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我母亲的生平
我母亲姓余，闺名曼贞，后改名为蒋胜眉，字慕唐，一八七八年生于湖南省常德县。她的父亲是一个宿儒，后为拔贡，做过知府。因家庭是书香门第，我母亲幼年得与哥哥弟弟同在家塾中读书，后又随她的姊姊们学习画画、写诗、吹箫、下棋，看小说，对于旧社会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规矩，总算有了一点突破，为她后来进学校，在教育界奋斗十余年，以及熬过长时期的贫困孤寡的生活打下了基础。她的婚姻生活是不幸的，从她口中知道，我父亲是一个多病、意志消沉、有才华、却没有什么出息的大家子弟，甚至是一个败家子。我母亲寂寞惆怅、毫无希望地同他过了十年，父亲的早死，给她留下了无限困难和悲苦，但也解放了她，使她可以从一个旧式的、三从四德的地主阶级的寄生虫变成一个自食其力的知识分子，一个具有民主思想，向往革命，热情教学的教育工作者。母亲一生的奋斗，对我也是最好的教育。她是一个坚强、热情、勤奋、努力、能吃苦而又豁达的妇女，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她留下一部六十年的回忆录和几十首诗，是我保存在箱屉中的宝贵的财产。每当我翻阅这些写在毛边纸上的旧稿时，我的心总要为她的经历而颤栗，不得不生出要写她、要续写《母亲》这部小说的欲望。只是太多的事，太多的人挤压着我，在排队时只得把她挤到后边。这次人民文学出版社拟重印《母亲》，我便重读四十多年前的这部旧作，重读母亲写的遗稿，重温母亲曾给我的教益和支持。只是因为许多更紧迫的事，我不能不压下续写《母亲》的欲望。我现在只能把母亲的生平，作一极简单的介绍，希望能帮助读者更易于了解另一个时代，另一种社会，和在另一个时代，另一种社会中斗争的人吧。我想摘录我母亲遗稿中的一些片断，尽管她没有完全写出她的感受，文字比较粗浅，但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读来也许会感到更亲切些。
一九〇九年：
……弟命人送信来……并告社会上有先觉者欲强家国，首应提倡女学，因女师缺乏，特先开女子速成师范学校，定期两年毕业等语。闻后雄心陡起，我何不报名读书，与环境奋斗？自觉如绝处逢生，前途有一线之光明，决定将一切难关打破，一面复弟函嘱代报名，一面打主意。他们家习俗女子对外无丝毫权力，有事须告房族伯叔。于是去晤深晓事理之伯兄，申明事之轻重，不能顾小节失此时机，彼亦赞成。我清检后，将正屋锁闭，托人照看。即携子女，一肩行李，凄然别此伤心之地，一路悲悲切切，奔返故里（常德）。（括弧内的字是我加注的，下同）
一九一〇年：
……与同级者更觉亲爱，其中有一十余岁姓白者（即向警予烈士。母亲写回忆录时是在一九四一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她不能直写烈士的姓名），与我更说得来，学问道德，可为全校（指常德女师）之冠。她对我亦较同他人合得来些，真可谓忘年交。还有唐氏姊妹，及伊表妹，均少年英俊，学识俱优。还有几位，其志趣亦不凡，她们服我不畏艰苦，立此雄心；我亦钦佩她们见解高超。我常与她们谈论各种问题，以致迟归。
一九一一年：
……弟之友来告，城门（常德）已锁，恐有意外事发动，嘱作准备，如消息恶劣，当再送信。此时弟不在家，急与弟妇商量。我更因校长与监督均已去省城，校中（常德女师）仍有数十住宿生，她们皆是年轻姑娘，又处异地，万一有事，不堪设想，不若接来我家暂避，今宵明日听了信息，另打主意。她亦赞许。时大雨滂沱，余撑伞到校（常德女师）报告一切，并把弟妇奉接意思申明。一刻儿如鸦飞鹊乱，联翩至吾家。且喜床铺多，天气不冷不热，四、五人一床，或品茶谈天，或看书下棋。第二天风声愈紧，乃反满战争（指辛亥革命）。民众平安久了，不胜恐惧，市上已搬空，学校停课，学生纷纷回家，我又喜又悲，不觉流出泪来。……
一九一二年：
……本校（常德女师）师范停办，故里（临澧）欲吾创办小学，自度才力不足，未曾应许，私衷急欲读书，于是函约诸友，自借款登轮赴省会（长沙），带一双儿女，受尽几许艰辛，直等到新创办的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开学，方才考入，……将子女寄居姨家，母子分离，精神上不免有些痛苦，且喜白友等均已次第入校，畅谈往事，功课紧张，把心事也就放宽了。……怕他们（指我和弟）受寒，将我的被褥分给他们，只留一床秋被自盖。一来我身虽冷而心安；二来被暖难于早起。我身上也只穿得旧的薄棉袄，两条单裤，听讲时两脚由土地上生一股寒气，从背直达脑顶，不由的战栗。直等下了课，将两手呵气，两脚跳踢，才觉得有点生气。每入餐室，整队徐行，既至入桌，饭菜全冷透了，只听得一片齿碰碗箸的声响，八人一桌，只有一箸的菜，不吃，肚子饿则愈冷。早晚点名时，无情的北风如刀剜人肌肤，时已下过两场雪。白友抱被来与我共眠取暖，她说她素畏寒，于是睡时稍好。可以早点入睡。
一九一三年春天，我母亲因为没钱，在长沙第一女师未毕业，就去桃源教书了；两年后又转回常德，当学校管理员（即舍监，管理学生思想教育的）。经常到学生家里访问，帮助解决学生家庭的困难，在学生和家长中很有威信。
有远方学生病虚弱者，吾怜伊无母，且天资聪敏，极其勤学，故有此病。将伊移居女室，吾自为照应，夜起数次，审其寒热，辨其病状，饮食医药，亲自调理，数星期后始痊愈。或有经济缺乏者，或有因道远钱不就用者，我自己省吃俭用，薪金有余则应伊等之缓急，助无力求学者，况余素轻视物资，又不善理财，售产之款，除还债及为本族经手人借用之外，几乎毫无所存了。
一九一八年春天，最可怕的事，我母亲一生中第二次最大的打击发生了。我的小弟弟寄住在一所男子高小学校，春天患急性肺炎，因无人照顾耽误了治疗，夭折了。我母亲懊悔悲伤，痛不欲生，从精神到身体都几乎垮了，但由于向警予等挚友们的开导，我母亲才又振作起来，并全力组织妇女俭德会，成立附属学校，一年后又毅然辞退高工薪的管理员职位，离开自己耗费过心血的县立女子高小学校，而专办妇女俭德会的附属小学。同时又创办工艺女校和工读互助团。互助团是工读学校，吸收贫苦女孩入学，半工半读。她的这些不平常的行动在她的遗稿中是这样叙述的：
唉，可怜不幸的曼，又从死里逃生。唉，不能够死咧，还有一块肉，伤心哟！吾女每见我哭，则倒向怀中喊道：“妈妈咧妈妈！”做妈妈的怎舍得你，你若再失去妈妈，你将何以为生！只得勉强振作精神，自己竭力排解，从此母女相依为命，从弟家重返县立女校，为千万个别人的子女效劳。……
不久，白友准备留学法国，从她的故乡溆浦去长沙，路经常德，特来看我。彼此知己，相晤之下，极其忻悦。留居校中，并约旧日好友，为十日之聚。夜夜与白友抵足谈心。伊劝我振作精神，将眼光放远大些，不可因个人的挫折而灰心，应以救民救国之心肠，革命的成功，来安慰你破碎的心灵。并介绍我看那几种书，都是外边京沪出版的一些杂志新书。我听她这些话，如梦方醒，又如万顷波涛中失了舵的小船，泊近岸边一样。亦正如古人常说的“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白友之来，其所言真是我的福音。其他友人也顿开茅塞，相约应互相勉励前进，我顿时感到强了许多。……
一九一八年：
这年夏天，我与数友风雨无阻四处奔走，筹备组织妇女团体“妇女俭德会”，至开成立大会时，到会者会员上千，还敦请了各界人士。大众推我为主席主持开会，报告妇女俭德会成立的宗旨，另有多人演讲，这实为本县之创举，一时热闹无已。夕阳西下，始散。此时才觉得一身虚弱到极点，将开水泡了一碗冷饭，略塞饥肠，才觉得好些。
从此别开生面，不似以前那样悲苦了。又与友人相商，欲提高贫民女子知识和解救她们的痛苦，想于常德东关城乡办一平民工读女校，不独不取分文学费等项，还要使她们有进款。友人亦极赞成。我即准备将意图写出，呈请县政府立案。定名为工读互助团。分文科（实际就是扫盲）、艺科、学缝纫、纺纱、织毛巾。又进行募捐，登报，刷广告招生，校舍也租到了。但百事俱备，只欠东风，没有学生来报名。因乡下风气闭塞，女孩裹小脚不出门，于是暑假中冒着三十多度的酷热，每天带着两个教员，均是我的学生，去乡下一家家宣传，到开学时，大大小小也来了二三十人。后来因为成绩显著，学生识了字，又能学到手艺，还能帮助家里解决一些问题，而且都懂事了，有了向上心，于是学生越来越多，直到因地方小，一时无法扩充，只得有所限制了。
一年之后，俭德会的附属小学，问题严重，校长不负责任，致开学时，教员退约，学生不到校。我自己又是县立高小的管理员，而这个学校又正在蒸蒸日上之时，扩充了校舍，添了班次与教员，学生已达四百余人。校长非常倚重我，月薪也增加了。俭德会附属小学的规模条件都比较差，但这是我们妇女界自己创办的，不能任其垮台。会员们都建议我勉为其难，要求我为大家全力负担学校事情。我本不愿离开县立女校的原职，但群众热烈要求，我为形势所迫，只好下决心不畏艰苦，辞掉了有钱可拿的好差事，而去做难做的又几乎是尽义务的事，以我一个寒士来说，实在不容易。县立女校的校长还坚决挽留我，我只好面叙苦衷，声明我乃权衡两校的利益而决定去留的，校长见我义正言切，非常佩服，并云我如有事当相助。于是我又将全力重振这即将关门的学校。也有朋友见我乃寒士，为此牺牲很大，很同情我，自动帮我筹款，整理校务，教导学生，学校日渐恢复，且比以前逐渐兴盛。白天整日忙忙碌碌，至晚与二教师独守古庙，夜读不倦，假舒气以破岑寂。能以教育为终身事业，俾社会有所裨益，亦诚忘忧心有所慰也。
我母亲从事教育活动，一直持续到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马日事变以后（指一九二七年五月廿一日，湖南的反革命军阀何键等在长沙围攻湖南省工会，省农民协会及一切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及一切革命的工农群众）才不得不停下来。
第二天（指马日事变后的第二天）早饭后，我仍旧出外走动，看见今日情形与昨天大不相同，不独没有鼓号之声，行人稀少，所贴之标语，若经雨之花片，又好像一些大小蝴蝶，松枝牌坊也是乱糟糟的。我感到顷刻要发生什么事情，急去打问，只见到一个挑水工人，他说来了许多军队，话没说完，只听得啪啪几声枪响。我又急急回家，有人又说现在满街都是兵，背着枪捉人，某家的少爷打死人，某学生让枪毙了，……从此没有好消息，一会儿说谁被捉了，一会儿又说什么地方关了许多人。我觉得我受刺激太深，神经紧张，全身乏力，成天躺在床上。各学校都放了假，许多人不见了。我无处可走，只觉头目昏眩，气逆肠梗，筋骨疼痛，每日向侄辈说：“恐我一旦物化，无知之尔辈，须收拾吾躯。”我只得深居斗室，恨不能将此身埋在地穴，或把两耳紧塞，因常有尖锐的毙人的号声传来。又常有人说“某女生亦在其内”，或说，“今天的那个年纪很小，还不到十五岁咧……”还形容他们的状态和其家庭如何。这些话都使我听了如万箭钻心，恨不能放声嚎啕大哭。我用两手捧着头，靠在书桌上任泪水澎湃以刹悲。可怜的热血青年死得真冤枉，我那可爱的勇敢有觉悟、舍死为国的青年们哟！这次将我国的元气太丧了！国家前途就败落在这群自私自利的奸滑之徒的手里吗？
我母亲的社会活动停止了，学校的事都由旁人代替，她不能不蛰居家中，苦闷极了。我虽然于一九二九年接她到上海住了几个月，还去了一趟杭州。但终因我当时经济困难，没有办法，只能让她回湖南一人独居，湖南还有她的朋友或能稍事接济，湖南生活水平也较低。
一九三一年，胡也频牺牲后，我把孩子送回湖南，请她照管，她慨然应允，丝毫没有表示为难。我先把也频被害的消息瞒着她，后来她知道了，但来信从不问我，装不知道，免得徒然伤心。
一九三三年我被国民党绑架后，我母亲写道：
五月尾，我的乱星又来了。女本有许久未来信，外边传的消息非常恶劣。想法给她朋友去信，或向书店中探听。每到夜静，哀哀哭泣，心肝寸裂，日里则镇静自若，不现一丝愁容。幸灾乐祸者多，纵有安慰者，亦徒增吾之悲痛。后沪上来信，劝我缓去，并云女决不至于有什么。将信将疑，但亦无可奈何，只能听天由命。……
一九三六年，我为了准备逃离南京，要母亲带孩子先回湖南。母亲写道：
默察吾女似有隐忧，烦闷时则向小孩发脾气。女亦与我商量，要我带孩子回湖南。纵然难舍我女，但看形势，不能不暂时分手，我应尽我个人之力，决定携小孩别伊等之母。从此南辕北辙，晤面难期，前途渺茫，惟靠我一颗忠心，两手操劳；惟愿吾女得志，以图他日相会。……
一九三六年冬，我到了保安。抗战初期，我从延安去信给她。她情绪极高，来信说：“我早知道你全心只在‘大家’，而‘小家’你也不会忘掉的。望努力为国，无须以我等老小为念。”一九三八年武汉沦陷前，我想把她和孩子都接到延安。组织上考虑，认为延安非久安之地，孩子可以接来，万一局势变动，孩子是自己的，怎样也可以说得过去，对老人家就难说了。组织上的考虑是对的。因此我去信，请母亲把孩子送到延安。母亲在旧稿中写道：
两京沦陷，时局日非，只得忍痛割爱，将两小孩若邮局寄包裹样，由四侄（即伍陵同志）送交伊母，吾则飘浮无定踪，非人之生活较前苦百倍矣！
从此我母亲一人在家乡飘流，有时与难民同居一处，有时同朋友住在山村，有时寄居在我堂兄家里。她曾经收到一点由重庆、上海等地寄去的我的稿费，都是当时胡风、雪峰为我收编的短篇小说集的稿酬。一九四八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大连出版，得了一点稿费，我托冯乃超同志辗转汇给了母亲。这些稿费数目不多，杯水车薪，于生活上小有补益，但更多的却只是精神上的安慰。
抗战前后这十余年，母亲的生活是够凄凉的，也够磨炼人的。这时期她的来信，常常使我黯然无语。但她总在诉苦之余，还勉励我努力工作，教诫孙辈好好读书。我在这些信中看到她将倒下去的衰老的身影，也常常体会到她为等待光明而顽强挣扎的心情。她在回忆稿中经常流露凄婉的情绪，但又显示着她坚忍豁达的心情。
（一九三九年）二月，夜半抵城返家，街市上渺无人烟，敲门进去一看，物件零乱，门大开，满屋灰尘，只有一老婆婆看屋。勉强住了三日，无从清理，时有警报，人心惶惶，以律记之：
避乱夜返武陵城，断壁颓垣转眼更；敲门灯暗惟邻媪，蛛丝尘积窗棂倾。风送警报声声急，雨催花放慢慢晴，独理书签还自慰，虽然苦恼不担心。
离家只数月，百物俱空。其所慰者，小孩有了保障（孩子们已在延安入托儿所和小学校），且时有书来，自己已老迈，生死不足惜。
（一九三九年）×月在城中，到外面看看，市上被敌机炸后情况实在使人伤心，生无穷的愤恨和悲戚：
山河破碎千万顷，断壁颓垣草木横；满目疮痍应堕泪，风声鹤唳却心惊。危机暗伏何日了，朝餐夕宿不时更；为惜流光图苟且，欲安脏腑暂栖身。
人民状况若此，奈何？
（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日下山进城，将沿途目之所睹与四时之思忆，以律记之：
怕收残局懒登城，三秋境界欲断魂；天空浮云多变幻，人世代谢亦常情。耳顺年华如蓬转，骨肉远离身似轻。头白且喜双足健，红叶青蓼伴我行。
（一九四一年）二月，即腊月二十九日，午后飞雪乱舞，吾独步田野有感：
雪花拂面腊尽时，踽行山径意迟迟；怕看桃符除旧岁，喜听松风似马嘶。地图变色何日复，天道循环定有期。壮志凌云空怅恨，投笔请缨少人知。
正月初一又咏二绝，以舒恨怨：
苦历风尘魔孽多，运蹇时乖莫奈何。踏遍天涯谁能识，年华荏苒枉蹉跎。
白驹闲向隙中过，搔首问天究若何？力拔山兮无用处，不生不死且放歌。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五日，搬到一间小土地房，对面是山，窗外是池塘，后面当北风，空气很好，以冷气过甚，戏咏二绝，以纪陋室。
其一：南孔北穴挂朝阳，地势凸凹古书藏，面山临水风刺骨，苍松挺立傲秋霜。
其二：白发苍苍睡烂床，断简残篇不用装，几摇案倒东西置，橱无门屉任鼠忙。
（一九四六年）除夕，风雪很大。想我虽年老孤独，处此乱世，未受饥寒，真是万幸。今有若干人当此危难境地，危难麇聚，一念及此，不禁为之悲戚，作二律纪之：
其一：雨雪送残年，平民苦熬煎；厨中无柴米，儿妻又号寒。北风利如剑，荷担行路难；那知胜利后，犹戴复盆冤。
其二：物价增千倍，米珠薪如桂。富者已成贫，贫者何足论，虎狼相争食，蝼蚁岂能存？前途花灿烂，留给予儿孙。
我母亲熬过了十多年的贫困流浪的艰难生活，于一九四九年建国后终于到了北京。我们一家人欢庆团聚。她虽然年老力衰，但兴致勃勃，经常给我们讲乡间生活。她觉得自己多年乡居，与世隔离，知识、思想都落后了，因此她每天都读书看报，手抄《矛盾论》、《实践论》，听艾思奇同志讲解大众哲学的广播……一九五〇年北京组织工作队，到新解放区参加土改时，她向我们提出，要求组织上允许她回湖南参加工作，她说家乡事情她了解，她能工作，她不愿在北京住楼房、吃闲饭。我们很理解她的心情，但以为她的身体实际上是不能工作的，组织上也不会同意的。她便又提出到托儿所去做点事，我们也没有同意。我们劝她在家里当管理员，管理伙食，她答允了。她管理伙食两年多，账目清楚，账本至今还在，自然我们没有看过。一九五一年她问陈明，入党须有什么条件，她希望争取入党。陈明告诉了沙可夫同志。当时负责文联党的工作的沙可夫同志认为她这种精神是好的，只是年龄大了，不宜参加工作，要我们劝她安心。这事在一九五三年她逝世前两个月还谈到过，还慨叹自己不能成为共产党员而深感遗憾。
我母亲住在北京的几年中，起居定时，早早即起，上午写字抄书、读书（文学、社会科学书籍），下午做些手工，为我们织毛衣，缝缝补补。为了她的生活方便，我们想请一个保姆。她总不赞成。她的屋子她自己洒扫，她的衣服也是她自己洗涤。一年中的大半年，她总穿一件旧的蓝布夹袍。我给她缝了一件料子的夹袍，但直到她死前，这件新夹袍一次也没有穿过。清检遗物时，她的衬衣衬裤，棉衣都是打了补丁的。
我母亲热爱朋友。凡有人来找我，或者开个小会，留在我家便饭时，她总是热情招待。遇到有湖南人的时候，她还亲自下厨，烧辣子鱼呢。
她因心血管栓塞，于一九五三年五月四日逝世，终年七十五岁，葬于京郊万安公墓。
一九八〇年元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