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图79细节

在试图写作任何学科的历史时，写作者总会注意到他采用和忽视的方法，由于篇幅所限，将那些在其他语境中居于中心位置的部分挪到边缘。摄影就是说明这个问题的典型例子。比如，彼得·特纳（Peter Turner）在他的《摄影史》（History of Photography）的前言指出，他“曾被告知，现存的照片数量比砖块还多”；这个事实提供了有力的证明，仅在英国，1971年生产的彩色图片就有32, 500万张。与这种大量的图片相比（如果我们知道那一年或从那以来全世界摄影图片的数量），我在这儿选择的照片只有130张——大大少于我每天所读报纸上的图片数量。当然，我知道此种讽刺意味，但也知道我选择的那些图像会引发的问题。选择它们必然是出于其历史的意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它们当时引发了关于照片的本质和更广义的关于摄影本质的重要问题。不过，选择它们首先还是由于它们涉及的有关“照片意味着什么”和“我们给予其何种地位”的决定性问题。在我看来，它们就是范例——也是那上百万个图像的代表，推动它们作为一个无限传统的一部分。我的方法是把它们看做更大问题的范例，同时也把它们看做典型的和个人的，实际上是这本书——尽管以一种有限的方法——试图提出的一系列普遍问题的所在。伊恩·杰弗里（Ian Jefrey）的《摄影简史》（The Photograph: A Concise History）仍然是理解这个媒介的最好读本，他注意到可以写一部“很少有个人出现在其中”的摄影史。事实也是如此；很多近来的摄影研究确实避免对特定摄影家的关注，转而集中于在当代批评发展和文化课题的语境中看到更大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摄影的含义都涉及其作为一种再现行为的本质问题和模糊特性。但是，对摄影的任何研究肯定要包含一些具体的摄影家，以及具体的形象；要理解摄影及其历史，不依靠那些对摄影的发展起关键作用、创造了保留其决定性形象的作品的个别摄影家，是不可想象的。

除了摄影家和摄影的问题，我还试图涉及一系列与摄影作为一个形象的文化和社会意义相关的普遍性问题。确实，在很多方面这是我优先考虑的问题。我试图提出一系列超出本书范围的更大、更广泛的问题。我希望它们揭示出构成摄影本身的含糊与复杂的某些意义：作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看似明确和简单，却是无比复杂的某些事物。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不是由一些文章组成的历史，而是在历史与批评的语境中探索摄影的一些文章。我尝试搭建一个“阅读”的过程，任何摄影的形象都被置入其中，在这个过程中，读者被提示这种阅读的语汇及它在一个更大语境中的位置。这个媒介是如此巨大，如此宽泛，如此复杂，要对其发展和意义提供系统的叙述，至少是有很大局限的。但是，我们能做的事情是试图理解它的方法及实践，它如何和为何具有意义，以及我们怎样和为什么这样来阅读它。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很多朋友和单位提供了帮助、建议和鼓励，在此深表感谢，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我的大学同事Malcolm Andrews、Stephen Bann、Roger Cardinal，他们提供了慷慨的帮助和建议；Mike Weaver、Annie Hammond、Mick Gidley、Mark Hawooth-Booth、Peter Bunnel、Alan Trachtenberg、Pam Roberts（以及皇家摄影协会）、Peter Turner、Ian Jefrey、不列颠学院、肯特大学、贝尼克图书馆（耶鲁大学）、国会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还有我的编辑Simon Mason，感谢他的鼓励和耐心，感谢Jim Styles（肯特大学）为我提供插图，以及图片编辑Elisabeth Agate的帮助和热心。特别要感谢我的妻子也是我的伙伴Jan，我的孩子Tomas Price、Harriet Price，他们经常以他们的方式教会我用另外的眼光去观看，总是指出我看不到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