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图62局部

“中国艺术”是新创造的词汇，它出现的时间不足百年。虽然本书中出现的纺织品、书法、绘画、雕塑、陶器以及其他艺术品来自5000年的漫长时代，但是按材质进行分类并命名为“中国艺术”仅是非常短暂的历史。尽管中国有漫长而富有经验的书写艺术的传统，世世代代贵族文人爱好收藏、陈列以及消费艺术品，但是在19世纪以前，无人将这些物品视为同一领域的组成部分。确切说来，“中国艺术”一词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和北美洲。“中国艺术”在西方是作为与纯粹的“艺术”对比研究的对象而存在，“艺术”实际上是欧洲传统，并且扩展到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伦敦“国家画廊”（National Gallery）和华盛顿“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Art）的名称隐含了包容性的主张，然而它们没有接纳来自中国的艺术品。

19世纪创造的“中国艺术”一词使得描述一些器物的样式并判断它们的价值归属成为可能。这些描述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中国”本身。19世纪的德国思想家黑格尔视艺术为人类的精神，他的观点与东方学者的中国观点完全吻合，黑格尔认为它们的本质只有那些非中国人才能了解和描绘，由此而产生了书写“中国艺术”的特殊方法。它通常以牺牲变化为代价而强调连续性，以牺牲同一事物有争议的用途为代价而强调和谐性，以牺牲差异性为代价而强调必要的同质性。更确切地说，是强调中国与“西方艺术传统”的差异，而在中国实践领域里跨时空的差异性显得不是那么重要。可是，中国是一个地理疆域广阔的大国，跨越了多个气候地带和生态环境。在那里，社会和宗教的观念、统治精英的民族成分、政治权力的地理分布以及人口主要聚集区都曾经历过诸多的变化。

这本书有意取名为“艺术在中国”（Art in China），而不是“中国的艺术”（Chinese Art），因为它的书写不遵循任何既定的统一原则或要素，囊括了大范围的艺术作品，它们分属不同的类型、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材料以及完全不同的创作者、观者和使用背景。因为插图和文字的数量受到作者的精力、读者的耐心和出版的财力限制，所以选择哪些作品进入本书，或者放弃哪些作品至今仍是偶然的。“什么是中国艺术（art in China）？”这一问题可以转述成“是谁在何时将何物在历史上把它们称为中国艺术（art in China）？”如果本书不能完满回答这一问题，本书至少希望将其拋出。因为即便是快速浏览现有文献也会发现，任何关于“中国艺术”（Chinese art）的定义中都存在诸多的异常现象和内在矛盾。它永远都不能被理解为一个稳定的、不变的统一体，我们只有将编目者和他的立场纳入考虑当中，才能由此完全地接近它。例如，近一千年来中国文人定义的“艺术”（art）总是将书法放在第一位，然而西方的研究一般趋向于留给雕塑更多的空间而不是书法。雕塑在西方后文艺复兴（post-Renaissance）传统中就被确立为“美术”（fne art），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领域。法国学者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22），开拓性著作《伟大的中国雕塑》（The Great Statuary of China）的作者，拒绝涉及中国的佛教雕塑（在所有的机构中收藏有大量的佛教雕塑），基于它“非真正中国”的理由，确切地说是来自印度的“外国”文化输入，它给那些他极度赞赏的纯粹本土作品带来了彻底的伤害。

我在本书里有同样鲁莽的决定，如果受到读者的质疑是很寻常的事。例如，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没有涉及建筑物。20世纪之前，还没有关于作为中国美术（fine arts in china）之一部分的“建筑”（architecture）的论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关于建筑（buildings），没有如本书涉及的其他（同样是未理论化的[under-theorized]）门类那样的美学思考。本书内容的选择和放弃受制于出版的版式，但是却不能仅以此对内容取舍加以解释。

因此，读者不必认为书中列举的约120件作品是历史悠久的经典杰作的代表，或者是一张被认可的艺术珍品的目录。更准确地说它们代表了多样的与众不同的生活历史。一些作品早在制作的当时当地就被视为艺术品，并且在随后的记载中继续被认为是杰出的作品，一直延续到当下，而其他一些作品的艺术身份则是我们这个时代强加的。有一些作品恰好不属于传统而经典的“重要”艺术品，它们因未能符合品质需求的标准而在这类介绍性著作中面临着挑战。我选择它们的原则是作品可以支撑著作的背景，它们在中国从古至今都被视为艺术品。其中许多作品已经是英文类创新学术研究的主题，详细内容见注释和参考书目。它们仅仅是一个起点，不是不偏不倚的范例。本书论述了跨度巨大的中国艺术，其中大部分作品已经遗失，即便是这样，一本现代标准的参考书还列举了13000多名画家。我曾经试图花些篇幅讲一下一件作品在它产生的时代是如何被明确地称为艺术品的，享有特权的书法和绘画在一定程度上的意义，但是我也意识到，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艺术”现在包括各种类别的材质，无法弄清楚它们的关系，而自觉的审美感受是主要的价值。这就证明了将世俗的和宗教的石雕都包括在内是正确的，除了能够建构起幸存的物质证据之外，事实上对它们的赞助人我们一无所知，对创作者也完全不了解。

需要简略说明本书的结构，因为它既不是完全按年代顺序也不是按主题编排，但我不需要觉得抱歉。没有参照框架是自然的。本书利用的支撑材料绝不比其他的著作更少或者更多。它站在自己的出发点利用背景材料，即创造和使用这些艺术品的社会和物质环境。关于这点的争议之一是，在中国艺术的研究中这一方面此前很少受到关注。事实上，在中国和西方的知识传统中，“艺术”和功能的问题直到最近才有了相互独立的范畴。19世纪以来，一件艺术品不具有实用功能，或者被视为移除或者隐藏了功能的物品。

纪年

本书的纪年采用公元前（BCE）和公元（CE）的形式。书中涉及“王朝”，历朝帝王统治家族，在中国历史中通常运用它来建立纪年。王朝的名称不是帝王家族某个人的名字——例如唐代皇帝姓李。早期王朝的名称有地理位置的意义，通常是这个家族登上王位之前拥有的头衔。最后三个王朝的名称有象征意义。元、明、清的意思分别是“首要”、“光明”和“澄清”。王朝纪年表，包括本书列出的纪年表，造成一种不真实的有序的历史进程，每个王朝无间隙地追随着前一王朝。当政治权力在统治家族间分裂时，它们仍能精确地表现那些时期。一位皇帝的统治时期包括数个“年号”，每个时期都有吉祥的名称。从明朝（1368—1644）开始，每位皇帝只有一个年号，有时也随意地用来标识某个皇帝，如“清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位）。20世纪以前，王朝的名称是描述纪年的主要方法。图31上的题款是“大明宣德年制”，也就是在1425—1435年间。宣德是年号的名称，不是人的名字，意思大概是“宣扬美德”。每个年号没有西方历法中精确的连续日期，而是从阴历年的第一天开始计算。图37中题款的日期是“雍正元年”，就是1723年，事实上它只包括1723年的部分时间和1724年初。图40中使用的纪年是另外一个系统，用天干和12地支符号组合成60年为周期的纪年。图中文字“光绪丁酉仲春中浣御笔”，“光绪丁酉”相当于1897年。

图31局部

图37局部

图40局部

名称

书中的中文字用罗马字体的拼音表示。需要牢记的是，这些是现代的标准读音，在过去它们表达的意义有很大不同。中国人的名字是姓在前面：米友仁是米芾儿子。上层社会的男性有多个名谓，根据他们的社会背景而分别使用（上层社会的女性也有这种习俗）。艺术家可能有多个名谓为人知晓，本书中一般只记载了最正式的名字。佛教徒和道教徒有专门的名称，取自他们的宗教职务。书中提到明代以前的皇帝用的是他们的“庙号”，只在过世以后使用，诸如“太宗”。明、清皇帝以年号称呼，如“乾隆皇帝”。地名一般使用的是现代的名称，或者用早期的地名，附上相应的现在的地名。

接下来的章节涉及墓室艺术遗迹、统治者的宫廷、举行宗教仪式的寺庙和祭坛、社会生活和上层社会的相互影响，以及市场理念等内容。我认为它们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许多作品可以在几个主题下进行讨论，实际上一些作品多次被提到。我会优先说明一件特定作品的意义的诠释是怎样随着时间而改变的。在本书中它作为“艺术品”出现，可能是一系列类型中最新的一个，其中每一个类型都代表一个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