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二天早餐后，沈幼生一行在林仲淑先生和北基行先生的陪同下，乘车前往索密克公司。

车开进公司，在办公楼前缓缓停下。沈幼生一行一下车就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他们纷纷驻足，仰起头，那是一面五星红旗，是自己国家的国旗。它舒展大方地飘扬在上空，飘扬在其他两面旗帜的中间——一面是索密克公司的旗帜，一面是日本国旗。

这面由浙江人设计的五星红旗飘扬在索密克大门口的旗杆上，飘扬在日本的土地上。

有一股暖流从沈幼生等几人的心底涌出，自豪与骄傲油然而生。这表达的是尊重，不仅是对他们几个中国农民的尊重，也是对绍兴第二汽车配件厂的尊重，更是对中国的尊重，对中国人的尊重。从抗战、冷战，到与日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再到中日合作，曾经被侵略、被污辱、被残杀、被拉去像老鼠似的做细菌试验、脖颈被日本军人用以试刀的“支那人”，如今被引为座上贵宾，这期间，中国人走过多少万水千山，经历了多少艰难岁月？

沈幼生他们仰望着五星红旗，眼睛渐渐湿润了。

林仲淑先生是日中友好协会的，他是中国台湾人，现居住在上海。北基行先生是日本人，在丰田通商株式会社中国一个大区任主管，他在华多年，对中国的情况十分了解，称得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沈幼生把他们两个人视为日本索密克请的“媒人”。媒人是中间人，中间人可以有倾向性，但不可能是单向，而应该是双向的。他们能把索密克的意见带过来，也能把沈幼生的想法传过去。沈幼生认为，要充分利用好这两个“媒人”，有什么问题，直截了当跟索密克提出要求和条件，再通过这两个“媒人”斡旋。

日本索密克株式会社石川公司的社长石川晃三率部长以上的管理人员会见了沈幼生一行。沈幼生介绍了随行人员，石川晃三也介绍了日方人员。他们彼此表达了对对方的评价与感受，以及合作的诚意。然后，沈幼生一行参观考察了索密克的生产车间。

索密克株式会社石川公司是世界一流的汽车转向拉杆、悬架摆臂球头总成生产企业，以技术实力雄厚、管理能力超强而闻名。沈幼生边参观边赞叹，差距太大了，他就像是一个走进杭州百货大楼的柯岩路边食杂店店主……

沈幼生升任厂长兼党支部书记后，柯岩汽车配件厂迎来了一个充满生机的春天。

沈幼生也赶上了好时代。1981年，中国社队企业正处在第一个“黄金时期”。据统计，1978年，中国乡镇企业总产值仅相当于当年农业总产值的37%左右。九年后，乡镇企业中的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合计增至4854亿元，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104%，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

1984年，柯岩汽车配件厂成为绍兴市汽车配件公司成员单位，更名为绍兴第二汽车配件厂。其攻关小组在“BJ-212汽车转向横拉杆总成”的基础上，又开发了北京130、南京130、南京150、解放CA-10等车型的转向横拉杆总成。这些产品不仅获得了上海等地汽车修配厂和运输公司的认可，还被评为“绍兴县新产品”。

绍兴第二汽配厂的生产和销售蒸蒸日上，不仅产值和利润在柯岩人民公社首屈一指，被评为公社的先进集体，而且在绍兴县的社队企业中也崭露了头角，赢得了关注。

当年，沈幼生凭着一张自行车购买券打开了上海滩的大门，揽到第一份订单。掘到第一桶金后，他对自行车有了特殊的感情和关注。他发现随着改革开放，包产到户后，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得以释放，经济效益大幅提高。相当一部分农民不仅吃饱了、穿暖了，手里还有了富余的钱，农村结婚也讲究起“三大件”来。中国有八亿农民，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这些底层的人是最要面子也最讲面子的，讲究起来也是最认真最执着的。

可是，当时还没有真正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三大件”还要凭票供应，农民攥着钱也买不到。

沈幼生认为，自行车无非是一个车架、两个轮子，再加上一根链条、两个齿轮而已，人类在一百年前就能生产制造，没有什么高、精、尖的技术含量。汽配厂连汽车的转向横拉杆都能制造出来，还生产不了自行车？于是，攻关小组以几种自行车为样板，仿制出一辆，骑着还真不错，也不比“永久”“凤凰”差到哪儿去，他们将它命名为“宇航”。1980年，沈幼生向公社的工业办公室打报告，申请成立分厂——柯岩自行车厂。

申请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自行车厂成立起来，省有关部门还为他们提供了二十万元的无息贷款。“宇航”牌自行车质检合格，厂里开始批量生产。“宇航”牌自行车投放市场后大受欢迎，在绍兴地区供不应求。第二年，也就是沈幼生升任厂长的那一年，自行车厂经济效益凸显出来，销售收入高达三十五万元。

沈幼生当机立断，决定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量。他们从各生产大队招进一百多名新员工。

韩尧清就是在那时候进厂的。他至今还清晰地记着进厂的日子——4月26日，那年他二十七岁。韩尧清是梅墅村的，那个村子距离汽配厂仅1500米，步行也就二十来分钟。

韩尧清的童年是不幸的。母亲在他十三岁时患病毒性脑炎去世；父亲在他二十一岁时撒手人寰，丢下他们兄妹三个。他是兄长，下边有两个妹妹，一个十七岁，一个十三岁，还有一个年过花甲的奶奶，都要他来养活。

“你爸爸走了，你来接一下班吧。”生产队长看了看这一家老的老、小的小，日子难以过下去，怜悯地对韩尧清说。

韩尧清的父亲生前是生产队的会计。于是，韩尧清接过了父亲的账本，成了生产队会计。韩尧清没正经读过几年书，读小学六年级时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学校先是停课“闹革命”，后来在动乱中他又在学校混了两年就算是初中毕业，便到生产队去挣工分了。

韩尧清书读得不多，可是在那个大伙儿都被耽误的年代，生产队里的其他年轻人还不如他。凭他的能力和本事管生产队的账绰绰有余，一个月的账目还不够他两天处理的。生产队犹如部队里的一个班，没有专职干部，即便是生产队长也要参加生产劳动，何况会计。韩尧清的父亲在世时就一边记账，一边开理发店。

理发是韩尧清家的祖传手艺，他的父亲、他的爷爷也是吃的这碗饭。父亲去世后，一个叔叔对他说：“你爸爸走了，他那套理发工具还在，你就在我这儿学学理发吧。”父亲活着时，韩尧清从没想过子承父业，也从来没摸过理发的剪子和推子。

韩尧清白天在生产队里劳动，业余时间学理发。也许他的身体里有理发师的遗传基因，也许他聪明又机灵，他跟叔叔学了三四天就“出师”了，可以赚钱了。

农村的理发店大多开在村口路边，韩尧清从父亲那里接手过来的店面也不例外。公交车站大多在村口，沈幼生要进城办事就在韩尧清的理发店门口上车。他骑车过去，把自行车放在理发店门口。如果公交车还看不到影儿，或者是刮风下雨的天气，他就坐在理发店跟韩尧清聊一会儿天。

绍兴是闻名的水乡，河多桥多公路少，从柯岩去一趟绍兴起码要半天的时间，骑自行车进城也要一个半小时，交通也不算方便。沈幼生有时晚上没赶回来，韩尧清打烊时就把自行车收起来，免得丢了。沈幼生的自行车也不锁，韩尧清没有生意时就尝试骑一下。小时候穷，他们整个村也没有几户人家买得起自行车，韩尧清过去只看过别人骑车，自己没摸过。沈幼生的自行车放在门口，他没事就骑一骑、遛一遛，就这样学会了骑自行车。一来二去，韩尧清不仅车技大有长进，跟沈幼生也越来越熟络了。

韩尧清骑在沈幼生的自行车上时，萌发了进厂的念想。以前，他也会有念想，不过那时候的念想犹如流星一闪而过，这回像月亮了，圆圆的，亮亮的，挂在心头上。韩尧清这人智商和情商极高，为人也精明。当了六年理发师，他结交了许多朋友，想打通公社领导的关系还是可以做到的，何况汽配厂这次要招一百多人。

韩尧清告别了理发店，进厂了。沈幼生知道韩尧清当过会计，便让他做统计员。即便是生产队的会计那也是会计，基本素质还是有的。统计和会计有一点是相通的——他们都跟阿拉伯数字打交道。

韩尧清说，当时沈幼生他们原想将“柯岩汽车配件厂”更名为“绍兴第一汽车配件厂”，去绍兴县工商局办手续时，办事人员说，绍兴县已有一家汽车配件厂——绍兴汽车配件厂了。

沈幼生他们是知道的，那家汽配厂是二轻局下属的地方国营企业。

“论规模他们比你们大，论实力他们也比你们强，要排名次的话，他们应该排第一，你们只能排在第二。你们就更名为‘绍兴第二汽车配件厂’吧。”

“他们没有称自己为‘绍兴第一汽车配件厂’，绍兴也没有名为‘绍兴第一汽车配件厂’的企业，我们更名后不重名，为什么不能更名为‘绍兴第一汽车配件厂’？”汽配厂的经办人据理力争。

办事人员不急不躁、心平气和地说：“你们为什么非要争这个‘第一’呢？你说说，第一汽车制造厂和第二汽车制造厂哪个名气大，哪个好？显然是二汽比一汽好啦。”

听办事人员这么一说，这个“第二”似乎变得可以接受了。

两年后，绍兴第二汽车配件厂已开发并生产了六种转向横拉杆产品，产品在省内外汽配领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产值和销售额也有了大幅提升，销售额达到五百万元，利润突破一百万元。绍兴第二汽车配件厂获得绍兴县“利润超百万企业”奖，沈幼生也当选为绍兴县的“优秀厂长”和“优秀共产党员”。

柯岩自行车厂正办得风生水起，三年的销售收入高达一百二十万元，利润二十万元，上缴国家的税金七万五千元。突然有一天，他们接到上级的通知，要求自行车厂立即下马。一是因为计划经济的桎梏，企业被许许多多的文件、规定束缚着，没有自主权；二是因为当时自行车厂如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开得遍地都是，市场上的杂牌自行车越来越多，眼看就要供大于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