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世宗

《朱子语类》卷十三《本朝七·夷狄门》记载着如下一条材料：

先生（指朱熹）喟然叹曰：“某要见复中原，今老矣，不及见矣！”或者说：“葛王（按指金世宗完颜雍）在位，专行仁政，中原人呼他为‘小尧舜’。”曰：“他能尊行尧舜之道，要做大尧舜也由他”。

称金世宗为“小尧舜”，甚至说“要做大尧舜也由他”，这话出自与金累年敌对的南宋人之口，尤其是出自夷夏观念极其强烈的朱夫子之口，分量的轻重是不言而喻的。看来，在“仁政”这个标准面前，朱夫子不论对汉族皇帝还是“夷狄”皇帝，其评价则是一样的。

对于这位“小尧舜”，史学家评论甚多，但是，怎样从他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来说明他在历史上的特殊作用，还是值得花费一些笔墨予以评价的。本文提出的看法是否恰当，尚请评正。

一、韬光养晦，登上权力顶峰

金国的第二代皇帝太宗去世后，帝位传给了年仅17岁的熙宗完颜亶。依赖宗室元老宗干、宗弼等大臣的全力辅佐，政局保持了10余年的稳定。但到皇统末年（1148—1149）由于熙宗酗酒妄杀，宗干、宗弼等辅佐大臣也都相继去世，政局开始动荡。太祖庶长子宗干之子完颜亮乘机夺权，杀了熙宗，登上帝位。完颜亮以庶出得位，深恐太祖、太宗诸子孙不服，遂在宗室内部发动了一场血腥的大清洗。完颜亮登位的第二年，即天德二年（1149）杀太傅、领三省事宗本、判大宗正府事宗美、东京留守宗懿和世称善大王的中京留守宗雅等“太宗子孙七十余人”，致使“太宗后遂绝”。又杀“宗翰子孙三十余人，诸宗室五十余人”，因忌世祖子斜也“诸子强盛”，又“杀斜也子孙百余人”，同时被杀的还有景祖之孙“谋里野子孙二十余人”。至此，宗室勋旧几被除尽。得以幸存下来的宗室成员屈指可数。其中如太祖子宗强之子爽、可喜、阿琐、宗望之子齐、京、文，宗弼之子亨等，后来又遭到海陵的继续迫害，有的被杀，有的侥幸得脱，处境也很险恶。上述记载的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海陵王迫害宗室确是事实。

相对而言，在幸存的宗室成员中，完颜雍是唯一处境略好而且实力最强也最有号召力的佼佼者。其原因何在呢？

完颜雍的父亲宗辅颇受太祖、太宗重视，是参与策立熙宗为储君的元老之一。不幸的是在熙宗登位当年，即天会十三年（1135），宗辅便因病亡故，其妻李氏也出家为尼，年仅13岁的完颜雍失去荫庇，成为宗室中势单力孤的一支，这固然对他的前途蒙上了阴影，但坏事也成了好事，在客观上使他不再被人视为政治上的危险对手，从而获得了宝贵的休养生息、积蓄力量的时间。另一方面，完颜雍善于韬光养晦，不露锋芒，以示恭顺，可以说是他获得成功的更为重要的因素。早在熙宗时，完颜雍便在妻子乌林答氏的启发下，将家中珍藏的宋朝帝王服御之物白玉带主动进献给熙宗，以博取熙宗的信任。果然，他获封为葛王，而且在熙宗晚年酗酒妄杀的情况下，仍能“独于世宗无间然”。海陵篡立后，乌带曾诬告秉德有立葛王为帝之意，秉德被杀，完颜雍也不免因此受到猜疑。面对如此危险的处境，完颜雍故伎重演，“多献珍异以说其心，如故辽骨睹犀佩刀、吐鹘良玉茶器之类，皆奇宝也。”结果同样奏效：“海陵以世宗恭顺畏己，由是忌刻之心颇解”。但是，事情并未了结。当海陵王任完颜雍为济南尹时，却诏其妻乌林答氏去中都，乌林答氏料到此诏不怀好意，她不愿受辱，决心自杀，又怕海陵因此迁怒于完颜雍，遂先假意奉诏而行，直至距中都70里的良乡才寻机自杀。即便如此，“海陵犹疑世宗教之使然。”而重起忌刻之心。

贞元三年（1155）以后，完颜雍任东京留守，海陵特派亲信高存福为副留守，对他进行监视。正隆六年（1161）九月，正当海陵南伐之际，高存福以完颜雍私自造甲为由，密报海陵，并与推官李彦隆策划以击毬为名，对完颜雍下毒手。事态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完颜雍除了起兵夺权之外，再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完颜雍在此时起来夺权，应当说形势是极为有利的。

从客观上看，海陵后期，由于连年对宋征战，不断征兵括马加赋，搞得民怨沸腾，规模不等的人民起义从南到北络绎不绝，如正隆五年（1160）三月，“东海县民张旺、徐元等反”，十月，“遣护卫完颜普连等二十四人督捕山东、河东、河北、中都盗贼，”正隆六年（1161）五月，“契丹诸部反”，八月，“单州贼杜奎据城叛”，九月，“大名府贼王九据城叛，众至数万，所至盗贼蜂起，大者连城邑，小者保山泽，或以十数骑张旗帜而行，官军莫敢近。”面对如此严重的形势，海陵却仍一意孤行，于当年九月亲率60万大军南下伐宋。结果，自南京（汴京）出发的当月，“将士自军中亡归者相属于道。”可见，海陵王大杀宗室、淫乱以及无度征调，激化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把自己推到了火山口上。本来就不稳固的政权，垮台是势所必然的了。

从主观上看，由于完颜雍善于韬晦，便在幸存的宗室成员中成为实力最强、最有号召力的亲王。首先，完颜雍在任东京留守的5年间，依靠其舅父李石为首的渤海李氏家族和张玄徵、张玄素为代表的渤海张氏家族这两大地方势力的支持，羽毛渐丰，逐渐成为女真本土一支不可忽视的势力。其次，完颜雍作为太祖之孙，与海陵是同一代人，又素以“性仁孝，沉静明达”闻名，且长期在京城和外地担任文官武职，因而颇负声望，和荒淫残暴的海陵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样的人物，一旦起事，其号召力之大，便可想而知。

事实正是如此，正隆六年（1161）九月，当高存福阴谋对完颜雍下毒手之际，完颜雍毅然率诸军入城，击杀高存福等，即位称帝，改元大定。同年十月，南征万户辽阳人完颜福寿、高忠建、卢万家奴等率所部2万自山东倒戈北返，婆速路总管完颜谋衍自常安率兵5000皆来附。中都留守兼西北面都统彀英等各路将士纷纷率部归顺，宗室子弟如河离合懑之子晏一族，宗强之子爽、可喜、阿琐，宗望之子京等亦相继来投，连海陵同母兄充之子元奴、耶补儿也加入了拥戴者的行列。至此，金世宗夺权称帝的斗争已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危急中当了皇帝的金世宗面临着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强大的敌对势力。内部，既有海陵王及其余党的反抗，更有声势浩大的契丹窝斡奴隶、农牧民起义；外部则是南宋军队在边境地带不断的进攻。相比之下，来自内部的威胁更为严重。金世宗对此也最为焦虑。他曾经向归顺后的海陵旧臣独吉义询问：“正隆率诸道兵伐宋，若反旗北指，则计将安出？”所幸当时南北相隔遥远，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身在淮南的海陵王尚不知道完颜雍已经登位。但海陵派往北京（临潢府）镇压起义的北面行营都统白彦敬、副都统纥石烈志宁得知“南征诸军逃归者皆奔东京，欲推戴世宗”，便密谋策划，勾结会宁尹完颜蒲速赍、利涉军节度使独吉义等，欲对刚登位的金世宗进行讨伐。并且将世宗派来说项的9位使者全部杀掉。独吉义见势不妙，赶紧归顺世宗，并报告了白彦敬的阴谋。金世宗立即派右副元帅完颜谋衍将兵攻北京，同时又密派人乘夜揭榜于北京市内，悬赏购白彦敬和纥石烈志宁，结果“兵士多不战而降”，白彦敬、志宁恐为人图己，被迫投降。金世宗即位不到一个月，即大定元年十一月乙未，海陵王在扬州被完颜元宜所杀，这个头号政敌一死，朝臣们便纷纷向世宗奉表祝贺，表示归顺。而金世宗采取了正确的用人政策，凡海陵朝的文武官员，只要不再反抗，均予任用，如位至太师的尚书令张浩自南京（汴京）上表贺世宗即位，世宗仍任命他为尚书令。枢密使完颜昂入朝金世宗，被任命为都元帅，经略山东事。金世宗对于反对自己的官员也采取宽容政策，对海陵重臣纥石烈志宁的处理最能说明问题。志宁自五代祖以来“与国家世为甥舅”，在海陵朝历任节度使、兵部尚书、都点检、枢密副使、开封尹，权位极为显赫，世宗即位后，他与白彦敬密谋策划，进行反抗，被迫归降后为自己申辩说：“臣等受正隆厚恩，所以不降，罪当万死。”世宗不计前恶，反而十分赞赏他对海陵王的忠心，要求他转而效忠于自己，他说：“汝辈初心亦可谓忠于所事，自今事朕，宜勉忠节。”随即任命他为临海军节度使、都统右翼军，前往镇压窝斡起义。嗣后又被派往金宋边界，以左副元帅经略宋事，大定三年（1163）五月，与南宋宿州之战的胜利，奠定了“隆兴和议”的基础。和议之后，倍受金世宗重用，先后任命他为平章政事和枢密使。纥石烈志宁也殚精竭虑效忠世宗皇帝。

金世宗在夺权之后能重用海陵朝的军政重臣，并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力量，这种谋略和气度，对于稳定政局，树立权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金世宗在解决了海陵余党的反抗，稳定政局之后，便集中主要兵力来解决另一个心腹之患契丹窝斡起义。

二、镇压奴隶起义的同时又释放奴隶

海陵王统治末期，为了吞并南宋，在全国范围签军括马，疯狂备战，残酷掠夺百姓，激起了全国各地人民的强烈反抗。正隆五年（1159）发生在西北路的撒儿、窝斡领导的契丹、奚族为主的农牧民、奴隶起义，就是全国反抗潮流中最为强大的一支，对于女真统治集团来说可谓后院起火，造成极大的威胁。起义军声势所及，使得咸平府驻军谋克不战而逃，后来谋克们干脆发动了2000奴隶一起投奔义军，占据首府咸平，开仓分财分粮。此时，准备大举南侵的海陵王赶紧派枢密使仆散忽土、西京留守肖怀忠将兵1万前往镇压，结果因连连失败被海陵所杀。起义军不到一年时间，势力所及达到西京路北部、临潢府路、咸平路和上京路南部，几乎波及了原契丹统治的全部地区。

金世宗在潜邸为东京留守期间，曾亲自带兵前往镇压起义军。当皇帝后，又派使臣前往招降起义军，结果招降者反而投在窝斡麾下，使起义军声势愈益壮大，攻取了西北路重镇临潢府，并生擒临潢府总管移室懑。斡窝根本不把新皇帝看在眼里，在金世宗登基后的一个多月（即1161年十二月一日）公然称帝，改元天正，把起义推向高潮。无疑，这对于金世宗为首的奴隶主政权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金世宗鉴于武力镇压并不奏效，便改变策略，采取镇压与瓦解两手并用。一方面重新组织兵力，派遣右副元帅完颜谋衍北征窝斡；另一方面，用解放奴隶的政策瓦解起义军。大定二年（1162）二月壬戌发布诏书：

应诸人若能于契丹贼中自拔归者，更不问元初首从及被威胁之由，奴婢、良人罪无轻重并行免放。曾有官职及纠率人众来归者，仍与官赏，依本品量材叙使。其同来人各从所愿处收系，有才能者亦与录用。内外官员郎君群牧直撒百姓人家驱奴、宫籍监人等，并放为良，亦从所愿收系，与免三年差役。……如捕获窝斡者，猛安加三品授节度使，谋克加四品官授防御使，庶人加五品官授刺史。诏曰：尚书省，如节度防御使捉获窝斡者与世袭猛安，刺史捉获者与世袭谋克，驱奴、宫籍监人亦与庶人同。复诏宰臣，遍谕将士，能捕杀窝斡者加特进、授真总管。

上述诏令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凡参加起义者，除窝斡外，不论首领或胁从，只要前来投诚，不管是奴婢或者良人，不问罪行轻重，一律释放，不予追究；而且对其中曾任官职者“仍与官赏”，还要根据其原来的品位量材使用；平民百姓中有才能者亦同样录用。第二，比较彻底的解放参加起义的奴隶。凡内外官员、郎君、群牧，或者平民家的奴隶或宫籍监人（官奴）参加起义者统统释放为良，并根据自愿原则选择去处予以安置，无去处者则由官府安置，并免去三年差役。第三，不惜一切代价悬赏捉拿窝斡及其亲属。为此，诏令明确规定，如果驱奴、宫籍监人捉获窝斡，其悬赏“亦与庶人同”，即“加五品官授刺史”。从壬戌诏可以看出，奴隶放良的范围，从官府（宫籍）到私家，从官员到百姓，凡有奴隶参加起义者都在解放之内。可以说除窝斡及其亲属之外，所有起义人员，不论是百姓还是奴隶，均可享受金世宗壬戌诏的释奴、宽大政策。

诏令一出，果然见效。起义军中有些重要骨干和庶人纷纷投降，如“前安远大将军斡里袅、猛安七斤、庶人阿里葛、磨哥等自窝斡中来降”。金世宗对他们全部政策兑现，或释奴为良，或封官晋爵，“斡里袅、七斤加昭武大将军，阿里葛武义将军，磨哥忠勇校尉”。其他释奴为良。对起义军起了严重的瓦解作用。从此起义军便由进攻转为退却，由高潮转向低潮。与此同时，金世宗又举起武力镇压的一手，亲自策划、指挥，派遣重兵强将对窝斡兵分左右两翼包抄。由于降金的群牧人契丹乣者三兄弟告密军情，并献“攻其所必救，以逸待劳”之计，使起义军左右受敌，导致济州之战大败，窝斡不得不率8万义军西走花道。金世宗为进一步瓦解起义军，又于大定二年四月、六月两次下诏，内容均为解放奴隶、优待俘虏：“对已投降者不得伤杀，仍加安抚”，“不问如何从贼，但能复业，与免本罪”；“如能率众来附，或能杀捕首领而降，或执送贼所扇诱作乱之人，皆与量加官爵。”在诱惑与镇压之下，起义军官兵有的投降，有的战死，窝斡被迫收合散卒退入奚部，途中又遭官军追杀。将领“降者甚众，其散走者闻诏书招降，亦多降者，其余多疾疫而死，无复斗志”。窝斡感到势单力薄，不得已而北走沙陀。在败走途中，窝斡及其亲属被叛徒稍合住和神独斡用计捉住，并被金世宗杀害。至此，绵延4年之久的农牧民、奴隶起义就这样失败了。

窝斡起义和壬戌释奴诏从两个不同的侧面深刻地揭示了女真奴隶制的运作已经到了极限，已经没有再存在下去的理由了。它们可以说是女真奴隶制由盛到衰的一个转折标志。对金世宗我们也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方面，作为女真奴隶主政权的最高代表，他必然要竭尽一切手段地镇压窝斡起义，这是由他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另一方面，释奴诏虽然达到了瓦解窝斡起义、维护奴隶主政权的目的，但同时却也瓦解了奴隶制的基础，而且，自壬戌释奴诏开其先河之后，在世宗统治的30多年中，仍继续不断地下诏释奴、放良，说明达到了镇压奴隶起义这一目的之后，在释奴这一点上世宗并未后退，而是在继续前进。这种促进女真奴隶制瓦解、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主动措施，正是金世宗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世宗身上，上述两个方面正是矛盾而又统一地结合在一起的。

三、顺应潮流，推动封建租佃制的发展

金世宗上台前的女真统治集团为强化对北中国的统治决定将政治重心南移，并为此于天会十三年（1137）废罢刘豫政权，自上京迁都燕京，直接统治北中国；又自天会十一年（1133）始将猛安谋克户分批南迁，散居各地。但这两项措施的实际结果却是形成了女真奴隶制与汉族封建制两种社会经济制度并存的格局，就前一措施而言，尽管女真贵族直接君临北中国，但它不仅无力改变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而且还不得不采取北宋原有的封建剥削方式来榨取赋税差役。就后一措施看，强行楔入北中国的奴隶制虽然对中原地区先进的封建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和渗透。但它同样也受到封建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渗透。这样，两种经济制度在中原地区进行着激烈的较量。在农村经济领域突出地反映为两个方面的转化，一是官田（牛头地）向私田转化；一是猛安谋克聚族而种的经营方式向个体生产转化。这两个方面的转化自正隆初年即已明显，而在金世宗统治的30年间愈演愈烈，终于导致奴隶制的瓦解、崩溃并被封建制经济所代替。在这种剧烈的社会变革面前，金世宗先是为了挽救奴隶制的危亡而竭力阻挡变革、继而为了女真金国的生存和发展，又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推动变革。这种矛盾而又复杂的心理，正是女真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特征在金世宗这个既是奴隶主贵族又是金朝皇帝的代表人物身上的集中表现。

猛安谋克屯田户作为社会经济组织，它是女真奴隶制的根基，作为军队，它又是女真贵族统治的支柱。但是这个根基和支柱迁移、分散到广大的北中国，也就陷入了封建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不能不受到强烈的冲击而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其中最根本的变化，用金世宗的话说，就是“自正隆兵兴，农桑失业，猛安谋克屯田多不如法”。所谓“屯田多不如法”，首先表现为私卖官田。猛安谋克以统治民族进入中原后，便逐渐失去了勤劳节俭、“精勤农务”的民族传统，变得侈靡怠惰，好逸恶劳，不少人“尽服纨绮”，“惰农饮酒”，“不亲耕稼”。有的任意砍伐配种的桑树枣树当烧柴出卖。久而久之，导致多数猛安谋克逐渐贫困。有的沦为盗贼而不得不违背禁令私卖官田即牛头地而变得更加贫困。“屯田猛安人为盗征偿，家贫辄卖所种屯地”，即是这种情况的写照。表现之二是出租官田。

[大定七年]南路女直户颇有贫者，汉户租佃田土，[女真户]所得无几，费用不给，不习骑射，不任军旅。

[大定二十一年正月]上谓宰臣曰：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之民，往往骄纵，不亲稼穑，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

金世宗认为所以出现上述“屯田多不如法”的现象，乃是由于南迁的猛安谋克户“各随所受地土，散处州县”，受封建经济影响的结果。因此金世宗“不欲猛安谋克与民户杂处，欲使相聚居之”，试图把猛安谋克户从封建经济的海洋中隔离开来，斩断同外界的联系，继续推行“聚族而种”的家族奴隶制经营方式，严禁买卖官田、出租官田。经过与完颜思敬和徒单克宁等大臣计议，在“隆兴和议”之后就采取行动，将散居各地的猛安谋克户进行大调整，“每四五十户结为保聚，农作时令相助济”，“其田土与民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以使猛安谋克村寨自成体系，与州县建制不相统属。同时，金世宗对初入中原的猛安谋克户所分得的薄地以及由于“惰农饮酒”不事耕稼而导致土地抛荒者增拨良田，他还训诫宰臣说：“女真人户自乡土三四千里移来，尽得薄地，若不拘刷良田给之，久必贫乏，其遣官察之”。在世宗君臣看来，不但“惰农”和土地瘠薄是导致猛安谋克户贫困的原因，父子兄弟析居，也是导致贫困的原因，“近都两猛安，父子兄弟往往析居，其所得之地不能赡，日益困乏”，讨论的结果是“必欲父兄聚居，宜以所分之地与土民相换易。虽暂扰，然经久甚便。”诚然，金世宗此策有其企图缓和女真人与汉人杂处产生矛盾的一面，但猛安谋克自立村寨，非但不能割断封建经济的积极影响，相反封建租佃制在猛安谋克村寨中迅速发展起来；将大量犬牙交错之地互易之际，却产生了女真人对汉人土地的掠夺而埋伏了更加深刻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女真人内部的贫富分化。因此，这种大调整无异于倒行逆施。租佃、卖田现象，非但未见减少，反而急速发展起来：

山东、河南军民交恶，争田不绝。

陈言者言，豪强之家多占夺田者，上曰：前参政纳合椿年占地八百顷，又闻山西田亦多为权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三十顷者，以致小民无田可耕。

椿年子猛安参谋合、故太师耨盌敦思忠孙长寿等，亲属七十余家，所占地三千余顷。

猛安谋克人惟酒是务，往往以田租人，而预借三二年租课者。或种而不耘，听其荒芜者。

附都猛安户不自种，悉租于民，有一家百口垅无一苗者。

租佃制的发展和两极分化严重动摇着女真奴隶主统治的根基和支柱。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和不可阻挡的封建化潮流，金世宗审时度势，为了女真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顺应历史的潮流，逐渐改变了阻挡、对立的态度。他多次与大臣们讨论对策，针对不同情况，采取如下几方面的措施：

第一，为阻止猛安谋克因贫困而出卖官田，允许以租征偿，即间接租佃。导致猛安谋克户下层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惰农饮酒”，“不事耕稼”，以致田地荒废，有的“规避物力，自卖其奴婢，致耕田者少，遂以贫乏”。有的因偷盗事发，不得不卖地赔偿，此类现象还相当普遍，因此括地官张九思向世宗建议，与其卖地不如以租征偿，他说：“屯田猛安人为盗征偿，家贫辄卖所种屯地。凡家贫不能征偿者，止令事主以其地招佃，收其租入，估价与征偿相当，即以其地还之”。是说被盗者为索赔可以借盗者之屯田招佃，待田租所得与“征偿相当”，即将此田还给田主（盗者），这是借田招租。金世宗认为此法既能征偿又可防止屯田户卖田失所。遂采纳张九思之议。不仅山东、河北地区推广，甚至西北地区的临洮尹完颜让也“乞用九思议”，金世宗欣然同意，“诏从之”。借田是形式，租田是实质，金世宗此诏无异于承认了出租官田的合法性。

第二，有条件地允许租田。

金世宗针对猛安谋克不自耕垦“尽令汉人佃莳”的现象，于大定二十一年（1181）正月、六月和二十二年（1182）曾几次下诏，“自今皆令阅实各户人力，可耨几顷亩，必使自耕耘之，其力果不足者方许租赁”，金世宗强调的是“必令自耕”，“力不赡者方许佃于人”，甚至“以不种者杖六十，谋克四十”，“惩罚不自耕者”，但他并没有反对租佃，仅仅提出一个前提即“力不赡者”，“其力果不及者”。然而劳动力的“赡”与“不赡”，“及”与“不及”，是一个弹性很大无法计量的变数，因此，金世宗提出的这个前提实际上是无法操作的，倒是为租佃制的合法化开了后门。

第三，以计丁授田代替牛头地的土地分配方式。

为补偿猛安谋克户因卖田、荒田而减少的耕地，金世宗不断拨给良田，但他拨地的标准已不是以耒为单位的牛头地分配方式了，而是以丁为单位拨给，即“计丁授田”：

大定二十七年（1187），随处官豪之家多请占官地，转与它人种佃，规取课利。命有司拘刷见数，以与贫难无地者，每丁授五十亩，庶不至失所，余佃不尽者方许豪家验丁租佃。

从这条材料看出，不仅政府拨地以丁为单位，而且允许豪民租佃的限数也是以丁为计算单位的。

女真政府规定，男子17—59岁为丁，自然不包括奴隶，因此“计丁授田”说明牛头地的“聚族而种”的经营方式随着家族组织的逐渐解体而让位于小家庭的个体生产方式，“旧时兄弟虽析，犹相聚种，今则不然”便是这一变革的写照。金世宗顺应了这种变革，毅然舍弃了运行50年来的家族奴隶制性质的牛头地授田原则，有利于个体生产的发展，加速了官田私田化过程和租佃制的发展。世宗以后，猛安谋克所占土地的国有权更加薄弱，再过17年即泰和四年（1204）章宗“定屯田户自耕及租佃法”，准许猛安谋克户把自种的40亩以外的土地出租，从而使封建租佃制合法化，又过17年，即宣宗兴定四年（1220）金代君臣研究按“人给三十亩”标准给军户拨地时，已决定拨授之为“永业”。已把官田当作合法的私有土地了。至此，“计丁授田”显然已从国有制的外壳中蜕变出来，变成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分配方式了。其所以有这一巨大变革，世宗大定二十七年（1187）“计丁授田”的政策，的确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金世宗在学校教育、用人等方面，也都有很多建树。即使就其个人生活来说，在中国古代皇帝当中也是不多见的。金世宗这个被称为小尧舜的皇帝，确有他自己的许多特点。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女真族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自然不能不带有偏见，但他却能突破这种局限，而成为凌驾于北中国各族之上的金国皇帝，的确不是偶然的。这篇文章，当然够不上对金世宗全面的评价，但作为金世宗对历史所产生的伟大作用及其伟大业绩，则是上面所说的那些。金世宗正处于女真族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转折时期，这个剧烈变动的时代，需要英雄人物来推动这一变革，以加速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进一步发展，而这一任务便落在金世宗的肩上，在这个转折中他起到了别人不能起的作用。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而英雄则在顺应历史潮流的前提下加速时势的发展。历史的必然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一辩证统一观，是我们评价金世宗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