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帝国：前221—220年

20世纪70年代，考古发现揭开了秦始皇的部分墓室，墓室的部分场景震惊了世界。秦朝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公元前221—前210年在位）声名显赫，因为他既是破坏者又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建立者，他是一代代中小学生都熟知的“焚书坑儒”的可怕的人，他的形象是残忍的暴君，他的军队击败了所有劲敌，终结了战国七雄的时代，开创了中央集权化的帝国统治（他是第一位享有“皇帝”[imperial sovereign]头衔的人）。中央政府统一了度量衡、文字，建立了与众不同的防御工事，就是闻名于世的长城。“秦朝艺术”则明显表现出矛盾性。

近年来，中国考古发现之一，陕西省西安市附近临潼县的“兵马俑”［图7］吸引了大众的想像力，并且改变了这一切。它以巨大的规模复制了墓室建筑和陪葬品，在之前的500年里它们是财富和权力的标志。过世的帝王应该居住在宫殿中，在这里陪伴他的是强大的军队的模型，这些真实的军队到公元前210年而告终。已经发掘的部分墓室中最为独特的是泥塑战士的数量与尺寸，他们组成护卫遗体的军队。

图7 兵马俑一号坑局部，他们围绕在秦朝第一位皇帝陵墓的周围，他卒于公元前210年。此坑内约有7000件真人大小的泥塑人像，到目前为止仅发掘出1000件。

古代统治者控制了诸如青铜、玉石之类的稀有物资，并且陪葬了这些标志他们身份的物品。但是只有一位皇帝有能力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调动资源，从而制造出这个不可思议的军队。不是因为是珍贵的材料或者古老的遗物（在中国北方平原上有充足的制作人像的泥土），而是运作的规模。烧制泥像需要950至1000摄氏度的温度，可以确信在此过程中使用了成堆的柴火，修建了无数庞大的炉窑，调用了大批工匠，来创建这支军队。虽然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形态栩栩如生的战士身上，但是至少还有一点吸引人的是，制作兵马俑使用了批量生产的工艺，也就是我们称为重复使用预制部件的模具系统。这支军队是集权统治与艺术的双重胜利。

每个站立的人像高约180—190厘米，由几个部分组装而成：底座、腿、躯干、两支手臂、两只手和头。所有这些人像仅有几种有限的样式，三种底座、两种样式的腿、八种躯干和头，此外它们被进一步制作成有面貌特征和毛发个性化的模型。使用模具是为了提高某些部件的生产速度，尤其是手，由很小的预制部件构成。通过巧妙地处理和组装这些部件，组合成了几乎变化无穷的形象。有可能存在给各部件涂上底层颜料的处理方法，增添了特殊效果，其目的不是为了单纯的美感，因为这些人像绝不是打算呈现给活人看的。让今人欣喜的逼真性是为了获得人的基本功能的效果，他们越是形如生人，在地下的世界里扮演守护君主的角色就越出色。在秦朝艺术中如此尊崇“写实主义”是受到实用与宗教的引导，而不是艺术的驱使。

类似的宗教需求促成了帛画的创造，它是今天最有名的中国早期作品之一，也是最具争议性的作品，是1972年在湖南省长沙市郊区马王堆墓中出土的约公元前168年的帛画［图8］。对此件神秘物品的意义有众多而相互矛盾的解释。有人认为是象征性的外衣，在死后的“招魂”仪式中使用，有人认为是在葬礼仪式进行中举持的旌旗，仪式之后再放置于墓室中。更有说服力的是解释为“铭旌”，在哀悼仪式中表达了家人对逝去亲人的尊敬。争议集中在图像与当时的文献中记载的仪式和宗教信仰的关系上，它究竟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人们的观点大多赞同图像上辨认出的四个层次。最上层的是天界，太阳和月亮里分别画有它们的象征物，蟾蜍和金乌，同时龙和仙人在天空中跳跃舞动。接下来的两层是世俗世界，墓室的主人是位老妇人，由侍女搀扶着，周围仆从围绕，覆盖着寿衣的遗体两侧摆放着祭祀器物。最下层是地下的世界。帛画画家的目的明显不在于准确表现观察的对象，而有很大可能是忠实于合乎规则的图像程序，实现了图像的表现，不管这种图像程序是公认的还是老妇人自己的喜好。此外，必须明白一点，帛画不是一件单独的“艺术品”，而是贵族葬礼复杂仪式中的一部分，也是墓室自身的礼仪，它表现的内容仅是视觉可见的部分。

图8 马王堆一号墓出土帛画，约公元前168年。帛画使用了六种颜料：矿物色朱砂、赭红、银粉、靛蓝、植物色青黛和动物色蛤粉。

虽然对马王堆帛画的集中讨论远胜于近年来发掘的其他中国早期美术作品，但是它远远不是阐明此时期的艺术服务于身后生活的惟一作品。接下来的发现来自第二个统一王朝的帝王陵墓，西汉（前206—公元8）制造了像鎏金银熏香炉之类的奢侈品，铭文说明它来自汉武帝的姐姐阳信公主的府邸［图9］。汉武帝于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统治。熏炉的柄铸成竹节状，主体是微缩的山的模型，山间有穿透的小孔，当燃烧腹内的熏香时，烟雾在山间袅绕。这不是真正的山，可能是公主死后灵魂居住的仙境，有神兽和仙人的陪伴。她想保留陪伴她的这片乐土的意图也体现在另一件器物上，一件汉王室陵墓出土的白玉微雕作品，一位仙人骑在欢腾跳跃的马上［图10］。在马王堆的棺柩上、马山的丝织品上以及其他许多汉代墓葬艺术品上出现的此类人物与仙人联系在一起，长有羽状双翅，跳出了生者世界的束缚。所有这些为葬礼仪式的特殊目的而制作的作品容纳了逐渐渗入上层阶级文化中的图像。尤其是仙境的图像表达为山水画的表现铺垫了道路，不过此观点还存在争议。山水画在随后的几百年中成为中国艺术重要的门类之一。

图9 鎏金银香炉，汉阳信公主墓出土，约公元前153—前106年。从熏炉口外侧的铭文辨认出它的主人。

图10 白玉骑马羽人，汉昭帝陵遗址出土，约公元前70年。当时，玉是来自中亚的珍宝，中国帝王的权力第一次延伸到那里。

在发现马王堆和近年来发掘的数座汉代帝王陵和王侯墓之前，汉代早期墓室艺术的重要遗迹是在北方发现的几处画像石。近年来人们再次对这些画像石产生了兴趣，集中关注复杂的意义阐释，虽然有时存在很大分歧。对武梁祠的一组画像石有最集中的研究。武梁祠是151年为武氏的一位上层社会男性修建，是武氏家族祭祀仙逝的祖先的几座祠堂之一，位于今天山东省西南部的嘉祥县。它不是墓室，武梁也没有埋葬在这里。但是雕刻工匠与此时期墓室艺术的工匠们有共同的兴趣（雇佣了同一批雕刻工匠），因此它们可以被看作同类型的图像。

公元1世纪，葬仪和宗教信仰方面的巨大转变得到巩固。由于王室和豪族势力加强，尊崇的核心从祖庙转移到墓室本身。在商周时期祖庙曾经是如此的重要。现在是在墓室或附近的祠堂举行祭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祠堂（如武梁祠）被当作是公共的空间，供人参观。观者的思想意识必然会影响到刻画在祠堂墙壁上图像的类型，同时也加速了向更耐久的石质材料的转变。

独立的画面以浅浮雕的方式雕刻在构成武梁祠的每个房间的石壁上，早在一百年前的中国和西方就已经在深入研究它们的含义。学者们都集中关注视觉印象最深刻的场景，例如“桥头攻战”［图11］，画像石可能来自武氏家族早期成员武斑（卒于147年）的祠堂。许多画像石上附有识别人物的简短榜题。人们通常能辨认出这些人物与古典著作有关，其中有古代哲学家孔子的名字。汉代帝王将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赋予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著作，儒家思想的主题开始在这个时代的艺术中出现。现代学者巫鸿对武梁祠进行了最全面的研究，他强调整体解读的重要性，而不是毫不相干的一系列“图像”。例如，战争场面是这个祠堂里很普通的画面，也出现在同时期的中国北方墓室中（实际上它在武梁祠中不止出现一次）。祠堂里表现的许多人物来源于诸子或神话的传统，这一传统与孔子弟子追随的完全不同，试图采用过多的思想意识的一致性去解释其中包含的多样性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理解。因此巫鸿的解读集中在祠堂的装饰功能上，将灵魂和来世的理想与世间理想的社会秩序联系起来，把宇宙观与人类的历史两种因素放置到同样突出的地位，武梁自己恰好体现了两者的和谐一致。

图11 武斑祠画像石，约公元147年。表现的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场景，武氏家族过去的传奇故事，是图像化的精神之旅的祭祀仪式，或者是死者精神上混乱与秩序的力量之间纯粹的象征性冲突。

武梁祠使用的石材在中国文明的早期阶段不是可以随处寻找到的，这一点与汉代（前220—206）的新倾向相一致。石材反映了追求永恒和永远纪念的观念，此观念与来世生活的观念以及其中个人空间的变化联系起来。武梁祠的雕刻风格可能与同时期宫殿或者贵族府邸中使用的现在已经不存于世的壁画有关系，虽然这有可能是正确的，但事实是使用的材质不是彩绘的灰泥或者木头，而是在能长久保存的石材上雕刻了有特殊意义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