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依然存在

数据统计表明，冲突造成的人员伤亡在增加，尽管规模都不大。在1882年至1909年的27年间，13名犹太人被阿拉伯人所杀，但其中只有两人的死亡是出于明显的“民族”原因；1908年雅法爆发骚乱，犹太人在普珥节庆典期间遭到袭击，一名阿拉伯人被刺死；仅1909年一年就有4名犹太人为“民族主义”而死；而在1909年至1913年间，有12名犹太卫兵遇害；1911年，在阿拉伯佃农被驱逐出阿富拉附近阿瑟·鲁平从瑟索克手里买的土地后，一名阿拉伯村民因与新建立的马哈维亚定居点的犹太工人发生口角而被杀，三名犹太人也被奥斯曼当局逮捕关押。然而，暴力事件始终屈指可数。大多数犹太移民生活在城镇中：1905年至1913年间，其中36%的人想在雅法定居，38%的人想去耶路撒冷和希伯伦，而想去农业殖民地的只有16%——这些殖民地尽管是新建的，却遭人冷落。尽管如此，犹太复国主义的“盲点”越来越难以避免，“潜在的问题”也在不断制造公开的冲突。

阿拉伯人的敌意也影响了犹太人的观念。1913年，声名远扬的希伯来语作家约瑟夫·海姆·布伦纳抨击了呼吁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合作的倡议，认为这是“过于理想化的”和“不道德的”，并明确提出了他认为必要的做法：

在这么小一片土地上居住着……不下60万阿拉伯人，他们尽管蒙昧落后，却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事实上，他们也完全明白这一点。而我们不得不来到这里，进入他们中间，与他们一起生活。我们之间已经存在仇恨，而且它必将继续存在。他们比我们在各方面都更加强大，可能会把我们踩在脚下。但是我们犹太人已经习惯了做强者之间的弱者，因此，我们必须为仇恨带来的后果做好准备，并不择手段地在这里生存。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哈伊姆·魏茨曼在公开场合继续谈论与阿拉伯人合作的前景，但他私下里却对很多问题表示担忧：不断发展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中央权力的削弱，以及“反对将土地卖给‘犹太复国主义者’——土耳其的敌人、巴勒斯坦的簒夺者——的密集宣传活动”。他预言：“我们很快就会面对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敌人，单单花钱买地是不够的。”雷霍沃特的创立者之一摩西·斯米兰斯基（Moshe Smilansky）在1914年承认，犹太复国主义者对阿拉伯人的关注太少，尽管他希望能达成妥协，但对此并不抱有幻想。“我们不该忘记自己正在与一个观念极其落后的半野蛮民族打交道，”他写道，“他们的天性是这样的：认为你很强大，就会压制住仇恨屈服于你；如果觉得你很弱小，就会主宰你。他们认为温和等于无能。”

到20世纪的头几年，巴勒斯坦已彻底进入了犹太分离主义的轨道。1913年，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在维也纳召开，当时欣欣向荣的阿拉伯报纸跟踪报道了这次会议。会上，阿瑟·鲁平称犹太人定居需要集中力量解决几个关键点，“创造一个纯犹太人的环境和封闭的犹太经济体，其中生产者、消费者和中间商都是犹太人”。鲁平还抱怨说，雅法的犹太人不太愿意展示民族团结，因为他们待在与阿拉伯人混居的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批评犹太复国主义的阿拉伯人充分注意到了这些观点，不过他们经常夸大该地犹太人的数量和他们购买的土地数量。耶路撒冷名人哈利勒·萨卡基尼在他1914年2月的日记中吐露心声：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有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它应该驯服另一个（民族运动）来使自己变得强大，并且它应该杀光一整个民族以便自己生存下去。我鄙夷这一原则，因为它就像在用欺骗手段从命运的手中来窃取自身的独立。这种通过金钱获得的独立，利用了其他国家倦怠、虚弱和懒怠而获得的时机，乘虚而入。事实上这软绵绵的独立不过是建立在沙砾之上。一旦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觉醒，犹太人又能如何抵抗（阿拉伯人）？

几个月后，《巴勒斯坦报》呼应了他的担忧并区分了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

十年前，犹太人是奥斯曼帝国同胞，为其他所有民族所喜爱……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他们的孩子上的是同一所学校。犹太复国主义者结束了这一切，阻止了犹太人与原住居民的融合。他们抵制阿拉伯语和阿拉伯商人，并宣布他们打算从原住居民手中接管这个地区。

然而，犹太人当时至少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阿龙·阿龙索赫恩生于罗马尼亚，在奇科隆雅科夫（阿拉伯工人最大的犹太雇用地）长大。在1917年协约国即将战胜奥斯曼帝国之际，他夸耀起了犹太人的成就：“我们严格避免了阿拉伯人渗透我们的村庄，这真是令人高兴的事。在民族、文化、教育、技术……和卫生观念等方面，都必须严格执行这一政策。”《贝尔福宣言》和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征服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应许之地带来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