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风与古典时期的希腊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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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与陈述

公元前8世纪中期的雅典陶器绘画属于所谓晚期几何风格的第I阶段(Late Geometric I),那些绘画中并非所有带具象图案的场景都与事件无关,只是事件从未演变为故事。一些双耳喷口罐展现了大规模的战斗场面,手持各式武器的士兵正在决战,尸体成堆。画家有时明显希望对遭遇战中的双方军队加以区别,因此给他们描绘出不同形状的盾牌——一边盾牌呈方形,而另一边呈现为迪普隆(Dipylon)盾牌的形状,该盾牌曾在我们刚刚讨论过的雅典陶罐的下部装饰带上出现过。迪普隆盾牌的名称来自同名的雅典墓穴,其中出土的许多陶器都带有该盾牌形状的纹样。围绕迪普隆盾牌已展开过许多讨论,由于并不清楚其形状与同时代其他武器是否类似,也有学者认为该盾牌的设计灵感来自对青铜时代武器的记忆。但是,方形和圆形盾牌都曾有考古发掘的实证,迪普隆盾牌看上去又很像圆形盾牌的一种纹章,这两点都提示我们不必提供多种意义,以防止过度阐释。类似的,通常一个个单独出现的战士偶然会呈现为相连的图像,很可能不必将其解释为暗指传统史诗曾经提及的阿克托尔(Aktor)的两个连体儿子,尤其当这种连体图像在同一场景中不止一次出现。那一史诗传统以及/或者战功记录在册的杰出先祖也鲜有相关考古记录支持。

几何风格时期雅典陶器后来的变化与其说是艺术的发展,不如说是故事的讲述,在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中对具象场景与观者处境的关系进行更多探索。大约到了公元前730年,陶器基本上不再用做墓碑,放入墓室的陶器似乎都是为了日常生活而不是专门为了墓葬而生产。

晚期几何风格的第II阶段(Late Geometric II)中,最流行的带有具象装饰图案的陶器器型之一是酒樽(oinochoe)。我们偶然获得直接证据,表明该器皿的使用者与器皿的图像之间存在着积极的互动关系。书写此处希腊的语言文字是用字母书写,与迈锡尼文明的文字书写不同。作者指出,希腊字母表可能是公元前8世纪在腓尼基(Phoenicia)字母表基础上的发明。似乎是公元前8世纪的一项发明,一个常去参加聚会的人利用机会在一件陶器酒樽的肩部作了潦草的书写,该铭文是最早的雅典字母铭文之一:“凡是跳舞的人都玩得最快活”(后面还有内容,但笔迹无法识别)。酒樽在参与聚会的人中间传递,舞者会受到鼓励积极参与,争取将酒壶带回家,作为他们活跃之舞的一个永久纪念。

该酒樽上至少有某些形象似乎类似于自我指认。如[图14]所示,陶器的主体装饰有极为公式化的鸟,器皿肩部绘有赛跑的猎犬,但器皿颈部的图像却绝不是公式化的。画中描绘了一艘翻了的船,四周的大海里满是鱼和人。就在图像正中间,在酒樽喷口的下方,画了一个与船重叠的、挺直的人。尽管上身和手的姿势与其他人物类似,但中心位置和笔直的身姿却明确表明该人物应被解读为在翻倒船只的龙骨上保持平衡。这一场景传达了什么意思?船只本身作为图像元素,无论在几何风格时期的希腊还是希腊之外其他地区的艺术中都很常见,船难场面也可在别处发现,但该场景是否就能表明画家所想所绘的是海上生活的危险呢?

图14 雅典酒樽,晚期几何风格,公元前725年至公元前700年

酒樽颈部复杂的船难场面与器皿主体部分简化的几何图案和鸟形饰带对比鲜明。船难导致的混乱场面实际经过了精心布局:人物围绕图像中心呈放射状分布。船的骨架产生视觉的稳定感,同时构成幸存者的支撑。

一旦认定酒樽上的图像指向海上的特定情境,那么就存在三种可能的解读方式:这一情境或来自生活,或来自故事,或包含某种寓意。如果将该人物看成是对船难中唯一的幸存者,鲁宾逊·克鲁索之类人物的纪念,那么该图像就实现了一种转换,从之前双耳喷口罐或双耳细颈罐上展现并承载死者的图像转换成这个不同的酒樽,从纪念死者到纪念生者;如果将其看成是再现了经历过船难的奥德修斯(Odysseus),失去同伴、独自生还、讲述经历,那么就是将这一场景看成是当时有关奥德修斯的伟大史诗传统已微露端倪,在此处几何风格时期的图像表面展现出了冰山一角;如果将这一酒樽看成是聚会中使用的器皿,庆祝喝了其中的美酒却能免于酒醉的能力,那么就是将这一陶器与其使用功能联系在一起,正如陶器墓碑上的图像使器皿与使用功能相联系一样;该图像还预示了将在以后文学中出现的委婉类比,这种类比的形象伴随着交际酒会上喝过调配的美酒后,关于自制与失控的复杂游戏作者指出,公元前6世纪之后,诗歌中用“晕船的感觉”指“醉酒”。这里“委婉类比”是指这么说可以免于责备那些醉酒的人,将醉酒与晕船作形象化类比就可以将责任推给风大浪急的大海。因此船难是醉酒的视觉隐喻。而“自制与失控的复杂游戏”是指享受在交际酒会上既饮佳酿又不致醉酒失控的状态。

的确,该图像可能既暗指史诗,又包含寓意。匹德库赛(Pithekoussai,古希腊人在那不勒斯海湾伊斯基亚岛[Ischia]的定居点)的墓葬里曾出土一个大约公元前720年的罗德岛酒杯,杯上铭文将咒骂的惯用语诙谐地改写为嬉笑玩闹的诗句,并以我们所知的史诗《伊利亚特》中的场景为依据。铭文称该酒杯是涅斯托耳(Nestor)之杯,希望无论谁饮此杯都充满欲望,陷入爱河作者指出,希腊人不会在涅斯托耳之杯与阿弗洛狄特引发的欲望之间建立关联,但写在陶杯上的语句构成了玩笑。该玩笑语由两部分组成,一方面据荷马所言,涅斯托耳之杯既大且重,而该陶杯事实上却既简单又轻巧。另一方面,日常套用语“会……”经常引出下流语,此处却说出了善良的愿望。因而这一玩笑语的两个组成部分都和人们的预期相反。。这些铭文明显是为了聚会而写,暗示出对史诗传统的机智运用是类似聚会的一个亮点。我们刚才讨论的酒樽也许可以纳入同样的语境——以玩笑的方式表现狂饮之后却不致头重脚轻的能力,就像奥德修斯能够经历船难活下来的能力一样。

可以确定,在公元前8世纪的古希腊,故事以及生活的危险在陶器工匠与顾客的世界里占据了一席之地。[图15]展示了一个雅典双耳细颈罐,属于晚期几何风格时期的第IIb阶段,现收藏在哥本哈根。该陶器明显属于同一画家(人称“雅典894画家”[the Painter of Athens 894])所绘少量器皿中的一件,上面画了些半人马怪。我们已见过几何风格时期半人马怪青铜像。的确,尤卑亚岛勒夫坎迪出土的半人马怪陶土雕像是黑暗时代的古希腊大陆出产的所有小雕像里年代最为古老的一个。半人马怪还将在此书中不时出现,它们是被驯化的动物与人类的结合体,因而也有了一种便捷的视觉方式,得以探索人类的行为边界。但是在古希腊神话当中,它们的地位相当边缘:除了喀戎(Kheiron),阿喀琉斯的半人马怪老师之外,它们只在故事中出现。出于对酒或者性的渴望,半人马怪表现得具有破坏性和好斗性。和那件怪兽与人的青铜组雕一样,观众同样无法从这件双耳细颈罐上识别故事或者有趣的事件。画家似乎对选取场景并不在意,而是希望吸引观众进入怪物生活的神话世界。其他画家画出鸟类或鹿的装饰带,或在装饰带上画出士兵的行进队伍,以此将观众吸引到田园的或政治的世界中去,而这位画家选择了半人马怪,引导观众进入一个故事讲述者的世界。

图15 雅典双耳细颈罐,晚期几何风格,把手位于器皿颈部,公元前725年至公元前700年

整个器型显得颀长又苗条。肩部、把手和口沿处均以模具添加锯齿形装饰。绘画装饰母题有限,同样以锯齿形为基础。以上特征都表明该陶罐属于晚期几何风格的第II阶段(可与晚期几何风格第I阶段器皿比较,如[图13]所示)。器皿表面所绘人首马身怪使其成为几何风格时期明确指向神话世界的极少数陶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