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帝王将相走向凡夫俗子的王梵志

如果说王绩是初唐诗坛中道家美学的代表，那么王梵志则是此一时期佛家美学的先驱。同王绩一样，王梵志也是一个“千年犹未定也”的人物。不仅历史上对他的记载很少，就连《全唐诗》也没有收录他的作品。直到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发现了唐、宋之人手抄的“王梵志诗五种”之后，这位比王绩更加边缘、更不被重视的唐代诗人，才受到文学史家的重新肯定。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将他放在“初唐白话诗人”的专章中进行系统地论述；郑振铎也对他的诗集进行了校录、编辑和整理。一般认为，王梵志也是跨越隋、唐两代的历史人物，其生活的年代与王绩相仿佛。然而，与王绩不同的是，王梵志的信仰背景不是道家而是佛家，王梵志的写作目的也不是陶冶性情而是教化民众。同王梵志诗风相近的还有寒山、拾得两位诗僧，其生活年代亦未确考，或以为初唐，或以为盛唐，或以为中唐。本书取初唐一说，并将他们与王梵志同算作“化俗诗僧派”。

在艺术内容上，此派诗僧的出现与六朝以后佛教传播的下移有关。隋、唐以来，为适应儒、释、道三教并立的局面，佛教一方面通过各宗派的确立而实现其中国化的过程，一方面借助通俗化的传播而实现其民间化的过程。于是，寻常巷陌、山野田间便出现了一些以诗言佛、托钵化缘的化俗诗僧。同宫体诗人不同，他们不再用诗歌来抒写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也不再用诗歌来描摹宫苑女性的形容举止，而是用诗歌来传达佛理，用诗歌来开导众生：

我有一方便，价值百匹练。

相打长伏弱，至死不入县。（王梵志）

见恶须藏掩，知贤唯赞扬。

但能依此语，秘密立身方。（王梵志）

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

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王梵志）

他人马上坐，我且步擎卓。

种得果报缘，不须自烦恼。（王梵志）

以上几首小诗都是宣扬佛教精神的：第一首主张人们在行动上要隐忍退让，即使被人打死，也不要去县里告状。第二首告诫人们在言论上要留有“口德”，注意宣扬别人的优点，而不要念叨他人的短处。第三首倡导知足常乐，骑驴的人自然不如骑马的人风光，但是看看担柴汉，心里也就释然了。第四首宣扬因果报应，认为现世的富贵穷达都是前世种下的果实，因此用不着自寻烦恼。有些现代学者认为这些诗作具有反讽意味，其实不然，若以佛家的思想看，这种知足常乐、能忍自安的态度恰恰是一种生存哲学。至于其他进退操守、戒奢去贪、尊重佛法、孝敬父母、结交良善、远离恶人、不赌博、少喝酒等等，都是化俗诗僧津津乐道的内容。显然，这其中有佛学禅理，也有儒教伦常，它们生动地显示了佛教在世俗化、本土化的过程中的转换和变形。如果将这许多诗篇搜罗到一起，真可谓是一部《世俗生活指南》了。从创作动机上讲，化俗诗僧曾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写作目的：“凡读我诗者，心中须护净。悭贪继日廉，谄曲登时正。驱遣除恶业，归依受真性。今日得佛身，急急如律令。”（寒山）就社会效果而言，此类诗歌在当时也确乎起到了教化民众、移风易俗的作用：“远近传闻，劝惩令善。贪婪之吏，稍息侵渔；尸禄之官，自当廉谨。各虽愚昧，情极怆然！一遍略寻，三思无忘。纵使大德讲说，不及读此善文。”（《王梵志诗集卷上·原序》）

与那些出入宫廷、朝夕献纳的宫体诗人不同，化俗诗僧“以桦皮为冠，布裘敝屣。或长廊唱咏，或村墅歌啸”（《全唐诗》卷八〇六）。由于他们接近下层民众，因而有不少作品反映了民间的疾苦：

你道生胜死，我道死胜生。

生即苦战死，死即无人征。

十六作夫役，二十充府兵。

碛里向前走，衣甲困须擎。

白日趁食地，每夜悉知更。

铁钵淹干饭，同火共纷争。

长头饥欲死，肚似破穷坑。（王梵志）

生儿拟替翁，长大抛我死。

债主暂过来，征我夫妻泪。

父母眼干枯，良由我忆你。

好去更莫来，门前有煞鬼。（王梵志）

带刀拟开杀，逢阵即相刑。

将军马上死，兵灭地君营。

血流遍荒野，白骨在边庭。

去马犹残迹，空留纸上名。

关山千万里，影绝故乡城。（王梵志）

与那些无情强咏、无病呻吟的宫体诗完全不同，这是一种发自生活底层的控诉和呐喊，是一个佛教徒对既无神性、也无人性的社会现实的否定和抨击，因而它不仅充实、生动，而且富有力量！

在审美形式上，与那些调弄宫商、参差平仄的宫体诗人不同，化俗诗僧既没有那么高的文化水准，也没有那么大的闲情逸致。他们的诗歌无题无序，却夹杂着生活的泥土气息，语言朴实无华、自然生动，有时甚至还将大量的俗词俚语引入诗歌。在修辞手法上，他们“有工语，有率语，有庄语，有谐语”（《四库提要》卷一四九），不守礼法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

只见母怜儿，不见儿怜母。

长大取得妻，却嫌父母丑。

耶娘不睬聒，专心听妇语。

生时不供养，死后祭泥土。（王梵志）

我住在村乡，无爷亦无娘。

无名无姓第，人唤作张王。

并无人教我，贫贱也寻常。

自怜心的实，坚固等金刚。（寒山）

世有多解人，愚痴学闲文。

不忧当来果，唯知造恶因。

见佛不解礼，睹僧倍生瞋。

五逆十恶辈，三毒以为邻。

死去入地狱，未有出头辰。（拾得）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不够工整、不够讲究、不够典雅的艺术形式。然而从另一意义上讲，这也未必不是一种矫枉过正的艺术追求：

有个王秀才，笑我诗多失。

云不识蜂腰，仍不会鹤膝。

平侧不解压，凡言取次出。

我笑你作诗，如盲徒咏日。（寒山）

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

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

不恨会人稀，只为知音寡。

若遣趁宫商，余病莫能罢。

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寒山）

寒山出此语，复似癫狂汉。

有事对面说，所以足人怨。

心真出语直，直心无背面。

临死度奈何，谁是喽罗汉。

冥冥泉台路，被业相拘绊。（寒山）

可见，在这种随随便便、大大咧咧的诗歌背后，亦有其别具匠心的美学追求。吴经熊这样评价王梵志：“他将前人的萎靡烦琐的作风击成粉碎，在他无拘无碍的音韵中却含有醒人眼目的异美，我们对他的印象正像惯见千金小姐的三寸金莲的人突然看见一位乡下姑娘的天足！”因此，如果就诗歌内容的人民性而言，初唐化俗僧诗派为盛唐以后的杜甫、元结等人开拓了眼界；那么就诗歌形式的通俗性来说，他们又对中唐以后的元稹、白居易等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尽管王绩和王梵志等人在反叛宫体遗风的创作中有着功不可没的历史贡献，但在当时的诗坛上却恰如空谷足音，没有产生足够的回响。究其原因，他们都不是新兴的庶族知识分子的代表，因而不可能获得时代的情感共鸣。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士庶之变”的主题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