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095年11月27日，在法兰西中部的城镇克莱蒙，教皇乌尔班二世站在众人面前，进行了堪称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一次演讲。这之前的一个星期里，他主持召开了教会的一次大公会议，与会者包括12名大主教、20名主教，以及其他若干高级教士。然后他宣布，自己要向广大信众做一次意义重大的演讲。乌尔班二世没有选择在克莱蒙教堂的神坛上进行这次演讲，而是选在了教堂附近的一块空地上。这样的话，所有想来听演讲的人就都有机会听到。

演讲的场地相当恢宏。这片空地坐落在一连串休眠火山的环抱中，其中喷发起来最为猛烈的那一座——多姆山（Puy-de Dome），就在五英里以外，山形清晰可见。这是一个凛冽的冬日，人们拥在一处听乌尔班二世的演讲：“最亲爱的兄弟们，我，乌尔班，罗马教皇，蒙上帝之允统管整个世界的教士。作为信使，在这个危急时刻来到你们这些上帝臣仆的面前，传达神圣的告诫。”教皇接下来声情并茂地呼吁人们拿起武器，敦促善战的人们远征数千英里，前往圣城耶路撒冷。这次演讲的目的是要传递某些音信，引发信众的激愤情绪，向他们提出劝诫，从而赢得前所未有的热烈回应。而教皇也确实做到了。不到四年的时间里，西方的骑士们就驻扎在了那座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城市郊外，准备奉上帝之命夺回耶路撒冷。成千上万的人远离家园，横穿整个欧洲，就是受到乌尔班二世克莱蒙演讲的鼓动，决心前去解放圣城。

“我们希望你们明了，”教皇在克莱蒙演讲中这样解释道，“是何种悲伤的原因把我们带到了你们的土地上？是你们及所有虔信者的何种紧急之需将我们带到了这里！”他说，来自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的令人忧心的消息已经传到了他这里——穆斯林，“一群异族和被上帝抛弃的人，侵占了属于基督徒的土地，毁坏田地，劫掠当地的人民”，很多人遭到残杀，另一些人沦为阶下囚。

教皇概括地描述了“波斯人”（他指的是突厥人）在东方犯下的罪行：“他们摧毁并玷污圣坛，给基督徒行割礼，还将流出的血泼在圣坛上或倒进施洗的罐子里。当他们想要狠狠地将某些人折磨致死时，就刺穿他们的肚脐，拉出他们肠子的一端，挂在棍子上，然后用鞭子抽赶他们绕着棍子转圈，直到肠子全被拖出来，人也咽气倒地。他们还把一些人绑在柱子上射杀；另一些人则引颈待戮，供他们试验是否能拔出剑来一击断头。至于女人们所遭受的厄运，我又怎么好说呢？与其细细道来，不如还是默哀罢了。”

乌尔班二世不是单单想传递音信给聚集的听众们，而是要他们激愤起来：“不是我，而是上帝要你们充当基督的先锋，去一遍遍敦促各阶层的人们，不论他们是骑士还是步卒，富有还是贫穷，去敦促他们行动起来，速速将这个邪恶的族群赶出我们的土地，及时襄助那里的基督徒居民。”

欧洲的骑士们应该行动起来，勇敢地作为基督的战士，竭尽所能地迅速赶去捍卫东方的教会。基督徒骑士们应该结成统一战线，远征耶路撒冷，沿途驱赶突厥人。“望你们能以此为幸事，为基督而战亡，埋骨在基督为我们献身的那座城里。”上帝赐福于欧洲的骑士们，让他们拥有出众的战斗力、了不起的勇气和力量。他说，时机已经到来，是时候使用他们的力量，为东方基督徒们遭受的迫害复仇，让圣墓重新回到虔信者手中了。

关于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的演讲内容，各方在他们的记述中都毫无疑问地认为，教皇的这次演说堪称经典。他的劝诫拿捏得恰到好处，他所举的关于突厥人压迫暴行的例子也选得相当精妙。接着，他开始描述拿起武器应战的人们将会获得的奖赏：无论是谁，只要踏上征途前往东方，就将获得永恒的宽恕。所有人都受到鼓励去响应这种召唤。坑蒙拐骗盗人财物之流也被敦促着去成为“基督的战士”，之前曾与他们的教友兄弟和亲人们为战者，则得到劝告，要冰释前嫌，联合起来，正正当当地去与野蛮人作战。任何踏上征途者，只要是出于虔诚之心，而不是因着对金钱与荣耀的渴望，就将得以赦免所有的罪。用一位研究者的话来说，这乃“一种新的获得救赎的方式”。

听众们对乌尔班二世演说的回应热烈而喜悦。他们高声喊道：“上帝所愿！上帝所愿！上帝所愿！”之后，他们又静下来，用心倾听教皇接下来说些什么。“让这成为你们前往战场的召唤吧，因为它是来自我主的召唤。当你们聚集起来联合抗敌，我主的召唤就将成为所有人的使命——上帝所愿！上帝所愿！”

现场亲耳聆听教皇演说的人们都不禁激情澎湃，他们匆匆赶回家，开始做踏上征途的准备。教会派遣教士向四方传扬演说的内容，而乌尔班二世本人也制定了繁忙的行程，马不停蹄地穿梭在法兰西各地宣扬这场远征，至于那些没时间亲自到访的地方，他也送去了激奋人心的书信。没过多久，整个法兰西都陷入了对十字军东征的狂热向往中。重要的贵族和骑士们纷纷急切地赶来加入远征的队伍。像欧洲最富有也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图卢兹的雷蒙（Raymond of Toulouse）这等人物也同意参战。同样加入队伍的还有洛林公爵戈弗雷（Godfrey）。戈弗雷参战的愿望是如此热切，以至于在出发前，他还专门熔铸了一批刻有传奇中经常谈到的“GODEFRIDUS IEROSOLIMITANUS”字样的银币。前往耶路撒冷远征的消息传播得很迅速，很激动人心。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即将成行。

 

四年后，那是1099年7月初，一支屡遭重创、狼狈不堪但意志坚决的骑士队伍在耶路撒冷的城墙外扎下营来。整个基督教世界中最为神圣之地被穆斯林占据着，骑士们即将对其发起攻击。攻城车架起来了，即将投入使用。庄严的祈祷已经进行完毕。骑士们正准备完成历史上最令人称奇的奋战之一。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堪称野心勃勃，这体现在这场远征的宏伟规模上。尽管过去也有军队长途跋涉、不畏艰险最终实现大规模征服的先例，像亚历山大大帝、尤利乌斯·恺撒和贝利撒留等古代众多伟大将领发动的战役都已表明：只要军队指挥得当且训练有素，他们就可以征服广大的地域。但让十字军东征显得尤为与众不同的是，来自西方的军队并不是一支征服之师，而是一支解放之师。在克莱蒙，乌尔班二世并没有敦促欧洲的骑士们在东征途中征服疆土，从新攻占的城镇和地区拥有的资源中获利。相反，东征的目标是从所谓的异教徒的压迫之下，解放耶路撒冷以及东方的教会。

不过，后来的进程证明，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穿越数千英里的征途中艰难重重，发生了不计其数的灾祸，造成了难以胜数的牺牲。在响应教皇号召踏上征途的七八万名基督的战士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抵达耶路撒冷。1099年秋天，与十字军队伍中几位主要领导人同行的教皇使者给罗马回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了这样的情况——幸存人数与死亡人数（包括战死和死于疾病的）的比例其实还要更低，出发者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看到了圣城的城墙。

例如，“最尊贵的王公”庞蒂乌斯·海因瑙（Pontius Rainaud）和他的兄弟彼得·海因瑙（Peter Rainaud），就在从普罗旺斯穿越意大利北部再沿达尔马提亚海岸前行的途中遭盗匪谋害，这时，他们到耶路撒冷的路途还没过半。相比之下，维尔瓦的沃尔特（Walter of Verva）走得就远多了，他抵达了西顿附近（在今黎巴嫩境内）。然后，他和一队骑士同伴外出劫掠寻找食物，就再也没能回来。或许他遭遇了伏击被杀；又或许他被俘了，然后作为战利品被带回伊斯兰世界的腹地中，从此再无音信；又或许，他的结局比以上这些都平凡无奇得多：一旦不堪重负的马匹在陡峭的山路上失足，很容易就造成致命的后果。

还有戈德维拉（Godevere）。她是一名贵族妇女，选择陪伴丈夫布永的鲍德温伯爵（Count Baldwin of Bouillon）前往东方。她在马拉什（今土耳其境内）附近染病，病情迅速恶化，身体每况愈下，最终悄无声息地撒手人寰。这位出生在英格兰的贵族最后安息在了小亚细亚一个不为人知的异乡角落里。那里远离故土，是一个她的祖先和亲属们此前根本就没听说过的地方。

当然还有其他人。比如一位来自沙特尔的年轻骑士兰波·克莱顿（Raimbold Cretons），他抵达了耶路撒冷，参加了攻城战。云梯架上城墙后，他是第一个爬上去的骑士，显然是想争得第一个突入城中者的无上荣耀。但一个守城的兵卫注意到了爬上来的兰波，他同样立功心切，给了兰波一记重击，削掉了兰波的一只手臂，重伤了另一只。但兰波至少活着看到了攻下耶路撒冷。

另外一些人则满载荣耀而归。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伟大领导人：博希蒙德、图卢兹的雷蒙、布永的戈弗雷和鲍德温、唐克雷德等人，因为夺回了圣城，他们都成为欧洲各地家喻户晓的人物。他们的功绩在无数史书、歌谣以及一种新的文学形式——中世纪罗曼史中得到铭记。他们的成功也成为衡量此后历次十字军东征的标杆，但这实在是难以复制的成功。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历史上最广为人知也是最常被提及的事件之一。骑士们拿起武器，穿越欧洲前去解放耶路撒冷，这样的故事激发了当时的作者们，也让后世的历史学家和读者们兴奋不已。关于震撼人心的英雄事迹，关于与突厥穆斯林的初次遭遇，关于东征途中这些武装朝圣者经受的艰险，以及作为终曲的1099年，他们对耶路撒冷居民进行了血腥的屠杀，种种传说在近千年的时间里一直回响在西欧文化中。源自十字军东征的意象和主题广泛见于欧洲的音乐、文学和艺术之中。甚至“crusade”（字面意思为“十字架之道”）这个词本身，也开始有了更广泛的意义：正义之师为抗击邪恶而进行的艰险但最终取胜的征途。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所以让大众浮想联翩，是因为它富有戏剧冲突和暴力因素。但它终究不只是一场戏，这场征程对西方影响至深是因为它塑造了西方此后的诸多方面：教权的兴起、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势力的对抗、圣战观念的演化、骑士的忠诚及宗教虔诚、意大利航海城邦的崛起，还有中东殖民地的建立。这些都根源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令人毫不惊讶的是，尽管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都记述了这场远征，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批值得关注的现代学者也已经做了相当杰出的原创研究工作，但关于这个主题的文学作品却仍然在不断产生。十字军队伍的行进速度、后勤补给以及所使用过的铸币，诸如此类的课题都已经得到了仔细的研究。来自当时西方各地的主要记述性史料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检视，而且最近对它们的研究都相当具有启发意义。在过去的若干年间，学者们的关注点开始了转向，他们试图去理解为什么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甚至整个中世纪早期，欧洲人都笼罩在末日感的氛围中。

有些新颖的方法也在十字军的研究中得到了运用：心理分析学家提出，前往耶路撒冷的骑士们是为了寻找一个出口，来释放被压抑了太久的性紧张情绪；而经济学家则研究了11世纪末的供给—需求不平衡状况，并从欧洲以及地中海区域中世纪早期资源分配的角度来探讨这场远征；遗传学家评估了来自安纳托利亚南部的线粒体证据，力图理解11世纪末的人口运动；还有其他人指出，十字军东征前后的年代，是12世纪终结之前唯一GDP增长超过人口增长的时期，这就意味着在中世纪与现代，人口与经济繁荣两者之间是存在类比关系的。

然而，尽管我们对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兴趣绵延不息，对于它的真正起源却关注得相当少。在近十个世纪的时间里，作家们和学者们的关注点都在教皇乌尔班二世身上，在他激奋人心的克莱蒙演说以及因此而踏上征途的欧洲骑士身上。可是，东征耶路撒冷的催化剂不是教皇乌尔班二世，而完全是另一个人：乌尔班二世发出征战号召，是因为东方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Alexios I Komnenos）直接向西方发出了求助的呼声。

公元4世纪时，“新罗马”作为罗马帝国第二首都被创立，当时它是为了统治帝国在东地中海不断杂乱蔓延的诸多行省而建立的，很快它就作为其创立者君士坦丁大帝之城（君士坦丁堡）而名扬天下。它坐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渐渐发展成欧洲最大的城市，城中处处点缀着凯旋拱门、宫殿和帝王雕像，以及在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之后的数个世纪里慢慢建造起来的不计其数的教堂和修道院。

公元5世纪，在西部诸行省开始衰退而“旧罗马”陷落之时，东罗马帝国仍然继续发展壮大。到1025年，它控制着几乎整个巴尔干、意大利南部、小亚细亚，以及高加索和叙利亚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它还野心勃勃地向西西里扩张。但七年后，图景却已经大不相同。突厥劫掠者已经涌进安纳托利亚，洗劫了几座重要城市，严重扰乱了地方行省社会的秩序。此外，巴尔干一带几十年来也遭受着几乎无休无止的攻击，承受了与安纳托利亚大致相同的后果。与此同时，帝国在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的领土也丧失殆尽，落入诺曼冒险者们的手中。他们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征服了意大利南部。

伫立在帝国崩溃与帝国得救这两极之间的人，正是阿莱克修斯·科穆宁。阿莱克修斯本是一位杰出的年轻将领，他并没有继承王位，而是通过一场军事政变上台的，那是在1081年，他大概25岁的时候。在位的头几年里，他过得并不舒坦，因为他一面要对抗拜占庭帝国面临的外部威胁，一面又要巩固自己在国内的统治。作为一名篡权者，阿莱克修斯缺乏通过继承获得的权力合法性，于是采取了更为务实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高度集权，提拔亲信盟友，把家族成员安排到拜占庭帝国各个重要位置上。但到1095年前后，他的政治权威已经动摇，拜占庭帝国因为四面八方频发的暴力入侵而动荡飘摇。

1095年，阿莱克修斯派了一批使节前往拜谒乌尔班二世，使节们也同时带去了一则急切求助的消息。他们在皮亚琴察找到教皇，请求他以及所有虔信基督者伸出援手，抗击异教徒，保卫神圣的教会。因为此时此刻，在那片地域上，征服了东部大片江山、几乎已兵临君士坦丁堡的异教徒们，简直将要毁灭教会。乌尔班二世立刻就做出了回应，宣称他将北上，去法兰西召集人马襄助阿莱克修斯皇帝。正是来自阿莱克修斯的请求促成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尽管当代有关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史学著作一般都会提到拜占庭使节来访，但阿莱克修斯皇帝到底提出了什么请求，又为什么提出请求，则被一笔带过。结果，十字军东征普遍被认为是由教皇发出武装集结号召，然后基督徒战士们以上帝的名义一路征战到耶路撒冷的行动。当然，一旦骑士们1099年兵临耶路撒冷城下，这个故事就必然发展成这样，自此以后的作家、艺术家、电影导演等也几乎毫无二致地采取了这种立场。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真正起源，在于11世纪末君士坦丁堡城内及周边地域发生的一切。本书将表明，这场远征的根源不在西方而在东方。阿莱克修斯为什么会在1095年请求帮助？教皇是宗教领袖，自身并不拥有强大可观的军事力量，为什么他选择向教皇求助？1054年，罗马教会与东正教会大闹一场以致决裂后，为什么乌尔班二世还愿意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在1071年灾难性的曼齐科尔特战役（battle of Manzikert）后，突厥人已经成为小亚细亚的主人，那为什么阿莱克修斯要一直等到1095年才求助呢？简言之就是，为什么会有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史为什么会被如此曲解？其原因有二。第一，在夺取了耶路撒冷之后，主要由教士和修士组成的势力强大的西欧一派史家，长篇累牍地强调教皇在促成这场远征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随着黎凡特一带建立起一系列十字军国家，他们依托于耶路撒冷、埃德萨、的黎波里以及最重要的安条克，使得这种解释路径进一步得到了加强。这些新生国家需要找到某种叙事来解释，为什么它们会由西方的骑士来控制。无论是在阐述十字军东征的起源还是其影响时，拜占庭和阿莱克修斯所扮演的角色都非常不好安排——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在于，十字军的众多斩获都是以东罗马帝国受损为代价的。相反，把东罗马皇帝撇在一边置之不理，而从教廷与基督徒骑士阶层的角度来解释这场远征，会让西方的史学家们更为得心应手。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聚焦于西方的解释立场，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可参考的历史文献本身存在问题。有关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拉丁文资料广为人知，而且也相当丰富。作者不详的《法兰克人事迹》（Gesta Francorum）等记述性文献只片面地提供了像英勇的博希蒙德等人物的个人事迹，与之对立的是“懦弱可怜的”阿莱克修斯一世皇帝，他被描述成一个诡计多端，总想用狡猾和欺诈来控制十字军的形象。阿奎勒的雷蒙（Raymond of Aguilers）、亚琛的阿尔伯特（Albert of Aachen）和沙特尔的富歇（Fulcher of Chartres）等作者所提供的关于这次远征的信息虽然绘声绘色，却也有些偏颇。他们描述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诸位领导人因性格相异而冲突不断，欺诈和背叛是家常便饭。他们记录下了非常矛盾的现象：成功往往与灾祸相连。他们写道，被俘骑士们的头颅在围城战期间，被用投石器投射到十字军的营地里，一下子就导致士气低落；他们还惊恐地提到，神父们被倒吊在城墙上遭受鞭挞，被迫与十字军为敌；他们还记述道，贵族们与女性友人在果园里嬉戏，忽然就遭遇了埋伏，被突厥匪徒们残忍地处决。

与此相反，来自东方的一手资料情况就更为复杂。这并不是因为文献的数量太少，实际上，用希腊文、亚美尼亚文、叙利亚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写就的相关记述、信件、演说、报道和其他一些资料相当丰富，能够让我们难得地瞥见十字军行程前期的经历。可问题在于，与拉丁文文献相比，这些资料被利用得太少了。

这些来自东方的文本中最重要也最难处理的是《阿莱克修斯纪》（Alexiad）。这是阿莱克修斯的长女安娜·科穆宁娜（Anna Komnene）在12世纪中期写就的。这份关于阿莱克修斯皇帝统治期的记述既遭到了误用，也蒙受了误解。文本用希腊文（florid Greek）写成，辞藻华丽考究，充满了很容易就被忽略的微妙之处、影射和暗指。可是，作者提供的事件编年却不太可靠：事件发生的时间有错误，有些被一分为二或者重复记述。

安娜·科穆宁娜是在这些事件发生近50年后开始她的记述的。因此，她偶尔搞错事件发生的前后次序是可以原谅的——而且这一点她自己在书中也已经认识到了：“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已经是掌灯时分。我一页一页写得很慢，我感到自己已经昏昏欲睡，因为写着写着总感觉词不达意。我不得不使用那些野蛮人的名字，而且我不得不详细描述一大堆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结果就是，因为各种横生出来的枝节片段，这段历史的主体和连贯的叙事节奏变得破碎断裂。还请喜爱这本书的人们不要因此而埋怨我。”

一位熬夜埋头著述的历史学家，这样的形象充满魅力，让人感动不已。可惜这完全是一种惯用辞令，一如作者事先为书中的错误道歉一样。这些都是古典时期的作家们常用的格式语言。而《阿莱克修斯纪》正是遵循他们确立的模式来写作的。安娜·科穆宁娜的著作基于非常仔细的调查工作，她研究了数量相当可观的书信、官方文档、战争记录、家族史以及其他一些书面材料。

《阿莱克修斯纪》在纪年上存在的某些问题已经被学者们指出来了，但遗留问题还很多。这就导致目前普遍认可的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统治期纪年其实存在很大误差，其中最重要的误差涉及十字军东征前小亚细亚的情况。安娜·科穆宁娜的叙述所描绘的图景是会误导人的。事实上，结合其他一些文献来仔细重新评估《阿莱克修斯纪》，会揭示出令人惊讶的结论，与长久以来被认可的观点大相径庭。过去人们认为，拜占庭皇帝寻求西欧的军事协助，是想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野心勃勃地抓住此刻的好机会，重新征服小亚细亚。但事实却完全相反。他所发出的求助完全是一位政权岌岌可危、帝国濒临崩溃的统治者在绝望之际所做的最后尝试。

过去我们并没有正确认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夕小亚细亚的局势，但当时的局势其实相当重要。突厥人已经让拜占庭帝国拜伏于他们脚下，而西欧的骑士们前往东方去抗击的，正是如此令人生畏的敌人。塞尔柱突厥人原是乌古斯部落联盟中的一员，阿拉伯历史学家称他们生活在里海以东。他们是骁勇善战的草原游牧民族，这让他们对10世纪末已经分崩离析的巴格达哈里发帝国越来越具有影响力。从11世纪30年代起，就在他们皈依伊斯兰教后不久，塞尔柱突厥人成为这个地区的主导力量。不到一代人之后，他们的首领图格里勒·贝格（Tughril Beg）被哈里发任命为具有完全自主权的苏丹，塞尔柱突厥人就此成为巴格达的主人。

他们毫不停歇地开始了西进的步伐，很快开始了对高加索和小亚细亚的劫掠，搅乱了当地人的生活，让人们变得惊慌失措。突厥人的坐骑是中亚的矮脚马。这种马的体力和耐力非常适应这个地区的高地与陡峭峡谷交织的地形。骑着这样的马，突厥人行动迅速，似乎来去如风，无影无踪。有一份文献说他们“迅疾如鹰，铁爪坚如磐石”。据说，突厥人攻击沿途众人，如同狼群吞噬猎物。

到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发表演说之际，突厥人已经荡平了安纳托利亚此前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完好无损的行省管理和军事驻防力量，占领了对早期基督教而言最为重要的一些城镇。比如，施洗约翰的故乡以弗所（Ephesus）、著名的早期教会驻地尼西亚以及圣彼得原来的教区安条克，都在十字军东征启动前的几年里落入突厥人手中。因此，在1095年前后，教皇会在自己的演说和信件中恳请众人拯救东方的教会，也就毫不令人惊讶了。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背景不能到克莱蒙的山麓或梵蒂冈去寻找，而应到小亚细亚，到君士坦丁堡去寻找。对十字军的阐述被西方的声音垄断的时间已经太长太长。然而，1096年怀着崇高的使命踏上东征路途的骑士们，是为了回应地中海另一侧发生的一场危机。军事打击、内战和反叛的力量已经将拜占庭帝国带到了崩溃的边缘。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被迫向西方求助，而他向教皇乌尔班二世发出的呼救将成为催化剂，催生此后发生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