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第二 顺治帝

顺治帝（1638—1661） 姓爱新觉罗，名福临，即位以后年号顺治，故称顺治皇帝。皇太极第九子，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暴逝”，福临登帝位，次年为顺治元年。

顺治帝六岁即位，由叔父多尔衮和堂叔济尔哈朗摄政，顺治元年九月，在济尔哈朗护送下从沈阳抵达北京，诏告天下，定鼎燕京，正式宣布清王朝对全国的统治，他是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君临天下的第一代皇帝。

多尔衮独揽大权，顺治帝不涉政事，只是一位名义上的皇帝而已。多尔衮为了长期控制清朝大权，企图置皇帝为傀儡，因而对小皇帝的教育漠不关心。一些满汉大臣曾几次向多尔衮上疏，要求对顺治帝“朝夕进讲，及时典学”，让小皇帝熟悉满汉“圣训”，获得披览臣工奏章的知识，而多尔衮却以“皇上年幼”为托辞，不予采纳。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多尔衮死在塞外喀喇城。顺治八年顺治帝亲政，由于从小未经系统的学习，十四岁的顺治帝对汉文尤为陌生，“阅读诸臣奏章，茫然不解”。多尔衮突然死去，英王阿济格企图在顺治帝无力控制大局的时候，利用多尔衮发丧的机会，纠集两白旗大臣，夺取权力。阿济格是努尔哈赤的第十二子，随皇太极在征蒙古察哈尔部，取锦州，掠中原等重大战役中，屡立战功，封为英亲王。多尔衮死后，他图谋以叔父名义摄政，步多尔衮的后尘而控制朝廷大权。但阿济格其人鲁莽暴戾，在满洲贵族中不得人心，无人听从，众叛亲离，阴谋败露后被幽禁，最后落得赐死自裁的可悲下场。

阿济格篡权事件发生以后，年轻的顺治皇帝深感继承祖业道路艰难险阻，加上母亲孝庄文皇后的谆谆开导，他立志做一位勤政爱民，拓展祖业的大清皇帝。为此，顺治帝勤奋读书，每天除了处理军政大事以外，五更起读至深夜不息，对着窗外的天宇明空，皓月繁星背诵六经，深思要义。他孜孜不倦地苦读《左传》、《史记》、《资治通鉴》，对列朝兴亡盛衰加以深思究原。顺治帝还在处理政务之余，雅意古文，游艺翰墨，所绘山水丹青颇有诗、书、画三绝之美。经过数年的努力，他很快地掌握了批览臣奏和独断朝廷重大政事的知识与能力，政治上日渐成熟起来。

顺治帝亲政以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政治上，清军入关用军事征服的手段统一全国，民族矛盾非常激烈，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武装此起彼伏，随时都有形成席卷之势的可能；明朝腐败风气也在染及满洲贵族和一些新的满汉官僚，贪官污吏充斥各级统治机构，有重蹈明亡覆辙的危险。

经济上，明末清初战乱不休，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京畿数省满洲贵族圈地，民失作业，雪上加霜。从南到北灾民成群，流寇四起，赋税无着，国库存银仅二十万两，入不敷出，财政匮乏。

军事上，明将李定国在华南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定南王孔有德、敬谨亲王尼堪相继战败身亡，朝野震惊，人心惶惶。郑成功势力盘驻沿海，甚至举兵北伐，直逼南京，朝廷为之不安。

面对清初的困难局面，顺治帝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用了八年时间总算把清王朝的统治政权巩固下来，为康、雍、乾盛世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顺治帝以明朝兴亡为鉴，常对户部官员说，明初取民有制，休养生息，到万历年间海内殷富，家给有足，天下太平；天启、崇祯之世，增兵加派，贪吏为奸，民生扰乱，社会不宁，良足深鉴。他认为免蹈明亡覆辙，首要的问题是整肃吏治，严惩贪官。他说：“国家纪纲，首重廉吏，国家设官，必公忠自矢，方能裨益民生，共襄盛世。”所以顺治帝在亲政不久，就开始整顿吏治，严肃政纪。顺治八年闰二月，短短三天之内，接连给吏部下了四道谕旨，斥责各级官员刻剥民财，贪污成风，而总督巡抚对大贪大恶也充耳不闻，怂恿姑息。他命令督抚对下属严加甄别，有德有才者着力保荐，不识文字、不堪胜任者，立行参劾，同时还派出权力极大的监察御史巡视各地。漕督吴惟华、江宁巡抚土国宝，因婪赃误漕、徇庇贪污等罪，先后为御史所纠，顺治帝立即将他们革职严询。顺治九年（1652）五月下诏“京察六年一举行”，对中央部院大官首先进行稽察。顺治十一年实行“大计天下”，对地方官员普遍进行甄别，并规定以后每三年举行一次。这年大计天下，各级官员不能胜任而被革职、降调者达九百六十九人之多。为了督察官吏，提高各级衙门的办事效率，在顺治帝亲自过问和督促之下，各部院制订了许多规章制度和赏罚条例，如“违限处分例”、“议覆本章时限”等条例必须严格执行，违者重治不贷。顺治十二年（1655）十一月，顺治帝命巡按御史顾仁出京巡察地方，行前曾二次召见顾仁，告诫他必须洁己率属，奠定民生，若不法受贿，定行正法。然而，顾仁视皇帝的告诫为耳边风，到了地方贪赃纳贿，陷害无辜，被吏部书吏章冕讦告。顺治帝非常愤怒，多次亲自审问顾仁，予以弃市严惩。还对推举顾仁的王尔禄、龚鼎孳、曹溶等分别作了严肃处理。顾仁一案引出了其他贪污枉法的一系列案件，惩治了一批贪官污吏，这是入关以来朝廷首次整顿吏治之举，为以后的几代皇帝做出了榜样。

顺治帝整顿吏治，严肃政纪对于高层的满洲贵族也不例外。顺治帝亲政的第二年，正白旗大臣苏克萨哈讦告多尔衮生前“谋逆”，顺治帝抓住这一重大事件，不仅削多尔衮的爵，籍没其家产，下令停止建造多尔衮为避暑而在边外修建的新城工程，并且也惩处了一批多尔衮的党羽，其中不乏贪赃枉法之辈。当然，顺治帝惩处多尔衮事件，另一目的就是为了树立皇帝权威，但是客观上也整肃了满洲贵族中的腐败风气。

鉴于明代太监干政误国的历史教训，顺治帝对宫内太监也严加管束。顺治十年（1653），他严申：“宫内寺人（太监）官衔不得高于四品，非奉差遣，不许擅出皇城；不许干涉一事；不许结交外官。”顺治十二年又在十三衙门（宫内管理太监机构）前铸立铁牌，再次强调宫中太监“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劣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息”。这块铁牌成了清代禁止宦官干政的家法，其效果直至晚清。

为了加强统治和稳定社会秩序，顺治帝采取了重用汉官和剿抚并用反清武装的策略，以缓和民族矛盾和削弱民间的反清势力。

清初，京官部院长官都由满人汉人共同担任，但是实权却掌握在满官手中，大印也由满员掌管。顺治十年正月顺治帝发出谕旨说：“自亲政以来，各衙门奏事，但有满臣，未见汉臣。大小臣工皆朕心腹手足，以后进奏均应满汉臣工会同。”并且规定各政府衙门掌印“不必分别满汉”。一批降清汉官如范文程、洪承畴、冯铨、陈名夏等人都被委以重任，升迁要职。对于社会上的反清势力，顺治帝采取按抚招降的政策，加以妥协解决。顺治十年他下令兵部，对各地小股反清武装，凡自首投诚者，其为首的可赦前罪，免于刑法，士兵或补充编入清军队伍，或归籍务农不得歧视，还命地方官遍张告示，“务使百姓人人知晓”。甚至对台湾的郑成功抗清力量也作出了重大的让步，敕封他为海澄公，不仅允许他拥兵自保，还指定泉、漳、惠、潮四府为其据兵之地。顺治帝的让步政策未为郑氏所接受，台湾仍为清朝海疆的一大威胁。顺治帝招降弥乱的怀柔政策，为结束兵乱统一全国安定社会发生了积极的作用，顺治十四年（1657）孙可望受降，十六年平定李定国抗清武装，云南为清朝所统一，至此，除台湾以外全国抗清力量均被讨平。

顺治帝与民休息政策恢复社会经济初见成效。他特命户部编制《赋役全书》颁布天下，以明代万历中期的额度为征赋标准，免去天启、崇祯年间的各种杂捐苛派。为了防止地方官吏任意加征，根据《赋役全书》所载各省、州、府、县应征数额颁发《易知由单》作为民户缴纳赋税的凭据，这样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节流与开源并举，顺治帝还大力提倡开垦荒地，并且把各地开荒的数量列入对地方官吏考核内容，以资鼓励。从顺治八年到十八年（1651—1661），全国耕地面积增加176%，扩大了生产基地，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初步发展。

此外，顺治帝还致力于清朝政权机制和法制的不断完善，顺治十五年（1658）改关外时期的内三院为内阁，大学士加殿阁衔；设翰林院及掌院学士官。顺治四年编制《大清律》，顺治十二年命刑部仿照明朝会典，编成简明则例，入律各条有例可稽，为清朝法典的完臻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复杂的政治斗争也逐渐使顺治帝感到人生的厌倦，因而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曾召见当时的高僧到宫中讲授佛经，对僧侣极为尊崇。顺治帝性格暴躁，感情脆弱，又多愁善感。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宠爱的董妃突然病死，他为之悲痛欲绝，萌生剃发出家的念头，后因各方人士的劝说出家未成，然精神萎靡，情绪日益消沉，又染上天花病，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八日（1661年2月5日）的夜间于养心殿与世长辞，终年二十四岁。四月十七日顺治帝遗体按佛教仪式进行火葬，骨灰葬于孝陵。庙号（皇帝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所立名之号）世祖，尊谥为“章皇帝”。

评：顺治帝六岁即位，十四岁亲政，在位十八年。他注重整肃吏治，推行与民休息政策，为稳定社会，恢复经济、巩固清朝统治政权作出了贡献，初创了清王朝走向强盛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