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时期艺术在雅典的地位

公元前394年至公元前393年，雅典人为纪念当时为雅典作战而牺牲的士兵竖立起一座公共纪念碑［图2］。列满死者姓名的碑文上方刻有浮雕，浮雕左侧的三分之一已不知去向，其余部分展示了一位骑兵正将手中的矛枪对准一个近乎崩溃的裸体步兵，战马后腿直立，步兵身后的另一位重甲步兵正在前进。该浮雕很好地反映出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艺术之间的差异。它并未再现真实的战争场面：没有一个人物披挂盔甲，战马只是头小马驹，骑兵与步兵并未真正交战。事实上，光荣的骑兵与冲锋步兵组合在一起，为与之对应的雅典军队中的骑兵师与步兵师同时增添了荣光。而那位裸体的战争牺牲者，显得笨拙又脆弱，为这座战争死难者纪念碑笼罩了不可缺少的悲哀气氛。

图2　雅典战争死难者纪念碑，公元前394年至公元前393年

大约从公元前600年开始，带有雕塑的个人死难者纪念碑上开始出现艺术与文本的结合。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450年，当雅典人开始在纪念碑上镌刻战争死难者的公共名单的时候，纪念碑上还没有出现雕塑；但在公元前420年以后，普通城邦法令纪念碑的上方便出现了带有象征性场景的浮雕。与这座纪念碑类似的城邦战争纪念碑上也开始增加雕塑。

然而，这样的纪念在一些亲友眼中显然不够。我们还有另外两座战争死难者纪念碑的例子。它们同样建于公元前394年至公元前393年。其中一座是为了纪念当年牺牲的十二位骑兵战士，碑上同样列出了他们的姓名；碑上亦有浮雕，但浮雕现已遗失。另一座纪念碑是为某个名叫狄克斯里奥斯（Dexileos）的骑兵而立，碑上记录了他父亲和村庄的名字，还有他出生及去世的年份，我们可以根据年份判断出他去世的时候是十九岁或者二十岁。除了以上信息，对于这位狄克斯里奥斯，我们所知甚少。碑上的浮雕［图3］比铭文更引人注目。浮雕上的战马后腿直立，马背上的战士展示出胜利者的姿态。地上裸体的步兵举起右臂，手持长矛，不为进攻，只为自卫。狄克斯里奥斯的遗体应该已经和其他战争死难者一起埋葬在了公共墓地，但是他的纪念碑主导了整个墓园环境，令人印象深刻。墓园里还有两尊海妖像和没有雕塑的两块墓碑。

图3　狄克斯里奥斯墓碑，公元前394年至公元前393年

这座大型纪念碑的每个部分——雕塑、石碑上的建筑细节和字母的雕刻——都精雕细作。狄克斯里奥斯的家族似乎不计成本，要给当时参观雅典主要墓地凯拉米库斯（Kerameikos）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铭记家族的牺牲和儿子年纪轻轻所取得的成就。

狄克斯里奥斯纪念碑是古典时期雅典遗留下来的唯一一座标明死者出生日期的墓碑，这么做一定有充分的理由。出生日期以非常正式的方式标注，以说明这位骑兵去世的时候多大，或者多么年轻。这有可能会被简化地认为是想要怜惜牺牲的年轻生命，但在这个案例上却不太可能，因为它存在着更加确切的政治目的。当雅典经过长期战争败给了斯巴达后，公元前5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间曾两次爆发政变，企图推翻民主政权，以期建立一个权力更加集中的政权，仅仅是为了让富裕的人拥有政治上的发言权。两次政变都很快失败，且血腥暴力——不同的古代文献指出，大约1500或2500人在第二次政变中死去。而骑兵多少与两次政变都联系紧密。当民主重新恢复，当时的历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告诉我们，斯巴达人要求获得雅典的支持，雅典人抓住这一机会，趁机派三百骑兵去国外探险，“考虑到这些人如果去了且死在国外会对他们有利”。通过明确狄克斯里奥斯死去的时候只有大约二十岁，而在第二次政变的时候他才十岁，这一纪念碑使他与上述事件脱离了干系。通过在家族墓园里竖立狄克斯里奥斯纪念碑，整个家族得以承他的荣耀并因他而显示清白。

如果说依照民主主义者的标准，狄克斯里奥斯纪念碑上的文本试图彰显他政治上的清白，浮雕传递的信息则更加直白。在古风时期，富裕的雅典人为了纪念死去的年轻人，会将他们塑造成运动员或者战士的形象，但在公元前5世纪这样的形象消失了。公元前5世纪晚期的墓葬浮雕展示的主要是家庭生活，如果出现战士的形象，大都是出征前与家人离别的场面。狄克斯里奥斯的墓碑浮雕则大为不同，它采用城邦纪念碑的传统形式并加以改造。城邦纪念碑上的战士形象不加区别地再现了重甲步兵与骑兵、官员与士兵，既传达战争的荣耀也包含战争的痛苦。而狄克斯里奥斯纪念碑上的骑兵只代表他自己。该浮雕构图紧密且优美均衡，狄克斯里奥斯所骑的是一匹雄种马，高高在上，构成了蜷缩步兵的边框。那位裸体步兵仍然充满生气，却完全受到狄克斯里奥斯的支配。狄克斯里奥斯飞扬的斗篷平添了奢华的色彩，他显得非常放松，与马的兴奋（从跳动的脉搏和充满活力的胁腹部可见）和步兵的紧张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散发出一种自然而然的优越，困难仅仅在于在战争中杀死年轻人的道德痛苦——这种道德上的痛苦会被现实进一步强化，因为这是一座墓碑，狄克斯里奥斯自己就是死难者。

该纪念碑明显遵从了公元前5世纪晚期浮雕的造型传统。狄克斯里奥斯的头部造型可与帕特农神庙浮雕饰带［图108］上年轻骑兵的头部进行类比，构图上则可见来自神庙柱间壁浮雕［图105—图107］的造型传统，衣纹的处理与巴赛（Bassai）的阿波罗神庙横向饰带上的人物衣纹近似［图125、图126］。但是，如果纯粹只从风格的角度来定位此件浮雕的坐标，会错过它所承担的现实功能。这座纪念碑运用的艺术语言，曾在彰显英雄光辉成就的神庙雕塑中运用过。这座纪念碑亦运用了自我再现，帕特农神庙横向饰带的浮雕曾将这种自我再现赋予民主的雅典人。狄克斯里奥斯纪念碑将上述的艺术语言和自我再现相结合，创造出一种新的形象。这一形象既可延续以往建筑中楣横向饰带浮雕中理想化而非写实肖像的造型传统，又将英雄伟绩的荣光一揽子归于特定个人。狄克斯里奥斯墓碑浮雕与同年竖立的所有战争死难者纪念碑浮雕之间的明显差异清楚地表明，在同样的风格传统内，不同构图与更加精心的制作相结合，如何造就出大不相同的政治之作与社会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