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寺观艺术
早期佛教艺术
公元前6世纪，佛教在北印度的平原上兴起。公元1世纪，佛教信徒经由陆路和海路到达中国。据说，中国人称为安世高的佛教僧人在148年定居都城洛阳，在那里帮助外来人士，争取宫廷的皈依者。印度王子释迦牟尼（约前563—约前483），又名乔达摩·悉达多，后来被尊称为佛陀。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形成的深奥的宗教、道德、伦理思想和教义传播到中国之后，演变出丰富而复杂的宗教思想与实践，对后来两千年的东亚文化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全新的佛经教义进入到中国人的生活中，带着对王权的新主张，隐居和独身的僧尼们倡导的生活新方式，新的绘画表现方式、表现对象以及供他们居住的建筑新样式。所有这一切逐渐地并且不可逆转地融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
这一发展进程既不是单一的也不平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阶级、性别以及到今天还知之甚少的地方宗教情感等因素的限制。在艺术与物质文化传统方面尤其遭遇到所有这些境况，中国的工匠和使用者首先将佛教因素挪用到图像中，使用的方式与严密而精微的佛教思想关系微乎其微。在早期阶段，将佛教艺术主题挪用到已经存在的文化环境中的典范是这件上釉陶瓷罐［图41］，约250—280年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吴国烧制而成，吴是汉代220年分裂之后建立的三国之一。有人认为这是一组在丧葬中使用的陶罐之一，死者的躯体已经遗失（这在3世纪是很寻常的事，因为许多汉人为了躲避西边的异族而慌忙移居南方）。一些给灵魂居住的陶罐还刻有铭文或贴塑佛像，通过头光可以辨认出来。
图55局部
图41 陶罐，前250—前80年，除了模塑佛像之外无装饰，通过佛头周围的头光可以辨认。
佛教
佛教是个人解脱的宗教，它倡导摆脱无尽的轮回与痛苦。从它在中国的修行实践方式来看，佛教没有专一的集中组织，也没有统一的领导集团。但是，自10世纪以来刻版印刷了大批受人尊崇的佛经（有些许变动）。有些佛经是用中文写成，而最重要的“真经”，就像它们被命名的那样，是在200—800年间从印度语翻译过来。佛教里不止一位“佛陀”或者“觉悟的人”。在难以计算的遥远的过去，佛陀生活在世间，并将在未来再次出现。释迦牟尼，历史中的佛陀，是真实存在的人物，也是他们当中仅有的一位。也有一些是宇宙中的佛陀，他们生活在我们无法接近的宇宙中。佛已经摆脱了轮回，这使得通过祈祷难以接近他们。信仰的焦点集中在几身“菩萨”身上，他们极度慈悲，延迟自己最终的涅槃直到众生得到解脱。佛和菩萨在艺术中以人的形象出现，与佛弟子罗汉、苦行僧一样。
中国的佛教宗派相互之间经常竞争，他们各自强调不同的宗教修行实践或者经本传统，有的注重禅定（例如禅宗），有的重视重复模式化的祈祷语（净土宗），有的强调复杂的仪式（密教）。所有的宗派都把寺院当成中心，出家男女居住在那里。所有的宗派共同信仰我们生活的感官世界的本质是虚幻。
佛像作为单独的图像广泛出现在各地上层社会墓室装饰中，在制作这些陶罐之前中国已经四分五裂。就墓室装饰（不管是壁画还是浮雕）和陶罐来说，把它们当作纯粹的佛教信仰的证据是不明智的。确切地说，佛像最初被纳入到原有的宗教和丧葬习俗中，等同于如西王母一样的其他神仙，马王堆帛画上就出现了她的形象［图8］。这样的融合现象在东南一带尤其多见，当地的文献记载第一尊独立的佛像制作于193/194年（在印度佛教雕塑出现后不久）。现在是佛陀，而不是西王母，守护着灵魂并引导着它从早期沙门的领地通向佛教的净土天堂，但是这一切行为是在祭祀祖先、福佑后人的仪礼性背景下进行，这些思想在印度正统佛教中并不被重视。
由此看来，陶罐的宗教和艺术功用与现存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中国佛像不同［图42］。这尊鎏金铜禅定佛坐像的年代是338年，在后赵铸造。后赵是一位残酷的暴君建立的短暂政权，都城在今天的洛阳。石勒政权的危险环境保护了中国佛教早期阶段一些非常成功的造像。如果吴地的魂瓶证实了在最高统治集团之外的百姓接受了佛教，那么这尊小佛像证明了宫廷以及宫廷环境允许进入中国的重要性，这使外来宗教建立自己庞大而兴旺的文化与艺术的赞助制度。3世纪的统治者给予佛教高僧很高的赞誉，在连续战乱的年代，僧人像巫师术士一样活动，迅速成为有抱负的君王的思想武器。
图42 鎏金铜佛像，338年。这尊像和传入的印度佛像关系密切，既有宗教图像的形式特征，如佛头上的肉髻，又体现了用铸造金属表现织物褶皱的传统。
在中国没有出现印度早期的造像，但是肯定有供工匠们模仿的外来造像的原型，工匠们可能在印度僧人的直接指导下创作，并且接受了先进的宗教（可能也包括图像的）训练。最早的中国佛教文献中描述佛陀是体格雄伟的金人，浑身散发出金光。除了急于用珍贵的材料装扮尊崇的偶像之外，这也解释了给佛教人物涂金粉的重要原因。佛陀的光辉不必直接照耀在信徒的身上。佛光普照的佛像可能是想像出来的，不是寺庙祭坛上的供奉物，而是作为保护供养人或国家以及统治者的发愿物而被掩埋。佛像意味着是有所为（do）的东西，而不是用来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