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简帛字迹研究:以上博简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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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關於簡帛字迹研究
方法的總結

郭店簡、上博簡、清華簡等這些古籍類竹簡陸續公佈,呈現出的戰國竹簡字迹現象也越來越豐富,許多古書類竹簡抄寫使用的文字與早年楚地出土簡帛文書、卜筮、遣策類字迹風格有不少差異,似乎這些古書類竹簡上的字迹與文書、卜筮、遣策類竹簡上的字迹爲不同體系的抄手所爲。這些古書類竹簡的抄寫情況越複雜,人們對字迹的關注也就越多,並且對由字迹特徵的多樣性所反映出的抄手特徵、文字國别特徵以及先秦文獻傳抄過程等方面的研究也越來越多。

不過,以往學者們大多注意的是文字的形象與外貌特徵,如常用“字體”、“字形”、“書風”一類的術語來描述這些文字,並且他們都是關注個别文本的字迹現象,對竹簡文字的書寫特徵的描述也往往不統一,下面我們總結下這些術語。

一、 “字體”、“書體”、“風格”等

這類術語是被使用得最爲廣泛的,如上述周鳳五、李零、林素清、横田恭三等學者都是用這個標準來對竹簡進行分類。許多學者在描述字迹時大多未對這些術語進行説明,周鳳五是最早對“書體”這一概念進行説明的:

本文所説的字體,包含文字的“形體結構”與“書法體勢”。前者指獨體字的取象與合體字的部件,屬於文字學的範疇。後者的“體”指體類,即篆書、隸書、楷書、行書、草書等書體的分類;“勢”指技巧所形成的書法風格,即用力的輕重、速度的快慢所造成的筆畫綫條的長短、方圓、肥瘦等。體與勢的搭配有其書法美學的基本原則,但也不排除例外。周鳳五:《郭店竹簡的形式特徵及其分類意義》,《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7頁。

後來,周鳳五在《楚簡文字的書法史意義》一文中對“勢”這一概念進行修改:

“勢”指用筆形成的書法風格,即用力的輕重、速度的快慢所造成的筆畫的長短、方圓、肥瘦等。周鳳五:《楚簡文字的書法史意義》,《古文字與商周文明——第三届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文字學組》,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2年,第196頁。

其實,周鳳五對“書體”進行的描述即筆迹學中的“風格”這一整體概念,它對竹簡的分類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如對郭店簡字迹的研究,許多學者都是建立在對其字迹風格的分類研究基礎上的),不過字迹風格屬字迹的宏觀特徵。用“字體”、“書體”這樣的術語也不夠科學,易與字迹特徵中的“字體”、“書體”等概念相混淆。

以往的工具書對“字體”與“書體”這兩個詞不加區别,如《漢語大詞典》中對“書體”的第一個解釋就是“字體”。爲了更準確地描述戰國簡帛字迹的特徵,我們對這兩個詞的概念區分使用。

從筆迹學角度來看,“字體”是按照文字結構、筆畫形態等特徵對文字進行宏觀上的分類,如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楷書、草書、行書等。在古文字字迹材料中,戰國簡帛文字與秦漢簡帛文字就是從字體上進行區分的。

“書體”主要是從書法角度而言,是對同一字體體系内的文字進行的分類,雖然也是從宏觀角度對文字的分類,但書體較字體的特徵更具體些,如楷書中有顔體、柳體、趙體等。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史律》中也有相關記載:“試史學童以十五篇,能諷書五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其八體課太史,太史誦課,取最一人以爲其縣令【475】史,殿者勿以爲史。三歲壹並課,取最一人以爲尚書卒史。【476】”文中的“八體”就應該是指當時文字的八種“書體”。戰國簡帛字迹中,如郭店簡《尊德義》、上博三《周易》、上博六《孔子見季子》就是不同的書體。

“風格”這一特徵僅是字迹的整體特徵之一,不能對簡帛字迹情況完整、準確地進行描述。許多不同書手所寫字迹不同,但是風格一致。如包山、新蔡簡中許多文字風格相近,但這兩批竹簡出土地都不相同,更難聯繫到書手關係了。

二、 “書迹”、“手迹”

這一術語的使用是比較科學的,李守奎、李孟濤等學者都是利用這一概念對簡帛字迹進行研究。李孟濤是較早使用“手迹”這一概念對簡帛文字進行細化研究的學者,如他對郭店《老子》三篇與《太一生水》中文字寫法、筆畫形態、筆畫間角度相互位置等方面進行比較分析。他認爲“手迹是指文字在某種特定文字風格中多種相同特點的表徵化”。這一概念雖然没有完全概括清楚手迹的特徵,但是强調了文字書寫的特殊性。同時,他也强調了“手迹”需要與“文字類型”、“文字風格”結合利用。李孟濤:《試談郭店楚簡中不同手迹的辨别》,《簡帛研究二〇〇六》,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2-14頁。

李孟濤注重字迹所反映出的抄手間的差異性,也從字迹的比較中找出了一些規律,不過他對手迹的研究還不夠系統與具體,他使用的一些方法未能與戰國簡帛字迹研究有效地結合起來。

三、 “字形”

“字形”的使用也很頻繁,如西山尚志、龍永芳、林聖峰等學者都利用這一標準來分析戰國文字。雖然他們均未對“字形”這一概念做出描述,不過,通過他們的研究可以發現,他們所謂的“字形”就是字迹特徵之一——寫法特徵。西山尚志認爲“筆迹”、“書體”、“風格”這類概念均屬模糊的描述,所以他只關注“字形”的比對,運用統計學的方法來探討郭店楚簡《老子》甲、乙、丙,《太一生水》、《語叢四》的抄者關係。西山尚志:《郭店楚簡〈語叢四〉の抄者について——字形的バリエーションの統計學的考察》,《書學書道史研究》第17号,書學書道史學會,2007年;又《郭店楚簡〈老子〉、〈太一生水〉與〈語叢四〉的抄者關係》,“簡帛研究”網,2010年6月27日,http://www.jianbo.org/admin3/2010/xishan002.htm#_edn13。

我們認爲,字形特徵只是構成字迹整體結構中的部分特徵,對字形的關注是對字迹具體特徵之一的關注,可字形並不是判定字迹特徵唯一的標準。由於戰國簡帛字迹均由毛筆書寫,構成字迹的特徵較爲複雜,簡單地利用字形比對是不全面的,這種研究注重的字形是會發生量變的,即外在形態的變化。並且,運用統計學的方法來考察用毛筆書寫出來的戰國簡帛上的字迹及抄手關係也過於機械。

四、字迹

上文已提到張世超最早在甲骨文材料中使用“字迹”這一術語,筆者在碩士學位論文《郭店楚墓竹簡字迹研究》中則首次在戰國簡帛文字的研究中使用這一概念,主張利用筆迹學原理對戰國簡帛字迹進行研究,並針對郭店簡的字迹情況將戰國簡帛字迹特徵概括爲:書寫水平、書法體式、寫法特徵、羨筆、字的整體佈局五種,又加入了標點符號書寫形態的比較。李松儒:《郭店楚墓竹簡字迹研究》,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第9-15頁。現在看來,這些方法還不能全面地概括出戰國簡帛字迹的特徵,通過上博簡、清華簡中出現的更複雜的字迹狀況,我們將戰國簡帛所具備的字迹特徵重新進行分析與歸納,總結出更完善的特徵描述,這些都將在本文的第三章中加以詳細地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