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财富起源之谜由来已久

肯尼亚西南地区的一处偏远乡村中坐落着一座茅草屋，茅草屋最中间的房间烟雾缭绕，我坐在屋里的小窗台上，背靠着粪土砌成的墙壁。茅草屋主人是一位年长的马赛族人，他的脸庞显得睿智、饱经风霜，双目炯炯有神，一直在礼貌地询问关于我的家乡和家庭的问题。

随后，他开始打听我的经济实力。“你有多少头牛？”他的目光透过煮饭的火苗聚焦在我身上。我顿了一下，礼貌地回答：“一头都没有。”我的向导是当地的马赛族教师，已经成了我的朋友，他替我翻译了一下。房间里随之响起了一阵喃喃低语，显然对我这位陌生人充满好奇的村民们正在消化我刚才的回答。思考片刻之后，长者说：“我为你感到非常遗憾。”但他的声音和脸庞除了透露出这种遗憾外，还夹杂着一丝困惑：如此穷困潦倒之人怎么有钱大老远地跑到这儿来，而且还拥有一台相机？

当话题又回到我的家庭时，我提到自己有一位叔叔曾经在马里兰州的农场养了一大群牛。于是，之前的困惑得以解开，他们立刻点头表示理解——很明显，这位客人是仰仗富人叔叔的游手好闲之辈，单纯依靠叔叔的财富（牛群）来旅行和生活。

财富的未解之谜

财富为何物？对于马赛族人来说，财富是以牛的数量来衡量的。对于本书的读者而言，则以美元、英镑、欧元、日元或其他货币作为衡量标准。200多年前，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指出，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人们用以衡量财富的标准是多种多样的：“在早期社会，牲口被当作商业上的通用媒介，虽然这是最不方便使用的一种媒介……据说食盐是埃塞俄比亚商业和交易的通用媒介；在印度的某些沿海地区，人们使用的通用媒介是某种贝壳；纽芬兰是干制鳕鱼；弗吉尼亚是烟草；美国的部分西印度殖民地是糖；其他某些国家则是牛皮或熟皮；我还听说，在苏格兰的一个村庄，至今工匠去面包房或酒馆的时候带的还是钉子，而不是钱。”

财富是一种固有的、有形的东西吗？牛、鳕鱼和钉子是因为内含着某样东西而被赋予了价值吗？对于马赛族人来说，财富存在于牛身上，这是人人可见的。牛为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供应着牛奶、牛肉、牛骨、牛皮和牛角。然而，正如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所述，财富并不是一个确定不变的概念，事物的价值取决于某个特定时间点上他人的支付意愿。对于马赛族人来说，甚至一头牛的价值在今天和明天都会存在差别。对于用货币衡量财富的人而言，财富更是一个瞬息的概念。发达国家的大多数民众从未见过或触摸过他们的大部分财富——他们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钱只存在于银行电脑的电子信号里。然而，这些幽灵般的信号可以通过刷信用卡或点击鼠标的动作，转换成可以触摸的物品，比如牛、鳕鱼、钉子或任何他们希望得到或者有能力购买的物品。

财富最初的起源在何处？人们流下的汗水和脑袋里的知识是如何创造出财富的？为何随着时间的流逝，世界变得越来越富裕？人们是如何从以牛交易转变成以微芯片交易的？这一系列问题最终将把我们导向一个关于财富的最重要的未解之谜：人们如何才能创造出更多财富？我们可以基于狭隘的自身利益提出这个问题，但也可以提出一个更宏大的问题，即如何才能增加社会财富？管理者应该如何发展企业，才能够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和机会？政府应该如何发展经济，以解决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全世界的不同社会应该如何创造资源，解决教育、医疗和其他急迫的问题？全球经济应该如何以可持续的方式发展？财富或许买不来幸福，但贫困却可以“买”到世界上数以百万计的民众的痛苦。

本书旨在探讨的问题包括：财富是什么？财富是怎样产生的？如何为个人、企业和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这些问题都是经济学领域最重要，也最古老的问题。然而，综观历史，经济学似乎很难回答这些问题。本书的观点在于，关于这些基本问题的新答案是在最近几十年的工作中产生的。这些新答案不仅源自经济学家的工作，同样还源于生物学家、物理学家、进化论理论家、计算机科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认知科学家的工作。我们将会看到，现代科学，尤其是进化理论和复杂适应系统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些存在已久的经济问题。

在第1章，我将大致列出本书的主题，简要阐述将在后续章节探究的观点。但在找到一种全新的视角之前，我们必须调整一下自己看问题的角度。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经济只是一种日常生活中理所应当的事物，人们很少去思考它。我们真正思考经济的时候，通常是在一种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称为“上涨下降经济学”的情境下，即“股市在上涨”，而“失业率在下降”。事实上，我们需要从经济短期的上涨下降的摇摆曲线中跳脱出来，将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来思考。

人类最复杂的创造

你可以环顾一下自己的房子，看看自己的穿着，望一眼窗外。无论你身处何处，无论是最大的工业城市还是最小的乡村，你都被经济活动及其产生的结果包围着。地球上每时每刻都充斥着设计、组织、制造、服务、运输、沟通、购买和销售等活动。

以上这些活动的复杂性令人难以想象。假设有一座乡村小镇，那是一个安静而简单的地方，是你逃避现代喧嚣生活的去处。镇上的居民将你拥戴为他们仁慈的统治者，赋予你无上权力，但有一个条件——你要确保镇上的居民每天饱有其食，蔽有其衣，居有其所。每个人只会按照你的指令行事（没有指令则一动不动），因此，每天早晨，你必须制作一个工作清单，安排镇上所有的经济活动。你要写下所有必须完成的工作和所有需要协调的事务，以及所有事务的完成时间和顺序。无论是确保威瑟斯本夫人花店的玫瑰到货，还是让纳特利先生的腰痛保单获得赔付，总而言之，这个清单再详细也不为过。即便是一个小镇，这都会是一个太长、太复杂而不可能完成的清单。但这相对于全球的经济管理来说又是一个非常小的体量。全世界每天、每分钟要作出数万亿的复杂协调决策，是它们在维持着世界经济的运转。然而，并没有人负责列出全球的工作清单，也不存在一位仁慈的统治者，由他确保莫桑比克渔民捕获的鱼儿要被运到韩国的餐馆，被当作计算机工作者的午餐，而这位计算机工作者负责制造个人电脑的零件，电脑会被米兰的时装设计师用来设计出被芝加哥利率期货交易商购买的西装。可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诸如此类的事情每天都在自下而上、自行组织地发生着。

关于经济学第一令人震惊的经验事实莫过于经济确实存在，第二令人震惊的经验事实则是经济日复一日地在运转。全球经济系统为世界上70多亿人口中的大部分人（可惜不是全部）提供了工作、食物、房子、衣服以及从凯蒂猫（Hello Kitty）手提包到医疗激光等的各种各样的产品。如果有人能够联想到其他高度复杂的人造系统，如国际空间站、互联网，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全球经济的复杂程度比其他任何人类创造出来的物理或社会结构的复杂程度还要高出几个数量级。

经济是复杂性方面的一个奇迹，因为没有人设计它，也没有人运营它。当然，首席执行官、政府官员、国际组织、投资人和其他人确实在努力管理经济的某些特定部分，但当人们抽身而出时就会发现，没有人能够掌控它。

经济是如何发展成为今天的模样的呢？科学告诉我们，历史起源于原始状态，即真正意义上“赤身裸体”的状态。人类的直系祖先是早期原始人，他们有着硕大的脑袋和灵巧的双手，他们生活的非洲大草原距离我同马塞族人坐在一起的地方并不遥远。那么，人类是如何从自然状态发展出了令人惊讶的、自组织的、复杂的现代全球经济的呢？

250万年经济史概要

很多人基于直觉认为，人类朝着经济复杂性的迈步是一个缓慢而平稳的过程，是一个从石器到DVD播放机的线性发展过程。而由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拼凑出来的实际故事却完全不是这样的，它更富有戏剧性。

故事开始于大约700万年前，那时第一批原始人出现在了地球上，他们的后代非洲南方古猿在大约400万年前学会了直立行走。约250万年前，东非猿人拥有了相对较大的大脑并开始制作粗糙的石器。我们可以认定这些石器是最早的产品，并且可以想象一下，在某个时期，两位原始人祖先坐在非洲大草原的尘土里交易石器。现在人们将大约250万年前的这个节点看作人类经济的开端。随后，直立人又用了将近100万年的时间发明了火，并且开始用石头、木头和骨头制作各种各样的工具。生物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大约在13万年前出现的智人，制作出了更加复杂和多样的工具。在某些情况下，智人在何时获得了极为关键的语言技能还存在很大争议。第一批人类的经济活动主要局限于近亲群族中的觅食和基础工具的制作上。

直到3.5万年前才开始出现更加稳定的生活方式的种种迹象，人们有了墓地、洞穴壁画以及装饰品。在这个时期，考古学家开始发现早期人类进行跨群体贸易的证据，包括在墓葬遗址里发现的非本地材料制成的工具，在非海岸部落里发现的贝壳珠宝，以及让人联想到贸易路线的活动方式。贸易的最大好处在于它为劳动分工创造了条件，有记录表明，在这个时期，工具和人工器物的种类大大增加。正如来自法国图卢兹大学的保罗·西布赖特（Paul Seabright）所言，非亲属间的合作性贸易是人类独有的活动。其他物种都未曾发展出人类经济所独有的、陌生人之间的贸易与劳动分工的组合。实际上，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理查德·霍兰（Richard Horan）及其同事认为，智人独有的贸易能力赋予了他们关键的优势，使得他们在与其他古人类物种（如尼安德特人）竞争时得以存活下来，而其他古人类物种却走向了灭绝。

在拥有了固定的居住地点、多种多样的工具以及贸易网络之后，我们的祖先在文化和经济上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跃升，即人类学家所谓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从考古记录中，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地了解狩猎采集时代的祖先如何生活以及他们的经济形态是什么样的。此外，对于这种生活方式，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丰富的信息源。现在地球上仍有少数几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存在着狩猎采集部落，这些部落与现代社会的接触寥寥无几，千百年来几乎维持着原样。人类学家则将这些部落看作早期人类生活的实况转播舱。

两个部落的故事

让我们来看看这样两个部落。第一个部落是亚诺玛米族人，他们是一个制造石器的狩猎采集部落，生活在巴西和委内瑞拉偏远边界的奥里诺科河沿岸。第二个部落是纽约人，他们打着电话，喝着拿铁，生活在纽约和新泽西边界的哈德孙河沿岸。这两个部落人群的体内都有着人类共有的大约30000个基因，因此，从生物学和天生智力的角度来说，他们毫无差别。然而，纽约人的生活方式与亚诺玛米族人保存完好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可谓天差地别，后者尚未发明车轮，没有文字，他们的计数系统还局限在“1、2和许多”的水平。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两个部落的经济就会发现，亚诺玛米族人的工作机会集中在从森林里采集食物、猎取小型猎物、种植少量的水果和蔬菜以及维护住所上。亚诺玛米族人还会制造一些产品，例如篮子、吊床、石器和武器。他们以村为居住单位，每村40～50人，每个村的村民与该地区的约250名其他村的村民之间会发生货物和服务交易。亚诺玛米族人每年的人均收入约为90美元（这是一个估值，因为他们不用钱，也没有数据统计），而纽约人在2001年的人均收入约为36000美元，是亚诺玛米族人的378倍。这里对于他们的幸福程度、道德优越程度或与环境的和谐程度不做评判，但在物质财富上，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部落之间存在明显的巨大鸿沟。亚诺玛米族人的人均寿命低于纽约人，在亚诺玛米族人的一生中，他们必定会遭遇纽约最贫困人群都不会面对的无常、疾病、暴力、来自环境的威胁以及其他困难。在特定的年份，生活在亚诺玛米村庄的人的死亡率是生活在纽约市的人的8倍。

但是纽约人富有不仅仅是因为绝对收入水平，还因为财富可以让他们买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多样的物品。这里你可以设想一下假如自己拥有跟纽约人一样的收入，但只能买到亚诺玛米族人生活中的物品会是什么情形。如果你花36000美元修缮你的小泥屋，购买村里最好的陶壶，享用最高级的亚诺玛米族饭菜，以亚诺玛米族人的标准来看，你极度富有，但你仍会觉得自己比普通的纽约人贫困，因为他们拥有耐克运动鞋、电视，能到佛罗里达度假。对比之下，普通纽约人的经济选择简直多得惊人。肯尼迪机场附近的沃尔玛超市存货数量超过10万种，有线电视里的频道超过200个，巴诺书店的书超过800万种，当地超市里有275种不同的早餐麦片，普通的百货商店里有150种唇膏，而仅在纽约市就有50000多家餐厅。

零售商用“库存单位”（SKUs）作为衡量标准，来计算店铺出售的商品种类的数量。比如，5种不同类型的牛仔裤为5个库存单位。如果有人清点亚诺玛米族人所有商品和服务的种类数量，如不同石斧的型号数量、食物的类型数量等，他就会发现，亚诺玛米族经济中的库存单位总数不过数百个，至多数千个。我们无法确切得知纽约人经济中的库存单位数量，但通过一系列的数据源，我粗略地估算出总数约为1010（即数百亿个）。地球物种的总数量约为106～108个。因此，纽约人和亚诺玛米族人之间的显著差距，不是用美元衡量的“财富”上的400倍差距，而是纽约人经济与亚诺玛米族人经济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之间数百万倍，或者说8个数量级的差距。

亚诺玛米族人的生活方式与1.5万年前我们祖先的典型生活方式相同。这听起来距离我们很遥远，但就人类物种的经济历史而言，亚诺玛米族的世界距离我们非常近。如果我们将第一批工具的出现看作起点，从第一批工具发展到亚诺玛米族式的狩猎采集的经济水平和社会成熟度，用了248.5万年，这在经济史上占了99.4%的时间（见图1-1）。而从亚诺玛米族人的人均90美元、102个库存单位的经济水平发展到纽约人的人均3.6万美元、1010个库存单位的经济水平只用了人类经济史上0.6%的时间。

假如我们进一步放大并且更加细致地审视过去1.5万年，就会发现一些更加令人感到惊讶的结果。狩猎采集者的世界通往现代世界的经济旅途在1.5万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的进程都非常缓慢，但在最后250年出现了爆发性的增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布拉德福德·德隆（Bradford DeLong）收集的数据显示，从人均90美元的狩猎采集经济社会到公元1000年古希腊时期人均150美元的经济社会，用了1.2万年。

直到公元1750年，世界范围内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才达到180美元，是1.5万年前我们狩猎采集者祖先的两倍。到了18世纪中叶，在短到不可思议的250年间，世界的人均GDP增长了37倍，达到6600美元的水平，而最富有的社会，例如纽约，他们的人均GDP还要远远高于这个数值。全球财富的增长几乎攀升为一条竖直线，时至今日我们仍在沿着这条竖直线往上走。

人类财富的爆炸性增长

我们简要总结一下250万年间的经济发展史：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内，几乎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突然之间，天翻地覆。人类历经经济史上99.4%的时间，达到亚诺玛米族人的经济水平；然后又花了0.59%的时间，达到1750年的经济水平；最后经过0.01%的时间，全球财富跃升到现代世界的水平。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超过97%的人类财富是在最近0.01%的历史阶段被创造出来的。正如经济历史学家大卫·兰德斯（David Landes）所描述的那样，“比起自己曾孙辈的生活水平，1750年的英国人的生活水平与恺撒时期士兵的生活水平更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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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在对我们面对的现象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后，我们可以在提问列表中增加更多的问题。

◎像经济这样复杂、高度结构化的事物是如何被创造出来，又如何以自组织和自下而上的方式运作的呢？

◎经济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为何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增强？为何经济的复杂性与财富值之间存在关联？

◎为何财富的增加和经济的复杂性会在突然之间爆发，而不是平稳增长呢？

任何试图对财富的定义及其起源作出解释的理论都必须回答这些问题。尽管我们已经从历史叙述的角度知道了经济史上发生的故事，例如农业革命、工业革命等，但我们仍然需要一个理论来阐释经济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为何会发生。我们需要一个理论，带领我们探索从生活在原始社会的早期人类到亚诺玛米族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再到纽约以及此后的状态。

经济的进化

现代科学正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理论。本书将论证财富的起源是一个简单有力的三步走公式（即变异、选择、放大）的结果，这也是进化的公式。该程序曾驱动了生物圈的进化次序和复杂性，也驱动了“经济圈”的进化次序和复杂性。并且，同样的程序不仅促成了寒武纪时期物种多样性的爆发，还促成了工业革命时期库存单位多样性的爆发。

我们习惯于从生物学的角度思考进化，但现代进化论将进化视为一个更加广泛的概念。进化是一种算法，是创新的通用公式——通过独具一格的试错法，它可以创造出新的设计，解决难题。进化不仅可以在DNA的“基质”上，还可以在拥有正确信息处理和信息存储特征的系统上发挥作用。简而言之，进化的“变异、选择、放大”的简单处方就像一种计算机程序——一种用来创造新奇事物、知识和增长的程序。进化是某种形式上的信息处理过程，它能在计算机软件、大脑、人类文化和经济等方面开展创建秩序的工作。

经济学与进化论有着一段很长的共生历史。针对该历史，有一种批评意见认为，经济与进化系统相似的类推过于宽泛。例如，有人说，计算机行业就像一个生态位，其中生存着不同的“物种”，包括芯片设计师、硬件驱动制造商、硬盘驱动器生产商、软件提供商等，他们共同参与生态位里的“适者生存”竞争。保罗·克鲁格曼将此类经济和生态系统的比喻式对比称为“生物圣经”。本书提及的大部分研究者都同意克鲁格曼所说的，这种“生物圣经”既不是好科学，也没有太多的启发意义。如今研究者在将经济理解为一个进化系统时，会自觉避免类似的比喻，转而将注意力集中在理解进化的通用算法是如何植入人类经济活动的信息处理基质上的。由于生物和经济系统共享了进化的核心算法，所以它们之间存在某些相似性，但它们实现进化的方式其实存在很大的差别，必须在各自的情境下理解。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将全球经济看作一个进化系统的比喻与按照字面对此进行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差别非常关键。经济系统与生物系统相似的说法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什么具有科学价值的东西。但是，在一个更加普遍而广泛的进化系统类别里，经济系统和生物系统都是它的子类，这一说法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东西，因为研究者相信进化系统里存在着一些普遍规律。科学家认为，自然的某些特征是普遍性的。比如，重力在地球上和在宇宙中的作用是一样的，它对于原子、苹果和星系的作用也毫无差别。现代进化理论家认为，同重力一样，进化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也就是说，无论是在生物DNA的基质，还是在电脑程序、经济系统及遥远星球外星生物的基质里运行进化的算法，进化都遵循着某些特定的普遍法则。

如果经济真的是一个进化系统，并且进化系统存在某些普遍法则，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经济上也存在某些普遍法则——这就与许多观点发生了冲突。这些观点认为，经济领域并不存在普遍法则，我们永远不可能对经济作出精准预测，但是在未来的某天，我们可以获得对经济现象的更深刻的理解。这也意味着，在未来，经济学或许可以为商业和公共政策给出精准的建议，并具备前所未有的科学权威。

有人或许会说，更加科学的经济学前景将会激动人心，并且能为世界带来许多潜在的利益。其他人或许会认为这是将科学应用到人类社会问题上的又一次被误导的尝试。这些批评让我们回想起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社会达尔文主义运动中产生的一些令人反感的观点。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如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试图通过粗暴的比喻，将达尔文理论应用到社会和经济领域。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用“适者生存”法则（人们经常误认为这是达尔文提出的，其实这句口号出自斯宾塞）来为阶级不平等、种族歧视、殖民主义和其他社会不公平现象作辩护。我们即将讨论的经济进化的新观点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旧观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事实上，它们的意义正好相反，合作与“适者生存”的个人主义在经济发展中同样重要。关于社会工程的告诫已经受到了重视，后续讨论的新理论将能够帮助我们揭示为何经济现象难以预测，以及为何历史上的大型社会工程都会以失败告终。

创造出适合的设计

什么样的算法才是进化？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将进化定义为一种用来创造“不用设计师的设计”的通用算法。举个例子来说，常见的陆生蚯蚓就是为了能在北美和欧洲的森林、草地和家庭花园环境中生存和繁殖而存在的巧妙设计。它本质上是一种管状生物，这种结构能让它在泥土中穿梭，从一端摄入泥土并从另一端排出，在此过程中吞食大量富有营养的微生物、获取足够的卡路里，以便能够找到更多食物，繁殖后代。这种特殊的设计布满了接触传感器和震动传感器，可以帮助生物体远离捕食者。生物身体的大部分身段上都有备用系统，如果被切成两段，它还可以自行再生。陆生蚯蚓还可以大量繁殖，以便提高后代存活和繁殖的概率。这种聪明设计是由进化算法创造出来的，无须理性设计师的存在。

进化创造了设计，更确切地说，借由试错的过程，进化发现了设计。许多候选设计被创造出来，然后被环境淘汰。成功的设计得以保留、复制和存续，失败的设计则会被摈弃。经过反复试验，适合特定目的和环境的设计就会被创造出来。如果条件正确，设计方案之间为获取有限资源的竞争会使组织结构日益增大，复杂性日益增强，这是因为进化是建立在过去为未来创造出更加新颖的设计的基础之上的。随着世界的变迁，进化创造出来的设计也通常会朝着更加聪明、甚至更加惊人的方向变化。进化是一种在大量、几近于无穷的可能设计中寻找几近于无穷小的“适宜”特定目标和环境的设计方法。就好像丹尼特所说的那样，进化是一种搜索算法，像是“在草垛（可能性）中搜寻细针（好的设计）”。

有些人或许会用“没有设计师的设计”来解释生物进化，但为何在拥有许多人类设计师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用“没有设计师的设计”来解释经济领域中的财富创造呢？难道我们不是创造人类经济的上帝吗？我们习惯于将人类的理性和创造力看作创造财富的主要驱动力，毕竟财富是由聪明、善于创新的人创造出来的，他们为产品和服务想出新的创意，又为生产和销售做了许多努力。我将在后续章节中论证，人类的理性和创造力的确在财富创造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事实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有些偏差。理性和创造力助长塑造了进化算法对于经济所起的作用，但并没有取代它。

想想看你穿的衬衫、裤子或其他衣物——它们的设计由何而来？你或许会说，很明显啊，是服装设计师设计的。但事实并非仅仅如此，事实或多或少地更接近于以下这种情况：许多设计师在衬衫应该是什么样的已有概念上，通过发挥他们的理性与创造力来创造各式各样的“衬衫”，并将它们的样子勾画出来。随后，这些服装设计师会查看设计图，选出他们认为顾客会喜欢的一些设计，并制作少量的样品。接下来，设计师把这些样品展示给服装公司，服装公司又选出一部分他们认为顾客会喜欢的设计，并安排生产。服装公司会向不同的零售商展示这些产品，零售商同样会选择一部分他们认为顾客会喜欢的设计。有了订单之后，服装公司开始批量生产，并向零售商供应这些衬衫。最后，你走进商店，浏览各式各样的衬衫，选择你所喜欢的并付款。不同的设计、根据某种标准而作出的选择以及对于成功设计的量产，这一切不仅发生在服装公司里，也发生在整个服装市场。你的衬衫并不是设计出来的，它是进化而来的。

为何时装行业要经历这些迭代，甚至可以说浪费的过程呢？你的衬衫是进化出来的而非设计出来的原因在于，没有人可以从接近于无穷多的衬衫设计中，准确预测你所喜欢的衬衫的样子。我们将会看到，尽管人类理性中蕴含着能力和美德，但在短时间内对经济这样复杂的系统进行预测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在作出经济决策时，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发挥大脑的优势，然后进行试验，不断探索向着未来前进，保持和维护有用的部分，同时摒弃无用的部分。我们的目标、理性和创造力确实在经济中起到了作为驱动力的重要作用，但它们只是作为更广阔的进化过程中的一部分而起作用的。

经济进化并不是一个单独的过程，而是三个相互联系的过程。第一个过程是技术的进化，这是历史上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1750年左右出现的经济急速增长与工业革命的技术飞跃恰好吻合。但技术的进化只是一部分。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进化经济学家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曾指出，事实上有两类技术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第一类是物理技术，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技术，例如制铜技术、蒸汽机和芯片；第二类则是指人们组织活动的方式，例如农业、法律、货币、股份制公司以及风险投资。纳尔逊认为，物理技术曾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事实上社会技术也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两者是共同进化的。工业革命期间，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发明了精纺机（物理技术），使得大型工厂里服装生产的方式更加经济（社会技术），这又反过来刺激人们在应用水力、蒸汽和电力进行制造的过程中作出了许多发明。农业、工业和信息革命的历史故事大部分都是物理技术和社会技术相对起舞的历程。

然而，物理技术和社会技术的共同进化也只占了2/3的内容。技术本身只不过是理念和设计。服装精纺这种物理技术本身不是服装精纺技术，事实上是有人需要它成为这种技术。同样，工厂这种社会技术本身并不是工厂，而是有人需要它成为工厂这种组织形式。为了让技术对世界产生影响，有些人或者有些群体需要将物理技术和社会技术从概念转化为现实。在经济领域，这种转变是经由商业实现的。商业将物理技术和社会技术融为一体，并将它们转化为产品和服务带入现实世界。

商业本身就是一种设计。商业的设计包含了商业策略、组织结构、管理流程、文化以及许多其他因素。通过变异、选择和放大的过程，商业设计在时间的进程中不断进化，而市场是对适宜性的最终仲裁者。本书的其中一个主题，就是论述物理技术、社会技术和商业设计的三向共同进化塑造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经济波动和增长模式。

复杂经济学

经济是一个进化系统，这个概念是具有革命性的，尤其是因为它与过去100多年间发展出来的大部分经济学的标准概念是相冲突的。然而，它远不只是一个新颖的概念。进化理论与经济学有着一段很长的紧密相连的历史。事实上，是一位经济学家激发了达尔文某部分最重要的洞见。1798年，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出版了一部名为《人口论》（As Essay of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的作品，在书中，马尔萨斯将经济描述为一场竞争性生存挣扎以及人口增长与人类生产力增长之间的持续斗争。马尔萨斯预言，在这种斗争中，人类将会败北。达尔文阅读了马尔萨斯的著作，并在自传中记录了自己的感想：

1838年10月，那是我开始系统查询资料后的第15个月，我在闲暇时无意中读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一书，这才充分理解了生存竞争——通过对动物和植物习性的长期观察发现，生存竞争普遍存在。这立即启发了我，即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利的变化将被保存下来，反之则被淘汰，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是新物种的形成。

由此，我终于找到了一种可行的理论。

由此可见，达尔文对于自然抉择在进化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的伟大洞见是被经济学激发的。在达尔文发表进化论后不久，思潮又从进化理论家流向了经济学家。1898年，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写下了一篇至今看来仍然精彩绝伦的文章。文章指出，经济是一种进化系统。随后不久，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之一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其知名作品《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的引言中写到，“经济学家的圣地存在于经济生物学领域”。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许多伟大的经济学家，包括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Hayek），都曾致力于探究经济学与进化论之间的关系。1982年，理查德·纳尔逊和悉尼·温特（Sidney Winter）发表了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经济变革的进化理论》（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这是首次将进化论、经济以及最近发展起来的计算机模拟工具联合起来的重大尝试。

尽管经济学界的学者作出了种种努力，但进化论对于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微乎其微。大致从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的时间点起，经济学转向了一条殊途。从19世纪晚期开始，经济学的组织框架认为，经济是一个均衡系统，其本质上是一个静止的系统。在后续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中期，经济学家的主要灵感来源不是生物学，而是物理学，尤其是运动和能量物理学。传统经济学理论将经济看作一个个在大碗底部滚动的橡皮球。最终，橡皮球会在碗底的静止点或均衡点停下。橡皮球将保持不动，直到外部的力量撼动、压弯或冲击大碗，从而将球推到一个新的均衡点。在过去数百年间，经济学的主流框架认为，由于受到技术、政治、消费者品位转换以及其他外部因素的冲击，经济是一个不断地从一个平衡点移动到另一个平衡点的系统。

在经济学家不断追求经济学作为均衡系统这一愿景的同时，在19世纪下半叶，物理学家、化学家以及生物学家对一类远远称不上均衡的、动态而复杂、永不停歇的系统的兴趣日益浓厚。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科学家们开始将这类系统称为复杂系统。我们将在后续对该术语进行更加细致的讨论，简而言之，复杂系统是指一个由许多动态关联的部分或粒子组成的系统。在此类系统中，部分或粒子在微观层面的互动将导致宏观层面行为方式的涌现。比如，单个水分子处于静止状态时是相当无聊的，但如果将数十亿的水分子放在一起，并适当地赋予一些能量，就会出现复杂的微观漩涡模型。漩涡模型是单个水分子动态互动的结果。如果只有一个水分子，就不能形成漩涡，漩涡是系统本身的集体或“涌现”的产物。

20世纪70年代，随着科学家们对复杂系统行为的了解越来越深入，他们越来越有兴趣地关注到，粒子并不是像水分子那样具有固定行为的简单事物，它们拥有一定程度的智力，能够适应自身所处的环境。水分子无法调整自己的行为，蚂蚁却可以。以人类的标准来看，蚂蚁或许不是非常聪明，但它可以处理从其他蚂蚁那儿和环境中得来的信息，并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行为。跟单个水分子一样，单个蚂蚁本身不太可能存在。然而，如果你将几千只蚂蚁放在一块儿，它们彼此之间就能互动，通过化学信号进行交流，还能够协调相互之间的活动，例如建造结构复杂的蚁穴，对进攻者组织复杂的防御。科学家将这些具有处理信息和调整行为能力的部分或粒子称为行为主体，并将行为主体互动的系统称为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s）。复杂适应系统的案例还包括身体免疫系统的许多细胞，生态系统里的诸多有机体，以及互联网的大规模用户等。随着20世纪80年代低价、高性能计算机的出现，科学家在理解自然界中的复杂适应系统以及将这类系统看作具有许多共同行为特征的通用类别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实际上，许多生物学家都将进化系统视为复杂适应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类别或子类别。

此后，社会科学家越来越怀疑经济是否也是一种复杂适应系统。经济较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是人们相互之间以复杂方式进行互动、处理信息以及调整自身行为的综合体。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早期，研究者开始对有别于传统模式的经济现象进行实验。他们认为经济不是一个静态均衡系统，这些模式显示，经济是一系列嘈杂的动态活动。就像漩涡源自互动的水分子一样，这些模式表明，繁荣与萧条的复杂模式以及创新的浪潮是经由受刺激的行为主体互动产生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对于将经济理解为复杂适应系统的兴趣和研究急剧增多，在本书中，我们将对这些工作进行回顾。

我将用复杂经济学一词指代相关的主要工作（该词语的创造者是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他曾任职于斯坦福大学和圣塔菲研究所）。我们不该根据字面意思认为现在存在一种统一、综合的复杂经济学理论。我使用这个词语，是为了涵盖一系列本书将要探究的理论、假设、工具、技术和现象。在现阶段，复杂经济学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工作，或者说是科学哲学家所说的“项目”，而非一个统一的理论。

前方的线路图

如果经济确实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那么这代表着四层重要的隐含意义。

第一，这意味着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经济学家对经济的归类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而且教科书、管理学思想和政府政策中所反映的主流经济学要么是错的，要么最好的情况也只不过是接近正确。

第二，将经济看作复杂适应系统，能够为我们解释经济现象提供一套新的工具、技术和理论。

第三，这意味着财富必然是进化过程的产物。正如生物进化使原始汤变成了复杂的有机体和生态系统，经济进化使人类从原始状态发展到了现代的全球经济，同时为世界带来了秩序、复杂性和多样性。

第四，历史证明，每当经济学理论出现重大的范式转移，学术界的震动要在很久之后才能传导到外界。在19世纪，亚当·斯密的思想对于自由贸易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20世纪初期及中期，马克思的愿景激发了革命以及社会主义的兴起；在20世纪最后的十几年里，英美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潮与全球资本主义的上升正好契合。我们还需要数十年才能弄清复杂经济学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尽管如此，复杂经济学的轮廓已经充分形成。

我们将在最后获知一个乐观的消息：如果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财富的起源，就能利用这些知识找到为人们创造经济增长和机会的新办法。复杂经济学并不是解决一切管理挑战或社会问题的万金油。对自然现象更加科学的理解为创造更好的人类生活条件作出了巨大贡献，同理，对经济现象的科学理解也有可能给全世界人类带来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