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答《开卷》记者问[2]
问：见到你很高兴，丁玲女士。我在报上看到叶圣陶老先生赠你的词和叶至善先生的《〈六么令〉书后》，连着读了三遍。我觉得，你还是那样，还是我们以前所熟悉的丁玲。
答：是吗？哈哈……。叶老是老前辈呵，我是他从来稿中发现的，还有一个彭子冈，三十年代很活跃的一个女新闻记者，也是叶老在很多来稿中发现的。当时，还不只是看到我的稿子就给予发表，而是第一篇（《梦珂》）就发了头条，第二篇（《莎菲女士的日记》）也是头条，第三篇（《暑假中》）还是头条，第四篇（《阿毛姑娘》）也还是头条，这给自己的鼓励大得很。发表四篇文章后，叶老给我写信，说可以出一本集子了，帮我去交涉开明书店，出了一本集子：《在黑暗中》。所以朋友们就跟我开玩笑，说：“我们是背棍打旗出身，你是一出台就挂头牌了，在这上比我们运气好多了。”真是碰到了一个好编辑。
那天刘心武在这里，我跟他说了，他的运气跟我也差不多，一写文章就出风头了。这有一个好处：鼓励大；也有一定危险：写写没东西写了怎么办？而这时名又传了出去，结果名实就不易相符，就虚了。这要警惕，一自满，这作家就完了，很容易的。还要拚命，像爬山一样，不能说爬到了一个山峰就不爬了，还要拚命爬，一丝一毫都不能自满、松懈。
问：你在创作道路上的几次转折、突破，是不是基于这种思想？
答：我写了《在黑暗中》那几篇后，再写的东西就超不过那几篇了，还是在这个圈子里打转。自己感觉到了这一点，就一定要想办法，把这套东西放下来，另外再想一套东西。那时候，我放下短篇，暂时不写，着手搞长篇，写《韦护》了。这篇《韦护》突破了过去的一些东西，写了一些新的事新的人，那些人从黑暗逐步走向光明，而光明还没全部来到，有光明还有黑暗，因此有矛盾，就写这个东西。当然，在当时也并不是很明确的认为自己不行了，才改变的，而是后来回过头来看，发现是那么回事。我觉得《韦护》在我的写作上是比过去进了一步，当然，还没有跳出恋爱啊、革命啊的范围，但它已是通向革命的东西了。
这以后写了《一九三〇年春上海》，是写在时局的转换中，在新的条件新的环境下知识分子的转变和苦闷。
还有个突破是写《水》，我一定要超过自己的题材的范围，《水》是个突破。《水》以前是《田家冲》。写了《田家冲》不够，还要写《水》。这两篇小说是在胡也频等牺牲以后，自己有意识地要到群众中去描写群众，要写革命者，要写工农。这以后还有一些短篇：《消息》、《夜会》、《奔》都是跟着这个线索写的。
还有一篇，可惜我后来没继续下去，就是《母亲》。这是我在写这些短篇中间，觉得欧化了的文章还是不好，有意识地想用中国手法，按《红楼梦》的手法去写。我对自己的家庭生活比较熟悉，也比较适宜于这种写法，就写下来了。
问：《母亲》一书你原计划写三四十万字，出版的本子只有十万字，现在准备继续写下去吗？
答：有人建议我写下去。他认为这篇作品比较民族化，跟中国传统小说比较衔接，而现在不少小说多少有些欧化。并且他还认为，这本书里的人和事都是从旧到新，是从封建社会慢慢走过来的，也很有意思。而且是写自己，写来不必花费很多时间，应该是可以写下去的。
问：那你接着写下去，就可把自传也完成了？
答：我也考虑了，主要还是时间问题。要写出来，总是文艺性的，是文学作品，总得花脑筋。虽是真实的生活，但究竟还要提炼。
问：当年你为什么选择了写作这条道路？
答：因为对社会不满，自己生活无出路，有许多话要说，却无处可说，也找不到人听，很想做些事，也找不到机会，于是为了方便，提起了笔，为自己来给社会作一个分析。
问：从一九二六年开始，你已经写了五十二年，你感觉自己最得意的是哪一部作品？
答：都不满意。人家说我“一本书主义”，我说我什么时候满足过我有一本书？我总觉得我没有写好。你说我写了一篇文章，如果觉得不好，为什么还拿出去发表呢？我说老实话，写的时候，我对它还是非常有感情的，喜欢得很。我自己的东西写出来后差不多都记得。因为总是写了又看，看了又写，有兴趣得很。可是过了一个时期再来看，便会发现许多东西没有写上去，又觉得不够了，不好了。还有，在我脑子里头，生活里面，新的人物又出来了，我觉得一定可以写出个更好的人来。所以，我总觉得我没有写好一本书。
我现在觉得，《在严寒的日子里》或许我可以把它写得好一点。因为这样一些人和我一起生活了三十年，虽说这当中我没写他们，但我在想他们，总是在想他们，不是想这个就是想那个，什么时候他们还有什么事，都不停地在脑子里转着，所以我非把他们写出来不可。但是是否真的能写出来呢？很难一定啊。文学这个东西是没有底的。比较缺少经验的人容易满足自己，但是写多了的人他总是不满足，他需要不断有新的东西。对写作真正发生兴趣的人，也不会轻易满足自己的，总还要想写好的，最好的。我自己就是这样。
问：《在严寒的日子里》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
答：怎么说呢，应该说是姊妹篇吧。《在严寒的日子里》写的是土改以后，也是那个地区的生活，从时间和斗争内容来说是《桑干河上》的姊妹篇，但人物已完全不是《桑干河上》的老样子了。
问：记得一九五六年曾经发表过一部分，全书准备什么时候完成？
答：这本书真是多灾多难。全国解放以后我就想写，可是一直不太顺利。我参加过好几次土改，对土改中从完全没觉悟到有觉悟到掌权的贫雇农是深有体会的。我写的虽是桑干河上的贫雇农，但我的人物不单是那里的模特儿，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那些年在农村中生活积累下的人物。那些时候，我花了很大的劲，和一些老太婆，邋里邋遢的、身上长虱子的，睡在一个坑头上，讲村上的事，山西人叫访古，一聊聊半夜，我总是听得很有兴趣。那里的很多年轻人也愿跟我谈心，有些村干部就是我拨弄出来的。
问：你很会交各种朋友啊。
答：这很重要。在延安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当副主任时，毛主席就教我：“你开始做工作就是要认识人，一个一个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那时我还不太懂这话的道理，但搞土改时就懂得了。一个村子千把人，非得一个个人去认，才能认识、了解。我天天串门，一个个的去认识，跑得多、深，对很多人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这本书现在要我不写也不行了。
全国解放后，我就想动手写，但组织上要我来北京工作，只好暂放下。一九五三年我把全部工作推掉（一九五二年就开始因腰疼养病），跑桑干河，跑河北，找那些老熟人。五四年动笔写了一点，但老开会，写一点就从外地叫回来，进展不大。五五年胡风问题出来，以后又扯到丁陈反党集团，那就没什么心思写作了。五六年发表了写好的头四万字。五八年再下去。一直到一九七〇年我都在东北农场。六五年遇见一位场长，是个老红军，他答应给我条件，让我写作。我忙里偷闲，挤时间写了一些短篇和长篇。长篇好容易才写十二万字，到文化大革命却统统都丢了，命运就是这样！
问：那时候你有点灰心了吗？
答：原稿全部丢失是在我们到了山西以后才知道的，那时我和老陈两人身体都不好，只是看点书。周总理一逝世，邓小平一下台，我真的有点灰心了，我想我大约没有希望了。以前总想，虽然我的帽子大一点，但总有一天中央会帮我解决问题的，毛主席、周总理，还有许多中央同志总是了解我的。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总理逝世，邓小平又下台，我想邓小平还下台，我还能存什么希望？我什么也不想了，算了吧，我写书，写《在严寒的日子里》，一定要把它写出来，活着出版不了，死了交给儿子女儿。我把一九五六年发表过的四万字找来，从头再写，写了十六七万字。
打倒了“四人帮”，我又有了希望，一有希望心就活了，一下反倒安定不下来，也写不下去。问题解决以后，心里踏实了，真想好好多干点、多写点，但事情很多，进度也不快。
这本书真要写完得有八十万字，所以我负担很重。现在我计划不写那么长，尽可能写五十五万字，基本定了就可以了。
问：对你早年的一些作品，如《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你现在有什么看法？
答：这几篇曾被认为是毒草文章。但我相信广大读者的鉴别能力。
关于“莎菲”，我以为还是茅盾说得对，茅盾说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她是一个叛逆女性，她有着一种叛逆女性的倔强。有人说那是性爱，莎菲没有什么性的要求嘛，她就是看不起那些人，这种人她看不起，那种人她也看不起，她是孤独的，她认为这个社会里的人都不可靠。那么她是不是就这样活下去呢？她得活下去，必得活下去，还是要活，怎么办呢？最后，她说：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吧！但她的精神，她的心灵并不甘心，所以她是苦闷的。她叫喊：我要死啊，我要死！其实她不一定死，这是一种反抗。那时候，这种女性，这种情感还是有代表性的。她们要同家庭决裂，又要同旧社会决裂，新的东西到哪里去找呢？她眼睛里看到的尽是黑暗，她对旧社会实在不喜欢，连同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她也都不喜欢、不满意。她想寻找光明，但她看不到一个真正理想的东西，一个真正理想的人。她的全部不满足是对着这个社会而发的。
这是一九二七年写的东西，谁想到三十年后忽然发现这是一棵大毒草，哈哈……。
问：“梦珂”也是和“莎菲”同类型的人吧？
答：对，但她没那么集中，对旧社会的不满不如莎菲那么强烈。她也是不安于庸俗，她最后甩脱了那些人，但以后到哪里去也还是不可知。
问：《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一个真的故事？
答：这是我听当地一个做妇联工作的女同志告诉我的一件事，我并没有直接见到这个人。我觉得这个女人牺牲很大，但是她没有被痛苦压倒，她也是向往着光明的，我就是想写这样一个人。这种人，这样的事在当时抗日前方的村子里是不少见的。
《“三八”节有感》嘛，我想如果现在发表也许不会有什么问题了。那时主要批评它攻击了领导，诬蔑了边区。其实我说的只是一个妇女问题，只不过是离婚再结婚嘛，那有什么了不起，现在很多问题比那时可严重多了。
问：你认为写一个好作品最重要的是什么？
答：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出人来，就是要钻到人的心里面去，你要不写出那个人的心理状态，不写出那个人灵魂里的东西，光有点故事，我总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兴趣。
社会总是复杂的，有各种各样的人。
一篇小说，里面也应该有各种各样的人，这个人，那个人，这些人的互相关系，你总得写得跟生活中的真实一样，那才能动人。比如《红楼梦》，都是些女孩子，长得都很漂亮，可是如果把林黛玉和薛宝钗写得毫无区别，这个小说怎么能动人呢？我们有些作品就是不能达到这样，没有个性，只是指点读者：这是好人，那是坏人。实际生活中的人岂能是那么简单的呢？人总是不一样的，写出这个不一样，人物就有血有肉，就活了。相反，则只是个骨架子，读起来完全没有趣味。
人与人的关系也要注意写好。作品是反映社会、表现社会的，作家必须自己走到这个社会里面去，留心观察，把各种错综的关系准确地表现出来。
我们的作品还要使我们的读者有所激动，健康的激动。要让读者看着这个故事同我们的社会、同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关的，连得起来的，能激动人，这样的作品就是好作品。这也是我个人现在的奋斗目标。比如写“伤痕”小说，有的人赞成，有的人不赞成，这有什么赞成不赞成呢？社会里有那个事你就可以写嘛。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注意别写得哭哭啼啼的，别把政治性当作口号去说教，政治性就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是意会出来的东西，读者从这里面得到启发，得到恨，得到爱。爱的是好的东西，恨的是坏的东西。作品在人家感情上起这种作用，而不要老叫人家读教科书：哦，原来是这样啊——读完了也就完了，没有回味。
问：你是怎样看作家的社会责任的？
答：作家应该是一个时代的声音，他要把这个时代的要求、时代的光彩、时代的东西在他的作品里面充分地表达出来。时代在变，作家一定要跟着时代跑，把自己的生活、思想、感情统统跟上去，这样才能走在时代的前列，代表人民的要求。要是不能做到这一点，不是说你不是作家，你还是作家，不过不算是好的作家。
问：但是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呢？
答：还是要到生活中去，参加生活里的斗争，记住自己是大众中的一个。
作家应当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熟悉的人物，不仅仅写工农兵，还要写知识分子、专家，写上层政治家。作家也应当经常下去，去熟悉我们尚不熟悉的生活，去熟悉那变化着的新生活。人民是最朴实最伟大的，要深入下去，写出他们心里的东西。
作家应该深入到生活里去，理论家、批评家、编辑、领导文艺工作的同志们，也应该注意解决这个问题。
问：对文艺写真实的问题你是怎么看的？
答：文艺就得真实，不写真的还写假的？典型化的人是不能脱离真实性的。《母亲》是真人真事，但写成文学作品还需要提炼，要写出特点来，才能生动。
“暴露文学”这个提法是不科学的。张志新是个最光明的人，但写光明难道就能不写黑暗、不鞭打黑暗吗？写一个反封建的人能不写到封建吗？看不到两者的辩证关系，我们的脚就走不动了，写英雄就成了毫无缺点的人物。主要的还是在于作家的立场，站在什么立场去写光明与黑暗。
想不写伤痕是不行的，但要写得气壮山河，不光是同情、悲痛，还要乐观、要有力量。作家是有自觉的人，不能光是叹气、受苦，还要引导。
现在有不少的新作家，他们敏感，有感受，思想解放，敢于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他们是我们文艺的希望。
问：你创作有什么习惯？构思时间长吗？每天能写多长时间？
答：我不习惯打提纲。脑子里有个大致的人物谱，这些人物的层次、布局，做些什么事，怎么发展，都在脑子里酝酿。然后就一面写一面改。酝酿得够了，写来改动就少，否则改动就多。
我也不习惯作记录，素材都装在脑子里。喜欢的用得上的东西我听进来了就再也不忘；不重要的，当时就排除了。大约因为我很年轻就开始写文章，至今经历了五十多年，虽说最近二十年放下了笔，但因从年轻时就写，多少养成了一种职业性的习惯和能力，比较能够摄取和记住生活中的一些素材，甚至有时一句话一个动作印象都很深。但因为不做文字记录，光凭脑子，一些有用的、好的素材被忘掉，也是常有的。特别在年纪老了的时候。
我现在总是早上写，下午看书、接待来人，晚上看报休息。写四五天就要休息，完全不去想它了。前几年我们在山西时，过几天我们就爬山去，到处走走看看。那可是个很好的休息。
问：最后，还希望你谈谈你的创作计划，这两年正在出版你的什么书，你还准备为读者写些什么？
答：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在重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正在重编《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论文集》，也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我把过去写的有关部队的文章选编了一册《到前线去》，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我还想把《母亲》写完。最大的工程是《在严寒的日子里》，这个长篇无论如何是要把它写完的。我想，只要时间允许，我会尽我的力量多写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