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知识分子与权力体制
陈布雷：“道”与“势”之间的挣扎
关于陈布雷之死，时人已评论颇多，本不必再来凑这份趣。然而，种种议论虽各有所长，却大多停留于表层诱因的罗列，鲜有从陈氏作为一个从政的知识分子这一视角透视的。我总觉得，在这一类型的人之中，陈布雷多多少少算得上一个典型的个案，我们可以从中窥探出这些从政者内在的心理困惑以及这些心理所凭借的社会文化背景。本文所展现的就是一幅浓缩于陈氏个人的“道”与“势”冲突的图景。
为什么“弘道”必须“择势”
陈布雷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书生。他教过书，编过报，甚至一度教书兼编报。从1921年起，他在《商报》供职，任社评主笔。在大革命时期，那“畏垒”的笔名因嘲骂北洋军阀之狠而威震江南。他自己也多次表白：做一个报人，是他的终生所愿。那么，为何这样一位名声显赫的报人以后竟会弃文从政，投身于蒋介石的幕下，为人捉刀代笔呢？
欲破译这个中的奥秘，似乎应该从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之中的“道”与“势”的关系入手。
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于他们凭借的不是某种有形的物质生活条件，而是一种无形的内在信念——“道”。当代西方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无论是中国、印度，还是希腊、希伯来，这世界四大古代文明圈内知识阶层的产生都与某种“哲学的突破”密切相关。“哲学的突破”意味着一个民族价值符号系统的初步定型，从此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分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质，这就为知识分子的产生提供了“道”的基础。在公元前1000年到前700年左右，中国和西方几乎同时实现了“哲学的突破”，古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中国则诞生了老子、孔子和墨子，他们都是各自“道”的先觉者。然而，中西之“道”在内涵上颇为迥异。西方的“道”具有一种“超然”性，其运思情趣往往在现世之外。古希腊哲人所孜孜以求的是大自然万千表象背后的终极原因。亚里士多德说，希腊人“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215]，因而他们沉浸于其中的是一个超尘世的逻辑思辨世界。希伯来人追求的是沐浴着上帝恩惠之光的幸福彼岸，他们在此岸人生中的使命只是洗涤灵魂的罪恶，获得宗教的超升。无论是古希腊抑或希伯来，它们的“道”都不理人间俗事，与主宰现实命运的“势”（权势），互不相扰，因此西方的“道”具有充分的自在性和独立性。
中国的“道”就耐不得这份寂寞了。它关切的主要对象即是人间世俗之事，对尘世采取的是一种“介入”姿态。中国的“道”既无心于日月星辰这些身外之物，也对前世来生颇为冷淡，它所着意的就是构建社会的政治伦理秩序。这就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最终使命不在于求知，求真理，也不在于传播上帝的福音，拯救人的灵魂，而在于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西方，“上帝的事归上帝管，凯撒的事归凯撒管”，但在中国，“道”的世俗性质却要求知识分子干预“凯撒的事”，遂埋下了“道”与“势”之间数不清的纠葛。
如果中国的“道”与在现代西方一样，本身就是一种“势”（舆论之势），那么它尽管是世俗性的，却仍然可以保持自身的独立，不必转化为“势”（政权之势）来实现自己。但中国的“道”并不具备西方的“道”那种足以维系独立的舆论阵地或道统组织的能力。如余英时先生所指出的，中国的知识阶层自与贵族阶层分离之后，其最初的社会身份是一种“游士”。他们犹如一叶自由自在的浮萍，纵然有了其精神依托——“道”，却没有任何社会的依托，因而常常贫困潦倒，“无以为衣食业”[216]。但他们又肩负着“弘道”的社会使命，于是只能游说四方，靠君主的赏识以实现自己的“道”。“为王者师”“做宰辅”遂成为他们唯一的职业选择。如此一来，由士而仕，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也就从先秦的“游士”蜕变为秦汉的“士大夫”，最后通过察举、科举诸制度得以固定化。这就意味着，中国的“道”欲实现其自身，必须对象化，必须投射于“势”，体现为“势”，转化为“势”。知识分子的最高使命纵然在于“弘道”，但“弘道”的现实途径唯有“择势”！
这就是2000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及至近代，这一命运方才有了些微改观。社会职业结构的近代化使知识分子们有了自己的文化阵地，像陈布雷所栖身的便是“纵论天下之事”的报界。与此相适应，近代知识分子也萌生了阶层的自我意识，他们不再把入仕作为自己的人生选择，开始意识到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乃在于求知或求真理，纵然负有社会良心的使命，也须保持身份的独立，以社会舆论干预政治。当陈布雷立志做一个报人时，这一切之于他未必能达到理性的自觉，但毕竟是影响他选择职业的社会心理背景。
然而，“择势”的传统在近代知识群中并没有就此断绝，在某种时代氛围的刺激下反而有所光大。近代中国是一个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乱世，沉重的国难、腐败的政治需要知识分子去关切、拯救。但在政治权势一统天下的格局下，社会舆论很难起到在现代西方多元化系统中所能起到的那种对政治的干预效果，相反，舆论界本身倒常常遭到政治强权的粗暴干涉，稍有社会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有的被杀（如邵飘萍），有的被关（如成舍我），而幸存者无一不在种种重压下苦撑。陈布雷主持《商报》时就因自己的直言不讳而招来不少麻烦。1927年北伐军攻克武汉时，《商报》以大字标题予以报道评说，军阀们对此极为不悦，报社的董事们也万分惊恐，认为“本报何能开罪吴佩孚？”竟派人来报社审查言论及新闻。此举虽为陈布雷所抵制，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深感舆论的不自由和无所作为。
陈布雷是一个爱国至深的知识分子，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有自己的救世之道。原本他确实想以一支直笔报效国家，在天下兴亡之际尽匹夫之责。但他渐渐地对自己的选择失望了。显然，在那样一个社会环境下，唯有投身于现实政治，直接从政，仿佛才能切实起点作用。近代知识分子纵然在主观上欲以舆论实现“道”，但客观情形却逼迫着他们不得不将“道”转化为“势”，移情于“势”。
中国知识分子入政的关键取决于是否遇上了明君。明君的标准有两条：一是能够行“道”，二是对士人表示足够的尊重。孟子当年在回答“古之君子何如则仕”的问题时，认为“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217]这就是说，既“迎之致敬以有礼”，又“将行其言”，此已属明君，理当迅速“就之”；虽不能行“道”，但对知识分子优礼有加，照顾他们面子上尊严的，亦可酌情“就之”。
蒋介石当时在陈布雷的心目之中就属于一位“明君”。1926年春天，蒋托人到沪转送给陈布雷一张附有亲笔签名的戎装照片，遥致推重之意。翌年开春，陈布雷遂应邀去南昌会蒋。“蒋总司令”对他是热情非凡，让他住入总司令部西花厅，并亲自介绍他参加了国民党。这使陈布雷受宠若惊，感激万分，虽未明言，但已有了“士为知己者死”的报答之情。在他看来，蒋不仅“迎之致敬以有礼”，而且还“将行其言”，能够实行陈氏素所崇仰的三民主义之“道”。陈布雷晚年曾向下属透露过一段心曲：
先总理所说训政结束以后，是否还有各党各派问题，在民国十六年以后不久，我早就问过胡汉民先生，胡先生答：“依总理遗教所言，不应有各党各派。”我又问吴稚晖先生，则答：“此问题甚重要，但尚未深思，暂不能作答。”问蒋先生，则答：“此问题极好，唯在未提出此问题之前，实从未想过。不过，以我想法，中国国情不同，不应取人家一党专政的办法，顶好将来要各党各派共同负起建国的责任。”我觉得蒋先生的看法，胸襟远大，于国家有利，故从那时就死心塌地为他服务。[218]
在国民党诸领袖之中，陈布雷决意择定“蒋先生”了。但是否从政尚在犹豫之中。中国知识分子与君主的关系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介于师友之间的个人私交，另一种是君臣相对的行政隶属。陈布雷实在太留恋报人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涯，深知自己的个性也不适合入朝做臣，甚至连形象也不甚匹配，自感“像我这样一个人，矮小，瘦弱，站也站不直，摆在礼堂上也不太像样子”[219]。他遂向蒋表示：机关重职，非己所能胜任，只愿跟随先生左右，充任先生的私人秘书。他颇欲避免为臣的那种拘束地位，只想以个人的身份从旁协助“蒋先生”，报答“明君”的知遇之恩。正如其夫人所说的：
先夫子一介书生，从政本非素愿，且以生性不近，时作摆脱之想，故先期历任政府职务，仅自赁旅舍以居，从不携眷，盖每以为不数月即可辞归也。[220]
然而，一旦他入了此道，便身不由己了。《时事新报》主笔、中央党部书记长、浙江省教育厅长、教育部次长、中宣部副部长……陈布雷与蒋的关系愈贴愈近，愈来愈具有“臣”的性质，直到1934年出任“蒋委员长”侍从室主任，遂从此数十年如一日，朝夕不离蒋介石之左右，成为蒋氏须臾不可缺少的“文胆”。
从独立的报人到君主的宠臣，引导陈布雷由此及彼蜕变的乃是“弘道”的夙愿。既然在中国“道”的弘扬只能寄情于“势”，那么无论陈布雷个人如何推却，最终仍逃脱不了从政的宿命。
从“道”乎？从“势”乎？
一个知识分子，当他入政之后，面临的是一个从“道”还是从“势”的两难困境。
这一困境发源于知识分子与君主之间的微妙关系：从道统这方面来说，知识分子负有指导君主明“道”、行“道”的使命，他们的关系是师徒；从政统那方面来说，君主享有指挥整个官僚行政机器的至上权力，他们的关系又是君臣。师徒关系与君臣关系，这是两种差异颇大的社会规范，知识分子在前者发挥的是价值功能，理当“道”尊于“势”，以“道”驭“势”；在后者发挥的是工具功能，自然“势”尊于“道”，“道”服从“势”。显然，这两种角色规范在性质上相去甚远，“道”与“势”的关系也截然相反。但作为从政者，偏偏须一身兼二任焉，这就难于回避从“道”还是从“势”的严峻抉择。
在这一问题上，儒法两家理论上的回答是不同的。儒家认定的原则是“从道不从君”。孟子反复强调臣事君必须以道义为基础，不能以顺为上，一味顺从只是“妾妇之道”。他认为，为臣者须有不向权势低头的浩然正气：“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221]与此相反，法家主张的是“势”高于“道”，甚至“势”本身就是“道”。韩非认为，为臣的唯一使命就是贯彻君主颁布的法令，不得越雷池一步：“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义成荣，不得以家利为功。功名所生，必出于官法。法之所外，虽有难行，不以显焉。”[222]这等于说，违法固须惩罚，在法之外立功亦应惩罚，因为表现为法的君主个人意志是绝对至上的。
以上述两种理论为指导，中国从政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分为两种类型：儒家型理想主义者与法家型技术官吏。像范仲淹、王安石、海瑞等皆属于前者，他们凭借着“道”的信念，力图变革现实中的不合理成分，与昏庸的君主权势做着悲壮的抗争。而法家型技术官吏从个人品质来说从正直到卑劣的都有，但有一共通点，即都满足于充当贯彻君主意志的人格化工具，在庞大的行政官僚系统中发挥系统所赋予自己那部分的既定功能，而对系统本身的改革却毫无兴趣。
及至近代的国民党文武大员中，我们依然可以找到这两类从政的知识分子。张治中与张群是一对色彩反差相当鲜明的案例。他们两人同是蒋介石十分倚重的亲臣，但为臣之道却大相径庭。张治中是一个儒家型的理想主义者，他富于改革精神，对国民党内“群僚百工，中于明哲保身之毒，只求禄位之保持，不图事业之推展”[223]的现象深恶痛绝，常常在蒋介石的面前直言上谏，是国民党上层官吏中“最肯也是最敢说话的一个”。如1948年张治中经再三考虑，不惜冒丢乌纱帽以至丢头颅的风险，向蒋上呈了长达数万言的《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对国民党执政以来的各项保守政策予以严厉批评，并将之归咎于“领袖”本身的领导失当、独断专行，甚至在文中有蒋“为世界各国领袖中脾气最坏之一人”等语。而张群，尽管从资格来说还是蒋介石早年留学日本的老友，但一俟确定君臣名分，张群便在蒋的面前唯唯诺诺，矮了三分。他老于世故，不思有进，以揣摩蒋的心理、保住禄位为能事。每每见蒋，即备甲乙二案相机行事。他公开透露过自己的为官之道：“我只是个厨子，主人喜欢吃什么菜，我就做什么菜。”[224]还颇有自知之明地承认：“张群何人？蒋介石走狗也。”[225]
那么，本文的主人公陈布雷究竟属于哪一类呢？应该说，陈布雷既非儒家型理想主义者，亦非法家型技术官吏，他似乎介于二者之间。陈布雷有自己的救国之道，虽然长期当蒋的幕僚，为蒋起草文告，参与筹划国策大计，但他从未像张群那般政客一样，只是一味顺从，以迎合“领袖”为职责。他毕竟还能够相机进言，委婉地在蒋面前表露自己的看法，提出若干忠告。但他又极注意君臣位分，为臣者，为忠君计理应对君“知无不言”，但也须适可而止，不可一意任性逞能。陈布雷生来胆怯怕事，他不敢像张治中那样义无反顾地死谏，他谨慎从事，常常在不宜说话的时候保持缄默，压抑自我。犹如他的同僚所评价的：陈布雷“忠于领袖，处处牺牲小我，成全大我”[226]，“他将自己‘缩小’，俾领袖可无限‘扩大’，位分遵守得非常严格，确是一个标准的好幕僚”[227]。
然而唯其如此，陈布雷比一般人（包括张治中与张群）要做出更大的牺牲。因为他外表上虽然酷似一个只知埋头苦干的技术官吏，但其内心仍不失为一个颇有主见的理想主义者。他的朋友程沧波写道：
布雷先生的忧，是无法解除的。因为私忧可以解除，公忧是难于解除的。布雷先生终身之忧，不关个人的穷通利达，而终朝戚戚的，是天下国家之忧……“君子有终身之忧”，正是布雷先生一生的写照。[228]
这段话固有溢美之词，却也透出了几分真情。确乎，在陈布雷终日蹙紧的眉头中幽含着内心无限苦衷。他明明有自己的为国之忧，但这忧却不能向“领袖”直言倾吐；他明明有自己的思想，却不能不思维着别人的思想；他的笔不再听从自己的头脑使唤，而是任别人随意摆布。他暗暗感叹说：
我自脱离报界以来，即不能舒畅自如地用我的笔表达我所欲之言。我只不过是一个记录生罢了，最多也不过书记生罢了。[229]
也许是再也不能自由地思想，痛快地直抒己见，陈布雷虽然为蒋介石写了23年文章，却不复感到是一件乐事，相反，却抱怨“为根本不懂文字的人写文章真是世界上最大的苦事”[230]。他说过，自己的文章，全是呕心沥血之作。最使他难堪的是西安事变后那一次，蒋介石命他为自己编造一篇《西安半月记》。他坐在写字桌前，半天写不出一个字，内心隐隐发现了自己为人捉刀的可怜状，不由羞恼并起，拿着狼毫在墨盒里乱戳，一连戳坏了几支，仍不解心头烦躁。他在日记里无限惆怅地写道：
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岂能甘于此哉！[231]
在“道”与“势”的激烈冲突之中，陈布雷的内心被撕裂了。那撕裂的苦痛煎熬着他，令他终日不得笑颜。这苦痛必须在心理层中得到消解，否则那折磨着他的神经衰弱症将更趋严重。他是如何消解这些苦痛的呢？
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也不想，以苦干代替思维。他通常独居一角小楼，夜以继日地埋头工作，“虽然感到不舒服了，但还不肯休息，直到不能再拖的时候，才作短期的告假”[232]。他最怕的就是空闲下来的时候，尤其是漫漫长夜中的失眠。因为在这样的时刻头脑特别清醒，自我的感觉特别敏锐，平日所受的屈辱也特别触目惊心。因此每晚临睡前，他必服安眠药，以致“他毕生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享受’，恐怕只有安眠药了”[233]。
其次是以“坚忍”自勉。他写过一篇题为《谈乐观》的短文，其中有这么几句话：
夫事业以活动而成功，活动以坚忍为要素。世界万事，唯坚忍乃能成功，故必有乐观之精神。乃有坚忍之毅力，而后所抱持之主义，乃卒因继续不断之活动与奋斗，克达其目的焉。[234]
他要使自己相信，他这种“坚忍”不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他是为了“党国”的利益，为了“所抱持之主义”而牺牲自我的。他之服从“领袖”，乃带有理想的成分，在他看来，既然“道”必须体现为“君”，而“君”在一定的意义上又代表着“道”，那么服从“君”就等于服从“道”本身。如此一来，他愈是体味到自己在牺牲，就愈是发现自己这牺牲的崇高，因而也愈发牺牲下去。
最后是常作退隐之想。当陈布雷的神经实在难于支撑下去时，他便作短期告假，携夫人去旅游胜地疗养。这个时候他才露出些微笑意。“每当与家人游荡湖山，方觉心境略为怡旷，但接侍从室公函，辄又忽忽不乐也。”[235]他是浙江人，他常常遥想退休之后，在杭州西子湖畔买一块地，在那里安度晚年。不过最使他眷恋的还是那报人的生涯。程沧波回忆道：
在他二十年从政中，我们从旁窥见他的内心，实时时不忘重理旧业，他对新闻界中朋友，随时鼓励不要离开自己的岗位。[236]
当程氏1940年离开《中央日报》从政时，陈布雷为中国又少了一个报人而叹息。而当1947年程氏重返报界，他特寄书道贺，充满羡慕之情地说：“兄今真为独立与自由之记者矣。”他自己亦一再向夫人表示：“一待国家太平无事，即当摆脱政务，重回新闻记者岗位，专以文章报国。”[237]
然而，陈布雷又何尝退隐得了呢？他有“终生之忧”，他的使命感太强，虽“时作摆脱之想”，但“及中日战时，感于国多艰难，正需群策群力，凡能有所效命，固当万死不辞，此时告退何异放弃责任”；“譬如舟行逆流，胡敢轻弃帆楫？乃摒除他想，一意任事”。[238]更使他难以下退隐决心的，是他在感情上离不开“蒋先生”。他觉得，他离开蒋，不仅对蒋个人是个打击，而且于国亦不利。因为在他的心目之中，蒋即国家的人格象征。统一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结束战端四起的乱世，除了“蒋先生”还能有谁呢？尤其当陈布雷50岁生日时收到蒋手书的贺词“宁静致远，澹泊明志”时，他更是不忍离开了：“蒋公勖勉期许之意，真不知何以报其惠也。”[239]陈布雷感到，“知我者唯蒋公也”，他决意从一而终，为蒋分劳分忧了。
久而久之，陈布雷内心的“道”就不知不觉地全部移情到“君”的身上，以“君”之“道”代替了自我之“道”。他的头脑装的是蒋的思想，他的笔下流露的是蒋的口吻。当他尚未与蒋相识，还在《商报》以“畏垒”之笔横扫千军时，有人因他过于直言不讳而劝他不妨用曲笔，陈布雷充满豪气地回答：“主笔不吃官司，不是好主笔！”[240]然而20年之后，当《大公报》主笔也以陈氏当年不怕吃官司的勇气批评时政时，陈布雷却甚为不满地说：“王芸生不是评论政治，他要指挥政府，甚至于指挥最高统帅。”[241]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社会使命在于辅佐君主建立“一统”，确定“一尊”，一旦他们自己的“道”得“势”，成为正统时，即将别的“道”都看成“异端”，看成“歪门邪道”，看成对政府的威胁。陈布雷尽管性格中庸，但这样的心理定势亦不能免。
在“道”与“势”的剧烈冲突面前，从政的陈布雷既然不能像张治中那样据“道”力争，那么为了消弭内心的焦虑，他就只能以“势”为“道”，认“君”作“道”了。这，恰恰为他日后殉蒋铺设了道路。
是“道”择错了“势”，还是“道”本就不该“择势”？
当我们追随陈布雷走到这里，就将接近陈氏之死的谜底了。
陈布雷在临死时，曾给上至“总裁”下至儿女，以及妻子、兄弟、同事、好友一一留下了遗书，反复表白自己的自杀乃“身心之疲弱无能复至此，其终于出此下策”[242]。的确，陈氏当时神经之疲惫是到了接近崩溃的地步，但这并不构成其走向绝路的真正理由。类似的神经疲惫在抗战时期也曾数次发生，但他当时并未因此而轻生。那么，真正构成他死因的那些“无可奈何之苦衷”“万不得已之心情”究竟是什么？
让我们仍然从表面动因着手探究。陈布雷之所以在这之前一再神经疲惫而一再重新振作，乃由于有一种信念支撑着自己，这就是他认定了蒋即“道”。正因为如此，陈布雷尽管“从政本非素愿”，结果还是勉为其难；尽管日作“摆脱之想”，结果还是不忍离去。他所跟定的、他所留恋的不仅是有着知遇之恩的“君”，更是“君”所体现的那种“道”。然而，随着国民党的腐败日深，随着“党国”的败局已定，他愈来愈失去了那份自信。他身为不离蒋左右的最高级幕僚，自然耳闻目睹一般人所不知的最黑暗内幕，他深知造成这一局面的不是别人，正是“蒋先生”自己。一开始他还不敢去想这件事，他尽量自己欺骗自己，甚至自我安慰说：国民党的举措的确不能尽如人意，但是再腐败，至少20年天下总可维持的。[243]但到了1948年秋天，他知道再也不能自欺了，“本于他二十年的经历，看透了过去的一切，也就预见了当前的危机”[244]。他发现国民党最终已失去了“大势”，他看到了不可扭转的历史大势。他不由得问自己：这就是我所虔诚信奉的“道”么？如果不是，那岂非意味着那“道”择错了“势”？！
他的信念发生了动摇，以致达到了崩溃。意识到这一点，他禁不住浑身冒汗。这无非意味着他以往的牺牲——为“国”的牺牲、为“君”的牺牲，皆属毫无价值，不仅不显得崇高，反而显得可笑。他原本从政是为“治国平天下”，然而落得的结局却是“误国乱天下”。这岂非是民族的罪人么？在后人的史书中，自己不就是一个乱臣贼子么？
倘若陈布雷像其他“党国要人”那般昏庸，自然可以不必如此认真。他的四弟也劝说过他“百事要看得‘浑’些”，但他自知“知其意而做不到”，他的心“永远在痛苦忧念之中”。[245]他生性古板，做人严肃得顶真，一旦发觉自己“已不能再对国家非常时期作丝毫之贡献，偷生人世”，那“决绝”之念便“复屡萌而不能自制”[246]。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蒋，看着“党国”与自己的“道”一起毁灭，唯有一死了之。
然而，陈布雷却感到活着是一种罪孽，而死去同样是“一种无上之罪歉”。如果是尸谏，那倒也不乏悲壮，不乏凛然之气，但陈布雷知道自己并非如此，他的信念已经崩溃了，他已无谏可陈。他的死实在是一种逃避，一种“对国家不负责任”的逃避。他觉得对不起国家，尤其对不起对他有着知遇之恩的“蒋先生”。到这个时候，陈布雷对蒋的心情依然是万分复杂的。他对蒋发生了怀疑，但又害怕自己的怀疑，他发现自己竟然在心理上背叛了蒋，这着实使他吓了一大跳，因为这近乎“不忠不孝”“犯上作乱”之心。他在给儿女的遗书中强词辩解“国家遭难至斯，社会浮动已极，然我国家之中心领导此廿年来方针上绝无错误”[247]，实是对自己真实心态的掩饰。20年来，他与蒋的感情实在太深了，他可以在理智上发现“道”与“君”的位差，但在情感上无论如何也斩不断与蒋的联系。蒋虽然已“未行其言”，但毕竟对他陈布雷还是“迎之致敬以有礼”的，按照孟子的古训，是不该“去之”的。但绝望中的陈布雷却不能不死，可他又实在担忧自己的死给蒋带来的伤害。他在给蒋介石的遗书中真诚地写道：
读公昔在黄埔斥责自杀之训词，深感此举为万万无可谅恕之罪恶，实无面目再求宥谅；纵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着眚……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248]
当他在信末署上“部属布雷负罪谨上”时，自可想见其当时的诚惶诚恐心态。为了减轻一点对“领袖”名誉的伤害，陈布雷甚至连公布自己死讯的讣告如何措辞都周密想妥了！这样的愚忠恐怕在二十四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
不过，陈布雷并不敢奢望将自己的名字列入忠臣祠里。他仅感到自己死得很渺小：
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倘使我是在抗战中因工作关系（如某年之七月六日以及在长江舟中）被敌机扫射轰炸而遭难，虽不能是重于泰山，也还有些价值。倘使我是因工作实在紧张，积劳成疾而死，也还值得人一些些可惜。[249]
偏偏自己死得是这般窝囊，这般毫无价值，以至于连真正的死因都难于启齿！写到这里，陈布雷不禁潸然泪下：
六十老人得此极不荣誉之下场，只有罪愆，别无可说……[250]
陈布雷死了。他的死震惊朝野。在贪污成风、腐化遍地的“党国”大员中，像陈布雷那样廉洁奉公的个人品质是众所公认的。他没有个人的癖好，将全部的时间都奉献给了公务；他常常独身一人居京，虽周末有车可回沪省亲，可一年也不过回家六七次而已；当其他“党国要人”趁发行金圆券之际大捞一把时，他却奉国家法令规定，将家藏的所有金银交出来换成不值钱的纸币，以至于当他撒手而去，所剩钱款仅够买两石米！陈布雷确乎一介书生，他是两袖清风而来，清风两袖而去。然而这样的个人品质又于大局何补？倘若仅仅以从君为准则，以廉洁为美德，而对整个官僚结构不思改进，如此的个人品质不是近于迂腐么？
在“党国”大厦将倾之际，“从君不从道”的张群跟着蒋介石逃遁到台湾，“从道不从君”的张治中则毅然与失“道”的蒋分道扬镳，而陈布雷却死了。他是殉道呢，还是殉君？他是清醒至于绝望呢，还是士为知己者而死？——这倒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谜中之谜。
陈布雷在临死前不久，曾对人说了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我搞了大半辈子政治，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以至无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251]
他仿佛是谴责自己，又仿佛是告诫后人：
不该从政，应该从事新闻事业。[252]
这是否意味着，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终于醒悟到：与其说是“道”择错了“势”，倒毋宁说“道”本不该择“势”，而自身就应该成为一种“势”？
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布雷之死就并非毫无价值，它毕竟留下了值得深思的启示。
丁文江：出山不比在山清
说起丁文江，如今一般的读者对他的印象似乎很模糊了。依稀记得他是个地质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与张君劢有一场出名的科学与玄学论战，其余大约就不甚了了。近来丁君颇有点时来运转，仅今年的《读书》杂志，就有多篇文章提到他。尽管语焉不详，却评价甚高，有“罗素精神的真正传人”之誉。这倒勾起了我对丁文江的注意，恰巧手头有两本丁文江的传记，一本是胡适1956年作的《丁文江传》，另一本是美国的夏绿蒂·弗思（Charlotte Furth，现译费侠莉）1970年出版的《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这两本书，以前在研究胡适的时候曾经浏览过，如今的阅读兴趣移到传主身上，自然别有一番滋味。本来，我也企盼在传记中找到一个现代中国的罗素，不幸的是，竟让我大大失望了。注视着丁文江那张身穿中式绸衫、一脸忠厚表情的遗像，我好像目睹了一个半新半旧知识分子活脱脱的悲喜剧，一场说不尽道不完的人生错位。
熟悉现代中国思想史的都知道，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城，前后有两份著名的自由主义政论刊物，前者为《努力周报》，后者是《独立评论》。主持它们的，一个是胡适，另一个就是丁文江。刊物的周围，有一批京城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大都是名牌大学的文科教授，唯有丁文江是搞地质学的。按照他的专业和职业，本来应该与政治最远，但在所有人当中，偏偏丁文江入世最切。可以说，如果没有丁文江，就不会有《努力周报》，也不一定有以后的《独立评论》。《努力周报》创办于1922年，据胡适讲，最早提倡此事的，正是丁文江。当初，胡适还热衷于文学革命、思想改革和文化建设，丁文江对此颇不以为然，常常对朋友说：“不要上胡适之的当，说改良政治要先从思想文艺下手！”[253]他主张，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的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命的准备。[254]
有趣的是，当时丁文江刚刚辞掉政治的饭碗，出任北票煤矿公司的总经理。在此之前，他做了五年的地质调查所所长，这是一个附属于北洋政府的半行政、半科学的机构。从1913年出任工商部矿政司一个小科长算起，到1921年辞职，他已经在衙门里足足待了八年。后来，在他虚拟的一个外国朋友与中国留学生的对话中，透露出其中的甜酸苦辣。这个留学生（也就是丁自己）本来一直相信，好人应该努力去做官，政治就有办法了。但是，辛辛苦苦干了几年的事业，一个无知无识的官僚只消一道部令，就可以完全推翻。在万般无奈之中，丁文江终于有了一点醒悟：“知道政治一天不清明，一天就没有好人可做的官。”[255]于是只好改行，下海经商去了。
不过，这仅仅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丁文江的内心很不甘心，也十分矛盾。还是在那个虚拟的对话中，当外国朋友（丁文江的另一个自我）听了留学生的诉说，冷冷问道：你出来做买卖，政治就会清明吗？留学生沉默半晌，勉强答道：自己也知道不能放弃政治，所以在经商之余，也拿余力来谈谈政治。外国朋友慨然反驳：政治是实行的，不是资谈助的；政治是要全力干的，不是以余力来消遣的……留学生是中国知识最完全的人，也是享社会最大权力的人，所以我一面祝你买卖成功，一面希望你不要忘了政治！[256]
通过内心深处两个自我的对话，丁文江似乎更坚定了“干”政治的信念。丁文江这代人，从他们出生的那天起，就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亡国灭种的危机、腐败黑暗的政治，刺激着他们不得不关心时事。在中国历史上，丁文江、胡适这些留洋归来的，属于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与上一代人康有为、梁启超等末代士大夫比较，虽然有了自己独立的职业，也具备了知识人的专业关怀，但对政治的兴趣，依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胡适说他自己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兴趣”，这是书生议政，是圈外人的兴趣。而丁文江的兴趣要更进一层，更接近梁启超。胡适是“谈”政治，丁文江却要“干”政治。在体制里面一时干不了，就在体制外面干，而说服胡适一起办《努力周报》，就成为“干”政治的第一步。
一般认为，胡适是《努力周报》的灵魂，这也许不错，但胡适的灵魂，当时却是丁文江，因为彼时的胡适，深受丁文江的感染，也不满足于“谈”政治，而“干”起政治来了。同样是纸上谈兵，“谈”与“干”是有区别的。“谈”只是谈政见，发时论；而“干”，就要提对策，画蓝图。自由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方式通常是发乎情而止于礼，批判多于建构，严守“谈”的界限，决不越俎代庖，直接去“干”政治（搞对策性研究、给统治者“支高着儿”，是谋士们的专利，是纵横家“干”的活）。相信“点滴进步”的实验主义信徒胡适，偏偏鬼使神差，让丁文江牵了鼻子走，起草了一份正面的、建构的、完整的可行性方案《我们的政治主张》。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承认，这是自己“第一次做政论，很觉得吃力”[257]，但毕竟交了卷，这不能不归功于丁文江的魔力。
《我们的政治主张》俗称“好政府宣言”，因为其中的要旨是主张建立一个“宪政的”“公开的”和“有计划的”好政府，以此作为各色派别改革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258]这些诉求，固然不错，大致符合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想。然而，更要紧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军阀统治下的乱糟糟的地方，究竟如何建立一个“好政府”呢？胡适、丁文江们的药方竟然是如此的简单：好人出来奋斗！在这群自由知识分子看来，民国政治坏到这样的地步，就是因为“好人自命清高”。只要好人起来了，而且奋斗了，政治清明就有希望了。
孔老夫子说过：“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丁文江、胡适之所以要联合16位著名知识分子公开发表宣言，就是为了要给国人，尤其是知识界树立一个“好人”挺身而出的道德表率。也许刚刚从传统士大夫脱胎而来，当年这批五四知识精英是颇为自负的，自以为一言九鼎，举足轻重，只要出山振臂一呼，不说扭转乾坤，也足令地球抖三抖。对政论的作用，胡适后来有段名言：“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259]丁文江讲得更彻底。他有一篇演讲，题目就叫《少数人的责任》。他以达尔文的生物学观点作为依据，认为自然哺育了一种超人，即少数人，他们主宰了社会进步，“组织政府当然也是少数人的事”[260]。同样强调知识精英的神圣责任，胡适的兴趣主要在体制外面，知识分子替代民意机关，主持正义、舆论干政。而用世之心更切的丁文江，则不满足于“谈”，他更希望“干”，尤其到政府里面，去履行“少数人的责任”。一旦出现这样的机会，丁文江是不肯轻易放过的。
所谓的“精英政治”或“好人政治”，无论在东半球还是西半球，都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不过，同样是鼓吹“一打好人”，中国与西方的知识分子语境与重心是有差别的。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如罗素之流，他们所面对的政治体制，虽然局部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整体架构早已是民主制，所以只要有“一打好人”出场，加以修补，自然会更趋完善。但可怜的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所要对付的，是再黑暗不过的强盗政治，体制问题不解决，纵然有“十打好人”，也于事无补。其次，西方人相信人性本是自私的，所谓“精英”“好人”不一定意味着道德上必定是圣人（如果是自然更好），而是有专业知识，有行政特长，所谓“专家治国”也。但是，丁文江、胡适他们所强调的“好人”，道德气味极浓。胡适认为，“好人”标准有两条：一是“人格上的可靠”，二是“才具上可以作为”，“进可以有益于国，退可以无愧于人”。胡适总算全面，还讲两点论，道德和能力都讲。而丁文江，比胡适更看重道德。他最欣赏曾国藩的“原才”思想，所谓“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丁文江坚信：“只要有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也就是说，只要有“一打好人”出山，天下风气就要变一变，政治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为了替将来的出山做准备，丁文江甚至考虑组织一个“好政府党”，首要任务就是进行个人的道德训练，在道德上，保存“好人”的资格，等等。
毕竟是从小背诵四书五经，丁文江、胡适纵然啃了多年的洋面包，他们的知识结构仍然是中西掺杂、新旧并存。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在五四知识分子的“集体潜意识”中，始终飘飘荡荡、若隐若现地游走着一个传统的幽魂，这就是儒家政治哲学中的道德理想主义——圣王精神。按照张灏的说法，这一精神的实质在于认定“人类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是政治的领导，而政治领导的准绳是道德精神。因为道德精神是可以充分体现在个人人格里，把政治领导交在这样一个‘完人’手里，便是人类社会‘治平’的关键”[261]。显然，从个人道德训练入手“干”政治的丁文江，他的思维脉向是不出“修齐治平”“内圣外王”这类传统路数的。
“好人政治”成为圣王精神在现代中国的翻版，这真是对所谓“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稍微有点模样的自由知识分子运动”的绝妙讽刺！丁文江、胡适这些五四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自由知识分子，竟然会不自觉地被传统的“圣王精神”摆布，真的以为只要将“好人”推上台，就能建立起“好政府”。这并非政治的幼稚所致，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乌托邦情结在作怪。千万不要以为，乌托邦情结在20世纪的中国只是激进主义或保守主义的专利，有的时候，自由知识分子也会犯乌托邦的毛病，而且，病得也不轻。20年代的“好政府主义”运动就是一场大发作，后来，30年代鼓吹“新式独裁”又是一次旧病复发。并非偶然地，这两次乌托邦大发作，都与丁文江本人大大地有关。
如果真的要论现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运动的发生学史，也许1920年8月1日发表在《晨报》上的《争自由的宣言》更值得注意。宣言的内容卑之无甚高论，只是要求北洋政府废止限制个人自由的种种条例，切实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书信秘密四大自由以及最基本的人身自由。署名人是胡适、蔡元培、李大钊等七位著名知识分子，其中没有丁文江的名字。[262]个中原因如今无从考证，从丁文江的终极关怀来看，恐怕并非偶然。《争自由的宣言》虽然不及后来的“好政府主义宣言”影响巨大，却更接近自由主义的真谛：一个连个人的基本自由都无法保障的社会，哪里还谈得上“好政府”！这两份宣言的不同遭际，似乎暗示了中国自由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命运奇诡：争个人自由，应者寥寥；谈政治改造，却反响热烈。
“好政府主义宣言”一出台，立即在知识界和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赞成反对者莫衷一是。观念上的争论最后总是取决于现实的裁决。这裁决来得之快，令人始料不及。当年9月，在宣言中署名的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三人，受命组织内阁，分别出任内阁总理、财政总长和教育总长，人称“好人内阁”。丁文江、胡适等人大喜过望，以教练自任，频频在场外指导王、罗、汤三人如何在政坛踢球。不料事与愿违，“好人内阁”并无实权，一切均须看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脸色行事。最后只存在了两个月零六天，便偃旗息鼓。“好人政治”以一种典型的实验主义方式证明了自己的破产。
有一段话不得不记。下场之后的汤尔和懊丧地抱怨场外指导胡适、丁文江们：“我劝你不要谈政治了罢。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的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罢。”[263]
对于这场失败，丁文江与胡适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一年以后，《努力周报》宣告停刊，胡适写了《一年半的回顾》，对“好人政治”做了全面检讨，承认“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以止了壁了”。他调转路向，重新操起“思想革新”的旧业。胡适是明智的，“好政府主义”的失败给了他十足的教训，即使以后再谈政治，也不再寄希望于所谓“好人”，而是直接从制度层面——人权和宪政上努力。而丁文江呢，似乎还是那样地执迷不悟，那样一如既往地相信“少数人的责任”。“好人内阁”的失败，仅仅使他对北京政府失望而已。他转而将希望投向地方军阀，盼望有“好”军阀出现。他相信，只要在“好”军阀身边安排几个学者精英，就能使一介武夫的智力得以“开化”，“好政府”便梦想成真了。[264]
丁文江是不甘寂寞的，他“干”政治的努力，永远不缺乏“百折不回的决心”和“拔山蹈海的勇气”。[265]果然，到1926年，丁文江觅得了出山的良机，他辞去了总经理的职位，上岸从政，在军阀孙传芳的手下，就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总办（相当于如今的上海市市长）。平心而论，丁文江不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政客，他只是一个颇为能干的官僚。对于这一点，傅斯年有很精到的判断。他说丁文江是一个“顶好的”Bureaucrat（官僚），而绝不是一个Politician（政治家）。[266]的确，在他那一群知识分子之中，丁文江的行政才能是出类拔萃的，无论是创办地质研究所、管理北票煤矿，还是执掌淞沪的行政，或者后来当学官，当“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他都能将行政事务管理得井然有序，而且成绩斐然，众所公认。然而，这个英国归来的工科留学生，却不具备一个政治家最起码的政治识见。正如傅斯年所犀利指出的那样，政治对于丁文江，大体与行政无异。丁文江聪明一世，也糊涂终生，他无法区分政治与行政的不同，始终将政治的问题看作是一个行政的问题。政治属于价值理性的范畴，行政属于工具理性的范畴，丁文江，更像一个工具理性的操作者，他关心的只是操作，是如何在既定的目标下实现最高的效率，至于目标的价值合理与否，并非他的关切所在。胡适还有自己执着的自由主义政治信念，而丁文江的政治理念一再在民主与独裁之间摇摆不定，恐怕与那种实用主义的行政思维不无关系。
作为一个科学家，丁文江又是一个科学主义的信徒，他从来不具形而上的眼光，对纯哲学的问题一向讨厌。比较起来，在五四知识分子当中，既有形而上的关怀，又有政治兴趣的，是张君劢，但在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丁文江却嘲笑张君劢是“玄学鬼”。丁文江坚信科学是万能的，既然科学能够解决“信仰”这类形而上的东西，就不用说对付“政治”这种形而下的问题了。在丁文江那里，政治问题被简单地化约为一个纯粹的“科学方法”问题，即行政效率。似乎只要方法找到了，政治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他反复呼吁的“干”，无疑是一种实验主义的行动哲学。政治上的实验主义或点滴改良，在一个现代民主的架构中或许行得通，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毫无政治规则可言的乱世里岂非梦呓！丁文江曾经多次以“治世之能臣”自喻，可惜的是他投胎投错了国度。傅斯年说他徒有处置行政的天才，却没有“拨乱反正”的能力，[267]可谓一语中的。丁文江后来自己就悲哀地承认：“我们这班人恐怕只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268]
身为孙传芳部下的经历，成为丁文江一生的污点，使他的名声大损。不过，这场政治的失足，似乎并没有给丁文江带来什么精神上的反思。他还是他，仍然像过去一样对政治怀有一厢情愿的热情。“干”政治的机会不再有了，但纸上谈兵的兴味依旧盎然。1932年，丁文江、胡适在一批朋友的怂恿下，又创办了《独立评论》。在三年之中，丁文江给杂志写了64篇文章，自称是《独立评论》最出力的投稿人。他既谈中国的工业化问题，也研究日本的内政、外交。但最引人注目的，要算在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中，积极鼓吹“新式的独裁”了。
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竟然公开放弃民主政治，转而为政治独裁张目，表面看来甚为突兀，实际并不违背丁文江自身的思想逻辑。丁文江不同于胡适，并非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他观念中的传统成分要比胡适多得多，中国古老的“圣王精神”再加上西方现代的“精英政治”论，成为丁文江基本的政治理念。自由主义的精神灵魂是个人自由，但在丁文江的话语谱系中，始终缺席的就是“个人自由”。与丁文江相知最深的胡适，曾经从丁文江的宗教观中分析他的政治转变。丁文江的宗教观即他的人生哲学，是所谓“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269]。显然，在他的价值观中，比较起“全种万世”，“个体一时”只有牺牲的价值了。而从自由主义的观点看来，“全种万世”的价值是虚幻的，很容易被少数统治者利用，而“个体一时”的价值倒是最真实的，是不可被剥夺的。然而，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丁文江，却坚信群体的、历史的价值在任何时候都要高于个人的、一时的价值。如果说他以前也认同民主政治的话，那种认同是缺乏“个人自由”之本体的。何况他又是一个精英政治的崇拜者，从来相信政治只是少数人的事情，对平民政治尤其是西方的代议制一直“没有兴趣”。到30年代，中国的情势紧张，加之又出国走了一圈，受到斯大林的苏联、希特勒的德国和罗斯福新政的影响，丁文江就毫不犹豫地鼓吹“新式的独裁”了！
比较起20年代的“好政府”，这个“新式的独裁”在内容上无疑大大退步，但其中的“圣王精神”倒是更加突出，他不仅将宝继续压在“少数人”身上，而且更进一步，索性直接压在“独裁的首领”身上。丁文江的确是很真诚地相信这个，相信这张药方真的能够救世。正如胡适所说，丁文江“诚心的相信他所谓的‘新式的独裁’是同他生平的宗教信仰和科学训练都不相违背的，是可以领导全国走向‘建设新中国’的路上去的”。[270]可惜的是，历史往往不以动机论功过，有时候，一个真诚的爱国者给国家带来的误导和损害，往往要比那些“自私的”个人主义者要大，而且大得多。
当我读完关于丁文江的两本传记，不由得再一次久久凝视那张被岁月侵蚀而显得斑驳迷离的传主遗像。我对他的感觉是异常复杂的。丁文江无疑是现代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家之一，是五四一代中的佼佼者。他是现代中国地质学之父，有如此出色的专业知识，又有非凡的行政能力。在同辈人之中，科学研究、行政事务和下海经商，样样拿得起来的，似乎仅此一人。丁文江的公德、私德也众所称赞，不愧为他一生所自勉的那种“好人”。然而，就是这样的“好人”，一讲到政治理念和政治关怀，竟然会显得那样的迂腐，那样的幼稚！在这个意义上论丁文江，他还不是“最难产生而又最需要产生”的现代知识分子，而只是一个历史上司空见惯的传统士大夫。胡适对政治也有兴趣，但胡适的兴趣是现代的，也就是做“独立的政论家”，而丁文江的兴趣却是传统的，想做“治世之能臣”而不得。“谈”政治与“干”政治，一字之差，却隔着两个大的时代，两种不同的知识分子，两类性质的政治理念。
1935年，就在丁文江弃世的前一年，他曾经写过一首七绝《麻姑桥晚眺》：
红黄树草争秋色，碧绿琉璃照晚晴。
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271]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末一句“出山要比在山清”，明是写景，实是言志，抒发了丁文江一生未酬的政治壮志。“在山”与“出山”，究竟何者为清，自然是见仁见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本来应该是既在山中又在山外，“在山”固然干净，“出山”也未必不洁，就看怎么个“出”法。然而，事与愿违，丁文江的一生，偏偏是“出山不比在山清”。掩卷扼腕，我只能长叹一声：丁文江，可惜了。
翁文灏：一个科学家的错位
谈到现代中国的科学家，大概要数地质学界诸位最令人刮目相看。从丁文江到翁文灏、李四光，不仅专业上响当当，而且个个行政能力极强，都是治国平天下之才。尤其是翁文灏，官至“宰相”一级，按照过去的说法，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谓达到了传统士大夫仕途的极致。
不过，翁文灏的弃学从政，并非其本愿，纯属阴差阳错，命运的不经意安排而已。地质界的三杰，李四光暂且不论，丁文江与翁文灏有颇多相近之处，两人年龄仅相差两岁，关系在师友之间，都有留洋欧洲的经历，一前一后出任地质调查所所长。而且，做研究、办实业、写政论、处理行政事务，样样得心应手。不过，有一点不同的是，丁文江常常是身在江湖，心在朝廷，他的最大旨趣是做“治世之能臣”。而翁文灏要本分得多。尽管他也关心政治，也有言论的冲动，但仅止于在《独立评论》上发发议论。骨子里还是书生本色，相信科学救国，“以人的力量开发地的资源，而后国家始可发生力量”[272]。
丁文江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欲做“治世之能臣”而不得；而翁文灏呢，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一向对做官兴味索然，偏偏仕途对他敞开了大道。1932年春天，由钱昌照推荐，翁文灏作为若干专家学者之一，赴庐山为蒋介石讲学。庙堂讲学，本是中国士大夫“为帝王师”的古老传统，翁文灏自然乐于前往。没想到他与蒋大概是前世有缘，这么多前去布道的“帝王师”中间，蒋对翁文灏竟然情有独钟。蒋喜用浙江人，翁文灏出生在浙江鄞县，又算得上蒋的宁波小同乡。他忠厚诚笃，又颇具才干，是蒋最欣赏的那种德才兼备之人。于是，求贤若渴，蒋当下就邀翁文灏留下，出任新成立的政府高级咨询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秘书长。翁文灏做梦也没有想到蒋会有如此之举，再三推辞而不得，最后，商定由钱昌照出任副秘书长，在南京执行常务，而翁文灏则挂一个虚名，依然回北平，主持他的地质调查所。不久，南京政府在不征求他意见的情况下，发表他为教育部长。翁文灏又借口“丁忧”，为继母守孝而坚辞不就。
不过，翁文灏的挂牌南京，却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意味着南京政府与北平自由知识分子携手合作的开端。与翁文灏同时在国防设计委员会挂牌的，还有胡适之、丁文江、蒋梦麟、陶孟和、周炳琳、杨振声、周鲠生等人。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下，在上一面，蒋介石也知道要借助知识分子的力量搞专家治国了，而在下一面呢，本来向南京争人权、要法治的自由知识分子也开始认同政府的合法性了。
翁文灏尽管挂的是头牌，但在这一大帮知识名流中，翁文灏的庙堂意识恐怕是最淡的。他不是缺乏行政的能力，只是少了一点做官的兴趣。翁文灏毕竟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不再像传统士大夫那样，将自己的安身立命完全寄托于治国平天下的狭隘仕途。翁文灏有自己的专业关怀，而这样的关怀同样具有救国救民的功能，可以作为安身立命之所在。然而，命运真是不可违拗，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翁文灏的整个人生。1934年春节，翁文灏在浙江武康境内遭遇车祸，蒋介石得报，命令医院不惜一切代价抢救，还派来医生，接来家属，将这个体重仅90磅的垂危病人从死神那里夺了回来。如果说庐山讲学，翁文灏对蒋介石的“不耻下问”有“知遇之恩”的话，那么武康脱险之后，无疑又加一层“救命之恩”了。[273]以翁文灏之忠厚，不可能知恩不报。当第二年蒋邀他在学者如云的“人才内阁”中出任行政院秘书长时，翁文灏无法再推托了。于是正式入京，与蒋廷黻等人一起，从此弃学从政，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
虽然是迫不得已，但起初也未尝不雄心勃勃。在《独立评论》时期，翁文灏就自信将政治看清楚了。政治是什么？“政者正也，无论什么制度，其最重要的目的只在有法子使好的、有能力的人能够上去当政，不行的或不相宜的能够和平的下来。”[274]熟悉20年代《努力周报》的人们都知道，翁文灏的政治观显然是20年代丁文江、胡适一辈鼓吹的“好政府主义”的流风余韵。当初受此鼓舞而产生的王宠惠领衔的“好人内阁”，虽然昙花一现，沦为历史笑柄，却没有惊醒多少自由知识分子“好人政治”的乌托邦美梦。尤其是科学家出身的丁文江，一直对此笃信不已。翁文灏是否受丁的影响，我们无从知晓，但这两个地质学家对政治的确都有一种幼稚的、一厢情愿的幻想，以为政治只是一个好人当政的问题。翁文灏以如此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起步政坛，既有一种自我牺牲的道德满足感，同时也不乏科学家的自信。传统的“好人政治”到了现代，虽然内中的灵魂未变（仍然以“好人”为核心），但“好人”的内涵毕竟有所演变。“好人”不仅要有儒家式的道德修养，而且也要具备现代的科学知识和管理能力。而后者，正是丁文江、翁文灏这些科技专家所赖以自豪的。
大凡科学家从政，都容易将政治简单化、技术化，以为只要按照一套科学的方法管理政治，就可以药到病除，马到成功了。他们不喜欢讨论政治中的哲学问题，那些令人头痛的“主义”之类，以为这是空洞的形而上学，于实际问题的解决无补。当胡适与丁文江在《独立评论》上为民主与独裁争得一塌糊涂的时候，翁文灏承认自己“对于各种深奥的主义从未用心研究，各种特别的理论也不十分明白”，“对于那种政治社会问题，或是现在所流传的各种主义都没有什么特别意见可说”。但他的态度比信奉实验主义的胡、丁二位还要实用：“实际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比什么独裁双裁、民主宪政等等名词争辩更为重要。”[275]
于是，一旦入政，就像他解决科学问题一样，翁文灏的全部精力就用于行政中一个个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与他同时入阁的历史学家蒋廷黻还会去研究整个政府的体制弊端，提出了行政改革方案，而翁文灏却更相信那套科学的管理方法，对整个体制始终不置一词。结果，蒋廷黻得罪了体制里面众多的既得利益者，被外放到苏联做大使。而翁文灏一直留在中枢，而且数年之间扶摇直上，从经济部长、接收委员会主任，直至行政院长。翁文灏的官运亨通，自然与蒋介石的信任有关。一个专制者最喜欢的部下，往往不是具有政治眼光的政治家，而是只管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行政官吏。因为政治家具有价值理性，容易与专制者发生政治分歧，而行政官吏所具备的只是工具理性，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行政效率的高下，只为管理是否合理化负责。
作为一个行政官吏，翁文灏可能是属于一流的。他所管辖过的部门工作都是井井有条，效率极高。他的个人私德无可挑剔，做了十几年的高官，且多是油水极多的肥缺，最后弃官而去时还是清风两袖。而且，在复杂的人事关系中，翁文灏超脱于任何派系之上，淡泊名利，人缘甚佳。丁文江评价：“他是个性极强的人而主张温和；他是极明察的人而待人很厚道；他是极清廉而处世很平易。”丁甚至告诫青年读者：“有人告诉你‘社会是万恶的’，‘世上没有好人’，你不要相信他，因为翁先生就是一个极好的反证。”[276]
那么，好人当政的结果又是如何？蒋介石主政的整个三四十年代，至少为“好人政治”提供了两次实验的机会：1935年的“人才内阁”和1948年的“行宪内阁”。每当濒临危机时，蒋介石总是选择翁文灏这样的公认的才俊组阁，以期挽狂澜于未倒。在这两次实验中，翁文灏都是不可缺少的要角。1935年他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而13年以后他又进一步出面组阁，连司徒雷登也为此欢欣鼓舞，以为将开出“行宪”后的“新气象”。可惜的是，翁内阁仅仅存在了六个月零两天就呜呼哀哉。从表面来看，翁文灏是被那个自以为是的王云五所误（这个商务老总以为推广金圆券就像推广他的四角号码词典一样简单），实际上，国民党腐败到那个份上，即使币制改革成功，也最终难免一败。政治体制不变革，纵然有一打翁文灏这样的好人当官，又何尝能补大局于万一？
翁文灏的悲剧几乎是宿命的。“生于末世运偏消”的他，仅仅凭借其出色的行政能力和道德感召，是无法扭转一个专制体制必然的厄运的。这样一个体制，总是扼杀具有宏大眼光和变革意识的真正的政治家，只会将本来更适于坐在处长位置上的行政官吏，错置于部长甚至更高的高位。在这种体制中，阴差阳错的翁文灏与其说是幸运儿，倒毋宁说是牺牲品，一个为腐败体制陪葬的牺牲品。
尽管翁文灏是不懂政治又误入仕途的一介书生，但他毕竟是一个“极明察”之人。到1948年底，当他看清了这个政权的症结所在，便决意与跟随多年的“恩主”分手。在蒋介石的另一宠臣陈布雷服药自杀、为蒋殉葬的时候，翁文灏却不顾蒋的再三挽留，辞去了行政院长的职务。翁文灏与陈布雷在经历上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差不多是同龄人，且都是蒋所信任的宁波人。两人皆书生本色，都是一再推辞而不得，挨到1934年，才前后到蒋的身边就职。同样的知遇之恩，同样的士为知己者死，同样的到1948年底看清大势、顿悟人生。相比之下，陈布雷的传统文人气太重，竟然弃世而去，临死前的遗言中还对蒋战战兢兢，忠诚不二。而翁文灏，毕竟在欧洲接受了四年西洋的教育，作为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虽然身上还残留着传统士大夫的心态习性，但整个人格较之陈布雷已经独立了许多。同为救国心切，陈布雷无法将国家与蒋氏王朝区别开来，翁文灏却能在最后一刻发现二者之间的疏离，并决然弃蒋而去，投入和平的阵营。在纠正错误这一点上，翁文灏倒表现出了科学家的潇洒本色。
1950年初，翁文灏在英国拜访李约瑟爵士，目睹昔日老友著作等身，学业鼎盛，不由得触景生情，黯然神伤。一个科学家，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为国家利益驱使，不惜牺牲自己的专业，弃学从政，官至一品。但最后留在历史上的，竟是一纸辛酸。如此结局，又如何不让人悲哀！
在现代中国，像翁文灏这样既有传统功名（早年曾经中取秀才），又有洋博士头衔的知识分子，是少而又少的。半中半西，本是五四知识分子的时代印记，翁文灏的所有悲剧似乎都可以在他的知识背景中找到某种解释。如果有幸遇上一个太平盛世，一个开明体制，也许还不至于牺牲得如此廉价。然而，种种错位，种种短绌，竟然巧合在一起！翁文灏，究竟是你负时代呢，还是时代负你？
历史已经过去，一切早已纠缠不清，我们所能记住的，只是在那个时代里，一个不乏正直、才干和德性的科学家，那些错了位的故事……
蒋廷黻：瓷器店中的猛牛
如今的读者，对蒋廷黻大约已不甚了了，只知道他写过《中国近代史大纲》，其他还有什么呢？当年，他与胡适一样，可是个风云人物。在他的履历表上，有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中国驻苏联大使……此外，上不了履历的，还有《独立评论》的发起人、“新式专制”的鼓吹者，等等。然而，看一个人的履历，依然无法窥得他的全貌，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吧。
大致来说，蒋廷黻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属于弃学从政的那一批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当清华改制为国立大学，他被校长罗家伦从南开挖到清华，领导了一个学术重镇的历史系。中国史学当时还是乾嘉学派的天下，刚到清华，他就碰到一件怪事。他想找众所公认的汉史权威杨树达先生教授汉朝历史。他问：“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杨先生面露难色：“我从未想过这些，书中没有讨论过这类问题。”[277]
蒋廷黻发现，西方的史学经过若干年积累，已经形成了一套大家共同接受的历史知识。但中国的史学只有丰富的史料，对历史却没有一个整体的理解和共同的规范。每个人都是专家，研究都是开天辟地，从头开始，往往重复别人的工作，进步有限。他决定大刀阔斧地改革，发掘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学者如张荫麟、吴晗等开新课。前些年，何炳棣先生访问上海，曾经谈到，当年的清华历史系在蒋廷黻和雷海宗先后领导下，隐约形成了一个学派，这是与清华国学院的王国维、陈寅恪迥然不同的另一个清华学派：重分析，重综合，重对历史的整体理解。蒋廷黻本人就是这一学派的身体力行者。你看一本薄薄的《中国近代史大纲》，将史料都吃透了，融合在他对历史的独特看法之中。半个世纪以来，又有几本近代史著作超过了它？当今专为获奖度身制作的“皇皇巨著”，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本小册子的分量。什么叫经典？这才是经典。李济之先生说过，蒋廷黻的著作虽然不多，但他“为中国近代史……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本观念”[278]。
不过，从骨子里看，蒋廷黻与其说是一个学者，还不如说是一个士大夫。这是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通态。他们不会仅仅安于治学问，还要走出书斋，匡治天下。这也与蒋廷黻对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有关。民国以来，政治坏得不得了，知识分子常常痛责知识分子自己不争气，没有担负起天下兴亡的责任。蒋廷黻也这样认为：“中国近二十年内乱之罪，与其归之于武人，不如归之于文人。”[279]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文人——知识阶级重文字而轻事实，多大道理而少常识。[280]中国知识分子太怕清议，爱惜羽毛，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281]他甚至咬牙切齿地说：“我国几千年来最无贡献的阶级是士大夫。我心发火的时候，不免要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鼓掌。”[282]这当然是气头话，当不得真，但从中可以看出蒋廷黻对宋明以来士大夫空谈心性、大弹道德高调的痛恨。李敖对多少前人长辈嗤之以鼻，偏偏对蒋廷黻赞不绝口，说“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所要求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真精神”[283]。
李敖说得不错，蒋廷黻心目中理想的人物正是那种敢于担当、敢于牺牲、敢于行动的经世之士。曾国藩可以说是他最崇拜的英雄，但又可惜曾文正公生得太早，对西洋文化、现代化不甚了解。[284]他认定，知识分子要做现代人，而现代人是动的，不是静的；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285]所以他不会满足于清华园内的安谧与舒适。他听到的，常常是校园外隆隆的炮声和饥民的啼哭。这使他良心不安，坐立不宁，很想动动，走出去有所作为。
九一八事变以后，蒋廷黻、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等一群自由知识分子常常聚在一起，讨论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蒋廷黻建议办一个周刊，胡适很是犹豫，因为《努力周报》留给他太多的教训。蒋廷黻一再坚持，并取得了丁文江的支持，最终胡适也同意了。每个发起人每月捐出收入的百分之五，作为经费。这样，便有了那份著名的《独立评论》。胡适虽然是刊物的灵魂，但蒋廷黻当之无愧为《独立评论》之父。
纵观蒋廷黻《独立评论》时期的言论，最引起争议的自然是“免战论”和“专制说”了。姑且不论其中的是是非非，它们的背后实际体现了蒋廷黻的两个最基本的信念，就是现代化和理性精神。蒋廷黻坚定地认为，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现代化程度不够，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中国之所以老是挨打，就是因为太落后。所以他坦承自己“一直不能像其他的国人那样仇恨帝国主义”[286]。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自家的腐败、传统和不争气。这样，当日本鬼子欺负到家门口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不是上街抗议，而是检讨中国为什么这么弱，有无可能开战，为了开战，要具备什么样的实力和条件。蒋廷黻与胡适等其他《独立评论》的知识分子一样，最厌恶的是唱高调，他们推崇的是理性，是剔除了情感或愿望的客观分析，是冷静到了冷酷的知识判断。因此，他们有胆量冒天下之大不韪，大唱抗日低调，反对情绪化的速战论。一腔热血的青年学生当然不要读《独立评论》，不愿听蒋廷黻、胡适等人老气横秋的冷冰冰的声音。他们更爱买邹韬奋的《生活周刊》，后者有一把燃烧的火，看了可以大过其瘾。
如果说在抗日问题上，蒋廷黻与胡适是合穿一条裤子的话，那么在民主与独裁问题上，他俩却成了死对头。大敌当前，本来应该全国一体联合抗日，但让蒋廷黻痛心的是，放眼神州，看到的依然是连绵不绝的内乱。大大小小的军阀依仗武力，割据一方，令国不成国，政府不成政府，中央不成中央，地方不成地方。在哥大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蒋廷黻就受到邓宁（William A.Dunning）和海斯（Carlton J.H.Hayes）两位教授的影响，相信国家之重要和政治秩序之重要，绝不亚于民主和自由。他是学历史的，从欧洲近代历史的演进之中，更坚信现代化的发展要分为两步：先是建国，建立集权的中央政府和统一的社会秩序，随后发展和建设。与其分为各式各样的小专制，还不如用一个大专制取代小专制，先将国建起来。不过，他没有忘记补充一句，这个大专制越开明越好。[287]胡适读了蒋廷黻的文章，写信给傅斯年说：“廷黻论专制的文发表时，此间省市党部中人皆大欢喜！我听了真悚然以忧。”[288]于是，胡适与蒋廷黻，再加上丁文江等，在《独立评论》上，围绕着民主与独裁，轰轰烈烈地干了场笔仗。如今的人回过头来看蒋廷黻，一定会觉得他迂腐不堪，难道在中国搞专制，还会有开明这一回事？然而，30年代的知识分子一讲到民主，却会不由自主地记起不久之前民初那段丑陋的议会民主，蒋廷黻心有余悸地谈道：“我们愈多谈西洋的主义和制度，我们的国家就愈乱了，就愈分崩离析了。”[289]身为历史学家的蒋廷黻，也许有他的一点道理：民主在中国，假如是民初式民主或民粹式民主的话，未必不比专制更可怕。
蒋廷黻因为鼓吹专制，引起了世人的颇多误解。后来，为他作传记的陈之迈先生，为他做了一个辩护，说蒋廷黻所心仪的独裁者，绝对不是希特勒或斯大林，而是土耳其现代化的开国领袖凯末尔。[290]这应是公平之论。不过，蒋廷黻作为一个国家主义的热烈拥护者，确是一个不易之事实。他有句名言：“倘若道德与国力相冲突，我们应该即刻修改我们的道德观念！”[291]蒋廷黻虽然是个自由主义者，却是一个社会自由主义者，相信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该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他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落后贫穷的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政治，而是经济，不是宪法和议会，而是发展与公平。[292]
一直到40年代，当他在苏联和美国都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并有实地的观察以后，他对民主和专制的看法才有所改变。1944年，他为《大公报》写了一篇《观美国并回观祖国》的文章，重新检讨自由主义的价值。他说，美国人现在发现，老祖宗留下的自由主义遗产，其实是立国的至宝。自由主义能够发挥极大的保卫国家的力量，即使我们需要经济自由，也不能够和不应该废除政治自由。在文章中，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个有政治自由的国家固然不能说就是天堂，一个无政治自由的国家确是地狱了！”[293]到40年代末，他对专制的反思似乎更坚定了，一再表示：假使人生的一切都由政府控制，纵使政府是最贤明的，依然不过是做牛马。只要在全能主义政府下生活过的，就更加能体会到自由的可贵。[294]
办《独立评论》，还仅仅是影响舆论，按照蒋廷黻的经世大伦，知识分子最后的理想，是影响国策。这样的机会来了。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多次召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上庐山谈话。蒋廷黻也是其中一个人选。他对国事的见解和行政的干练，给委员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5年末，蒋廷黻突然收到南京急电，原来蒋介石出任行政院长，将组成“人才内阁”，邀请他担任自己的政务处长。这个位置差不多相当于如今的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而行政院秘书长由先期入京的老朋友翁文灏出任。两个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成为最高领袖的内管家和左右手。
当消息发表以后，不少朋友纷纷劝蒋廷黻三思而行。劝者中，有的是对政府的“诚意”深怀疑虑；有的以为政治是污浊的，搞不好会身败名裂；有的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保持学者的清高，以在野之身议论时事。蒋廷黻呢，却有一套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政治与教书一样，也是一种清高。[295]当然，他是学历史的，何尝不知道从政的风险以及在野之悠闲。但他认为，民国政治虽然还有许多不令人满意之处，但比起专制时代已经有进步，不会再像古代那样，得罪了君王就被贬谪，推出午门斩首，并夷九族。再说，万一不得道而行，还可以回大学教书。[296]他的老朋友兼老对手胡适倒很体谅他，在他晋京之前，送了他两句诗，那是刚刚故去的丁文江留下的：“寄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还比在山清。”蒋廷黻想必很有些知音之感，后来发表文章，还用过“泉清”作笔名。
在衙门里面当官，真的可以做到“泉清”吗？这就要看是追求功名利禄，还是将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了。蒋廷黻显然属于后者。他有一段话说得很斩钉截铁，可以视作他做官的座右铭：“我以为我们要首先改革我们的人生观，圆滑、通融、敷衍，以及什么消极、清高，都是该打倒，我们要做事……吃苦要做事，挨骂也要做事。官可不做，事要做。别的可牺牲，事业不可牺牲。做事的人，我们要拥护，要崇拜。说便宜话的人，纵使其话说得十分漂亮，我们要鄙视。”[297]怀着做事的决心，他一入政府便大刀阔斧地倡导改革。翁文灏比他早入阁，且位置更重要，但翁一直以稳健、保守的技术官僚形象出现。虽然是好朋友，但两人的性格和抱负差异很大。蒋责怪翁太消极、太“费边”了，而翁又觉得蒋是一头不知深浅的“瓷器店中的猛牛”。两个人的“官司”一直打到胡适那里，要胡适来裁决究竟谁对谁错。[298]
蒋廷黻在政府的头三个月，主要是研究政府部门的结构，他很吃惊地发现，机构臃肿、叠床架屋的现象之严重，大大影响了行政效率。尤其是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与行政院的功能交叉重叠，互相摩擦。他向蒋介石汇报了情况，蒋要他拿出改革建议来。他兴冲冲地拟了一份精简机构的方案，却遭到有关部门官僚和党内政客的激烈反对。原先的支持者也退缩了。他还仿照西方的规矩，提出征收所得税时，必须以真名登记财产，但到处游说，竟然无人响应。不久，蒋介石下手谕，让蒋廷黻与翁文灏对换位置。蒋廷黻不干，认为蒋介石有欠公道。他给胡适写信表示：“我个人的去留是无关宏旨的……我们不干政治则已，干则此其时矣！”[299]
蒋介石也看出这头“瓷器店中的猛牛”留在中枢不会太平，便暂时外放派他到莫斯科做大使。壮志屡屡受挫，但蒋廷黻并不因此消沉，待到几年后他回到中枢，重新出任政务处长，依然我行我素。为了公务经常很尖锐地向同僚和朋友发难，包括老好人翁文灏在内。朋友们只能连连摇头：“廷黻的湖南脾气又发作了！”
做官做长久了都不免圆滑，蒋廷黻却几十年如一日，保持其书生的耿直本色。中国官场的秘诀是少说少错，多说多错，不说不错。偏偏蒋廷黻却要求自己和部下，即使说错，也不能不说。据张平群先生回忆，当抗战时期他担任行政院发言人时，顶头上司正是蒋廷黻。行政院每周都有记者招待会，碰到中外记者尖锐的提问，一般人都会以“无可奉告”“不予置评”来应付。但蒋廷黻却要求张平群“尽量地说，宁可说错犯过，可是不要不讲”。至于说错的责任，由他蒋廷黻来承担！[300]
十年京官，蒋廷黻究竟开罪了多少官僚政客？没有人能够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陈之迈说蒋廷黻的性格过于天真、狷介，他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将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他看得起的，另一种是他看不起的。对于前者，比如胡适、翁文灏等，他可以与他们争得脸红耳赤，但因为尊重他们，才与他们认真。而对于后者，他会很不礼貌地板起面孔一声不响，最后毫无表情地起身送客。与他曾经在联合国共过事的澳大利亚外交官这样形容蒋廷黻：“他是一个简单的人，不复杂的人。他像一头牛，充满着笨劲，一直往前冲，眼睛只往前看，这使他能够排除万难而达到他的目标。这是他的可爱之处，也是他成功之处。”[301]不过，中国的官僚体制容纳得了他吗？在他从不诉苦的湖南人性格当中，又藏起了多少常人不易觉察的悲凉和孤独？
蒋廷黻虽然在官场中作为有限，但仍然保持着一份天真的自负，相信自己很懂政治。那代知识分子在这方面都有点自以为是。胡适有一次还笑眯眯地对他说：“廷黻，谈政治，你还得听我的！”[302]以他的自负，蒋廷黻未必肯服气。丁文江生前颇以为自己可以当军校校长，蒋廷黻却向人夸海口，认定自己是首任台湾省主席的最好人选呢。
蒋廷黻、胡适、丁文江这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保留着许多古代士大夫的遗风，在性格上最接近宋儒。钱穆在谈到宋儒时这样说：“宋儒八方为敌，要在政治的宗教的引诱中，带人走上一新路。他们排斥佛教，但仍要有佛教普度众生的牺牲精神。他们反抗政治，但仍要自己走进政治来完成他们治国平天下的大抱负……他们依仗的是书生们的社交团体，要把社会名教高驾在朝廷官爵之上……他们要高自位置，超越在皇帝政府政治权位之上，但他们没有门第凭借，又不肯采取佛教出世态度，尔为尔，我为我，严格与政治割席分疆。在他们则只想把人文中心的‘道理’二字来说服上下。西汉淳朴，东汉清高，唐人阔达，而宋人成其为严肃。他们的过分严肃处，让后人听到道学先生一称呼，便想象他们不近人情。但他们毕竟有他们的精神，此后直到清代，七八百年，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毕竟端赖此种精神来支撑。”[303]虽然蒋廷黻没有明说，他的最高人生目标，其实就是做一个范仲淹或王安石，那是经世知识分子理想的臻境了。
马克斯·韦伯将政治看作是一门志业。他说，以政治为业有两种方式，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二是“靠”政治而生存。前者毋宁说是政治家，后者只是一些以政治为饭碗的食客而已。真正的政治家，天生是“为”政治而生存的，从内心里将政治视作自己的生命，从而获得一种生命的意义。[304]韦伯还谈到，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必须具备三方面的禀赋：对自己认定的价值目标的生命关切和献身热忱；基于上述关切而产生的现实使命感并具有实现这一使命所必需的责任伦理；对现实超越感情的冷静判断和深刻理智的洞察能力。[305]韦伯理想中的政治家，是既在世俗又不为世俗，拥有权力又不迷恋权力，在工具理性的行动中追求价值理性的神圣目标。在从政的蒋廷黻身上，韦伯所描述的激情、理性和责任伦理似乎都不缺少，他本来是有可能成为一个不错的政治家的。遗憾的是，这样的政治家，只有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才有自己的活动空间，而在一个专制政体中，开明也罢专制也罢，需要的只是听话的技术官僚，而非有自身理念和追求的政治家。蒋廷黻曾经是那样热烈地鼓吹专制，以为民主不可行，殊不知正是其心仪的专制政体，成为自身最大的障碍。到40年代末，蒋廷黻可能意识到了这一点，觉得在体制里面做一个公务员难有作为，曾经考虑筹建一个中国自由党，为自己开拓更大的政治空间。因为没有人响应，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在他晚年的时候，有一次学术圈的老友李济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蒋廷黻没有回答，反问了李济一个问题：“济之，现在到底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306]命运真是与蒋廷黻开了一个大玩笑，他大半生试图创造历史，却没有留下多少值得一提的政治功绩，而无意间写下的《中国近代史大纲》，却成就了他做司马迁的梦想。在蒋廷黻的反问中，也许他已经悟到点什么，然而，一切都太晚了。
叶公超：误入宦途侯门深
当年的国民党政府，可以说是精英内阁。不少本来已经颇有名气的大知识分子，弃学从政，服务政界，如翁文灏、王世杰、蒋廷黻、叶公超、吴鼎昌、吴景超、王云五等。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要数叶公超。这位曾经主编过《新月》杂志的江南才人，堂堂清华、北大的英美文学教授，后来竟然入驻内阁，把玩政治外交，成为现代中国士林中的一大景观。
像大多数江南才子一般，叶公超也出身于书香门第，世代以诗书相传，曾祖、祖父都是一时名重的进士、举人。父亲做官，曾当过九江知府。父亲死得早，叶公超很小由其叔父叶恭绰带大。这位叶恭绰当年可是大名鼎鼎，官至民国交通部部长还算小事，他的诗文书画比其官衔更出名，还玩得一手好古董。中国传统士大夫本来就是诗、士、仕三位一体，叶公超后来所继承的也是这祖上的风气，算不上是歧出。
叶公超从小喜欢读书，先是在国内的南洋模范小学、南开中学，后来又去英国和美国读中学、大学，最后师从大诗人艾略特，从剑桥大学毕业。凭着一张剑桥文学硕士的文凭，叶公超昂首步入北大英文系出任教授。这一年，他才23岁，据说是北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比胡适当年入北大还要年轻四岁。坐在下面的学生，论年龄大多比他年长，废名就比他大四岁。即便是最小的梁遇春，也只比他小两岁。不过，面对叶公超一口比国语还流利的剑桥英语，又是莎士比亚，又是艾略特，坐在下面的，纵然百般挑剔，也不得不服。特别是那些纯情的女学生，个个佩服得如痴如醉，恨不得立即以身相许。
叶公超风度翩翩，少年得志，又迅速打入了北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核心圈子——新月社，前途可谓光芒万丈，不可限量。不过，一个人不怕聪明，怕的是太聪明。智慧超人的天生才子，兴趣太广，什么都行，最后往往因为小猫钓鱼，缺乏深入和韧劲，落得个一事无成。叶公超后来的发展，不幸也验证了这条铁律。
他还是个八面玲珑之人，朋友多得不计其数，三教九流无不结交。在这一点上他很像胡适，胡适靠的是修养，叶公超则完全出自天性。不过，胡适是老派绅士，待人接物，一以贯之，以诚相待。叶公超却人小鬼大，很有点小魔头的本领，可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优雅粗俗之转换，易如反掌。周作人说过，自己心中有两个鬼，一个是绅士鬼，另一个是流氓鬼，叶公超想必也是如此。大约家道中落，寄人篱下出身的，都有这套应世的看家本领。
因为好客、随和，他也像胡适那样比较宽容，无论对朋友，还是对论敌。在新月文人中，他与梁实秋都是学英美文学的，梁比较尖刻，常常要与鲁迅打笔仗，而且语句颇伤人。叶则温厚多了，他主持《新月》期间，是杂志最浪漫、最醇厚的一段，他理想中的《新月》，不是刀光剑影的古战场，而是月下把酒论诗的田园梦。他看人论物，也不以圈子为重，能够超越党派之争，持公正之论。徐志摩是圈内的自己人，鲁迅是新月的仇敌，但叶公超偏偏认为：“我觉得鲁迅的散文比徐志摩的好。”[307]
鲁迅逝世以后，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圈中掀起波澜。气量比梁实秋还小的女作家苏雪林，虽然鲁迅没怎么开罪过她，竟然气急败坏地给胡适写信，把鲁迅骂了个狗血喷头，又是“刻毒残酷的刀笔吏”，又是“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比的小人”，大有鞭尸而后快之意。她还要胡适出面带领自由主义的这帮人，反击上海左翼搞的“鲁迅宗教”。幸而胡适脑瓜子比较清醒，没有上这个小女人的当，还以长辈的口吻开导了一番苏雪林，为鲁迅说了一些公道话。[308]作为一方盟主，有这样的肚量、雅量、气量，无论出自真心，还是虚意，都颇不容易。
即便如此，论及对鲁迅的公道，胡适依然比不上叶公超。鲁迅谢世之后，他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把鲁迅的所有作品又重读了一遍，在天津《益世报》增刊发表了《关于非战士的鲁迅》。他历数鲁迅在小说史、小说创作和散文上的成就，指出鲁迅作为非战士的另一面之伟大。他特别赞扬鲁迅的文字：“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颗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309]这话褒贬分明，不知梁实秋和苏雪林读了以后，是否会觉得叶公超吃里爬外，是新月的叛徒？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是，胡适看了有点不高兴。这位中国自由主义的盟主，可以对论敌宽容，但骨子里还是存有根深蒂固的圈子意识，他责怪叶公超：“鲁迅生前吐痰都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公超倒是一脸的坦然：“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310]
他言犹未尽，接着在《北平晨报》文艺副刊上，又发表了一篇更长的文章《鲁迅》，对这位敌对阵营的旗手做了更全面、更公正的分析。叶公超说，五四之后，国内最受欢迎的作者无疑是鲁迅。主要的原因是在他能满足一般人尤其是青年们在绝望与空虚中的情绪。不过，鲁迅那反抗的咆哮，无情的暴露，只能充实一时的空虚，有时还能给我们一种膨胀的感觉，但转眼之间又依然是空虚与绝望。其实，连鲁迅自己也很明白这一点，常常劝大家不要弄到恨恨而死。他不但能怒，能骂，能嘲笑，能感慨，而且还能忏悔，自责，当众无隐讳地暴露自己。叶公超还写道，鲁迅其实是一个有浪漫气质的人，他是抒情的，狂放的，整个自己放在稿纸上的。但一个浪漫气质的文人被逼到讽刺的路上，实在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在文章的最后，叶公超再次热烈地称赞鲁迅的杂文：“在这些杂感里，我们一面能看出他的心境的苦闷与空虚，一面却不能不感觉他的正面的热情。他的思想里时而闪烁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在梦与怒之间是他文字最美满的境界。”[311]
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与上海，自由主义与左翼之间，早已是泾渭分明，水火不容，一个新月派的文人，能够说出这样的公道话，且是那样地贴切、理解，除了叶公超，再无他人。也许，在北平自由主义的核心圈中，他是一个最无党派歧见的人，他以自己的唯美主义立场看待一切，因而能够超越狭隘的帮派意识，作为一个文艺批评家，守护住了自己职业的道德和独立的尊严。
虽然淡于党派意识，但叶公超有自己的正义和良知。当日本人的炮火逼近北平时，他无法再从容下去。“一二·九”运动的时候，他在清华大学当教授。那几天清华园里人心惶惶，宋哲元派警察来校园抓学生领袖。这天，叶公超去图书馆看书，偶然发现自己的学生、清华学生会主席华道一正在图书馆看报。他很惦念学生的安全，走上去拍拍华的肩膀：“如果晚上没地方住，可以到我家来！”[312]果然，华道一得到了梅校长的通风报信，知道自己上了黑名单，于是躲到了老师的家里。叶公超让学生在客厅的长沙发上睡了一夜后，第二天早上正式地招待了他一顿西式早点，送他回无锡老家躲避。
侵略者的坦克终于开进了北平，叶公超随西南联大转移到了昆明。时局越来越危险，教授的生活待遇也一落千丈，享受惯安逸的叶公超有点受不了，经常发牢骚说：“还不如去从政呢！”不过，以文人的清高，不是一个芝麻绿豆官就可以屈就的，即令出山，也要待价而沽。所以叶公超又半开玩笑地补充说：“我要足够大的官才做。”[313]
没有想到，一件偶然的事情竟然令玩笑成真。叶恭绰当年有一件西周的青铜器：毛公鼎，上面刻有传世青铜器中最长的铭文。抗战全面爆发后，叶氏躲避香港时，来不及带走，留在了上海。叶妾潘氏欲侵吞这件国宝。叶公超衔叔父之命赶赴上海处理。日本宪兵接潘氏密告，突击搜查叶宅。国宝没有找到，倒查出手枪两支。叶公超因此而被捕入狱，刑讯逼供，又是鞭笞，又是灌辣椒水，吃足了苦头。叶公超虽然是一介书生，性格倒是外柔内刚，就是死不开口。最后由其兄具结作保出狱，携毛公鼎秘密逃到香港。就是这次入狱，种下了叶公超对日军仇恨的种子，他再也无法平静地回到校园教书，唯愿只身贡献抗战。他的朋友、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的董显光博士趁机动员他出山，为国家服务。就这样，叶公超决然告别了学界，步入了仕途。
从小小的国际宣传处驻马来亚专员起步，短短几年间，叶公超平步青云，官运亨通：欧洲司司长、外交部次长，直至外交部部长。英语好、交际能力强自然是本钱，同时也与最高领袖的赏识有关。当年的蒋介石虽然是行伍出身，却不妒忌学问比自己大的知识分子，很是重才。只要有才，还是可以在政府中冒尖。
叶公超在学校是一副名士派头，他将名士派头同样带进了官场，豁达、开朗，不拘小节，令外交部气象一新。他放手让副手和部下工作，笑呵呵地公开宣布：“我一天只看五件公文，其他的都不必送上来了。”[314]部长当到如此潇洒，大概也无出其右了。
然而，官场真的是那般好混，真的如清华北大一般是名士的伊甸园？叶公超未免太天真了。作为一介书生，他只知道展现自己的聪明才智，哪里懂得官场的尔虞我诈，政治的曲折复杂。何况，在一个专制者手下打工，处处要仰人鼻息，看主子的脸色。叶公超纵然从小八面玲珑，毕竟是大户人家出身，免不了骨子深处的贵族傲气。他自称做人的座右铭是“见大人则藐之”，然而在官场里面，有些大人你是藐不得的。谁藐谁就受气。叶公超官场20年，究竟受了多少气，谁也不清楚，只有他的部下和女人略知一二。在外交部工作的人，都知道只要叶公超被蒋介石训斥以后，回到部里必定训斥司长。有人回忆当年的叶公超说：“他的脾气一天有如春夏秋冬四季，你拿不准去见他时会遇上那一季，大家凭运气，可能上午去看时还好好的，下午就被骂出来。”[315]这是专制统治下的悲哀：见了狮子是羊，见了羊是狮子。做官不如狗呵。
1958年，叶公超外放，担任“驻美大使”，本以为可以自由一些，但现代的独裁统治，远远要比古代的专制厉害，纵然远隔重洋，依然是蒋手中的牵线木偶。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三年以后，因为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叶公超成为美国与蒋之间的受气夹板。蒋尽管碍于美国主子的面子，勉强同意“弃权”，但这口鸟气却撒在叶的头上。叶公超被急召回国，一下机场，他被冷冷地告知：将另有安排，你就不必再回美国了！不久，发表他为“政务委员”，如同一件被主人玩厌的古董一般，被闲置起来，且被剥夺了出国的机会，实际上形同软禁。行政主管部门开会时，别人都来去自由，叶公超呢，哪怕上一个厕所，都有人贴身陪同，名曰“保护”！
闲着实在无事，老朋友梁实秋等邀请他去台师大和台大兼一点课，以作消遣。叶公超很兴奋，他以为在政界转一圈，回到学界也好。开的课还是老本行“现代英美诗”。文坛老将重返讲台，自然听者如云，下面又是一排排黑压压的学生和一双双因崇拜而发亮的眼神。叶公超感慨万千：还是文人最自由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但是，这位老兄还是太天真了一点。不久，有关方面便来干预，说是有碍国际观瞻。匆匆上了一个学期，就被迫收场。叶公超方才明白：原来一日当官，终生为奴呵。
晚年的叶公超是寂寞的，寂寞到只有心爱的女人做伴。他热闹了一生，却以冷清收场。这，又能怨谁呢？人是不能走错一步的，一步错，步步错，再也不可能回到起点。
叶公超死后，倒重新热闹了一阵，大家又重新记起他的天真、可爱，以及种种奇闻逸事。在众多悼念文中，陈香梅女士写的文字，或许最解人意：
叶公超是个性情中人，他是个读书人，有报国的雄心壮志，他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比爱自己多多，他也是一位怜香惜玉的才人，他对不少女人有不同的情感，但他不可能是理想的丈夫，他的婚姻是失败的，我们不须替他辩护。他爱的国家，他爱的女人都使人失望，有负于他，这是一个大讽刺，也是一场悲剧。[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