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者……和受害者

就过去的某些方面达成共识，并不意味着双方的总体叙事或从中产生的论点比以前接近了一些。相反，当自2009年起担任以色列总理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将清除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的要求称为对犹太人进行“种族清洗”时，巴勒斯坦人指责他恶意盗用“他们的”叙事，这加深了人们的一种印象，即双方都坚持自己是受害者。内塔尼亚胡及其支持者抱怨称以色列是反犹主义仇恨的对象。巴勒斯坦官方发言人拒绝接受这种批评，坚称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合法权利和自决权利而斗争，是在抗议违犯国际法的行为。2017年，“巴解”的正式目标依旧是结束被占领状态，建立一个与以色列并存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相比之下，伊斯兰主义团体哈马斯只准备与以色列长期休战。内塔尼亚胡至多对巴勒斯坦人承诺他所谓的“低限度国家”（state-minus）。结束冲突看起来仍像一个高得离谱的要求。

无数轮未竟的和谈体现了一个不言而喻的道理：历史必须留给学者，不能在谈判桌上处理。以色列历史学家阿舍·苏瑟（Asher Susser）认为：“光怪陆离的智力杂技只会让已经存在的几乎无法克服的政治障碍雪上加霜。”冲突解决方面的专家反驳道，承认对方的观点虽然不等于接受其观点，但这有助于实现可行的妥协，从而赢得两边民众对和平的支持。

然而，当冲突如此野蛮而沉重，当一方在军事、经济和其余许多方面超过另一方如此之多时，历史和政治便不能被轻易分开。内塔尼亚胡说巴勒斯坦人并没有像他和其他很多以色列人所要求的那样承认这个犹太国家的合法性（但并没有说巴勒斯坦人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巴勒斯坦重要人物也主动承认他们做不到；内塔尼亚胡说得很对。用巴勒斯坦知识分子艾哈迈德·萨米赫·哈立迪（Ahmad Samih Khalidi）的话来说：

对我们而言，采纳犹太复国主义的叙事意味着我们先祖建造的房屋、他们耕种了几个世纪的土地以及他们修建并在此祈祷的圣所完全不属于我们，我们对它们的捍卫在道德上是有缺陷的，而且是不正当的：那意味着，我们从一开始就无权拥有这些事物中的任何一样。

关键在于，以色列也没有以任何正式的形式或是在法律的意义上承认巴勒斯坦民族所渴望的权利，就是在历史上的巴勒斯坦所剩之地拥有一个主权独立、自力更生的国家，这也是现在世界上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民族应该获得的权利。1993年，以色列承认“巴解”是巴勒斯坦人的代表。但在2000年的戴维营首脑会议上，它所谓的“慷慨”提议被另一方以不够充分为由拒绝了。这是否真的是“错过的机会”仍然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无论如何，促使这两个民族和平、自由、公平地作为邻居而不是敌人相处的协议从未达成过。迄今为止的故事应该有助于解释为何这样的协议如此遥不可及，或许还能为未来的道路提供建议。

任何一方都无法垄断真相或道德制高点。但幸运的是，双方都不是铁板一块。即使主导叙事仍在固执己见，我们还是有可能听到偏离它们的声音和策略。将一方刻画成殖民主义者、定居者和种族主义者，将另一方描绘成恐怖分子、狂热分子和反犹主义者，只会降低已然微乎其微的和解可能性。双方都有相当一部分人能够认清现实，承认另一方不可磨灭的存在——无论是否喜欢（许多人并不喜欢），他们都会留下来。联合的民意调查显示，虽然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士兵和定居者除外）相互接触有限，但大多数人感觉他们互动“愉快”。不那么乐观的是，他们之间的信任度极低，大多数人认为彼此是零和关系，“没有什么能够同时有益于双方的事”，“对一方有利的事情都对另一方有害”。恐惧、仇恨、冷漠和自私自利，以及国内、地区和国际的态度和制约，也都是强大的力量，它们联合起来，将看似早已不可持续的现实维持了太久。2017年7月发生在东耶路撒冷的事件——以色列籍的阿拉伯裔枪手在圣殿山/谢里夫圣所杀害了以色列警察；以色列安全部队的镇压；大规模的巴勒斯坦人抗议活动；剑拔弩张的局势，以色列人随后的退让——都在清晰地提醒世人，事态是如何迅速而轻易地升级至失控的。

历史学家不免会反映出当前人们的关注：有着无数特殊纪念日的2017年，是人们对局势缓和空前悲观的时期，解决“圣地”长久存在的危机更是显得遥遥无期。近年来，关于两国解决方案的失败，通过协议形成单一国家的可取性和可能性，以及不公正、不稳定且危险的现状的持续甚至恶化，人们争辩不休。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场冲突即将落幕，所以理解它比以往更为重要。但这也意味着两边的人民应该听从巴勒斯坦裔以色列作家乌达·比沙拉特（Odeh Bisharat）明智的建议：“如果过去没有共同的叙事，那么至少让我们为未来写一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