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近30年来，经济持续保持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每7年多翻一番，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过去主要以高储蓄、高投资和廉价劳动力来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维持。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结构变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税收制度是政府筹集公共资金的主要工具，是以国家政权为保证的强制性制度约束。作为生产关系的一种，税收规模的大小和税收制度的构成最终要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因而学者们主要从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适应性和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适应性两个方面对税制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但总体而言，关于人口老龄化对税制演进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从新古典生产函数来看，国民收入增长率等于劳动人口增长率乘以劳动收入份额加上资本增长率乘以资本收入份额，再加上科学技术的进步率。短期内，在没有科学技术水平大幅提升的条件下，劳动力人口的减少会导致国民收入增长率的下降。因而从生产函数出发，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将导致一国产出规模和生产中要素组合的变化。作为生产力要素，劳动力规模和结构的变动最终会导致税收规模和税制构成的变动。可见，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会影响到一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力结构，而这种影响又将通过一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力结构传导至一国的税收制度设计上，并最终推动该国的税制变革。因而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研究人口结构变动对税制演进的影响，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

本书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以人口结构变动为出发点，考查了人口结构变动对宏观税负水平和税制结构的影响。就宏观税负水平而言，人口老龄化下养老保障税费的刚性增长是推动一国宏观税负水平升高的最直接动因。从税制构成来看，现实中无论一国的具体税种如何定义，税收最终课征于劳动、资本和消费三大“隐性税基”。人口老龄化下，劳动力供给的相对或绝对减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引发劳动力供给、资本积累和消费需求的连锁反应，进而影响税制构成的演进趋向。

本书创新性地以人口老龄化为视角，对税制演进进行了研究。首先，本书在比对我国和世界人口老龄化一般进程的基础上，揭示出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中所表现出的独特性和成因。我国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表现出总量大、进程快、高龄化和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的特征。而“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推行是我国形成这些特征的主要原因。税制演进中最主要的两个方面是宏观税负水平和税制构成。从人口结构变动上看，人口结构变动主要通过养老保障税费水平的高低影响宏观税负水平。税基是影响税制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资本、劳动和消费实质上构成了税收的三大“隐性税基”。因而本书从宏观税负水平和税基两个角度来阐释人口老龄化作用于税制演进的机理。由于本书旨在从人口老龄化角度来分析人口结构变动对税制演进的影响，因而将宏观税负口径定义为养老社会保障税费和一般税收两个组成部分。从宏观税负角度看，在一般税收收入不变的条件下，人口老龄化引致的养老保障税费刚性增长是引起宏观税负水平上升的主要原因。从税基角度看，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少、劳动参与率降低和劳动生产率下降，进而导致劳动税基缩小。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劳动力人口的相对减少、纯消费人口的相对增加会降低一国的储蓄率，而储蓄率的高低会直接影响资本积累速度，进而导致一国资本税基的相对减少和消费税基的相对增加。在此基础上，本书从宏观税负和税基两个角度分析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税制演进的影响。我国宏观税负增速长期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从宏观税负构成的两个方面来看，养老保障税费的增速明显快于一般税收的增速。这成为拉动我国宏观税负水平整体上升的重要成因。同时，从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的宏观税负结构变动来看，养老保障税费增速虽然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其下降幅度明显低于一般税收的下降水平。

其次，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税制演进的最主要因素。而人口老龄化作为一个影响经济的重要因素，与消费、储蓄、资本、劳动生产率等合力作用于经济社会。因此，多数学者通过数理或计量模型得出人口老龄化对影响经济增长的某个变量（如消费、投资等）的影响。因而本书以新古典增长模型为框架，以经济效率为标准，从宏观税负和税基选择两个方面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税制演进的影响。本书在Solow模型中将总人口区分为工作人口和退休人口两个部分，并假设政府以固定税率不加区分地对产出征税（代表宏观税负水平）。模型结果显示，在稳态下人口老龄化程度与宏观税负水平负相关，且从模型假设的宏观税负构成上看，养老保障税费与一般税收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但人口老龄化程度对产出的影响不确定，即如果退出生产的老年人口所让渡出的资产能被经济体充分利用，则会对单位人均有效资本的积累起到促进作用，但其作用的大小受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书通过对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对较重、税制相对成熟的OECD国家的宏观税负变动历程进行考查，分析得出宏观税负总体上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因而OECD国家在保持宏观税负水平总体水平稳定的条件下，普遍降低了一般税负水平，而加重了社会保障税负水平；由于索洛模型中储蓄率是独立于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该模型在应用上受到了限制，也不利于在该模型基础上进行税基选择的分析。因而本书在内生储蓄率的拉姆齐模型中引入人口结构和税收变量来分析人口老龄化（模型中用寿命延长作为人口老龄化的代表变量）对税制构成的相关影响。模型结果显示，在科学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对资本、劳动和消费税基的增税都会降低经济增长的效率。而在其他税不变的条件下，对消费征税降低了未来消费的相对价格，使人们更倾向于对未来的消费，有利于储蓄。在其他税不变的条件下，提高劳动工资税率会减少储蓄。由于OLG模型人口异质的特点，本书进一步构建了六期的跨期迭代模型，并选取我国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动态模拟。结果表明，相较于对资本、劳动和消费征税而言，其对经济增长负向影响的大小可表示为：对资本征税>对劳动征税>对消费征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书对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对较重、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OECD国家近年来税制结构的变动与我国近年来税制结构的变动进行了比较分析。从税制结构变动趋势看，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养老保障税费收入将不断增加。养老保障税费一般由企业和个人负担，这在一定程度上侵占了所得税类的税基，因而造成了所得税类税收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有相对下降的趋势。而相较于养老保障税费的刚性增长趋势而言，所得税与商品劳务税的变动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有趣的是，通过比较OECD国家同等收入水平、同等老龄化水平、同等社会保障税比重水平后，本书发现，一国以增值税为主的商品劳务税比重越高，实际GDP增长率相对越高，而所得税比重越高，则实际GDP增长率相对越低。从主要税种的变动趋势来看，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各国企业所得税的比重整体呈下降趋势，而个人所得税的比重整体呈波动中小幅下降的趋势。商品劳务税比重整体呈波动中小幅上升的趋势。在商品劳务税构成中，增值税比重基本没有发生太大变动，但消费税、环境保护消费税类等相对上升较快。

最后，本书在结合以上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下税制改革的趋向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与经济增长不相协调，且从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中所表现出的特征来看，我国快速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将有可能加重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因此，为应对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可能给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利影响，今后税制改革趋向应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原则，其路径为：充分利用我国2015—2035年的人口红利窗口期，继续保持投资和出口的中高速增长。为此，本书提出：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以保证企业有充足的资金积累来满足其转型升级的需要；加快个人所得税从分类征收向综合征收过渡，合理确定扣除项目；下调增值税的低税率以保障老年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提高消费税税率，扩大消费税征税范围，引导消费方向；缓速提高资源税税率，促进资源综合利用率的提高；设立遗产税、环境税等新税种，以弥补养老保障资金的不足。

本书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不同于其他多数关注宏观税负或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从人口结构变动的角度分析了税制演进的一般趋势，这可能是一个新的探索。其次，以往对税制选择效率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口结构因素这一变量，而本书的研究以效率为中心，以人口结构变动为重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