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帝国的溃败
养人的制度梦魇
任何一个王朝设官分职，都不是为了养人，反过来，养人是为了做事。
在旧式的帝制结构中，官僚体系原本是王朝的支柱，但这个体系却有自己运行的轨迹和性格，只要按自己的逻辑走下去，就会慢慢从支柱变成蛀虫和赘疣。
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乱治交替，周期兴废。每个王朝，无论君主贤与不肖，大抵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用黄炎培的话来说，谁也走不出这个周期律，道理何在呢？
自秦汉之后，中国就是一个官僚帝国。封建制自打春秋时期结束，就只有短期和局部的复辟，不再有整体的存在。这样的帝国，无论大一统还是南北分治，或者多国共存，每个政权都是官僚型的帝制。帝王与官僚共天下（朕与二千石共治天下），皇帝借助官僚治理国家，成为制度的本质属性。所以，皇帝和官僚体系是这个制度的两个最核心要素。皇帝的统治能力和官僚机器，以及制度的有效性，一般来说，是帝国兴衰的关键。
皇帝的胡来，可以导致帝国的溃败；同样，官僚机器和制度的严重不合理，也可以有类似的效果。二世而亡的王朝，比如秦与隋，是皇帝折腾的结果；而西晋的速溃，则主要是制度设置的问题。另外，明代类似的制度问题也导致了动荡和王权的更迭，只是因为发生在朱氏家族内部，人们不将它算作是一个王朝的覆灭。两者比较起来，官僚机器的分量其实更大。一般来说，只要皇帝不特别的瞎折腾，王朝就不会突然崩解。而官僚机器如果整体废弛，则王朝一天都活不下去。当然，官僚机器整体罢工，发生的概率不大，这个机器主要的问题是老化。
平稳传递的王朝延续到一定时间，就算皇帝的行为中规中矩，官僚制度一样会呈现疲态。就像一台机器运行时间长了，就会出现机件老化。这种规律谁也无法抗拒，任何一种制度都一样。更大的难题是，在古代帝制条件下，这样的机器基本上不能修补，顶多更换零件（人），一般不可能修改设计。即使还能维持，但再往下走，就无论如何都不行了。或早或晚，都会出现崩溃性的停摆。“其亡也忽”的道理就是说，王朝会出现“老死”的现象。这种“老死”的现象，主要跟官僚体系和其群体有关。
王朝新立时，设置制度、成立机构，当然都是为了干事的。有其事，才设其官。即使是负责宫廷礼仪、送往迎来的，在一般老百姓看来没有什么用处的机构，但对于朝廷来说，也是有其用，才设置机构。当然，制度设官分职，究其实质，官员就是朝廷的雇员，拿薪水干活。所以，官员也是一种养人的职业。在那个时代，还是最好、最稳定，也最有荣誉感的职业。只是，任何一个王朝设官分职，都不是为了养人，反过来，养人是为了做事。
机构设置的目的是为了做事，为了做事而养人。但是，随着时间的延续，制度的性质却会出现变异。做事的功能越来越含糊，而养人的功能越来越凸显。在中国历史上，即使不像北宋那样——皇帝为了防止臣子借权搞不臣活动，刻意在机构设置上做文章——一个事情被多头负责，互相牵制，搞的结构叠床架屋，除了养人别的什么事也做不好，就别的王朝来看，机构膨胀、效率降低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如果机构碍于祖制，无法明目张胆地扩张，编制外的胥吏就会大规模膨胀。养人养在官，养在吏，其实都差不多。
一个官僚帝国，官权在民间的制衡是有限的。地方的豪族和大户，或者我们后来讲的士绅，的确对于地方官的滥权有一点制约。但地方官只要执意胡来，士绅的抵制也大抵限于自保；能够通过关系将之拿下的，毕竟是少数人才办得来的事。如果朝政昏暗，地方官来头大，那么地方豪族大户、士绅可能连自保都难。至于一般百姓，地方官生杀予夺，只要没把事闹得太大，遭遇御史弹劾的可能其实不大。地方官和他们的下属，包括书吏和衙役，对于境内和过往的商人，具有更多的支配权。所以，借官权生财，在那个时代，是人世间所有行业中一种最便捷可靠的途径。无论官员是否贪恋他的官职，都会给他带来钱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其实不是讽刺“清知府”的贪，而是说，即使“清”，也一样会有这么多薪水外的收入。
在帝制的历史上，一尘不染的清官不是没有，但这样的人在任何朝代，都是罕见的稀罕物，比例之低，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在多数朝代，官员的俸禄都是比较高的，靠俸禄就可以活得不错（虽然他们未必就不贪腐）；有的朝代，实行低俸制，等于就是让官员靠额外的灰色收入发家致富。地方官不消说，属于“亲民之官”，可以直接盘剥获利；负责主官不消说，就连杂佐官，只要能管点事，都很“肥”。即使不怎么贪，经手的财物也可以让手“沾油”。中央的官员可以通过中央地方之间的各种公务往来，让地方官给他们“纳贡”；即使是没有资格给地方官办事的京官，一样可以通过“打秋风”的方式，让地方官“出血”，有所沾濡。地方官进京公干，一般都得不停地掏钱——一方面，对所有用得着的高官进贡孝敬，按这些官员的级别和分量意思意思；另一方面，得不断地招待同乡、同年，给人塞红包。通过这样的互通有无，官僚群体自我的勾兑，使得官员这个群体，整体上被这个体系养着，皆大欢喜。
明清时代的胥吏，其薪水或者补贴低到几乎不能养家的地步，但这个群体却一直在膨胀。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正经八百的书吏和衙役数量未必会增加很多，但临时工却总是在增加，速度和规模还相当得大。以衙役而论，除了正役之外，还有帮役，帮役之外还有白役。一个县里面，最初的衙役只有几十人，但后来可以膨胀到几百，甚至上千人。尽管衙役在政治上属于贱民，人们依然对这个职位趋之若鹜，因为只要沾上官权，就可以借机弄钱。书吏和衙役本质上都是官僚机器上的部件，而且是很重要的部件，一旦缺了机器就会停摆。换而言之，他们也是官僚制度这个“铁杆庄稼”养的人。体系不明令给薪水，但他们靠在体系上，就可以丰衣足食。
随着王朝的延续，各级政府部门都不可避免地在悄然改变自己的性质，从办事，变成养人。这个过程，一般来说，是渐进的——各个机构，办事的属性逐渐减少，养人的属性逐渐增加。无论何种机构，办事的功能都在退化。
一旦有急务，朝廷只好设置临时机构来处理，后来临时机构变成正式的，也不办事了，就再设临时机构。到了王朝末年，机构整体办事能力退化到一定程度时，这个机构对于王朝的生存不是在帮忙，就是在添乱。比如说，一个县的政府，原来存在的目的就是帮助朝廷维持秩序，同时征收钱粮，给朝廷“输血”。这个县政府从民众那里弄来的大部分钱粮，开始是大部分上缴，小部分自肥；而后上缴的份额未必减少，但自肥的份额逐渐增加，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到了民不堪命之时，就会因人祸而出现生计问题，如果再遇到灾害，就会发生动荡。这种时候，朝廷要么拨款救济，要么派兵镇压，都会加重朝廷的负担。这时，这个地方的政权就不是在帮忙，而是在给朝廷添乱甚至“挖坑”了。
由于机构是养人的，随着形势的变化，即使这些机构没有用了，也裁撤不了。明代的兵制，开始是卫所制，但后来卫所的官兵只能屯田，不能打仗，于是只好另设镇守制，招募雇佣兵打仗。但卫所却不能撤，一直保留到明朝灭亡。明代省级官员原来是布政使、按察使和兵马指挥使“三驾马车”，后来发现这样的三权分立没法干活，于是在三权之上加派一个巡抚。在巡抚成为一省实际上的首长之后，其实布政使和按察使都可以撤销了，两者的衙门（机构）也可以裁掉了，但实际情况却是撤不了。而且这种职权重叠、官员互相牵扯的状况，一直延续到清代。
清代将总督也变成实际上的地方官，总督比巡抚高半格，有些地方，比如广东、云南和湖北，督抚同城——一城之内，既有总督又有巡抚，职能重叠、职权打架，但就是不能裁撤一个。更可笑的是，清代不预立太子，因此太子詹事府就没有必要存在了，但也不能撤，说是留着官职给翰林们做一个升官的中转站。清朝原来设有漕运总督，督办由大运河转运的漕粮事务，但晚清由于太平天国内乱，原来的漕运之路被断掉，就实行了漕运改海道，这个庞大的漕运衙门已经没有用了，但依旧不能裁撤。
晚清的戊戌维新，在百日变法之时，并没有实行一丁点现代意义上的制度变革，仅仅裁撤了一些闲散衙门。比如撤掉了督抚同城的巡抚，裁撤了漕运总督；在京城，撤了詹事府、太仆寺等十几个闲散衙门。就政府效率而言，这样的变革即使在旧制度时代，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由于这样的改革，仅仅在京城就涉及万把人的生计，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惶惶。为西太后刁难光绪，为难变法，提供了口实。尽管戊戌维新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最高权力二元结构，西太后担心变法提升皇帝的地位和人望，自己失去权力，但中国官僚帝制结构本身的养人难题，也是一种过于难过的关口。
在旧式的帝制结构中，官僚体系原本是王朝的支柱，但这个体系却有自己运行的轨迹和性格，只要按自己的逻辑走下去，就会慢慢从支柱变成蛀虫和赘疣。而且，在旧体制存在的前提下，体制自身很难做修补。中国的官僚帝制，本质上依旧是一种专制体制，这样的体制，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没有自我修复的能力。若要修补，前提是必须改变体制。多少代王朝自身的变法，都是针对官僚体系的问题。但秦汉之后，没有哪次变法能够完全成功的。王莽改制，不改新朝还能维持，一改反而葬送了自己。其余像唐朝的二王八司马改革，北宋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基本上都是失败。砸人饭碗，在那个时代，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过，一旦改革涉及官吏的饭碗问题，就会变得举步维艰。只有明朝张居正的改革取得了成效，因为没有动人、动机构，仅仅改革了税收政策——把此前非法的摊派，变成了合法的正税，简化了手续，在不太触动官僚阶层利益的情况下，减少了因征税手续繁复对百姓造成的勒索。即使这样，张居正死后依然因此而遭到清算。官僚帝制框架下的官僚体制一旦生成，就有巨大的惰性，这个惰性就像天文学上的黑洞，可以吞噬任何试图改变它的人，甚至包括皇帝。
过去历史上的改革难，改革者下场惨，本质上都是过不了养人难题的关口。
谁能灭了大秦
灭秦者，秦而已。这样的王朝，皇帝是整个统治机器唯一的发条，这个发条一松，整个机器都近乎停摆了。
暴秦是被谁推翻的？多少代，一个相对固定的说法是——楚人。项梁、项羽不必说了，这两位灭秦的干将本是楚之良将项燕之后，沾了那么一点楚国贵族的边儿。即使是刘邦这个沛县的流氓，也勉强可以算是楚人。谁都知道，这两位，一个歼灭了秦兵的主力，一个破了咸阳，摧毁了秦的朝廷。在他们两位的光环下，其他人都被遮蔽了。
这个结局，似乎印证了由范增提起的那句流传已久的老话：楚南公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被秦灭掉的六国，有哪个国家的有志之士不想复仇呢？在六国一个一个被吃掉的过程中，明白人都知道，在虎狼之秦的治下，日子不好过，但任谁也挡不住秦的虎狼之师。燕太子丹最后的挣扎，不过是不惜代价收买刺客，拼死一搏；“六王毕，四海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韩国贵族张良，也依旧是散尽家产收买刺客，博浪一椎，没想到却误中副车，功亏一篑。至于起兵反抗，当时的六国连想都不要想。
秦灭六国的时候，没有人能阻挡它的脚步——天下一统，更没有人能推翻这个强大的王朝，不仅六国的旧人不能，连外面的匈奴和东胡也不行。在秦朝，修长城不过是为了彻底遏制骚扰，打击匈奴；秦朝的大军还可以主动出击，拒敌于千里之外。
兵马俑的战阵，用陶俑展示了当年秦军的威势。在冷兵器时代，任何敌人不要说抵抗，就是跟这个冷峻的战阵打个照面，估计都会胆战心惊。从这个战阵中发出的枪林矢雨，足以摧毁那个时代任何一支大军。
楚南公的那句咬牙切齿的话，据说是因为楚怀王特别的冤，堂堂国王竟被一个小混子骗得半死，最终客死他乡。所以，楚人肚子里有气。且不说，楚怀王被骗是他自己又贪又蠢，就算真的同情他的遭遇，愤愤不平，那也该在楚国尚存的时候发奋自强，全民皆兵才是。非得等到国家都被灭了，才发狠说狠话，则近似于小流氓掐架，败的那个为自己找面子，拳头不狠，舌头狠，谁在乎呢？在秦楚交战中，楚国的战绩乏善可陈，不论魏、赵，连韩国都比不上。坐拥百万大军都挡不住国破家亡，国亡之后，放个狠话，屁都不算。
秦之败亡，亡在自身。秦朝这样的大一统官僚帝国，治国理念是法家思想。皇帝设官分治，依靠官僚治天下；却严刑峻法，任你有多大功劳，多高地位，犯了事儿，或者皇帝认为你犯了事儿，一点转圜的余地也无。在法家理论里面，所有人，除了君主，都是混蛋，没有一个是好人，没有一个值得信任。治民也好，治官也罢，除了严刑峻法，就是朝堂权术。
这样的统治，位于最高层的那个人，其实真的很累。皇帝贵有海内，阿房宫粉黛三千，皇帝有时间光顾吗？每天要看几百斤的文书，还不假他人，因为生怕被臣子欺蒙。另外，秦皇有事没事，动辄巡行海内。就算秦朝的驰道修得好，但当年的交通工具不过是安车，没有胶轮，没有弹簧。秦皇一颠簸，就几千里。最后，把自己活活累死在路上。为了掩人耳目，还得弄一车鲍鱼相伴，让这个伟大的皇帝和鲍鱼臭在一起。
这样绷得如此紧的统治模式，却自信满满，极度放肆。一个靠农民种地养活的王朝，理所当然，不能滥用民力，尤其是不能耽误农时，大兴土木。大规模的工程，偶尔干一个还可以，几个超大工程同时开工——既修阿房宫，又给秦皇建陵墓，还要修长城，想不民怨沸腾，都不可能。
老皇帝嬴政活着的时候，威势尚在，勤政尚在，打起精神治理，官僚们即使肚子里有不满，也还都能勉力维持。谁不怕这个亲手灭了六国的人呢？但是老皇帝的辫子说翘就翘了，接茬坐在龙庭上的，是个不谙世事的公子哥。秦二世生在深宫，长于妇人和阉人之手，而且没过多久，就被阉人给控制了。漫说威势没了，连打理朝政的精神也没了。
这样的王朝，皇帝是整个统治机器唯一的发条，这个发条一松，整个机器都近乎停摆了。戍卒一叫，能有那么大的作用，不仅因为民间充满了干柴，更因为能救火的官僚们都怠工了，大家都在蒙上面，没有人肯替朝廷卖力。当然，也只有在这种时候，项羽和刘邦什么的，才能发挥作用。当年威风八面的秦兵，也才这样没用。
灭秦者，秦而已。
皇帝的政敌是自家人
尽管皇室讲孝悌，讲友爱，比民间调子还高。但事实证明，对皇帝构成最大威胁的，就是皇帝家族中人，血缘关系越近，威胁越大。
中国人最重血缘，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家人终归向着一家人。好事，在自家人中间分润；自己人做了坏事，尽可能不出门。胳膊断了，折在袖子里。但这个规矩，放在皇帝身上就不大灵了。做皇帝的，有点麻烦。尽管皇室讲孝悌，讲友爱，比民间调子还高。但事实证明，对皇帝构成最大威胁的，就是皇帝家族中人，血缘关系越近，威胁越大。
刘邦做了皇帝，大封宗室，给后辈留了一堆的同姓王。但他的后辈发现，恰是这些自家人构成了王朝的颠覆性力量，叛乱不已。刘邦的子孙花了三代人的努力，费尽心思，削弱和架空了藩王，才算从制度上消除了宗藩的威胁。
另外，两千多年来，皇室之间的父子相残，兄弟互杀，悲惨的故事不绝如缕。权力格局放在那里，他们比平头百姓的血亲之间，更易于互相砍杀。在西周的宗法血缘制被破坏之后，嫡长子继承的制度也一并消失，既然没有了嫡长子继承的铁律，那么凡是老皇帝的血亲，就都具有继承皇位的合法性。只要这些人手里有土地、财源和军队，就难保他们没有觊觎皇位之心。不是所有藩王都会造反，但这些人造反的概率却相当高。一般人的继承制度可以是家产诸子平分，但皇帝制度下的继承，如何平分呢？皇帝只能有一个，总不能兄弟轮流做。
从这个意义上说，皇帝的真正政敌是他的自家人。所以，自西汉以后，宗藩从不实封，即使有兵，也是老弱病残。只有西晋，晋武帝昏了头，部分地方重回汉初，实封藩王，赋予兵权。结果晋武帝死后，不旋踵就闹出了八王之乱。
这个简单的道理，明太祖朱元璋不是完全不明白。但这个农民出身的皇帝，对自家人的感情实在太深，对别人的猜忌心也太重。说破大天，还是觉得自己家人靠得住。于是朱元璋大封宗室，自家的子侄，都成了藩王。别的王朝，即使藩王到了封地，也要接受地方官的监督。但唯独明朝，地方官要接受藩王的监督，不管官位多高，见了朱家人，就矮一截。特别时刻，藩王还可以护卫王室，清君侧。藩王有兵，有权，也有钱。不仅藩王，凡是朱家的子孙，都被国家厚禄供养，不仅要养他们本人和家眷，还要养他们的属官和下人。
唯一的一点防范，就是藩王不辖地，不治民。但是，这样的做法，在实际上更加骄纵了藩王，让他们只管享受，没有丝毫责任。如果有封地，藩王的消费就会限于封地之内，租税或多或寡，要看你治理的效果。而明朝的藩王，不论当地收成好坏，治理状况如何，反正他那一份收入是旱涝保收。结果呢？反而鼓励了藩王和宗室乱来，反正花多少钱，国家都得背着。
自朱棣由藩王发动叛乱入主大位之后，出于对别的宗室效尤的担心，明朝藩王的兵权被削了，护卫减少到了只有象征意义的地步。但宗室的享受，却没有丝毫减少。藩王叛乱的危险度固然降低，但宗室的供养，却日益成为王朝越来越背不动的负担。北方数省全部的赋税，用来供养本省的宗室都不够，地方政府的开支，就只能依赖别省。如果来源不畅，就会额外搜刮，加重民众的负担。而且，虽然藩王由国家供养，但他们可以自己买地，也可以设法得到皇帝的赐地，某些善于经营的藩王，因此经济实力不弱。而护卫制度虽然被削弱，但框架还在，只要上面的控制弱了，就可以“借壳上市”，发展私人武力。
明朝第十一个皇帝明武宗朱厚照，老子死的早了一点，15岁登基。这个尚未成年就骤登大位的小皇帝，其实是个根本没有完成起码的社会化的顽童——由于是明孝宗的独子，未免骄纵，教育就谈不上了。老爹死的早，朱厚照15岁便成天下至尊，社会化的过程就只能泡汤了。
舞枪弄棒，好玩打仗游戏，是多数男孩子的习性。但是，明武宗朱厚照却把这个孩童时代的习性，保持了终身。他一共做了16年的皇帝，除了纵欲渔色之外，大部分时间在游乐嬉戏，玩打仗的游戏，自己封自己为总兵、大将军。成年累月，他泡在皇宫外的豹房，沉湎于游戏胡闹，周围一群能玩会玩的太监、混混和武夫。朝政，自然也由这些人把持。一脑门子儒家教条的朝臣们越是劝谏，他就越是不耐烦。明朝是个君重臣轻的时代，皇帝要是刻意打算胡闹，臣子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可想。
这样一个荒唐到家的顽童皇帝，自然会将朝政弄得一塌糊涂，生民涂炭，民变蜂起。自然，也就给某些藩王提供了觊觎皇位的机会。首先起事的是在宁夏的安化王朱寘□，起事的名目是清君侧，诛权宦刘瑾。好不容易镇压了安化王，明武宗朱厚照也得表示一下，减免赋税，赈济灾民，权宦刘瑾因此而失宠，最后被杀。
其实，安化王的起事仅仅是预演，更大的风波还在后面。封在江西的宁王朱宸濠，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一个比朱厚照更明白事，也更有野心和才华的人。因此，他的实力要比别的藩王大得多——占有的土地几万亩，还有许多产业。所以，宁王朱宸濠可以拿出很多钱来收买皇帝的左右，为他大开方便之门。不仅护卫得以恢复，而且宁王朱宸濠对地方的控制也加强了。地方官反映宁王问题的奏报，不是被截下，就是报上去也没有人理会。在宁王朱宸濠的帐下，聚拢了许多失意士人和江洋大盗；而私人武装，达到数万人。
一个藩王，聚拢数万武装为霸一方，造反的迹象早就彰显。警告之声，也不断传到朝廷。但是，耽于享乐的朱厚照根本不加理会。直到事情到了不可控制的份儿上，明武宗才有所察觉。宁王朱宸濠迅速起事，起事前，他召集地方官议事，拿下所有持异议的人。后来在平乱中起决定作用的赣南巡抚王守仁（王阳明），因为一点小事耽搁，未能赴会。否则，这场叛乱的结果还真不好说。
幸好，江西有个王守仁；幸好，王守仁没有像其他几个反抗宁王的地方官那样，被宁王借开会之名杀掉。王守仁在最短的时间内，擅自以兵部的名义调集了江西地方的军队，以最快的速度，拿下了宁王的老巢南昌。宁王没有听谋士的建议，以最快的速度直扑南京，而是在安庆长时间滞留。见老巢失陷，又马上回师去救，结果掉进了王守仁的圈套里，被王守仁打得落花流水，兵败被俘。
叛乱已经平息了，明武宗朱厚照这个顽童却在玩伴的怂恿下，要御驾亲征。在折腾了沿途百姓个够之后，宁王朱宸濠被押解到南京。朱厚照的玩伴们布置了一个好玩的游戏：让大批士兵围在校场，当场将宁王朱宸濠放掉，在四面军队的包围圈里，明武宗朱厚照身披戎装，手持武器，纵马过去，像老鹰捉小鸡一样，将宁王朱宸濠拿下。相当于这场平叛之战，最后的功劳是皇帝自己的。其实，如果宁王朱宸濠手里也有家伙，两个人一对一决斗，胜负还真的难以预料。
安化王朱寘□和宁王朱宸濠的起事，按一般的王朝规矩，当然是造反。但按明朝的规矩，朱元璋定下的规矩，却未必没有一点道理。因为当初朱元璋设立宗藩制度，就包含了让他们拱卫王室，甚至清君侧的权力。安化王和宁王都可以说，他们的行为，是在一个政治昏乱的时刻，挺身而出，捍卫朱家天下。而且，客观地说，就人品而言，无论是安化王还是宁王，都比明武宗朱厚照更合适做皇帝。
当然，对于多数朝臣而言，即使皇帝再昏乱，再荒唐，在藩王和皇帝之间，他们还是会选择皇帝。这就是所谓的王朝大义，不管怎样，不能坏了规矩，乱了秩序。当年燕王朱棣的好事，有一，不能有二。无论朱元璋怎么想，规矩都是这样的。否则，王朝很快就会玩不下去了。不是深明事理的王守仁对于明武宗朱厚照有什么偏爱，而是朝廷大义，就是如此。
朱元璋是个狡猾的农民，一个见多识广的流氓。但是，他绝对想不到，他异想天开定的制度，给他的后辈子孙带来这么多的麻烦。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种下了大明王朝覆灭的种子。如果没有那么沉重的宗室负担，明朝的赋税不会如此之重，加了又加，直至民不堪命。
画眉张敞与五日京兆
风流如斯的张敞，其实是个能吏。
西汉中叶，官场上出了不少的可人，排第一的，当属张敞。张敞留名后世，在于一份参奏，说他身为朝廷命官，在家里给妻子画眉，不成体统。汉宣帝虽说是个明白人，听了这话，却也当回事了。不过，他没像昏君一样，稀里糊涂就把人扔进监狱，而是找本主儿来核实一下。张敞来了之后，只说了一句：“臣闻闺房之内，夫妻之私，有过于画眉者。”意思是说，如果给妻子画眉就要治罪，那么，在床上干事该怎么办呢？一句话点醒了汉宣帝，他没事了。但画眉的美名，或者说在某些道学家看来是臭名，传了下来。
丈夫给妻子画眉，怎么会有罪过呢？其实，这事如果放在汉初，根本就没有人会提出来。女人化妆描眉，出来招摇，人人都挺乐呵。男女之间，哪怕不是夫妻，秀秀恩爱，没啥大不了。但是，自打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开始还马马虎虎，慢慢越做越像，儒生们讲究的礼教，开始被人们当回事了。当然，女人的自由度也开始降低，地位自然也跟着降低。所以，画眉这点事，也就可以拿来嚼舌头了。
被告了御状的张敞，其实也是儒生。《汉书》上讲，他是习经之人，但却偏要画眉。以他的性格，被告之后，多半还会继续画。风流如斯的张敞，其实是个能吏。一辈子做的官不大，最大不过是京兆尹。首都的地方长官，官阶不低，但麻烦事不少。京城嘛，满城高官厚爵之人，一不留神，就碰了哪个得罪不起的。
但是这个麻烦官儿，其实是他自找的。有一阵儿，胶东一带贼盗蜂起。地方官望而生畏，避之唯恐不及。偏偏张敞没事找事，自请到胶东为官，皇帝自然没有不答应的道理，马上任命他为胶东相——胶东王的相国——相当于胶东地区首席地方官，还赏了他黄金三十斤。张敞去了之后，就用这赏金开出赏格，盗贼抓了其他盗贼送官，不仅免责，而且有赏。一时间，盗贼互相抓捕，不抓捕其他人的也怀疑同伙要对自己下手，于是群盗解体。张敞以贼制贼，初见成效。
然而，长安城的治安，就大有问题了。大街杀人的强盗倒是不多，但街市上的小偷乌泱乌泱的，成群结队，害得百姓和官员都叫苦不迭。大大有名、官声最佳的黄霸，由颍川太守任上调任京兆尹。黄是讲礼义教化的，苦口婆心，干了几个月，治不了这些毛贼，铩羽而归。于是，京兆尹的担子，就给了张敞。
张敞到任之后，经过一番的调查，发现这些毛贼是有组织的。每个片区，都有一个贼头。由于毛贼的多年供养，这些贼头现在都跟体面人一样，居华屋，出有车，童仆成群，还有自己的产业。于是，张敞就把这些贼头都找来，把他们都委任为京兆之吏，让他们负责治贼。贼头们做了“官”，大开宴席，毛贼们都来送礼庆贺，觉得这下子有靠山了。酒酣耳热之际，贼头们趁着毛贼酒醉，一一在他们的背上做好记号。这些毛贼出门之后，凡是背上有记号的，悉数被拿下，一天就拿了几百人。再由拿下之人追查过去，没几天，长安城大体太平了。以贼制贼之策，再建奇勋。
有功的张敞，没有升官，在京兆尹的任上一干就是九年。京兆尹这个买卖，谁都干不好。张敞出了名的会做官，即使是这样，还是得罪了人，最后因好友杨恽的牵连，好些大官都弹劾他，他却不识相地上书营救朋友。所以，道上传他就要被罢官了。正在这时，他指派门下吏絮舜去办件事，没想到，这小子居然不办，说是张敞就要被罢官了，总共不过五日的官运了（五日京兆），能奈我何？张敞知道后，马上将这个絮舜抓起来，严令属下昼夜究治，竟治其死罪，而且马上处死。
当时的地方官，都有生杀予夺之权，可以独立判人死刑，开刀问斩。当然，如果案卷有瑕疵，则可能被御史弹劾。唯一的禁忌，是春天不能行刑。怕的是处死人上干天和，导致灾异。其时，冬日已尽，马马虎虎算是春天了。张敞抓紧时间，在立春前夕杀了这个蔑视他的家伙。杀之前，张敞还遣人告诉絮舜：“怎么样，我这五日京兆，杀不了你吗？”此事上达皇帝，原本汉宣帝还犹豫要不要办他，这下非办不可了。于是，张敞成了平头百姓。
张敞成为平头百姓之后，长安的治安又开始不好了。一日，皇帝派使者到张敞家，说是皇帝有旨，要张敞跟他们走。家里人吓得要死，说是皇帝要杀他了。唯独张敞不害怕，笑着说，“我已经成了老百姓，若要杀我，派个郡吏来就办了。皇帝派使者来，肯定是他要用我了”。进宫见皇帝，果然，汉宣帝是要启用他。
启用他不是为了长安的治安，而是更大的事——冀州出了大股的贼寇。不是偷鸡摸狗，也不是拦路打劫，而是有扯旗造反之嫌。见了皇帝，张敞第一件事是为自己辩白，说“我杀的那个家伙，一向受我的厚爱，突然之间觉得我只能做五日京兆，就撂挑子不干了，这样背恩忘义的人不杀，简直没天理”。皇帝正在用人之际，只好听张敞抱怨完，然后任命他做冀州刺史，让他去救火。
到了冀州，张敞故技重施，通过关系，找来若干当地能够降服的亡命之徒，拜之为属吏。有了耳目，张敞而后打探到当地贼盗的魁首所在，一举拿下。其余的贼寇，都躲进了当地的广川王府，广川王和他的兄弟一直都在庇护这些人。张敞尽发郡国之兵，亲自带领，兵车百乘包围王府。然后顶着风险，张敞进王府搜查，将所有贼寇一网打尽，当着广川王的面，就把这些人都杀了，头颅就挂在王府大门上。然后张敞还不依不饶，上书弹劾广川王。汉宣帝网开一面，没有把这王爷废了，只削减了他的封户。
京兆从来难治，哪个朝代都如此。京师之地，王公贵族多，达官贵人多，皇亲国戚也多。互相攀连，牵一发动全身，究治不法，弄不好就碰到了哪个大人物。加上京师繁华，市场繁荣，来往人员广且杂，是匪类藏匿和作恶的好去处。而这些匪类，也难保不跟大人物有勾连。所以，好些牛人在别的地方为官做得挺好，到了京兆，往往就栽了。西汉京兆尹做得长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赵广汉，一个就是张敞。
赵广汉是法家思想的实践者，皇帝的“忠狗”，一面严刑峻法，一面广布眼线，每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犯罪分子。赵广汉对权贵和权贵亲戚家人敢犯禁律者，也严惩不贷，决不宽假。甚至，这些人没有犯罪，仅仅因为皇帝不喜欢，他也会毫无顾忌地下手。霍光死后，赵广汉知道皇帝对霍光不满，就带人到霍家搜查，砸掉了霍家的买卖。
一般来说，无论赵广汉惹了多大的乱子，皇帝都不会治他的罪。顶多降一级官职，然后再给他恢复。但是，赵广汉这样的跋扈，惹事必定越来越多，招来的嫉恨也越来越重。终于，他做得太出格了，跟当朝宰相魏相迎面相撞。在没有确实证据的情况下，赵广汉派人查抄了宰相的府邸。其时，汉宣帝还没有打算弃用魏相，赵广汉横过了头。就这样，赵广汉倒了霉，墙倒众人推，被判处了死刑。临刑，长安百姓都来替他讲情，要皇帝留着他，保一方的太平。可是，人还是身首异处了。
张敞治理地方，其实跟赵广汉差不多。无非是以贼制贼，以盗治盗。所谓的耳目眼线，原本就是匪类。所谓的治理，也无非是求个面上的太平。贼盗，是不可能真的清理干净的。但大面上的秩序肯定会有，不至于乱糟糟的没有头绪。每个大点的案子，张敞都能做到心中有数。如果还要破案，基本上都能破得了。大人物丢了贵重的东西，跑了不想走失的童仆，要找都能找到。百姓因为没有了白昼行劫，也能有点安全感。
张敞的高明，在于不大得罪权贵，尤其不会为了皇帝去得罪权贵。只给皇帝看家护院，不给皇帝做“猎犬”，四处猎人。即使抓到了确有造反证据的广川王刘姬，也不去动他，把决定权留给皇帝。虽然说，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难免得罪人，但张敞开罪的人要比赵广汉少多了。班固说，张赵之间的差异，是张敞习经通春秋的结果。其实，张敞所为，还真不像个儒者，他习经，大概只是为了仕途（西汉中叶，皇帝已经很喜欢任用儒生了），本质上，他还是个法家，或者说，是一个巧宦。只是，他比赵广汉更知道节制，知道借力打力的道理。这样的道理，后世的城市管理者无论何种面目，其实都懂。
权力者的生肖迷信
偏好，嗜好，好些人都可能有。但是，有权的人把自己的偏好放大，施之于治下的民众，则成了灾难。
中国人都有属相，十二生肖，怎么也得占一个。现在的年轻人被西方的星座迷住了，只谈星座不论生肖。但星座没有流行之前，人们对自己的属相还是相当在意的。有意无意，总觉得自己属相的那个动物，跟自己多少有点关系。这其中，属龙的最好，因为世界上原本就没这种东西。除了传说，或者雕刻和画上的龙，龙跟人们的生活不发生关系。而且龙到底是个什么脾气秉性，谁也说不好。人说胆小如鼠，气壮如牛，但没有说气壮如龙的。只有一个龙马精神，但说的是马，不是龙。
我刚懂事的时候，被大人告知我是属鸡的。翻看十二生肖图上的鸡，感觉很亲。再大一点，对家里养的鸡自觉负有义务，经常出去弄野菜喂它们。家里来了客人，杀鸡待客，我心里愤愤，但无力抵抗，遂以不吃代为抗议。这样的傻事，一直到成年才不做了。
一介小百姓对自己属相的动物表示亲近，甚至溺爱，大不了是一种偏好，跟别人无关。即使看着人家杀跟自己属相相同的动物，顶多也就是跳着脚抗议，没有用，也碍不着人家什么，弄不好还招来一顿打。属鼠的人不灭鼠，眼看着家里老鼠成灾，也只好随它去。但是，如果是大人物也这样狂热地生肖迷信，而且手中的权力恰好没有什么限制，这个事可就大了。
宋仁宗赵祯对自己的属相很在意。他跟我一样，属鸡，心里老大不乐意人家杀鸡。只是，他是个仁慈的皇帝，不能下令禁止天下人杀鸡。但是有一条，京师之内人们买卖鸡只，不能倒提着走，多少给鸡们留点脸面。但是，他的后辈宋徽宗赵估就没这么宽厚了，宋徽宗属狗，见了狗就亲。宰相范致虚拍马屁，上书说陛下属狗，可京师有好些人以屠狗为业，还是禁止的好。于是，宋徽宗下令天下禁止杀狗，保全了狗命，让好些人失业，好些人没了吃狗肉的乐子。到了明朝，出来一个长不大的顽童皇帝，明武宗朱厚照。此公姓朱，属猪，对猪有特殊的感情。于是登基之后，下令禁止杀猪、吃猪肉。中国人吃猪肉由来已久，蔚成风气已经几千年了，真的不知道那些日子国人是怎么过的。
武则天信佛，自己有一阵儿吃素，忽发奇想，下令天下禁屠。这样的事儿，属于跟生肖迷信类似的偏好泛滥。在则天朝，好一阵儿害得天下人都没法子吃肉了。幸好官员们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想出来办法应付。凡是桌上有肉，众口一词，都说这玩意是自己死的，没人杀。所以，也没耽误大家享受，至少没耽误官员享受。这个武则天，信佛就禁屠，不许杀生。但看上了清俊的小和尚，却拉入宫里做面首，破了人家的色戒，那又怎么说呢？跟强权者没处说理去，大权在握，什么都是她说了算。
皇帝这样胡来没人能拦着，人家是天子。但是，有些官员一朝权在手，在自己管辖的一亩三分地，也敢贯彻生肖迷信。清朝有个县令属牛，禁止自己辖境百姓杀牛。但凡抓到杀牛的，就把屠夫关起来，周围放上他所杀之牛的肉，大热天，让其腐烂发臭。臭气熏天，以至于把人熏死。那时候百姓其实也不乐意杀牛，但这样对付杀牛的，也让人受不了，几至于激成民变。
属什么，跟属的那个动物没有关系。这一层意思，在那个时代，也许人们并不十分清楚。但是，迷信到要捍卫这个属性的动物，尤其这种动物属于家禽、家畜的时候，就有点荒唐了。只有大权在握的人，能够把这种荒唐发挥到极致，让老百姓因此而过得不爽，有些人（犯了禁令的）还可能因此而丢了性命。
偏好，嗜好，好些人都可能有。但是，有权的人把自己的偏好放大，施之于治下的民众，则成了灾难。楚王好细腰，后宫多饿死。那些饿死的，是自己要讨楚王的欢心，心甘情愿，饿死活该。但是如果楚王下令，境内所有女人都必须细腰，腰不达标就要接受惩罚，这就是暴政了。
所以，不受约束的权力是灾难。因为这些权力的拥有者，一旦有了某种迷信性的偏好，就有可能转化为公共政策，甚至法令。
元祐党人碑
宋朝年间，支持变法的人称元丰党人，反对变法的称元祐党人。元丰党人当政，大刻元祐党人碑，宣布这些人属于奸党，要勒之于石，让他们千秋万代臭下去。
元祐是北宋哲宗赵煦的年号。北宋一朝，闹变法闹得不行，来回折腾。老子神宗赵顼变法，儿子哲宗赵煦不变了，复辟。于是，当年一干反对变法的人，以司马光为首，组织还乡团杀回来了。从此以后，支持变法的人称元丰党人（元丰是神宗年号），反对变法的为元祐党人。此后反反复复，到了宋徽宗赵佶这里，变法派声势大振，丞相蔡京对司马光这干人恨不过，但人都死了，也没法再贬斥发配。他为了彻底清除余毒，奉皇帝的旨意下令各州县大刻元祐党人碑，宣布这些人属于奸党，要勒之于石，让他们千秋万代臭下去。于是，就有了这著名的元祐党人碑。
其实，北宋的制度和政治的确需要改革。漫说后世，就是当时人也感到毛病特多，官制叠床架屋——床上架床，还添若干大小椅子板凳什么的。反正让大家什么事都干着别扭，一件小事折腾半年。但是，变法党人王安石他们，按着强化国家权力的思路做，动静忒大，不仅折腾官场，而且折腾百姓。所以，好些人反而感觉不如不变。
皇帝不换，这老儿自己决定的变法，不好自己否定；但是皇帝一换，老子死了，儿子上台，之前的变法就可以被推翻。弗洛伊德说，儿子都有仇父情结，放在皇帝身上，大概不错。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然而，老子喜欢的，不论是人还是政策，儿子必定不喜欢。所以，老子的宠臣，必定会栽在儿子的手上。于是，反变法的复辟党上台。
然而，复辟党司马光等人上台，做得太绝，尽废新法。哪儿有这个道理呢？旧法要是十全十美，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变？政治效率怎么会那么低？归拢在反变法这边的某些人，比如苏轼，其实对王安石变法中的某些内容（免役法）还是认同的。只是，人家就是要把他归在复辟派里，他也就只好做元祐党人了。北宋后期，复辟派整体上不吃香，所以，在一个短暂的元祐年间过后，复辟派就一直倒霉。苏轼就被贬了又贬，一直发到海南岛的儋州，相当于到天涯海角了。幸亏他看得开，活得久，终于盼来平反那一日，但是又到寿了。他当然想不到，死后居然还要被人折腾，名字刻上石碑，让他遗臭万年。
但是，各个州县刻碑的时候，出过一点小麻烦。北宋文化市场发达，元祐党人中，苏轼、黄庭坚这些人早早成名。在世的时候，就可以靠写字作画赚稿费了。由于文化普及程度高，经过市场的传播，即使贩夫走卒也知道这些人的大名。他们的字画招人喜欢，文章也有粉丝，而且是铁粉。苏轼流放期间，之所以能活得不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走到哪儿都有粉丝。粉丝们可不管这些人是否犯了政治错误，该喜欢就喜欢。合影是没办法了，但讨幅字儿、求首诗，却是家常便饭。当然，字画和诗都不会白作，银子和酒肉，甚至还有美女，滚滚而来。
政治挂帅，阶级路线什么的，在那个年头，人们还没有概念。尽管大家都崇拜皇帝，但皇帝不喜欢的人，却未必一定会全体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蔡京要刻元祐党人碑，要找刻工，这些刻工有些是刻过苏轼和黄庭坚诗作的，有些居然想不通。九江这个地方有个刻工，名叫李仲宁，手艺很棒，他接到地方官的指令，要他刻党人碑。他说，小人家贫，靠刻苏学士和黄学士的词作得以饱暖，现在要以奸人为名，将他们刻在石上，我不忍心；长安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出色的刻工叫安石，他也不肯，地方官加以鞭笞，不得已，他说，非刻不可的话，我不能刻上我的名字。
虽然人们总是说，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尽为读书人，不相信劳动人民一定会比读书人道德高尚。底层的百姓，每每弯子转的没有读书人那么快，想不通的时候肯定是有的。什么叫作好人，什么叫作坏人，他们自己也有一个标准，肯定跟上面的政治标准不怎么一样。
党人碑刻完之后，虽说遍立各个州县，但立碑的蔡京后来也完了。不及等到后世，就在他倒台的当口，人们评价此人就是个奸人。遭贬之后，没人给饭吃，活活饿死。当然，元祐党人碑也立马被砸毁，剩不下几个了。风水轮流转，谁知道最后转到哪儿？蔡京等人，当初的心机不可谓不深，最终都是白费。
清朝皇帝的乘车难题
坐轿子不仅舒服，而且在社会性上面感觉良好，清楚地区分了“人上人”和“下人”。
皇帝坐车吗？当然坐。君不见秦始皇兵马俑坑里发掘出来的安车，那就是皇帝坐的。当年秦始皇周游天下，坐的就是这种车；死在半道上，配上一车鲍鱼拉回来，也是这种车。再往前推，周朝周天子大概也坐车，周穆王也是坐车满世界走，据说还西去见了西王母。秦国的祖先，就是给周王驾车的。帝王坐车，驾车的人当然得坐在乘车人的前面，在轿子没发明之前，没有人对此提出礼仪上的异议。孔门的《三礼》，对此一句话不说。
中国的车，两个轮子，没有减震装备，坐上去不舒服。路况要是不好，就更不舒服。过去乘马车或者骡车长途旅行，一天走下来，乘车的人骨头都快颠散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在车上面做改进，反而另辟蹊径发明了轿子。
轿子跟车不一样，是人抬着走。轿子越大，抬的人越多；抬轿的人经验越是丰富，坐着的人就越舒服。无论路多么崎岖不平，经过人的肩膀和轿杆的消减，颠簸度可以消解为近乎零。到了清朝，轿子经过进一步的改进，宽大舒适，坐的人可以在里面睡觉。不仅吃食和烟具可以放在里面，只要坐的人不嫌味，马桶一样可以装进去，像个活动的小房间。小汽车传到中国，国人命名曰“轿车”，其实就舒适度而言，轿车还真不如轿子。轿子这样舒适，所以，连带兵打仗的将军能坐轿，都绝对不骑马，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民国。民国时期，从国外学了军事回国的将军们，带兵征战时也经常坐轿。一旦轿夫反水，或者撂挑子不干，将军就成了瓮中之鳖。
坐轿子不仅舒服，而且在社会性上面感觉良好。什么叫“人上人”？坐轿子的人，就是“人上人”。尤其是官轿，不仅宽大舒适，而且等级森严。什么官阶，坐什么规格和颜色的轿，多少人抬，都有详细的规定。远远看去，不消见到人，只看轿子，就知道什么等级的大人物来了。所以这么一来，轿子就跟礼仪严密挂钩了。挂钩之后，在一般情况下，皇帝就不能乘车了。
抬轿的人，永远是“下人”。虽然说，抬轿和抬轿的比，还是有高低贵贱之别。给官员抬轿的，就比一般的轿夫高人一等；给皇帝抬轿的轿夫，那更是轿夫中的娇子。但是，他们在乘轿人面前，永远都是伺候人的——弯腰伺候人入轿，然后在下面抬着走。不像驾车的，可以坐在乘车人前面。所以，只要大人物出门的交通工具是轿子，就不存在礼仪的麻烦。
但是，这个状况碰上来华的英国人出现了问题。1793年，英国派出了以马戛尔尼勋爵为首的使团，来华商议两国的通商问题。这么大老远地来中国谈事，哪有不带礼物的道理。马戛尔尼使团带来了一大批先进的光学和天文仪器，还有一座精致的地球仪，再就是一些速射野炮。这些稀罕玩意儿，都是当时的中国人闻所未闻的。
马戛尔尼是来做商务谈判的，但从乾隆皇帝到底下的官员，却都当他是来进贡的。因此，在从大沽到北京的路上，中国官员就问马戛尔尼，说你带来了英国的国礼。但是，你个人就没有什么礼物献给我们的皇帝吗？马戛尔尼一听，感到特别奇怪，说各国外交哪有这样的事？但转念一想，这是在中国，也许中国人就是这个规矩。幸好，他此番来华随身带了一辆四轮马车，原来是准备在中国路上自己用的。看中国人接待的挺好，走到哪儿都有人接送，马车看来没有用了。于是他就说，我带了一辆我们那边的马车，送给皇帝（马戛尔尼自己的叙述确是如此，但他此行的礼品单上却有马车两辆，一冬季用，一夏季用）。
这辆马车，就这么给带到了圆明园。在圆明园里，中国官员和太监都围着这辆奇怪的马车，大力围观，看了又看。有人说，马车前面的座位肯定是皇帝坐的，因为它高。另外的人说，不对，后面的座位有软垫，四面有玻璃窗，而且华贵，应该是皇帝坐的。第三个人说，前面皇帝坐，后面是娘娘坐。第四个人说，皇帝坐后面，娘娘坐前面。吵成一锅粥，争执不下，派了个老太监来问马戛尔尼。马戛尔尼说，后面皇帝坐，前面是驾车人坐的。太监说，驾车人不能站在地上赶车吗？“不能，马车是用缰绳操纵的。”一听马戛尔尼这么说，所有人都炸了。驾车的下人怎么可能背对着皇帝，而且坐得还比皇帝高？
结果不问而知，这辆马车，皇帝是肯定不坐了，再舒适也不坐。马戛尔尼去热河见乾隆时，乘坐了另一辆英国式的马车，让随同的中国官员赞叹不已。但是，这样的消息即使乾隆知道，也不会坐这种马车。不仅乾隆不坐，后来的皇帝也都不坐。当时马戛尔尼还天真地以为，有了他送的马车之后，皇帝肯定会弃中国旧式马车不用，用他的。但是，真正被弃用的，恰是他送的车。光绪年间，上海租界里西式马车已经流行，来上海看西洋景的，必坐一回四轮马车过把瘾。但皇帝不坐，太后也不坐。
再后来，汽车发明了，老外送给皇帝、太后一辆汽车，也就是我们说的轿车，但由于开车司机还是得坐在太后和皇帝前面，不合礼仪。所以，这车送了也白送，搁在颐和园里放着。庚子年，太后和皇帝逃难，坐的是中国式的骡车。如果有辆西式的马车，哪怕就是马戛尔尼送的那辆，跑起来都比中国的骡车快了好些，也少担惊受怕几分。
中国是礼仪之邦，礼仪上的事儿，都是天大的事儿，即使因此耽误了大事儿，也只好认了。
内务府的油水
包衣出身的人地位卑贱，没受过什么教育，但只要进了内务府，就格外有钱。让外人看着眼热。
“房新，树小，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过去老北京有这么个说法，说的就是内务府的官员。所谓“房新、树小、画不古”，无非是讽刺人家是暴发户。房子是新建的，新是新，但规模一定宏丽漂亮。树小，是因为院子刚建，所以树还没长起来。所谓画不古，是说人家墙上的字画没值钱的，不是因为没钱买，而是没有鉴赏力，买了假画。
清朝的内廷事务不让太监管，管事的是皇帝麾下由上三旗的包衣组成的内务府。所谓包衣，就是汉人所谓的家奴，内务府里有满人，也有汉人。太监和包衣，实际上都是家奴，但历史上太监专权的灾祸实在太多，让进了关的满人害怕，觉得还是原来自己使唤惯的奴才好点儿。包衣出身的人地位卑贱，没受过什么教育，但只要进了内务府，就格外有钱。让外人看着眼热。
说起来，《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也是内务府包衣出身。连汉人都算上，人家该是清朝最有文化的人。一部小说，不仅立意不凡，人物刻画感人，而且诗词歌赋，外带园林、服饰、饮食文化，什么都有。但是，这样的人，在包衣中，应该是例外。多数的旗下包衣，的确没什么文化。
没文化的上三旗包衣，却有固定的官缺属于他们，这就是包衣缺，非包衣不得染指。包衣缺，就是内务府以及所属机构的官位。这些官位按说薪俸都不是很高，也没有多少养廉银。但是，内务府是服务皇帝的机构，这种机构，最大的特点就是特权大，管的都是有油水的事务，而且操作模糊，浑水摸鱼的机会特别多。所以，只要在内务府担任一定的职位，想不发财都难。
比如说，内务府管理皇宫的特供，有的珍稀物品就成了垄断。关外的山参，在清朝，商家是不能自己采买的，所有的山参都只能卖给内务府。但是，这样多的山参皇宫里的人根本吃不完，于是内务府就往外卖。外面的人，想弄点山参治病养身，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当然，内务府卖出的价格比收购的高多了。这一笔买卖，由于其垄断性，收入就不小。这样的买卖，出与入都有很大的含糊性，经手人渔利的可能性大得不得了。有些特供职位，比如采买丝织品的织造，往往还可以兼管海关和内地关卡，掌握关税，甚至担任盐运使。我们知道，古今中外，这都是“肥缺”。所以，做一任织造，“肥得流油”。
内务府还有一项不确定性的收入，是籍没。官员犯事，要抄家籍没家产。但没收的财产不进国库，进的是内务府的内库。内务府官员靠这个活计弄多少钱，也是没数的事。都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其实真正吃饱的是内务府经办人员。清朝皇帝热衷抄家籍没，实际上却便宜了自己的家奴。
连卖官鬻爵，内务府都要插一手。按道理，历朝历代卖官的钱，都是由吏部经手，钱入国库。但清朝还有一个小偏门，走内务府。走内务府的买官路线是个捷径，得官容易，有些跟宫里有关的职位，比如侍卫什么的，还非走这个路径不可。
说白了，内务府的职位，就是借着皇帝的名义捞钱。内务府经手的所有东西都是给皇帝的，谁敢说半个不字？但是皇帝用得了吗？当然用不了。每顿饭，里面的山珍海味不算，单一般的食材，皇帝一个人的规格就得有几只羊，十几头猪，成百斤的牛奶，成百斤的精品蔬菜瓜果。皇帝就是头大象，也吃不了。吃不了不要紧，有人会吃的。但都是打着皇帝的名义吃，吃了也白吃。同理，每年特供的山珍、海味、人参、貂皮，以及宝石珍珠，也都名义上是皇帝的，最后到底是谁的，真是说不好。否则的话，皇帝一辈子不用干别的，光浏览品鉴这些宝物，就把时间都填满了。碰上节假日、特别的庆典、皇帝出行、狩猎，光那个排场，钱花的就像流水似的。这样的冤大头钱，谁经手，谁“肥”。
内务府的缺“肥”遭人嫉妒，落马也快。所以，内务府的人给人的印象就是暴发户，“房新、树小、画不古”。暴发不久，就落马，然后再来一个新的，依旧“房新、树小、画不古”。即使做到内务府大臣，也照样保不住身家。光绪朝的内务府大臣立山，深受西太后的宠爱，位子很稳，自己还不放心，设法转任外官，做了户部尚书。临到闹义和团，依旧被嫉妒他的人陷害，入了大狱，而且很快就被杀了。一个根本不知道西学为何物，并不赞同变法的“混小子”，就因为内务府的出身太“肥”了，被人趁乱算计，哪儿有理可讲。
古今中外，官缺不能太“肥”。太“肥”了，好处多，但风险也大。
清代教授们的生财之道
教授是个斯文的官职，但是，斯文不能当饭吃。薪水太低，斯文的教授也会干些不斯文的事儿。
清代有一类官被称为教职，在府一级为教授，在县一级为教谕和训导。但从七品到八品的小官，老百姓分不出来，统称他们为教授。教授的官阶，在百姓看来也不低了。不仅作为吏的书吏不能比，也高于杂佐官的典史和巡检。但是，教授们的日子过得却远没有这些基层小官吏好。原因是什么？手里没权。
典史、巡检和书吏参与治民，权不大，能用就好；薪水不高，但外快不少。可是，教授、教谕之类，只负责管理当地的官学，即官办学校。名义上，是生员（秀才）的老师。但是，这种官学平时不上课，每临大考，秀才们也只是在家用功，在学校自习。加上考取秀才的时候，县、府、院三级考试都是县太爷、知府和学政主持。在那个时代，人们只管录取他们的人叫老师。所以，教授、教谕们虽然名义上也是老师，但却没人认账。秀才都管不了，那么老百姓就更不买账了。官学又称学宫，跟孔庙放在一起，一年四季不让老百姓进。老百姓也不知道孔子能有什么用，所以连带着连学宫一并冷落。
所以，当学官的，没有什么外快可捞。只有三个小小的机会，可以弄点钱：一是，参加童子试的童生需要找资深秀才作保，如果经过教谕，那么得给人家一点手续费，几钱银子；二是，童生如果考取了，正式入学也要给教谕一点孝敬，也是几钱银子（即使这点钱，童生和秀才还经常赖账不给，教谕、训导们也无可奈何）；三是，每年祭孔、春秋两次仪式完了，祭品，主要是一个大猪头，按例归教授们享用，前两个好处经常会落空，但这个便宜，却铁板钉钉是教授的。
清代实行的是官员低薪制，一个县令每年不过40两银子，教谕、训导就更低。如果单凭薪水，谁的日子都不好过。但是，县令大权在握，征粮征税，审理官司，有大笔的外快可捞，日子非常滋润。不仅他滋润，连带围着他转的人都一块儿滋润。可怜教授们自成系统，枯坐学宫。就凭那点死薪水，一家大小连个油水都没有，能吃块豆腐，已经算改善生活了。所以，人称教授是豆腐官。豆腐官要想沾点荤腥，就得指望沾孔夫子的光。
老实人没办法，就是坐等，每年熬到祭孔那天，打个牙祭。但不那么老实的，也会在祭品上打主意。祭礼是教授们张罗的，祭品合适与否，他就可以说了算。一般来说，猪头是由卖肉的屠户提供，教授可以挑剔说猪头太小，你就是给了大的，他还说小，你也没辙。杀猪的没法跟朝廷命官论理，塞上一点银子，人家就说合格了。在直隶，祭孔照例要杀羊，教授挑剔的对象就由猪变成羊。反正，你不塞银子，人家就说你的羊小，换大个的，也不行。教授平时买不起肉，即使你的猪头、你的羊足够大，一两天吃不了（那时没有冰箱，剩余的肉放不住），但教授碍于身份，又没法子卖剩余的肉赚钱。所以，他们就趁机捞几个银子，以后买肉吃。因此，碰上这样的事，老百姓都理解。
教授是个斯文的官职，但是，斯文不能当饭吃。薪水太低，斯文的教授也会干些不斯文的事儿。
温柔的天下体系
中国人，从来都有对自己视力之外的事情存而不论的本事，他们不来，就假装他们不存在。
天下体系的传统在延续，优待外人、苛待自己民众的传统，也在延续。天下体系的温柔上面，有天朝民众的血和汗。
“中国是天朝上国，天下中心。”这样的观念，自打《禹贡》问世以来，被多少代的统治者坚守着。即使外夷打将进来占了半壁江山，像女真人那样，不仅逼着汉人的朝廷纳贡，而且还要称女真的君主为叔父，这样的观念，也依旧在。
继承了明朝江山的满人，也继承了明朝的朝贡体系和天下观念，凭借武力和手腕，把朝贡体系扩大了。西北边的游牧人，也渐次被纳入其中。虽然说，原来给明朝纳贡的朝鲜和越南，骨子里对原来的狄夷满人并不买账，但该纳贡却依旧纳贡。因为纳贡，在经济上，是个有大便宜的事儿。
历朝历代的中国皇帝，也包括那些在中土称帝的胡人，对欺负到头上的外人都很头疼。但只要这样的欺负不严重了，就都又热衷于怀柔远夷。隋炀帝下令外来的胡人吃饭可以不付钱的事情，有点过分，但对外来胡人的优惠，一直都存在。中国的皇帝可以对自己的百姓狠，但对外来的胡人，却是能怀柔就怀柔。
所谓的天朝上国，天下中心，理论上其实是个文化意义上的“太阳”。周边的各族人民，包括远恶边鄙地带的远夷，都应该向慕王化，主动接受“太阳”的普照。因此，那些来进贡的藩属随便带来点什么东西，都会换回去一堆金银财宝。而且，天朝对于来进贡的藩属，一般不过问其国内的事务，只要你能接受我的册封。如果你像朝鲜那样，恭敬地接受册封当然好；如果像日本那样，将册封的金印一丢，也随便，没有人会因此而兴师问罪。
至于这个地球上存在的那些众多的邦国，根本不理会天朝上国的存在，顶多跟我们直接或间接地做过生意。那么天朝对这些国家也基本视而不见，连它们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地方，都可以无视。明朝末年，耶稣会的利玛窦来华，带来了由地球仪展开的万国舆图，但中国人见了，也无非就是对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国家感到了一点惊讶，并没有接着联想：为何这些国家都不来上供，接受王化。中国人，从来都有对自己视力之外的事情存而不论的本事，他们不来，就假装他们不存在。
在英国马戛尔尼使团1793年来华之前，欧洲的“夷人”其实也来过。除了来传教、找工作的，葡萄牙和荷兰人的使节也来过。只是这些使节的面目不清，弄不清他们是东印度公司派来的，还是国王派来的。他们来华胸无大志，只是想占点小便宜，所以在礼仪上一点都不纠结。跟暹罗、越南一样，来了进礼部，送的贡品也稀松平常。见皇帝，让三跪九叩，就三跪九叩。所以，尽管是远夷来朝，却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
但是，1793年来的英国人不一样。首先，他们是带着一个舰队来的，其中狮子号是艘带有64门大炮的巨舰。其次，这是一个庞大的使团，为首的马戛尔尼勋爵，是曾经做过驻俄大使的高级别职业外交官。使团不仅有各色专家，还有随行画师。其三，他们带来了大量的礼品，有中国人见过和没见过的各种天文仪器——地球仪和一架天文望远镜；还有中国没有的四轮马车，最先进的枪和炮（其中铜质的速射炮，可以每分钟发射20～30发炮弹）；有中国人肯定见过的地毯、挂毯，各种产自欧洲的工艺品；当然，还有英国最自豪的巨大战舰的模型。
如果英国人真的是来进贡的，那么此番向慕王化的诚意可是够大的。所以，马戛尔尼使团的到来，给中国朝野带来的是一片欢喜。当时的乾隆爷已经83岁了，在位58年，自我感觉极好。当然，臣子们也跟着他感觉好。有什么能比一个遥远没有听说过的国家前来进贡，更能说明王朝的强大，皇帝爷的威名远播呢？
可惜，英国人不是向慕王化来的，备了厚礼，仅仅是为了要建立外交商务关系。确切地说，就是中英两国互派使节，各自驻在对方的首都，双方全面通商。而不是像当时那样，仅仅广州一口通商。为了全面通商的方便，英国方面还要求比照澳门，在舟山租用或者买一个基地，用来囤放商品。当然，按情势论，如果中国方面不答应这个要求，只要全面通商，英国人的这个要求也是可以放弃的。
其实，如果马戛尔尼来的时候，中国人没有那么一厢情愿，在没有搞清状况的情况下，就把英人来朝的消息炒大。清朝政府其实可以比照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建立一种平等的、不互派驻对方使节的商务外交关系。俄国沙皇的使节来华，对中国皇帝三跪九叩，中国朝廷的使节到了俄罗斯，也对沙皇三跪九叩。只是，后边这半截的事儿，需严格保密，不让朝中其他人，特别是其他国家的人知道就可以了。可是，英国人来了这事太大，太有面子，为了抢这个天大的功劳，和珅亲自操办，派自己的亲信接待英国人。等到和珅明白人家不是来朝贡的，而是要建立平等外交商务关系，英国人来进贡这事早已满朝皆知，再想偷偷地办，已经不可能了。
所以，在马戛尔尼来承德避暑山庄见乾隆的路上，尽管他一个劲儿地告知对方，自己的君主是西方的盟主，自己此番来华就是要跟东方的盟主——中国，建立平等的关系。但中国接待的官员，却想尽办法劝马戛尔尼按照中国的礼仪来见皇帝。最好，还要穿上中国的朝服。为此，他们费尽心思说服马戛尔尼，宽大的中国服装如何舒服。为了能说服马戛尔尼，他们甚至请出了在华的西方人。最后，和珅自己和乾隆的宠臣福长安都亲自出面了。为了吓唬马戛尔尼，他们中间有人甚至胡编说乾隆是蒙古人忽必烈的后代。
此时的和珅们对马戛尔尼的使命，已经不在乎了，他们知道建立平等外交商务关系这事，皇帝肯定不会答应。他们在乎的，是马戛尔尼见乾隆的礼仪。只要把马戛尔尼哄好了，让他答应见皇帝的时候三跪九叩，让皇帝在众多藩属国的使节面前有面子，他们就算大功告成。所以，无论马戛尔尼怎样努力，都没有人来跟他谈他的使命，一群像苍蝇似的围着他转的中国人，说来说去，就是让他按照中国礼仪见乾隆。
最后，被逼的没办法了，马戛尔尼做了一点妥协。他答应说，我带来了英国国王的画像，如果你们中间一位大臣在我的庐帐里，对着我的国王三跪九叩，那我就可以对着你们的皇帝也行中国的大礼。然而，这个皮球踢过来，竟然没有人敢接——谁也不敢对着蛮夷的国王行见君主的大礼。这事，对中国的大臣们，也是一个天大的难题。如果谁这么干了，以后别说回家不好见祖宗，就是哪天被御史知道了，一个弹劾出来，人就别做了。
最后，马戛尔尼还是见了乾隆，以打折的英国礼仪，单膝跪倒，但不吻手——这个中国人受不了。
结果不像传说的那样，马戛尔尼的礼仪问题没有解决，中国方面就表现得非常冷淡。其实，乾隆见了马戛尔尼好几次，有一次，甚至要拉马戛尔尼去拜佛塔。只是因为信仰问题，马戛尔尼才没去。每次见到在众多匍匐在地的群臣中单膝跪着的马戛尔尼，乾隆都要特意传旨慰问一下。临别的时候，乾隆还特意拿出了据说是准备传给后代的宝石，送给英国国王作为礼物。尽管马戛尔尼一个劲儿地贬低中国方面的还礼，但依照惯例，这些礼物应该不会比英国人送来的分量轻——虽然双方对于贵重的认识，并不一致。
那封被后人反复引证的给英王的“敕书”，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傲慢。虽然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但主要是强调祖宗之法不能改，而不是他乾隆不想答应英国人。为了说服英国人，敕书反复陈述西方人常驻中国的种种不便，使节以及驻在中国的非必要性，遣词用句已经到了苦口婆心的地步。甚至在马戛尔尼们到了广州之际，乾隆还派人送来一份诏令，传达他不得不否定马戛尔尼要求的无奈。
马戛尔尼在中国期间，他每日的开销，按英国遵循的国际惯例，是该由他们自己开支的，但乾隆却规定，所有的开支都由中国方面负责——每天的拨款，达到1500两白银。尽管马戛尔尼怀疑他们根本吃不了这么些银子买的东西，拨款都被人贪污了，但乾隆的这份好意，却是真实的。
可是，对傲慢的英国人这么友好的清政府，对自己的臣民却一点也不好。回去的时候，马戛尔尼是一路从大运河乘船，然后改走驿道去广州的。一路上，不管水深水浅，纤夫都必须拉着船走，拉不动，就皮鞭、军棍伺候。纤夫如果逃走了，就连夜在河边的村庄里拉人充役。这些充役的农民，能吃到一点英国人的残羹剩饭，就感恩不尽。
天下体系的传统在延续，优待外人、苛待自己民众的传统，也在延续。天下体系的温柔上面，有天朝民众的血和汗。
火攻的逸事
无论做什么，斗智不斗力，是国人的传统。打仗也是这样的。蛮打的人，即使打赢了，人家也不佩服。
按《三国演义》的说法，那时打仗，似乎很喜欢用火攻。火烧新野，火烧赤壁，火烧藤甲军……对了，还有火烧连营。两军交战，一方借助水火二君，以巧制敌，当然便宜。真要是得手了，对方弄不好就全军覆没。就像《三国演义》上讲的，七擒孟获最后一战，“让那兀秃国连个人种都没留下”。
当然，真实的战争，有没有那么多火攻，是值得怀疑的。放火烧人这事，得有引火之物。或者放火者自带，或者对方就有，或者周围环境里有。藤甲军这样的事，就算是真的，也只是特例。秋冬季节草木干燥，如果大兵驻扎在树林之中，人家放火，当然就着了道了。但是，这样的好事一般不容易实现，因为你能想到，对方也能想到，行军扎营预先就提防了。只消把营盘周围的草木清理干净，一般火就烧不进去了。在森林中遭遇火灾，最好的办法不是逃，而是清理出一块空地，道理是一样的。如果放火者自带燃火物，今天最好的是煤油，但古代没这东西，无非是硝石火药和一般的食用油。又没有特别多的人或者工具，所带有限，造成不了多大的危害。
战国时，田单使用火牛阵，在牛角上绑火把，尾巴上燃火，放出去冲击敌阵。听起来很令人振奋，但真的实行起来，其实未必就灵验。你怎么能保证那牛一定往前冲，不四处乱跑呢？真的要在牛尾巴上点火，疼痛难忍的牛肯定疯了似的乱跑。掉过头来，冲向自己人也未可知也。
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直系军阀和冯玉祥的国民军打了起来。围困天津的国民军久攻不下，想起了火牛阵这回事。找不到那么多的牛，就用山羊代替。结果真的用了之后，发现疼极了的山羊四处疯跑。结果倒是“皆大欢喜”，对阵双方的将士们都在大吃羊肉。
当然，古人的火攻，未必没有这回事，但绝对是被小说夸大了。原本就是一点点的战斗助力，变成好看煞人的戏剧性故事。看了故事，哈哈一笑也就结了，但后人，尤其是军人，每每当真。一当真，就出笑话了。
鸦片战争的时候，跟英军对阵的前线，无论广州还是浙江，中国军队都采用过火攻之术。这样高明的主意，据说来自高明的林则徐。当年传说赤壁之战的火攻，是一群船上装满了硝石火药之类的引火之物，借假投降冲入被铁链连锁的敌人战船中，这才烧了起来。三国时期的战船都是木制的，外面涂了桐油，易燃。这样的火攻，听起来还靠谱。但是，鸦片战争中跟中国军队对垒的英国战舰，虽说多数是木制的，但都包了铁皮，不大容易烧着。而中国人的火攻就是弄一些木筏子，堆上柴火，先点着了，然后顺流往下放，指望把敌船烧毁。英军见了这样的火攻，有的干脆不理，有的派一只小船，用抓钩把着火的木筏子一拨，就都溜到别处去了。
《三国演义》是满人的最爱，鸦片战争时在前线指挥的，大多是满人。即使是汉人将领，对于《三国演义》这样的小说也喜欢的不得了。用三国故事当谋略大全，进而指挥战争，在国内战场上，屡见不鲜。真正看《孙子兵法》的人其实不多，大家都对《三国演义》《水浒传》特别热衷，比照着故事里的事儿，在现实中操练。这样的主意，主将都听得进去。据说，用的好的，还真的占便宜。
无论做什么，斗智不斗力，是国人的传统。打仗也是这样的。蛮打的人，即使打赢了，人家也不佩服。佩服的，就是传说中诸葛亮这种，四两拨千斤，用巧力和智谋战胜对手。但奇怪的是，这样的谋略放在中国的内战上，也许还可以用用，碰到洋人就不怎么灵了。人家就是按照他们军事学的教科书的方法打仗，一板一眼——两军对阵，先用炮火覆盖，然后步兵包抄。人家的战舰，动辄几十、上百门大炮一次齐射，我们的水师兵船，就只有下沉的份儿，我们的炮台也只好失守了。费尽心思想出来的火攻，用了只当扯淡，供人一笑。还不如广州城名将杨芳用的马桶阵——城头上一下子竖起无数个女人用过的马桶，再加上臭臭的裹脚布，迎风飘扬。一时间英国人搞不清这是怎么回事，还真就暂停了进攻。
不在军器上下功夫，不在训练上想办法，一味玩中国谋略。碰上洋鬼子，最终火攻也好，马桶阵也好，都只能见鬼。
钦差大臣去了澳门
清末的一系列变故，终于让朝廷的眼睛睁开了一条缝，但并没有看清楚这个世界。
澳门是明朝中叶（1553年）被葡萄牙人混赖，赖去的。反正每年给地方官贿赂，地方官就当一个额外的财路，懒得去较真。时间一长，就成了既成事实了，如梦方醒的朝廷也只好认账，就当租给人家了。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明王朝，对于天高皇帝远的广东地方，一向不那么认真，地方官也就糊弄。任由夷人赖在那里，权当是“怀柔远夷”了。只是为了防止华夷混杂，朝廷在澳门半岛的出口修了一个关闸，派几个兵守在那里。当然，根本就防不住人们的进出，只是意思意思。
自打那时以后，由明及清，罕有朝廷高官进入澳门。尽管在法律上澳门还是中国的，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那里已经是夷人住的地方了。深入夷境，没有本事化夷为夏，很容易招致物议的。中国就是这样，小百姓好奇心很重，但官员大人几乎没有什么好奇心。做事首先担忧的，是官帽子。
在清一朝，广州跟澳门离得不远，可是别说两广总督，就是广州知府，也没听说有谁去过澳门。去澳门办事的中国官员倒是不少，采买洋货以及红夷大炮，但都是低级官员。倒是澳门的葡萄牙人乐于派使节去北京，参拜皇帝。跟后来的英国人马戛尔尼不一样，派去北京的葡萄牙人个个都三跪九叩。听说马戛尔尼不肯下跪，葡萄牙人还愤愤不平。
然而，朝廷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和两广总督邓廷桢在主持禁烟期间，居然要去澳门走走。这个事，让澳门的葡萄牙总督很是兴奋。葡萄牙人一直就想跟两广当局接上官方关系，但始终接不上。这次钦差大人肯屈节来访，当然是件好事。葡萄牙人当时还没有远见，能意识到在后来的战争中，清廷必输。在当时，他们认为能跟清朝官方多套近乎，对他们今后没坏处。
在林则徐和邓廷桢动身之前，林则徐已经派人来过澳门，让澳门人配合禁烟，不许向澳门的英国鸦片贩子供应食物，将他们逼走。但是，他们此行显然不是为了巡查澳门方面事干的怎样，而是来打探夷情的。林则徐来广州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来之前的种种关于夷人的成见，眼见得越来越不靠谱了。眼前的对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拐个弯通过澳门，也许可以一窥真相。
林邓二人是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1839年9月2日）动身的，当年的路不好，从广州到澳门居然走了一天。临近澳门，还在一个都司衙门里歇了一晚，第二天才赶到澳门。过了关闸，澳门总督率领百名葡萄牙兵组成的仪仗队亲自迎接。林则徐注意到，仪仗队里还有乐队，奏“夷乐”。过了关闸，在望厦村有座新修的关帝庙，林则徐进庙上香，然后命通事传谕澳门总督来见。林则徐赏给了澳门总督四样礼物，色绫、折扇、茶叶和冰糖。给澳门的夷兵送上了牛羊和酒，外加400块银元。就这样把总督当下属，澳门总督居然也没意见。然后林则徐他们经三巴门，进澳门著名的妈祖庙进香。
我估计，此行从头至尾，林则徐他们都是坐着轿子。就这样，轿夫们抬着林则徐和邓廷桢，在澳门总督率仪仗队的陪同下，沿着澳门南环街走了一圈，走马观花地考察了这个夷人住的弹丸之地。当然，澳门总督也给林则徐指示了哪些地方曾经是英国人住的，现在都已经空了。说明他对钦差大人的指示，相当认真地执行了。
但林则徐注意的不是这些，他注意到了街上的夷人，无论男女，都出来围观，有瞬间拥有众多粉丝的感觉，多少有点兴奋。看了澳门的建筑，觉得楼盖得很高，多至三层，金碧辉煌的，说明夷人“好治宅”，这是个好评语，还是恶评呢？不好说。但对于澳门夷人的服饰和装扮，却大生恶感。觉得这些人男的包裹紧密，穿着紧身裤袜，活像我们戏剧里扮演狐狸、兔子之类的演员；头发是卷的，却又剪去一些；胡子很多，却半剃半留。女的则头发分梳成两道三道，衣裙上身袒露，下身重裙。加上还有黑人，黑的像漆一样给葡萄牙人做奴仆。所以，看了吓人。林则徐在日记里感慨道，说广东人称呼夷人为“鬼子”，看来不是骂他们。他对夷人的婚姻自择，也感到不以为然，说是“真夷俗也”。林则徐转了一圈，当天就出来了，第二天返回了广州。
尽管对“洋鬼子”印象不佳，充满了华夏自豪感。但是林则徐的确有涵养，在澳门期间一点都没露出来。而且，他还派人收集澳门新闻纸（报纸），以及一切有助于了解西方的材料。有多少算多少，多多益善；还通过澳门，采买了好些西洋大炮和一艘英国商船，后者被改装成军舰，供水师练兵，攀爬敌舰之用。
但是，澳门的葡萄牙人对林大人的印象却不错。他们的报纸盛赞林则徐，称他跟那些“手握大权，却不知英吉利并美利坚之事情，骄傲自足的大人先生不同”，说他不仅善于收集有关外国的知识，而且“凡有所得，不辞辛苦，常时习用，记在心中”，真是一个“聪明好人”。
但是，这个聪明好人虽然屈尊去了一趟夷人待的地方，却还没有抛弃传统士大夫对狄夷的偏见，并没有对眼前有着锐利火器、坚固高大兵船的夷人给予足够的重视。眼睛是睁开了一条缝，但并没有看清楚这个世界。
其实，澳门周边的好些农民和商人，由于多年跟葡萄牙人打交道，他们对西方人的了解其实还蛮深的。可惜，已经开始了解西方的林则徐，此时居然完全没有顾及这些“洋人通”，从来没有问过哪怕一个买办，去了解夷情。而这些“洋人通”，直到洋务运动期间，才有了用武之地。
抄查琦善
前面奉命禁烟的林则徐使命未了，英国人打上门来。直隶总督琦善汇报说，英国人受了冤屈，前来诉冤的。琦善做了钦差大臣跟英国人交涉，才发现他们是要中国开放，要香港。
鸦片战争之前的清王朝，严格地说，没有外交这回事。它与周边的国家或者部落，不是交战，就是臣服，或者是交战完了再臣服的关系。反正天底下，数我老大，万国来朝，天经地义。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沙皇俄国。但就这一个例外，沙皇俄国不声张，谁又知道呢？两边私下说好，清朝的使臣去沙皇俄国见沙皇，三跪九叩；而沙皇俄国的使臣来中国见皇帝，也是三跪九叩。中国使臣在圣彼得堡下跪，没人知道；而沙皇俄国使臣在中国下跪，当着众多别国的使臣的面，大家都看到了。说来说去，还是中国皇帝有面子。
然而，这面子碰到英国人，就卷了。抱着和平使命来访的英国人不肯下跪，事儿没谈成。然后，鸦片来了，英国兵舰来了。前面奉命禁烟的林则徐使命未了，英国人打上门来，到了白河口。接待英国人的直隶总督琦善汇报说，是英国人受了冤屈，前来诉冤的。于是，林则徐被撤职，琦善做了钦差大臣，派到广州跟英国人交涉。这一交涉，惹上麻烦了。原来英国人从马戛尔尼以来，一以贯之，就是要中国开放，对英国开放市场，建立贸易外交关系。顺便的，也像葡萄牙人一样，要一个囤放商品的小岛，不幸的是，他们看上了香港。这里面，根本就没有诉冤这回事。
英国人的要求，琦善不能答应，但也不能不答应。无论怎么做，在皇帝那里，他都有欺君之罪。没法子，只好拖，拖来拖去，坊间传闻，他私下许了香港。传闻被政敌告到皇帝那里，这下子琦善栽了，栽大了。皇帝雷霆之怒，琦善被革职拿问，抄没家产，因为人们风传，他接受了洋人的贿赂。
林则徐被撤职是因为对外态度强硬，无论是否惹出祸端，政治上正确。而琦善这回被处理则是因为对外过于柔软，凡是柔软，就有做汉奸，不，满奸的嫌疑。也不是什么嫌疑，打那时开始，铁板钉钉，汉奸的帽子，琦善戴上去就没摘下来过。即使皇帝后来给他官复原职，但民间的口碑，却一直将他钉死在汉奸的牌位上。直到不久前，有人写文章讨论这个问题，说按照史料记载，没有证据表明琦善签过割让香港的草约，也没有像民间传的那样，撤去海防，敞开大门。结果呢？这个写文章的人被史学界大腕痛批，说是替汉奸张目，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已经是后话了，我们还说当年。当年琦善被抄家，是步兵统领经办的，一共抄出金锭、金条、金叶约7100余两，官元宝1438个，每个元宝重25两，共计35950两，还有散碎银两46920两；至于珠宝和古董，应该也不少，但居然没有列出，实在不知是为什么。另外，还有两千五百多顷的土地，以及大量的店铺铺面。像琦善这样担任过直隶总督、官拜大学士的重臣被抄家，一般来说，经办人都会徇点私情，如果不徇私情，那么也会有所隐瞒，在抄家过程中私藏若干。最后报上来的数，肯定不实。但即便如此，琦善肯定也算是个大富豪了，八万多两的白银，七千多两的金子，折合成今天的钱，怎么也有几千万，还不算那么多铺面和几万亩地，以及说不清楚的珠宝与古董呢。
虽然说，琦善收受洋人贿赂这事子虚乌有，但这许多的钱，当然不会都来自正当收入。所以，被抄家籍没，也该着。只是，有这许多家产的又不是他一个，哪个满大人，不是凭借职务赚得满盆满罐，为什么单抄琦善的家？没别的，谁让你办交涉来的？但是有意思的是，道光皇帝没有把这抄来的银子收入国库，而是要军机大臣穆彰阿他们想办法，拿这些抄来的家产去养八旗闲散兵丁，增加武备，也好应付即将到来的战争。
穆彰阿是满人中的人精，属于特别懂道光心思，也特别会办事的人，跟汉人中的曹振镛可以相提并论。他接旨之后，没有把抄来的银子直接发下去，而是把它交给内务府大臣去放债生息，田地则租出去收租子，铺面也租出去收租银。几项租金和利息加一起，所得的款项，再去散给闲散八旗兵。据报，琦善的钱，再加上多年前抄没的另外一位大臣的家产，一共可以供养400名披甲人。如此办完，皇帝十分欢喜。
打仗是一时的事儿，打完仗之后，所有的银子和铺面田地都还在内务府。打完了仗，利息也不用给八旗兵了，里外里，都是内务府的。内务府就是皇帝的大管家，折腾半天，最后便宜的，还是皇帝。道光是清朝少有的抠门皇帝，一分钱都舍不得多花，平日都穿补丁衣服。喜欢进账，不喜欢支出。抄来的琦善家产只有这样处理，才合皇帝的心意。也亏了穆彰阿，这样的办法，也就他能想出来。
那400披甲人上了前线吗？不知。那些钱真的按时发下去了吗？也不知。我们知道的，反正八旗兵也好，绿营兵也罢，给多少饷银，多少赏赐，都没有什么用。仗是打一仗败一仗，国库里的银子花光了，战争也就结束了。无非割地赔款，无非开放口岸。皇帝的面子一点也没剩，但银子还是能落下点来，至少，琦善家的银子进了内务府。
中国兵船远航记
自古以来，中国就存在两部分人，一部分保守，一部分开放；一部分内向，一部分外向；一部分有内陆性格，一部分有海洋性格。可惜，总是前者主导着中国政治。
鸦片战争打完，中英关系一度相当融洽。英国人占尽了便宜，该得的，不该得的，都得到了。觉得当年马戛尔尼没有敲开的中国大门，已经开了，挺满足。挨打之后，中国人也学乖了不少。
跟英国人打交道的头等钦差耆英大人以天朝头品大员，满族亲贵之尊，屈节来到了英国人已经占了若干年的香港。虽然排场还是中国的排场，仪仗排了一里多地。宴请英国人，能奢侈，就奢侈，菜品多得让洋鬼子撑死。但礼尚往来，却对洋人的风情，能迁就就迁就。不仅跟洋人拥抱，还跟淑女握手。耆英大人对一个漂亮的洋妞，还赠送花手绢，要人家也回赠，害得人家以为满大人动情了，花容失色，很不好意思。在洋人的宴会上，耆英还唱了一首情歌，让座中人大开了眼界。
特别的，在香港期间，耆英还照了一张小照。据说，这是中国人有史以来的第一张照片。要知道，从那以后，又过了四十年，八旗官兵还有大把的人以为照相会被摄走灵魂，可见耆英这位满大人的胆气。耆英唯独不能迁就的，就是舞会，碰到这样的好事，即使有洋乐伴奏，有洋妞邀舞，他还是退避三舍。推说身体不舒服，溜了。
在与英国人打交道的公开场合，耆英不仅对那种将英国君主和大清皇帝并列的提法毫不介意，跟着喊万岁，而且特意培养他与英国特使与将军的私人情感，频繁互赠礼物，互留照片。别以为不懂外交为何物的中国官员，一上手就公私不分，因私废公。其实，背着英国人，他依旧痛快地表示对英夷的鄙夷。所有的友善、迁就，不过是权宜之计。
当然，挨了一次痛打，中国人还是有点变化。在战争后期，道光皇帝曾经想在广东和福建，仿造外国兵船。也弄来了英国人的火铳，钦服之余，表示要加以仿制。但是，这样两种改革，都因为战争过于迅速的结束而无疾而终。雨过忘雷，不愉快的事，还是尽快忘记了的好。取而代之的，是一艘中国兵船的远航。
这艘中国兵船，英国人称之为耆英号。这样的命名，明显是对开明的耆英表示敬意。船的确是中国船，属于水师，但船主已经是英国人了。船，是战后几个英国商人从中国广东水师那买来的。不用说，这是一场绝对私密的买卖。这事，亏了这场中英之间的战事，否则一艘700～800吨的战船没了，就算水师腐败，还是可能会有麻烦。打仗了，推说被击沉，也就销账了。胆子大点，再编几个英勇抵抗的故事，说不定还可以请赏呢。
英国商人们把船弄到香港，招募了一些水手。英国人做船长、大副、二副、三副……中国人做水手。其实，驾驶这种中国船还是得靠中国人，中国船跟西方的船根本不是一回事，船上什么东西都不一样，英国人不过带路而已。那年月，南方沿海，中国水手不难招募，吃这碗饭的人大把的有，也不怕出远门。船在出发之前，进行了精心的修缮，尽量保持中国兵船的原汁原味。然后船主就把船开了出去，向英国进发。他们的意思，是让好奇的英国人看看什么叫中国船，什么叫中国人，还有中国玩意儿。当然，看了不会白看。对鸦片战争的剩余商业价值，能榨取就榨取一点。
客观地说，到了清朝，由于长期禁海和闭关的结果，中国的海船制造已经大幅度地退化。当年郑和下西洋时的那种艨艟巨舰，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这艘中国兵船建造的还是相当精巧，也相当坚固。不像西洋船那样，它由龙骨支撑，全船上下，没有一颗钉子，但即使远涉重洋，也一点事儿都没有。
耆英号1846年12月6日从香港出发，绕过好望角，碰上了飓风。在这个舰船的伤心之地，这艘中国船抵抗风暴的能力一点也不次于好的英国船，他们平安无事。只是在离开圣赫勒拿岛之后，赶上了逆风和不利的洋流，使得船偏离了方向，驶向美洲。这时，由于旅途过远，导致淡水和食物出现危机，所以船长不得不把船开往纽约，在纽约补充了食物和淡水之后，再去伦敦。航行了一年多，绕了大半个地球，比当年郑和走的还远。到达伦敦时，船依旧完好如初。整个船都是上好的楠木做的，严丝合缝，经过多少年都不会腐烂。关键是，经得起风浪。
这样的船用来装运货物，从事远洋贸易没有问题。但用来做兵船，却问题大了。因为，中国造船业的盛期在宋元时代，中国在当时基本上还处于冷兵器阶段。即使是兵船，也是冷兵器交战，互相上船格斗。这种格局，一直沿袭下来没有大的变化。
人家西方进入火器时代之后，把火炮搬进了兵船，随之研制了适合装炮的军舰。大炮在甲板下，两舷排列，船大的可以分几层，每艘军舰最多可以装几百门大炮。一齐发射时，非常壮观。
但是，中国的兵船即使使用了大炮，也只不过是在甲板上摆上两三门而已，就像摆在炮台上一样。由于开炮是有后坐力的，所以在甲板上架炮，门数绝对不能多，多了就撞架，船就有危险。每放一炮，船就摇晃得非常厉害，半天才能放第二炮。而西方军舰，甲板下的炮是用铁链固定好的，后面都装有棉花垛，防止冲撞。当然，这种只有两三门放在甲板上大炮的中国兵船，吓唬一下海匪也许还凑合，碰上英国人的军舰，人家只需一排炮打过来，就只有钻到海底的份儿了。这样的事情，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多次发生。中国兵船即使以多打少，玩偷袭，也不济事。只要人家的炮响了，我们的船就稀里哗啦了。
精明的英国商人，把耆英号中国兵船变成了一座流动的中国博物馆。船的帆、舵、锚、火炮、桅杆上的装饰、中国字，船上厨房里煮饭和炒菜的锅，都成了被参观的对象。船上，甚至还摆了一具中国式的棺材。船中的会客厅里，装满了中国家具、灯笼，以及各种各样的古董。佛龛、香炉，还有一对中国鸦片烟枪。船上的中国水手，连同他们身上的服装、脑后的辫子都成了活的展品，随同展出。还好，他们没有弄一两个小脚中国女人走，否则展会肯定更火。
停泊在泰晤士河上的这艘中国兵船，招来了大批的参观者。各界人士竞相来看热闹，包括著名的威灵顿公爵，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和艾伯特亲王。跟遥远的中国打了一仗，大获全胜，别的不讲，的确激发了英国人对中国的好奇心。这好奇，通过这艘看起来根本没法打仗的中国兵船、拖辫子的中国人，以及鸦片烟枪，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不消说，生出这样商业点子的英国商人，赚大了。后来，这艘中国兵船成为一个相对固定的展览馆，还真的弄来了小脚的粤剧女演员来唱戏（兼着展示她那一双小脚），请来中国的武林好汉在船上表演武术，中国功夫。
只是，这艘由中国人建造，也基本由中国人驾驶的船，跟中国人却没什么关系。这次远航，中国政府毫不知情。这些到过英国，见过世面的中国人此后渺无声息，一点域外的信息也没传回来。即使传回来，大概也只限于他们的家人、乡人。对一个不得不变化的中国，没有丝毫影响。
其实，甚至从宋元时代开始，东南沿海的中国人就开始远洋漂流了，他们不仅去了南洋，而且去了印度，甚至美洲和欧洲。有些人出去，有些人回来。但是，这些向外走的中国人，对于这个国家的主流人群等于不存在。无论他们有过什么经验，什么见识，跟这个国家都没有多少关系。只有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过后，中国开始自主的自强运动，新式工商业才会想起这些人。他们中的一些跟洋人打交道的买办，华侨商人才开始进入社会上层，一些工匠和水手才成为开放的长三角地带最早的产业工人。
其实，自古以来，中国就存在两部分人，一部分保守，一部分开放；一部分内向，一部分外向；一部分有内陆性格，一部分有海洋性格。可惜，总是前者主导着中国政治。
袁世凯借钱记
袁世凯替朝廷出面借钱，把官员都得罪了。但是，得罪了下面的官员，却讨好了上面的太后。只要太后被伺候好了，又有谁能撼动他呢？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对北京的破坏相当大。1860年，英法联军也进过北京，但那时不过烧了一座圆明园，其他的地方大体完好。联军还未至城下，咸丰皇帝已经跑了。攻城之战，就没有发生。而八国联军是搭着云梯攻进城来的。一路烧杀，进到皇城，连金銮殿都给占了。不知有多少洋兵，到皇帝的龙椅上过了把瘾。还好，皇宫内院他们没进去，给清朝皇帝留了最后一点脸面。但是，其他的地方该破坏的都破坏了，就连赫赫有名的前门楼子，都被轰塌了。皇宫里，除了内院之外的地方，都给糟蹋得一塌糊涂——里面的摆设，丢的丢，坏的坏，连用来灭火的大水缸上镀的金，都给刮去了。
庚子一过，和谈成立，该赔的都赔了。西方人只要拿到了利益，懒得管中国内部的闲事，谁能说了算，他们就跟谁打交道。《辛丑条约》一签，好些指望洋人做主，扶起光绪，废掉西太后的先进人士，失望到透心凉。躲到西安的西太后被免予追究，依旧做她的太后，大权在握。
太后还是太后，不能总待在西安，《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两宫要回銮了。两宫要回北京，但皇宫内外还是一片凌乱。三大殿周围杂草丛生，破破烂烂的；内城和皇城破损处也不少。倒坍的前门楼子，总算在当时任顺天府尹的陈夔龙张罗下，几个官员凑份子，把它修好了。但皇宫的修整，宫殿内的摆设，要用到的银子还一点着落也没有。这个事，就落在了新任的直隶总督袁世凯头上。袁世凯刚刚升了官，还得了一个太子太保的名誉衔，于情于理他得给办好。
当然，按道理，直隶总督的职权是管不到北京城的。袁世凯要是安了心不管这事，也可以不管。可是，当年京畿之内能办这事的人，大概就剩下他了。他要是不办，就算太后和皇帝回了家，这事也没着落。一场大变故，满朝能干的大臣被杀的被杀，死的死，真的是没人了。关键，这事办起来还需要钱，而当时的中国就是缺钱。
庚子之乱，洋兵进城，国库里的银子都给抢光了。北方各省沦于战乱，残破不堪，还要支付地方赔款。国家正规税收中的两大项——关税和盐税——都被抵押，用来支付庚子赔款，国库的进项一下子少了一大半。两宫回銮的钱只能靠南方各省来支付，而如果它们额外负担了回銮的钱，其他的就别想了。有钱的事，会办的人比较多；没钱的事，会办的人就少了。所以，这事非袁世凯不可。
然而，袁世凯也不是会生金蛋的母鸡。在担任直隶总督之前，他做的是山东巡抚。而山东是义和团的重灾区，残破不堪。经过他一年多的整顿，虽然粗粗安定下来，但要财政有结余还是做不到。也就是说，袁世凯自己手里也没有钱。
袁世凯是个能人。清末有三大名臣：张之洞、岑春煊和袁世凯。人称张之洞是有学无术，袁世凯是有术无学。他接手山东巡抚时，遍地是义和团，而且他既不想开罪洋人，又不能镇压义和团。在这样的困局中，袁世凯都能杀出一条路来，赶走了义和团，保护了在山东的洋人，还参加了东南互保。眼前这点事，他怎么能办不了？
袁世凯找来直隶的藩、臬、司、道一干官员，跟他们说，现在有这个难处，为了太后回銮，面上总得过得去。一时情况紧急，没地弄钱去，能不能劳驾各位凑点？大家一听，一齐叫苦，恨不得说自己都揭不开锅了。袁世凯见大家都不配合，也没做声。转过身，就派人到天津的各大钱庄票号，声称要存一大笔官银进去。在利息多少的问题上讨价还价之间，袁世凯摸清了各位高官在钱庄票号的存款数目。过了几天，袁世凯再一次将这些官员找来，请他们吃饭。酒至半酣，佯作不经意间，他提起天津的钱庄票号，说“这些个钱庄票号的老板真是混，居然假冒各位的名义招摇撞骗，为了惩罚他们，我把假冒各位的存款都提出来了，用来给太后皇帝办事”。各位一听，心里凉了半截，但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那些钱就是他的。这些官员弄了个哑巴吃黄连，苦在心里，死活说不出来。好不容易刮地皮弄点银子，就这样都给袁世凯抄走了。
当然，袁世凯这样做是把这些官员都得罪了。但是，得罪了下面的官员，却讨好了上面的太后。只要太后被伺候好了，又有谁能撼动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