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自去自来堂上燕

必须先论是非再论成败，若方法不对、方法不当，违背了道德底线，即便获得了再多的名和利也不能称之为成功，一个社会若没有这样的良知，这个社会是没有希望的。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坚守良知，这个世界就会更好；如果每个人都放弃良知，这个世界就没有希望；如果多一个人坚守良知，这个世界就多一分希望。

——孙陶然《良知是这个世界最可宝贵的东西》

 

随着1991年7月15日的逐渐逼近，真正留给孙陶然选择毕业去向的时间不多了。

孙陶然是个目标清晰的人。尽管对于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说，面对未来的茫然几乎不可避免，可对陶然来讲，却也不是大多数学生所面临的那种茫然，那种即将走进社会的无措，以及瞬间改变生活状态的慌乱。陶然的茫然，来自究竟用什么样的选择，才能更好地通向自己的既定目标。

孙陶然明白，他不可能回长春。他也明白，自己大概率得进入市场，而不是进入体制。只是，选择什么样的市场？选择什么样的大环境？

陶然从来都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真正帮谁指出所谓的明路。每个人都只能做自己的救世主，所有的选择都需要自己来做决定，之后一切好的或者坏的后果也要自己承担。

我一直说将来想要写一部电影剧本，讲的就是每个人在面临选择时的状态。这个灵感就来自孙陶然在人生几个重要结点的选择。

在选择当中，孙陶然充分展示了自己认知的独立性。在他的世界观里，自己的人生自己走，不会盲目听从他人。同时，他所信奉的，也只有经过自己充分权衡和思考后的答案。并且，一旦选择，便勇往直前。

联想的第二个机会

当时的陶然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继续留在北京，虽然没有北京户口，但是可以找个单位当临时工。二是去深圳，那里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也是当时发展机遇最好，中国未来最有潜力的城市之一。

这两个城市对于陶然来说，都有无限的吸引力。

于北京而言，除了在这里上了四年大学之外，他许多大学里的挚友都留在了北京。而且，当时陶然谈恋爱了。他的女朋友，也是他后来的第一任妻子胡凌华是北京人。孙陶然于1991年7月毕业，于翌年2月和胡凌华结婚。可以想见，快毕业的时候，两个人已经在谈婚论嫁了。

而深圳，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他乡。之所以有此选项，与陶然在毕业前夕的一次经历有关。

在孙陶然毕业之前，像所有同学一样找工作的时候，曾经在北大数名毕业生里脱颖而出，被预招至联想控股（当时还是联想公司）的北京总部总裁室做秘书。深圳这个选项也与这次应聘有关，因为虽然得知他没有留京指标，但联想认为他是个人才，仍旧想要给他一个机会。那就是安排他去深圳。

深圳当时不需要所谓的指标。更何况，陶然的口袋里还装着一封推荐信。毕业前夕，甘琦找到陶然，给了他两封信，信是甘琦请陶然在北大非常敬佩的一位青年教师写给陶然的，鼓励陶然要继续多读书，多思考，并且给陶然开了一个书单。另一封是这位青年教师写给自己一个在深圳的朋友的，他向这个朋友大力推荐陶然。他认为，陶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种种迹象表明，陶然已经做好了到当时已经开风气之先、后来更是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去大展身手的准备了。当时，联想公司的深圳分公司刚刚成立，总经理是朱立南，即后来联想控股的总裁，圈内人平时说的联想三少帅之一。三少帅均成长于那个时代的联想，也成功于那个时代的联想。如前所述，如果陶然当年去了联想，那么联想现在可能就不是三少帅，而是四少帅了。

但是，玩笑毕竟没能成为现实，孙陶然最后没有选择联想，也没有选择深圳。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陶然常说，他信奉“我命由我不由天”。在我看来，这更多体现了某一群人的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建立，源于我们自幼在内心深处对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的吸收，源于我们自近代以来受现代文明影响所形成的拼搏、奋进、自我、独立的新精神。于陶然而言，也源于他的天赋异禀和自信。

7月15日，陶然毕业了。他既没有把行李托运回长春，也没有留在北京，而是让同宿舍的田文凯把他的行李一起托运到了东莞。田文凯和几个北大学生被分配到了东莞新科电子厂，一家很大的港资电子厂。有趣的是，那一年，新科电子到北大和清华各招了四个应届毕业生，最后的结果是，北大学生待得最长的一个人在工厂待了一年，最短的只待了两个月。而清华学生则基本上都留下了。

后来，这个工厂的厂长变成了那一年去的清华学生中的一个。这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很典型地说明了北大学生和清华学生的差别。陶然绝对相信，同一个人大学四年在北大度过或者在清华度过，大学毕业后从思维方式到生活习惯上都会有很大差别。这是所谓的环境造就人。

帮助陶然寄送行李的田文凯，只在东莞待了不到一年，就辞职去了深圳一家证券公司，2008年，蓝色光标准备上市时，田文凯被陶然一个电话叫到北京，开始担任蓝色光标的董秘，具体操盘蓝色光标的上市事宜。在蓝色光标上市两年后，田文凯回到深圳。2014年，拉卡拉准备上市时，陶然又把他请回北京。目前，田文凯是拉卡拉旗下考拉基金的负责人，掌管着拉卡拉与北京市海淀区及中关村合作的第一期规模达10亿人民币的金融科技基金。

7月16日，陶然回到长春，将档案放在了长春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同一天，陶然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对于那个年代来说，还没开始工作就扔掉铁饭碗，当真是匪夷所思。7月30日，陶然回到了北京。他对自己的命运，用一个月的时间，做出了安排。回到北京后，他开始安心等待联想公司给他买南下的车票。就在等待期间，一个机会找上门来。这将又一次改变陶然的命运。

入职四达

提供这个机会的不是别人，正是和孙陶然一起共事过、间接地还让他丧失了留京指标的人，即当年刊发“夜访首都七大高校”报道的《大学生》杂志的编辑——刘文献。

刘文献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比孙陶然大几届。他同样在毕业时被分配回老家，同样没有回去，成了北京最早的一批北漂。

在大学生杂志社做编辑时，刘文献就是以临时工而不是正式员工的身份工作。在我们那个年代，正式员工这四个字，甚至都是找对象的标准和底线。它意味着铁饭碗，意味着将来有分房的资格，意味着无论干好干坏，都可以在这里退休到老。因此，当临时工当得不顺心时，刘文献就下海了。

刘文献下海的公司全名叫四达技术开发中心，原来是北京市民政局下属企业，后来归属到了民政部。四达技术开发中心是后来四达集团的前身。刘文献来到这里，被四达技术开发中心的总经理张征宇任命为公关部经理。但是，刘文献只是这个部门的光杆司令。

因为要组建公关部，刘文献第一个想到了孙陶然。于是，刘文献找到孙陶然，诚挚邀请他加盟。陶然说，“我已经准备去深圳了，行李都寄去了，就等着车票呢。”刘文献问：“那车票什么时候给你？”“那还不知道。”刘文献又说：“车票拿到了，你想走可以走。不过现在反正你也闲着，先来我这儿看看呗！”

陶然答应了。结果，这一应，便是一个九年之约。

第一天去四达时的情景，陶然至今仍然记得所有细节。对他而言，这一场记忆可以算是铭心刻骨。刘文献组建四达的公关部，是真的从零开始。而孙陶然，就是刘文献的“一”，也是唯一的“一”。

孙陶然到了四达所谓的公关部，空空荡荡，一无所有。刘文献说“我正好要出去买桌子，咱俩一起去吧”。

然后俩人就一起去买桌子。挑选的时候，有那种一头沉的，就是只有一边有柜子，也有那种两头沉的，就是两边都有柜子。刘文献说，咱俩买两个两头沉的桌子吧，这样表示咱俩都是干部！然后再买几个一头沉的留给员工，就可以去招兵买马了。

陶然被刘文献逗得哈哈大笑。两个人买完桌子，雇了一辆三轮车拉回公司，可是三轮车只管拉，不管搬，两个人只好又请其他部门的同事帮着搬到六楼的办公室，直累得满头大汗。

累归累，内心却是说不出的放松和愉快。陶然后来说，那是一种莫名的归属感，给人的感觉是，你就是属于这里的。之后，就开始正式办公了。

半个月之后，联想通知陶然：“车票买好了，你可以去深圳报到了。”又要开始做选择了。但这时的孙陶然已经没有太多犹疑了。他谢绝了联想，留在了四达。

时隔多年以后，我们数次聊起为什么没有去联想。因为现在的陶然，也是柳传志非常欣赏和喜爱的企业家，数度合作，数次站台，彼此敬佩，彼此守望。1991年夏秋之交的那个机会，应该是能让陶然和联想最可能走到一起的机缘，却被陶然主动放弃了。

陶然说，这应该还是缘分和命运的安排使然。陶然觉得，自己人生中几次重大的选择都是被“半推半就”的结果，事实也确是如此。

他认为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自己本质上是一个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人，很多事情都是他想尝试的，所以往往选择A可以，选择B也可以，对陶然而言，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先尝试还是后尝试的问题。

另一个原因是，陶然是一个很抹不开面子的人，也是一个很乐于助人的人，如果别人非常希望陶然去选择某个方向，而这个方向又在陶然价值取向之内，他往往会“从了”。大学毕业之后去深圳还是留北京是如此，后来联合创办恒基伟业是如此，创办拉卡拉也是如此。

那时，孙陶然和女朋友胡凌华已然谈婚论嫁，虽然说感情甚笃，但毕竟毕业就异地，对于孙陶然和胡凌华来说，还是一个比较艰难的选择。而陶然自己，这么多年来，作为同学，我深深地了解他身上柔软、善良和愿意承担的品质。陶然自己说，这叫随遇而安；而在外人看来，这是一种责任感。

后来陶然说，其实他当时内心并不愿意去联想，因为最初到联想面试，是女朋友的父亲托人介绍的。作为东北男人，陶然心里总是有些疙瘩。

可是，因为没有指标不能留京的缘故，去联想的初衷实现不了了。去深圳便成了既搭了自己不情愿的人情，也不能留在北京与女友相守，成了只是为了工作的一种下下之选。

开始还没有更好的选择时，陶然可以接受安排。但当刘文献发出邀请，而工作地点又在北京时，陶然内心的天平已经向四达倾斜了。

尽管只有半个月的时间，彼时的刘文献却已经将陶然视为未来发展的合作伙伴。这种信任与倚仗，让陶然更加觉得有责任在肩。

并且，这个最初只有两个人的小团体，已经在短短的半个月时间里，发展成了五个人。条件简陋，前途未卜，可是，这个小团体，却是空前地团结友爱。那是陶然从校园踏入社会的第一步。

婚姻初体验

北京，成了陶然的第二故乡。第一份工作，他每月挣180块钱的工资，比当时大学毕业生参加工作之后的平均值几乎高一倍——当时，体制内单位的基本工资都是在100块左右。

不过那时的物价水平也很低，坐一趟公共汽车才几分钱，外面吃上一顿饭也才一两块钱。那是一个还没有私家车和商品房的年代，是一个没有租赁房和高铁动车的年代。

那时，上海证券交易所刚刚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还在试营业阶段。那是一个物质仍然匮乏却隐含着勃勃生机的年代。

没有人能想到，仅仅五年之后，孙陶然就从四达技术开发中心的一名普通员工，成长为四达集团的上级公司——中国福利企业总公司的副总裁（据说这个职位是副局级待遇）兼四达集团副总裁兼四达广告公司总经理。此时，孙陶然不过才27岁。

1991年，苏联宣布解体。美国宣布实施星球大战计划。中国决定申办2000年奥运会。对于某些人，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对于另外一些人，那是一段静好岁月。

留在了四达，留在了北京，留在了女友身边。孙陶然于毕业后半年便正式成家。结婚那天，没有婚纱和西服，没有婚纱照，胡凌华借了闺蜜的红色毛衣，孙陶然借了哥们儿的西装。婚房是中国石油大学校园里一个简陋的平房，没有煤气，没有暖气，没有装修，更没有像样的家具。陶然请朋友拿相机给这场仪式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在小平房旁边的小饭店里，孙陶然和新婚妻子宴请了几个同学，这就是所谓的婚宴。大家吃了一桌饭，花了400块钱，最后，因为陶然没有那么多钱，还是由刘文献赶过来帮忙结了账。

当时的婚房分里外间，陶然和妻子住在里间，外面断断续续住过陶然好几个因为也当了北漂而暂无居所的同学，其中住的时间最长的就是他的死党、后来一起创办了蓝色光标的赵文权——蓝色光标2010年在A股上市，目前是全球第八大、亚太第一大为企业营销提供服务的集团。

这个外间还住过戴启军，陶然的大学同班同学，后来从恒基伟业到拉卡拉一直和陶然同进退，也是拉卡拉的联合创始人。

九十年代初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刚刚有些变化。在北京市区内，很多东西还必须跟户口挂钩。因为孙陶然当时没有北京户口，他的家里不仅不能安装煤气，甚至连购买煤气罐的资格都没有，也没有每月的粮票和肉票。

做饭，就只有一个电炉子。因为实在不便，于是方便面就成了当时他和妻子的主要食品。陶然对于当时吃东西最深刻的记忆，就是一箱一箱地买方便面，然后拿电炉子煮着吃。如果能有机会加上两个鸡蛋，那就真的是一种奢侈了。

每次说起陶然当年的婚礼，很多人觉得，实在是仓促和简陋。其实我们很多早婚同学的婚礼都是相似的场景，相似的骑车或者坐上公交车去领证，然后回家跟亲朋好友吃顿饭，相似的缺少更正式的仪式感。这就是那个年代最普通的夫妻结合的写照。

所以，那时候的婚姻，还是需要爱情做先导的。同学们给陶然包的红包都是50块钱，相当于大家半个月的工资。结婚的时候，家里没有任何所谓的大件儿。那个年代结婚时，很多家庭都在努力购买的各种电器，陶然家里一件都没有。

陶然工作数月之后，有一次单位组织献血，虽说是自愿的，但是有500块钱的营养补贴。别人都不愿意去，唯独孙陶然欣然前往。献完血之后，那些钱他并没有拿来买营养品，而是马上给家里买了一台洗衣机。那是陶然家里第一件正经八百的电器。

第二件电器是台电视机，用陶然的话说，还是一台大电视机，那种平面直角21寸带遥控的，牡丹牌，花了2400多块钱。这种电视，在现在的北京家庭中已经看不到了。可那时候，它是陶然两口子和北漂的小伙伴们朝思暮想的娱乐工具。

买电视的钱，是陶然此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做买卖”赚来的。毕业不久，有一个机会，他和好友钱实穆一起卖了一台电脑，挣了些差价。两个人每人分了几千块钱。在那个陶然每月工资只有180元的年代，几千块钱对于他们来说，不啻为一笔巨款。

陶然拿到钱很高兴，便用来买了电视。但是，他和妻子都没有对这几千块钱感到过更多的兴奋和快乐，甚至都没有激起他继续去赚钱的欲望。在生活最艰辛的阶段，陶然的妻子也从来没有给过他必须赚钱的压力，这一点陶然一直很欣慰。。

和所有所谓的北漂一样，陶然的生活也是从物质上一无所有开始的。只是，他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要以赚钱为奋斗目标，对于自己的能力，陶然始终有着超强自信，满脑子都是要把手头的事情做到最好，未来要做一番大事业的念头。

我们那个时代，大家普遍对物质的在意程度远远低于现在。可是，那时候的快乐似乎比现在还多。陶然说，家里没有电视的时候，骑自行车带着老婆去附近的“八大学院”和学生一起花两块钱看一晚上录像的日子也并没有觉得有多苦，相反还觉得，有种纯粹的快乐。

进京指标

没过多久，陶然就迎来了工作之后的第一场大变化。1994年，他有北京户口了。

在这之前，国家对于普通人落户北京的限制一直没有放松。直到1994年，一个政策出台了：为了引进外地科技人才入京，北京特批了一批高级技术人才进京指标。因为四达集团属于民政部，也分到了几个指标。

当时的四达有三波势力：北航人、北大人和东北人。因为总经理张征宇是北航人，所以四达北航人很多。另外一个非常能干的副总裁肖朝君是北大人，所以也聚集了一批北大人。而不论是北航人还是北大人，其中又以东北人居多。找陶然加入四达的刘文献，是北航人，肖朝君是北大人也是东北人，于是，由北航人介绍来的北大系东北人（有点像绕口令）孙陶然，便在其中如鱼得水。

陶然从小就是一个朋友遍布三教九流的人，从初中时代开始便是这样。不论是学习好的学生，还是调皮捣蛋的学生，都可以做他的朋友。进入四达后，北航人、北大人和所有的东北人也都把他当朋友，很快，总经理张征宇也注意到了这个充满自信、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的高才生。

于是，其中一个进京指标，在陶然根本不知道也根本没有概念的情况下，相关领导在分配时都想到了要给他留一个。有意思的是，这是多年当中，北京唯一一次特批进京指标。在那之前以及之后，都不曾有过。

在转户口这件事上，还有一个小插曲。指标批下来后，陶然回长春办理户口迁移，他在给自己存档的长春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那里已经找不到档案了。后来，他询问了很多人，到处碰壁，到处查询，最后，才终于在某个街道办事处的一个没上锁的档案柜底部，翻到了自己那个满是灰尘的牛皮纸袋。那里，装着他22年的青春岁月。

从前失去的，没多久，生活就还给了陶然。当然，是用另一种方式。

每次谈及此事，陶然都感慨万分，因为他亲身经历过当年父母为了解决两地分居问题，花巨大的力气跑了许多个年头，才把工作和户口调到长春的全过程。而自己，竟然在没有做任何努力的情况下，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从知道有可能到把户口调到北京的过程。

实在是“天上掉馅儿饼砸在自己脑袋上”的感觉。如此，这算是解决了陶然的一个后顾之忧，也算是从此奠定了陶然定居在北京的基础。

不过，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对于陶然来讲，还有诸多变数等着他去一一经历。回到当初，如同陶然不知道自己在四达一待就是九年一样，陶然也不得而知，在未来，还有什么在等着他。

未来，他的人生又将书写出怎样的丰富与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