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周年纪念日是庆祝、哀悼、纪念、复述和反思的时机。在1917年11月英国政府《贝尔福宣言》发表一百周年、1967年6月中东战争（“六日战争”）五十周年之际，本书计划回顾巴以冲突史上的重大事件。后文描述的其他重大事件发生于（或许是巧合，除非大约每个十年的第七年都有某种神秘的超自然特质）1897年、1937年、1947年、1977年、1987年和2007年。《敌人与邻居——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1917—2017》从19世纪80年代早期巴勒斯坦第一批犹太复国主义定居点建立讲起，当时的巴勒斯坦由奥斯曼帝国的几个行省组成，然后按时间顺序讲述，直至今时今日，并涉及不同主题。我希望，这本基于最新研究的长篇概述，能将人们普遍认为世界上最棘手、最引发争议的冲突，从大局纵览引入清晰聚焦。它试图从双方的视角讲述双方的故事，以及它们彼此之间命运的纠葛。

本书难免要将动乱、暴力与和平倡议当作里程碑。但是，过于集中地关注战争、外交或恐怖主义，就会忽视普通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在实际生活中的相互遭遇和对抗——在前线、难民营、检查站，以及在日常生活、语言和文化等方面。伦敦和华盛顿，以及安曼、贝鲁特、开罗和大马士革的政治家、战略家和士兵在这场大戏中各司其职，但本书更侧重于书写耶路撒冷、雅法、拉姆安拉（Ramallah）、特拉维夫、海法、纳布卢斯（Nablus）、希伯伦（Hebron，又名哈利勒）和加沙以及它们周围充满争议的景象。

深层的结构、态度和惯例与从它们当中爆发的无穷无尽的“有新闻价值”之事同样重要：这是我作为记者兼历史学家从工作中得出的结论。重要的主题包括1948年以前建立的独立自治的犹太社会和经济体，以及尤为重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阿拉伯人的反对——在我看来，阿拉伯人早就表示反对了，比人们通常以为的要早得多。其他重点主题还有：巴勒斯坦人的逃亡、被驱逐和被剥夺，以及随后回归家园的渴望；1967年战争的巨大影响；犹太定居点在当年所占领土上的稳步扩张；两次因提法达（intifada，即起义）背后的驱动力，以色列的右翼倾向，巴勒斯坦人伊斯兰主义观念的崛起，双方的严重不对等，两国解决冲突方案的逐渐破产，以及这对未来可能造成的影响。

本书将密切关注经常被忽略或事后才被人想起的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因为他们从1948年至今的独特境遇提供了重要的视野，还因为他们在时常完全无视对方的两个民族间形成了微薄的人际联系。贯穿本书的主思路，就是从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到唐纳德·特朗普时代，他们之间陷入困局的关系。

巴以冲突有资格被称为地球上得到最仔细研究的问题。“大量”甚至不足以形容它浩如烟海的资料的一角。资料的范围和深度反映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复杂性和争议性。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我开始研究英国委任统治时期时，它就已经是一片被深耕细作的土地。现在，表层土壤已经消失了，大批研究人员正在搬动下面裸露出来的岩石。

本书面向普通读者。将它保持在可读的长度，意味着必须在整个过程中做出选择，包括要覆盖哪些内容，又要舍弃哪些内容。它基于现有学术成果和二手资料的综合：涵盖整个135年历史的一手研究远远超出任何一位作者的能力。《巴勒斯坦研究》（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以色列研究》（Israel Studies）和《耶路撒冷季刊》（Jerusalem Quarterly）等专业出版物都是至关重要的资源。最初用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出版的现代材料很快就能译成英文，但重要的旧材料还没有翻译。

相关学术兴趣已经大大增加，且与政治立场息息相关。英美的几所大学现在已有专门（和独立）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研究中心。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定居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的范式有助于理解巴以冲突的基本情况，该范式基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南非的经验，认为当地人口是被欧洲人替换而不是被欧洲人剥削。然而，这种进路难以涵盖犹太人与“以色列地”（Eretz Yisrael）的宗教民族联系，这是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和以色列人身份认同的关键。从伊拉克、摩洛哥以及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其他地方来到以色列的米兹拉希（Mizrahi，东部或东方的）犹太人是另一个特殊元素，在别处没有与之高度相似的情况。这场当代的激烈辩论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双方看待冲突的方式：人们常说，犹太复国主义者倾向于探讨他们移民巴勒斯坦的意图；阿拉伯人则侧重于结果，尤其是，用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话来说，“他们的领土被外人定居”的结果。

人类学和民族志研究能够传达记忆中的经历，价值极高。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和文化研究也都能丰富理解，尽管这些学科往往大量使用术语。我个人非常喜欢一篇名为《非人类流亡者的收集：特拉维夫动物园如何创造动物藏品，1938—1948年》的文章——在探讨国家形成过程中文化方面的研究中，这一篇的角度不同寻常。

新闻报道仍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初稿”，有时能与后来精雕细刻的版本惊人地接近。可以说，我在第一次因提法达期间从纳布卢斯和加沙的街道上的报道中得到的，与在耶路撒冷和伦敦的档案馆中查阅解密文件或旧报纸的所得等同——单是在往往不可逾越的民族鸿沟两边与人聊天，也能获得同样多的信息。弄清楚如何来回穿越这道鸿沟也有助于吸取教训。报道被占领土事宜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记者面临着特殊的挑战和危险，有时来自他们自己社会的威胁与来自另一个社会的一样多。

近年来，记者、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都不得不考虑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大量材料。Facebook（脸书），YouTube（优兔）和Twitter（推特）已然成为有关冲突的事实、观点、宣传和虚假信息的丰富源泉。“#XX”的标签与学术刊物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转瞬即逝的事物变得既能永久存在又易于检索。“通过时间的考验”是数字时代一种过时的观念，研究美国总统的人不得不快速分析草草编写的140个词信息中对全球政策的声明。如今，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既在他们争夺不休的故土，也在网络空间里相互讨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