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悼雪峰
当一九七六年冬天我在山西乡下，收到一封友人来信，说你已经逝世时，我堕入了深深的迷惘，感到无限的悲怆。今年我到北京以后，打听到你逝世前后的点滴情况，更加追怀你的一生。你对革命一贯忠诚，对人民极端热情，勤奋治学，严肃办事，艰苦备尝，在老年久病之后，弥留之际，念念诉说回到党内的夙愿，我的心头像压着一座沉重的大山，我感到无限的悲痛。现在党中央为你彻底平反，推倒一切不实之词，还你清白坚贞的一生，召开追悼大会，恢复政治声誉。消息传来，激动万分。虽然死者已矣，但对千百万读者，对亿万人民，却是和风拂面，春暖人心。党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毛主席的有错必纠的指示，终于又得到了光辉体现，这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发挥人力，促进四个现代化的进程。我在悼念亡友的时候，不能不首先为我们党而感到欣慰。
我认识雪峰是在一九二七年冬天，王三辛介绍他来教我的日文。那时，留在北京的左倾知识分子较少。我们都因种种关系，限于条件，未能到火热的革命的南方去，既感到寂寞，又十分向往。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共的“四一二”政变以后，经常听到一些使人沉痛的消息时，我们像飘零在孤岛上的人，四望多难的祖国，心情无限愤慨、惆怅。因此我们相遇，并没有学习日语，而是畅谈国事、文学，和那时我们都容易感受到的一些寂寞情怀。不久，一九二八年春天，雪峰到南方去了，我和胡也频也随即到了南方；我们是各自奔忙。
一九三〇年夏天，他参加主办上海暑期讲习班文学组时，来找胡也频教课，我们才开始恢复联系。一九三一年也频被国民党杀害后，我参加左联工作，主编《北斗》，我们接触较多。一九三三年他调到江苏省委宣传部，由于秘密工作的限制，我们就几乎没有见面了。
一九三六年在上海，我同雪峰只见到可数的几面。一九三七年他到延安汇报工作，我们见到了两次。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同在北京，并先后主编《文艺报》。现在回忆起来，我们除工作、会议以外，相见仍然很少。一九五八年我去东北以后，根本就连消息也无法听到了。
我同雪峰相识近五十年。五十年来，我们的来往可数。但人之相知，贵在知心，雪峰的为人，总是长期刻在我的脑中。我对他的言行从来都是深信不疑的。在延安曾有人问我：你最怀念什么人？我回答：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那时我以为他还在浙江，消息隔绝，后来才知道他正被国民党关在上饶集中营。一九五八年我到北大荒后，我同陈明谈到朋友的时候谈到雪峰也较多。一九六一年从报纸上知道他摘掉了右派帽子，但一个长时期没有在报章杂志上见到过他的文章。后来知道有的座谈会上，有一点他的发言记录，但我那时正在狱中，无法读到；最后，连他的死讯，我也一点不知道。在一个世纪的差不多四分之一的时间里，我们实际是隔绝在两个世界，而现在我却只能在明媚的春天的阳光之下，缅怀他几十年为党所作的贡献。想到他几十年的坎坷生涯，我不能不挥洒老泪，仰天长叹：雪峰同志，你过早地离开了文坛，离开了祖国，离开了战友啊！
雪峰留给我的最深的印象、并永远使我怀念的是他的兴致盎然的一些谈话，在我们短暂相聚时的那些谈话。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的时候，他最乐于谈的便是鲁迅先生以及他和鲁迅先生的往来。每次他都带着十分热爱和欣赏的神情向我描述着鲁迅先生。我从他这里得到的印象是，鲁迅先生是一位极其天真纯朴、幽默而极富情趣的斗士。他告诉我他们如何商谈欢迎肖伯纳等等的事，这些给我一个强烈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党寄厚望于鲁迅先生，而雪峰非常尊崇鲁迅，理解鲁迅，善于把党的希望变成鲁迅的行动。这些谈话使我更加热爱鲁迅先生，同时觉得雪峰是一个完全为党工作而毫无私心的人。一九三六年的短暂谈话中，我也感到了他是如何忠心地卫护和尊崇鲁迅先生。鲁迅在雪峰的精神世界里是一尊庄严的生之向往的塑像。他们的关系远远超过了一般同志、师生的关系。
在雪峰精神上的另一尊塑像便是毛主席。我在湖南念中学的时候，就听人说毛润之是一个奇人。我的同学杨开慧、许文煊等都同我谈到过他。后来我在上海大学，又从一些共产党人如瞿秋白、施存统等口中听到过他。但我真正听到关于毛主席的英明伟大的业绩是在一九三六年我到上海时从雪峰口中听到的。那时我们离别了好几年，各自经历了不同的遭遇，但他最迫不及待，津津乐道的便是同我谈毛主席，谈毛主席如何正确伟大，如何同王明路线、张国焘路线作斗争，挽救了革命，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他谈毛主席的思想、为人，谈他的风格、他的诗文。他在我本来就坚定不移要求去陕北的决心中增添了许多幻想的美丽的花朵。雪峰啊！你是那么热爱这两位巨人，你是那么兢兢业业，一生为这两位巨人而勤奋工作。从我认识你那一天起，你心中只放着一个党，很少顾及个人生活，你是一个最忠诚的战士。现在党给你撤销了关于你的错误结论，恢复你的党籍，庄重宣告，你这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光荣的一生，你在地下是可以得到安慰了。我们将在你忠贞的一生和你留下的诗文的感召下，继承你的事业，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雪峰从开始认识我，便对我的文学创作，寄予最大的关注。一九二八年他从上海写信给我，告诉我上海的编辑家著作界如何四处探问我这个刚刚在报刊杂志上露面的新人，以此鼓励我；讲到他读《莎菲》时的心情说他哭了，他为这一代的苦闷的女性而流泪。但他同时直率地告诉我，莎菲太消沉了，太虚无了，作为文学的倾向是不好的。在一片赞赏声中，在不少的完全同情的来信当中，读到一个真正友人的忠告，我感到特别亲切。当《水》发表后，他非常高兴，写了《一个新的小说的诞生》。当我们离别许久，他在重庆，我在延安的时候，他来信又谈到我的另外一些小说，说他永远在注视着我的创作。全国解放以后，他对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赞许的，他用一种惊喜的态度同我谈起这本书。《桑干河上》得到斯大林奖金后，他应约写了一篇评论。作家的一生，最可贵的是有人对他的创作表示关心和热情，特别是在经受着冷淡、排斥、压制的命运时。雪峰是最了解我的朋友之一，是我文章最好的读者和老师，他是永远支持我创作的。我们的友谊是难得的，是永远难忘的。现在，感谢党的英明正确，我也熬过了我艰苦的生命阶段，但来日可数。为着死者，为着千千万万的烈士，为着我们的幸福的后代，我一定要竭尽精力，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继续奋斗，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神圣理想，为加快祖国四个现代化的进程而贡献余生。
安息吧，雪峰同志。
一九七九年四月末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