。(46)任里轩（2015）认为绿色发展的相关理念是关乎全国发展的大局、顺应全球生态文明进步潮流、掌握生态文明创建规律的一种科学理念。(47)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在《中国：创新绿色发展》一书中将生态、社会、经济“三位一体”的发展道路定义为绿色发展道路，在评价当代中国在绿色发展方面的创新举措时，他强调中国必须坚持环境保护工作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48)王毅在《实施绿色发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将传统的发展模式定义为“黑色发展”；将绿色发展模式与传统发展模式进行比较研究。(49)《“绿色发展”内涵探微》一文的作者王玲玲认为，应该将绿色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关联在一起，结合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评价中国绿色发展水平。(50)《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若干问题》一文的作者蒋南平将经济社会协调适度可持续发展、合理利用资源和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念作为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内涵与实质。(51)
虽然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作为可持续发展的范式之一，但理论界对其内涵的解读并不相同。结合之前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我国对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内涵的研究有一定的深入，综合分析国内外对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内涵的研究内容，以生态经济学作为研究理论基础，结合江苏沿海地区特殊的地理、文化因素，需要对江苏沿海地区生态优先绿色产业发展的内涵予以科学界定。
（四）江苏沿海地区生态优先绿色产业发展的优势研究文献
关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优势评估问题，杨继瑞在其《成渝经济区全域绿色发展模式及政策设计》研究中，以成渝经济区前期数据文献为基础，总结其发展历程，分析其区域合作的变迁过程，运用系统动力模型，设计出全域绿色发展模式。(52)李俐在《绿色发展评价及实证分析》中，强调以生态功能区的绿色发展，促进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同步协调发展。在区域环境承载范围内，尽可能增加经济总量、扩大经济规模、发展经济外向性、提高经济效益，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保护资源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53)刘燕华在《关于绿色经济和绿色发展若干问题的战略思考》一文中，指出绿色发展依赖于循环技术、低碳技术和生态技术等技术支撑。(54)2014年，国务院在其发布的《2014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区域比较》中，从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和政府政策支持度三方面，分别对我国30个省和100个城市的绿色发展进行测度，用指标和排名的形式，从各省市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体现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及废弃污染物排放量、生产效率和资源使用效率、环境污染治理成效和政府在绿色发展方面的投资支出等数据排名，客观反映了各省市绿色发展工作的落实情况。(55)江苏学者对江苏沿海地区绿色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张颢瀚在《绿色发展之路——来自盐城的实践探索》中，以盐城地区绿色发展道路为案例，围绕盐城市绿色发展理念，从产业转型、绿色增长、农业制造、绿色生活等方面，阐述了沿海区域如何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绿色发展体系，开辟具有地域特色的绿色发展之路。(56)陈香认为，盐城、连云港短短数十年，生态环境不断完善，山清水美成效日益显现，产业结构布局不断优化，发展动能转化日趋加快。陈香研究结论显现，连云港从自然资源来看，拥有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生态环境优势(57)。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首次提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明确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逻辑关系即生态优先是最终目标，绿色发展是生态优先的实现路径，经济发展不能破坏和干扰生态环境(58)，对生态环境的基础性、根本性、全局性优势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
从国内学者的研究看，国内大多数学者研究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问题，主要侧重于概念、实证研究。对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基础评估不足。特别是对江苏沿海地区走生态优先绿色产业发展之路的自然基础、社会基础和产业基础的现状掌握不足。认知是实践的基础，掌握家底是工作的前提。要通过江苏沿海地区生态优先绿色产业发展的基础评估，为沿海地区走新路提供理论支持。
（五）江苏沿海地区生态优先绿色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
OECD（2011）基于全球发展视角，对绿色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境、方向进行了阐释，认为“绿色增长系指在确保自然资产能够继续为人类幸福提供各种资源和环境服务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59)
常玉苗（2009）在《江苏沿海产业开发模式研究》中从国际视角出发，分析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沿海开发模式，利用数据分析模型，从产业发展以及空间开发的角度提出了江苏沿海经济开发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胡晶（2012）在《苏北沿海开发存在的问题及因对策略》中系统地阐释了江苏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数据分析、调查研究，提出江苏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可行性策略；韩莹（2011）在《江苏沿海开发机遇和挑战研究》中，提出江苏沿海地区目前在生态环境方面存在的优势，以及如何利用好生态环境的问题；(60)黄夏银、李冰、周家艳等人在《江苏沿海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性分析》中提出总结江苏沿海地区过去30年开放经验，必须突出沿海城市群和临港产业带建设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问题，通过理论创新推动江苏沿海经济带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创新；(61)有些领导干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树立不牢，对发展方式的转变缺乏深刻认识，对生态效益和环境保护关注不够(62)。例如，前不久曝出连云港灌南县由于化工园区污染严重，化工企业偷排污水废料，并且排放出难闻的气味，海水像酱油。据当地村民所说很多来查看情况的人最后都不了了之，长此以往，环境越来越差。由此可见，沿海地区还需加强对生态环境的监管力度，政府部门应肩负起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政治责任。要全面整改，坚持高标准高质量(63)，全面彻底整改污染源、污染点，推进标本兼治。江苏沿海地区由于化工企业数量多且分布密集，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大量污染，生态频繁遭受破坏，环境污染问题严重。苏北需要优化产业布局、发展新兴业态、保护生态环境、打造绿色生态走廊。沿海地区是急需产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地段，因区位优势，临海靠岸，废水废物极易流入海洋。因此，必须加强对沿海地区的环境监管制度，严重整治沿海化工园区，全力排查污染。胡晶（2012）在《苏北沿海开发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中，系统地阐释了江苏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数据分析、调查研究，提出江苏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可行性策略。凌申（2012）则针对绿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其在《江苏沿海开发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中指出，江苏沿海地区产业发展过程中仍存在农业生产层次较低、现代产业服务业占比较低、港口建设标准缺乏前瞻性、临港产业园区发展不规范等一系列问题。(64)刘吉双（2016）认为江苏沿海地区目前经济增长面临多重生态风险：一是政绩风险；部分地方政府传统经济开发观念顽固，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二是海洋生态风险；在海洋资源开发的过程中，近岸海域水质污染严重。三是工业园区转移风险；不少苏南企业向该地区转移重化工业，这些企业在给当地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四是生物多样性风险；滩涂围垦发展经济压缩了动植物生存空间，减少了生物多样性。(65)
拥有港口、滩涂资源、城镇化开发建设等资源和区位优势的江苏沿海地区开始了新一轮的沿海开发，并且取得了重要进展，实现了良好开端。但就目前的状况来看，盐城、连云港、南通沿海三市在新一轮的沿海开发中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保障措施、政策机制等未能真正地落实到位，其区位和资源优势未能转变为后发优势。
（六）江苏沿海地区产业生态化、绿色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文献
国外关于产业生态化、绿色化发展的理论主要包含在产业生态学、循环经济、产业代谢和物流分析、绿色经济等中。产业生态学是Frosch R A和Gallo Poulos N E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区别于传统的产业化模式，工业产业更加具备绿色化和生态化特征，资源在生产流程中具备循环化与可持续化，原料实现了从产品消耗到废物重利用的整个流程(66)。Frosch R A和Gallo Poulos N E则参考生物界生态系统的更新与代谢特点，开展了相关性质的研究。并于1989年在《Scientific American》期刊中就生态系统发展而言发表了论文《可持续工业发展战略》。其中提到了产业生态系统，即类似于生态资源代谢流程，而在生产范畴内实现的从组织生产、消耗到输出的整条与资源有关的具备动态特征的生态运行机制(67)。1989年，“绿色经济”的概念在皮尔斯《绿色经济蓝图》中被提出，而且首次对经济水平和环境发展之间的联系做出说明，提出了环境承载力的相关概念，不仅仅对绿色发展进行了多角度解读，更注重研究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和影响。
21世纪初，国内学者开始注重产业生态化、绿色化等发展观的问题。在有关于此方面的研究领域中，很多学者都曾展开过深入研究。2005年，董瑞芝就曾在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之上，对绿色发展的理论做出详细阐述，为未来经济产业升级提供绿色发展体系目标(68)。2006年，杨多贵参照以往所提出的国家级别绿色建设的主要内容，对绿色发展所对应的指标做出了具体说明，并在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之间进行比较分析(69)。2010年，学者李晓西等人在对中国境内众多省份绿色产业和经济状况进行评估的基础之上，完善了与之相关的指标体系，并在后来几年内逐渐改进，使得指标体系更具备科学系统化的特点(70)。2015年，李春发和李红薇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产业结构理论及应用》中通过PSR模型以及系统动力学模型（System Dynamics, SD），提出“一带三园四心”的绿色产业空间布局规划，明确了考核指标体系，为绿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先进的管理理念。
（七）江苏沿海地区生态优先绿色产业发展趋势的研究文献
M.Thilakasiri（2017）认为在二氧化碳过度排放的社会，急需一种基于绿色发展的环保政策。这里的绿色发展理论可以从三个方面解释：一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二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三是当代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其中，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是指人应该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根据自然规律开发利用自然。Lin Zhen（2015）在文章《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f green in Western China：an overall review of policy and practice》中做出预测，绿色发展在未来几年将会是很强烈的发展趋势，它的目的就是将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融为一体。(71)
杨凤华（2014）针对江苏沿海地区的资源优势提出富有特色的绿色发展建议。其在《江苏沿海地区新能源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中提到近年来江苏沿海地区充分利用独特区位优势和滩涂、风力资源优势，加快发展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核能四大能源产业并取得了显著成就。(72)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低碳经济在江苏沿海地区的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73)低碳经济是绿色发展的一部分，由此可见江苏沿海地区绿色发展道路的探索在近十年前就开始被重视。但当时仅仅为缓解气候压力，如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探究是将环境与经济发展相糅合、以产业转型带动经济发展以及保护生态的过程。
（八）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国内外经验及对江苏沿海地区的启示研究文献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生态恶化和资源锐减等问题日益尖锐。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模式是以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生态经济为基础，以实现生态化和绿色化的经济发展为目标，注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发展生态绿色经济的起步较早，我国许多城市也探索出了能够发挥自身优势的绿色发展之路。德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关键在于建设生态化工业，制定了行业环保政策；积极与欧盟其他国家共同研发绿色技术，国家对绿色技术的投资不断加大，大力引导传统产业向新型绿色产业转型。美国在发展生态优先绿色经济时，更加注重新能源的有效利用方面，认为发展绿色经济与开发和利用清洁能源是密不可分的。王晨曦、张娜（2011）在《江苏沿海开发的国际借鉴经验——以韩国为例》中，用发达国家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模式来给江苏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做借鉴。
（九）江苏沿海地区生态优先绿色产业发展实现机制研究文献
胡鞍钢、洪华（2005）提出走绿色发展的道路要将侧重点放在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统一上，也就是要更主动地推进以人为本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74)刘燕华（2010）认为绿色生态取决于循环方面的技术、低碳减排技术和生态环境技术等技术支持。(75)郝栋（2012）认为绿色生态的实施途径包含四个维度，即绿色生态系统的包含性、绿色制度创建的社会性、绿色科技系统的扩展性和绿色文化模式的统一性。(76)王海芹、高世辑（2016）认为绿色发展政治策略是社会团体采用的，其是为了完成资源节约、生态保护、生态管理等目标而做出的一项系统性政策。(77)江苏省经信委研究室主任刘耀武认为苏北需要优化产业布局、发展新兴业态、保护生态环境、打造绿色生态走廊；严重整治沿海化工园区，全力排查污染；政府必须加大宣传力度，发挥积极有效引导作用，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创建绿色产业体系。2017年，庄贵阳、薄凡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论内涵和实现机制》中提出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需要构建利益协调机制、创新驱动机制和分类指导机制，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的统一。陶宇在《苏北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研究与思考》中提出苏北要从“污染跑道”切换为“绿色跑道”，发挥好自己的生态优势，依托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2009年绿色发展署（GGGI）在《全球绿色发展所的信息手册》中提出绿色发展就是要保持经济的增长，减少碳排放，改善气候，增加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78)将绿色发展措施进一步具体化、定量化。2010年，韩国政府在其颁布的《韩国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中指出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是最终目标，聚焦资源节约和高效利用，同时开发清洁能源和绿色技术，并扩大就业，并以此作为判断一国是否走绿色发展道路的标准之一，明确了绿色发展的重点是开发清洁能源和绿色技术。201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其发布《为拥有可持续的未来履行我们的承诺》绿色增长战略中期报告一文时，对其之前提出的绿色发展的概念做出了进一步的补充：绿色发展的模式是指追求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同时完善社会福利、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增加就业岗位、促进资源合理分配，构建了绿色发展模式。2011年，OECD又在《迈向绿色增长》一文中提出绿色发展应该是保持经济增长，确保自然资源的可持续，促进可持续增长的投资和创新。2017年，世界绿色设计组织（WGDO）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绿色发展，不仅仅是社会责任、道德责任，从经济角度看要保证投资可行，可以取得长期稳定的回报(79)。张颢瀚在《绿色发展之路——来自盐城的实践探索》中，以盐城地区绿色发展道路为案例，围绕盐城市绿色发展理念，从产业转型、绿色增长、农业制造、绿色生活等方面，阐述了沿海区域如何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绿色发展体系，开辟具有地域特色的绿色发展之路。(80)2017年，陈丽发表的《江苏沿海地区海洋经济结构优化研究》立足江苏沿海地区，分析了江苏海洋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空间分布特征，提出了江苏沿海地区以海洋经济为导向的产业及空间结构优化对策。
国内外学者关于绿色产业发展对策的研究重点在于政策方面，多数国内外学者认为政府有责任制定一套基于绿色发展的新政策。但绿色政策的制定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当地资源禀赋、各产业发展情况实施具体规划。以江苏沿海地区为研究视角，通过该地区产业发展情况分析绿色发展总趋势和政府扶持举措，对优化生态经济系统具有良好的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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