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叙事与历史

2013年6月，23岁的巴勒斯坦帅小伙穆罕默德·阿萨夫（Mohammed Assaf）夺得了备受欢迎的电视节目《阿拉伯偶像》（Arab Idol）的总冠军。他有着一头用发胶精心固定的乌黑秀发，笑容羞涩，嗓音优美，为数千名通过短信投票支持他的观众高声演唱经典老歌。阿萨夫出生在利比亚，但在加沙地带的汗尤尼斯（Khan Yunis）长大，这片人口稠密的沿海飞地被夹在以色列和埃及之间，并且是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关于“圣地”（Holy Land）悬而未决的冲突永恒且日益严重的——通常还是充满暴力的——提醒。

阿萨夫的祖父母在1948年战争期间成了难民，和他们一同成为难民的还有数十万巴勒斯坦人，当时以色列国获得了独立，而巴勒斯坦则经历了纳克巴（Nakba，即浩劫）。他的夺冠演出击败了一个埃及人和一个叙利亚人，是当代大众娱乐最前沿的水准，出自位于贝鲁特的MBC（中东广播中心）之手，吸收了英国《流行偶像》（Pop Idol）系列节目开创的概念。节目面向阿拉伯世界的数百万观众现场直播，包括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城镇拉姆安拉的观众，当结果公布时，人们欣喜若狂。“革命不只是步枪。”阿萨夫随后告诉一位采访者，他充满节日气息的晚礼服是巴勒斯坦国旗的绿红白三色。他的成名曲《高举卡菲耶》（Raise the Keffiyeh）所关注的巴勒斯坦头巾卡菲耶，是这个国家及其事业立时可辨的鲜明标志。

阿萨夫的另一首流行歌曲纪念了80多年前发生的事件。《来自阿卡监狱》（Min Sijn Akka），一支关于爱国主义和牺牲的民谣，令人想起因为参与1929年巴勒斯坦的动乱而被英国人判处绞刑的穆罕默德·贾姆朱姆（Mohammed Jamjoum）、福阿德·赫加齐（Fuad Hijazi）和阿塔·齐尔（Ata al-Zir）。这一事件被英国委任统治当局称为“哭墙之乱”（Wailing Wall riots）。巴勒斯坦人则称之为“卜拉格（al-Buraq）起义”——“卜拉格”是阿拉伯语中将先知穆罕默德从麦加带到耶路撒冷的带翅骏马。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人的记忆中（双方经常对同一事件采用不同说法），这次暴力事件被叫作“1929年骚乱”，有133名犹太人被阿拉伯人杀害，其中大多数人死状甚惨。贾姆朱姆、赫加齐和齐尔因为杀害希伯伦和萨法德（Safed）的犹太人而被判刑。用口语化的阿拉伯语谱写并演唱的《来自阿卡监狱》讲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

2012年，加沙的一位作家将这三人誉为“巴勒斯坦斗争史上最重要的三位殉道者”，他们“因为抗议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的渗透，被英国委任统治部队公开处决”——这一描述显然拓展了“抗议”的传统意义，并绕过了关键细节。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lestinian Authority）的电视台将这几个被处以绞刑的人称为“我们民族历史上的灯塔”，立马招致了一家名为“巴勒斯坦媒体观察”（Palestinian Media Watch）的以色列监察机构“赞美恐怖主义”的指责。同年晚些时候，巴民族权力机构在他们被处决的周年纪念日发行了纪念他们的邮票，上面画着步枪和卡菲耶。此事和其他许多例子一样，表明历史也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仍在斗争的战场的延伸——也许在这个领域，双方是最接近势均力敌的。

阿萨夫的歌自然是“一个人眼中的恐怖分子是另一个人心中的自由斗士”这句话的典型例证。这样的事还有许多。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被英国人以恐怖分子名义处决的犹太人——其中一些死于阿卡监狱同样的绞刑架上——至今仍受到以色列国的正式纪念。2017年2月，该国总统鲁文·瑞夫林（Reuven Rivlin）用他的Facebook页面纪念亚伯拉罕·“亚伊尔”·斯特恩（Avraham “Yair” Stern）遇害75周年，后者是希伯来名为“莱希”（Lehi，全名Lohamei Herut Yisrael，意为“为以色列自由而战之人”）、英语名为“斯特恩帮”（Stern Gang）的组织的领导人。1942年，一名英国警察跟踪斯特恩到其特拉维夫的藏身处，开枪将其打死。以色列国家图书馆以同样的方式提到了“伊尔贡”（Irgun Zvai Leumi，意为“国民军组织”），它作为一个“犹太抵抗组织”，1938年主动挑起事端，袭击阿拉伯平民，并在1946年炸毁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酒店，导致91人身亡。哈马斯（Hamas）的全称是“伊斯兰抵抗运动”（Harakat al-muqawama al-islamiyya），这个巴勒斯坦组织针对平民目标制造了多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并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发射落后的火箭弹。对于那些抵抗自己民族最大仇敌的人来说，用词总是具有偏向性，最终结果总会证明他们使用的手段正当合理。

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在叙事上的分歧远不只形容各自民族英雄时常用的字眼，对于双方在地中海东岸同一小片领土上长期未解决的斗争的性质，他们更是观点迥异。两者都反映在本书中。每一方所言都出自真情实感，即使被对方斥为宣传或谎言。两者都不能忽视。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只能通过关注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历史以及彼此来理解。叙事，以其最简单的定义来说，就是“一个民族讲述自己的故事”。

以色列人描述了经过几个世纪的反犹迫害后对自由和自决的追寻，以及从“流散”（Diaspora）中“回归”锡安（Zion）的“流亡者们相聚在一起”，以期在故土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犹太国家，并在纳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杀害了600万犹太人之后最终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这个关于民族解放的故事在希伯来语中简洁地展现为“miShoah leTekuma”——“从大屠杀到重生”。经过几个世纪的无力、苦难和羞辱，犹太人得以重树自尊和自豪。以色列人很少注意故土上另一个民族的存在（无论那个民族和那片土地被怎样定义），除了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暴力反抗之外。土地被“赎回”，沙漠中开花繁盛。以色列的主流叙事强调本方愿意让步并实现和平，但另一方却一再错过这样做的机会。于是“鸽派”被迫战斗。以色列很少将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无休无止、无处不在的敌意归因于自己的行动——无论是1947年和1948年的行动，是其在1967年征服的领土上几十年的定居，还是它在“犹大和撒马利亚”（Judaea and Samaria，即约旦河西岸）维持的军事占领，或是其单方面吞并现在是该国“统一且永恒的首都”一部分的东耶路撒冷的行为。（根据国际法，以色列仍须对加沙地带负责，尽管它已于2005年撤离该地；以色列对在一定程度上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控制的西岸也须负责。）以色列人往往声称没有巴勒斯坦人愿意“携手”共建和平，宣称他们的敌人受到仇恨和偏见的驱使，而不是追求正义和结束冲突。恐怖仍在继续。

巴勒斯坦人形容自己是这片土地的原住居民，他们作为占多数的穆斯林，与占少数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一起和平地生活了几个世纪。他们讲述的是一个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故事，这个故事始于奥斯曼帝国时代。自1917年起，背信弃义的大英帝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背叛了阿拉伯人的独立事业。他们先是经历了30多年鼓励犹太人移民和购买土地的委任统治，在纳粹的罪行时代（他们对此毫无责任）结束之后，又面临巴勒斯坦人拒绝接受并发起反抗的不公正的联合国分治计划。接下来是1948年的战争和种族清洗。而在19年后，位于地中海和约旦河之间的残余部分也被占领。以色列的独立是巴勒斯坦人的劫难。巴勒斯坦难民回归家园的权利得到了联合国的认可，但以色列从未承认。用巴勒斯坦学者纳迪姆·鲁哈纳（Nadim Rouhana）的话来说：“一群生活在其故土的人和一群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发生了冲突，因为后者信奉的思想认定这片土地专属于他们，这就是双方对抗的本质。”然而，巴勒斯坦领导人仍同意接受一个仅占这片土地面积22%的国家——这种出于历史原因的妥协被称为“通情达理到了不合情理的程度”。纳克巴将继续作为记忆和“当下的历史”而存在。它表现为长期被占领，土地被没收，犹太人定居点扩大，吞并的威胁始终存在，房屋被拆毁，以及为保护以色列的安全而建造的“种族隔离墙”——这是一场没有止境的灾难。坚忍不拔（Sumoud）的精神，对民族身份的保全——以及坚持抵抗——持续不断地体现在争取自由、尊严和人权的斗争中。

这两种主导叙事（master-narrative）与其说是相互竞争，不如说是截然相反，而且完全势不两立：犹太复国主义者眼中的公正和胜利，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则是不公、失败、流亡和羞辱。几十年来，这些叙事通过有意选择、来回重复和不可动摇的自信不断发展巩固。英国最后一名巴勒斯坦高级专员艾伦·坎宁安（Alan Cunningham）爵士在委任统治不光彩地结束几周后提出了这一观点：“处理巴勒斯坦政策时最显著的现象之一，就是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都不会提及另一方。”他回忆道：“他们看上去似乎无视了彼此的存在。”共同点从一开始就几乎无处可寻。试图调和或整合对立的叙事的课本必须把两种叙事分别印在奇数页和偶数页上。巴以之间曾经就一个雄心勃勃地名为“共同历史”的创新项目进行辩论，很快就有了结论，那就是双方的版本几乎没有相同之处——那时还没进入20世纪！第二次因提法达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教育工作者不得不放弃为书写双方都能接受的“桥梁叙事”所做的努力，因为“两族人民对与‘另一方’有关的事情的猜忌、仇恨和发自内心的恶感，（已经）变得过于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