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代昌盛的舞台大观

公元13世纪初，在漠北草原上出现了一个伟大的人物，他以钢铁般的手腕统一了分散四处的蒙古各族，建立起一个强悍的大蒙古国，这个人就是成吉思汗。历史赋予了成吉思汗以改变世界的使命，他毫不畏惧地带领自己的子孙，指挥着无坚不摧的蒙古铁骑，向所能达到的一切地域进行征服，“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元史·地理志》）。这股狂飙过后，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它取《易》“大哉乾元”之意，号称“大元”。大元帝国彻底改变了三百多年中国分裂、局促的形势，扫除了日益纤弱、沉迷的文化空气，给中国大地吹进了草原上特有的勃勃生气，带来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民族大融合。

中华民族各族之间的交汇在历史上已有过多次。元帝国建立之前，北方地区便先后存在着三个少数民族政权：华北契丹族的辽、西北党项族的西夏和略后来自东北女真族的金。这三个民族都属于北方游牧民族，他们和中原汉民族在互相碰撞、交流的过程中已经相当深地接受了汉族文化。辽之“典章文物、饮食服玩之盛，尽习汉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二）。西夏的汉化程度虽不及辽，却也早就开始与汉人共处，“蕃汉相杂”，并接受了中原的农耕方式。金立国最晚，但在吸收汉族文化、尊崇学术方面做得比辽、夏更全面，也更系统，“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金史·章宗本纪》），“能自树立唐、宋之间”（《金史·文艺传》）。与之相应，中原地区的汉民族也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范成大《揽辔录》）。然而，这种民族间的交汇、融合，其程度远不能与元帝国相比。元朝所控制的疆域，横跨欧亚，国土则包括西藏，北及今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南到泰国、缅甸部分地区，相当于今天中国的两倍。它把华夏所有的民族都聚集在一个大家庭内，甚至还扩散到了华夏以外的若干异族。

征服西域以后，生活在西北地区的各族大量地东迁，经由河西走廊陆续进入中原。他们中有畏兀儿人、哈剌鲁人、钦察人、康里人、阿速人、唐兀人、阿儿浑人、斡罗思人以及吐蕃人、乃蛮人、汪古人和回回人等，回回当中又包括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突厥人、波斯人和西亚的阿拉伯人。东北地区的民族有高丽、水达达、兀者野、吉里迷等，西南地区则有白人、罗罗、金齿、百夷、苗、徭、么些、翰泥等民族，加上中原地区原有的汉、契丹、女真、渤海及新加入的蒙古族，在当时中国，实际上有几十个民族杂处混居在一起，奠定了今天中国多民族共存的局面。这些民族使用着不同的语言，拥有着不同的信仰和风俗，仅文字当时就有六种：梵文、藏文、八思巴文、畏兀儿文、西夏文和汉文。在如此巨大的文化差异背景之下，不同民族的人们于商业交流、互通婚姻、部族迁移等等活动中逐渐增进着了解，各自吸收着异质的文化因子，形成了一种极为丰富多彩的文化大交汇、大融合的局面，“混一华夷，至此为盛”！

元朝的民族大融合，情形与唐代并不相同。唐代各民族间的交流，是在平等、和谐的基础上进行的，文化气氛充满着浪漫的诗意，而元代的融合过程却大多是在民族压迫的形式下完成的，其中充斥着野蛮、欺凌、冲突，甚至血污，它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蒙古铁骑踏上中原土地之初，由于文化差异的悬殊，由于法令没有建立，由于当地军民的不时反抗，杀戮是随时都在发生的。待地位巩固、杀戮停止以后，接下来是将俘获的大量中原民众变为奴隶，奴隶虽比遭杀戮强一等，却同样是非人的待遇。陶宗仪《辍耕录》卷十七载：“今蒙古、色目人之臧获男曰奴，女曰婢，总曰驱口。盖国初平定诸国，日以俘到男女匹配为夫妇，而所生子孙永为奴婢。”奴婢属于元代社会最低贱的一个阶层，其悲惨的境遇是可以想见的。除此之外，平民也有等级高低之分，元帝国按不同的民族把人分为四等，一等为蒙古人，二等为色目人，三等为汉人，四等为南人。色目人是指西北地区迁移过来的诸民族，所谓诸色名目人。他们与蒙古族的文化习性比较接近，且较早地被征服，故列于蒙古人之后。“汉人”指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汉族人、契丹人、女真人和渤海人，由于长期混处，契丹等民族都已汉化，所以通称汉人。南人则指原南宋境内的汉族人以及居住在南方的其他少数民族。元代规定，地方长官的正职只能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来担任，在法律上蒙古人、色目人受到保护，属于尊贵的人等，而汉人、南人却处于受歧视、受压制的地位，对他们的刑罚要严厉得多。

由于蒙古贵族和色目官员的文化水平低下，缺乏起码的法制观念，因此，在国家治理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混乱和舞弊现象。叶子奇《草木子》卷四记载：“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拘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这种毫无廉耻的公开掠夺、逼迫和杀戮行为所带来的已经不仅是一般的道德沦丧和世风败坏了，它使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动摇，人们判断事物的基本尺度和信念失去了平衡，一切伦理意识、观念体系都遭受到毁坏，处于混乱的状态。在这种形势下，各族民众的反抗情绪异乎寻常地高涨，对立和冲突充斥了整个社会。人们的反抗不但针对着民族和阶级的压迫，还扩及了更深的封建文化的层面，这就使得元代审美文化呈现出与前代完全不同的格局。

元朝恰是新的审美趋尚生成的时期。这种新的审美趋尚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强烈的叛逆性。此种叛逆体现为对现存秩序的不屈和反抗，也体现为对整个封建伦理观念的嘲笑和否定。其二，丰富的包容性。这是指各民族之间不同文化因子的互相交融，彼此渗透，特别是草原游牧文化的粗犷、刚劲、勇于进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细腻、含蓄、富有智慧和灵气相互结合，焕发出一种新的生气。其三，雅俗两大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趋向合流。这主要是由作为雅文化载体的文人地位的变化引起的，同时它也是商品经济、市民社会发展的一种结果。中国文化史上雅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局面至元代宣告结束，俗文化逐渐上升为主潮流，这种交替是中国文化走向近代的先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