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中大洲

云台山古名郁洲，“围亘三百里”，为《山海经》中的十洲之一，郦道元《水经注·淮水》载“东北海中有大洲，谓之郁洲，《山海经》所谓‘郁山在海中’者也。言是山自苍梧徙此，云山上犹有南方草木。”这个发达的“海中大洲”不仅是“海上第一程”，也为“陆上第一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经济发展

秦汉之际的郁洲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开发，经济富庶，人烟稠密，是一个经济发达、贸易繁荣的海上集市。海、陆丝绸之路开通之后，郁洲的商贸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据《魏书》载述，鹰游岛是南北通商的大集市，“鱼盐之货”、“红花”草药、“羽毛齿革”，应有尽有。作为岛屿，郁洲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无远不至”的国际贸易，包括外来的客商、朝贡的使者各色人等。

1979年，在花果山出土了西汉简牍，该简牍明确地记载了大村一带基层行政机构设置的形式，是郁洲岛组织机构设置的一个缩影。这里已经有乡、里的区划，如荣成里、西长里、宣梁里、永昌里、利成里等。在汉代，一个“里”的概念是百户，即“百户为里”。简牍中还有因私卖刀剑致死人命、触犯法律的记载。从简牍的文字中还可得知，这里市井繁荣，铺面作坊相连，酒、铁的经营也有了相当的规模，一次窖藏近2万枚的西汉初半两钱也足以说明当时的财物积余。从云台砖厂、当路及新华村附近发现的汉墓情况来看，其分布的密集程度是除海州之外汉墓最多的地方。花果山新华村半山坡上曾经出土过有龟纽印章、食俸2000石的官吏墓葬，据此测算，郁洲的人口密度已不是一般的乡里可以相比，也不是一般的经济发达区域，极有可能是一个人口高度集聚的政治中心。

海州历史上著名的富商糜竺故里就在花果山关里村，其财产大多也集中于此。糜竺“货财如山，不可算计”，“祖世货殖，资产巨亿，僮客万人”。刘备兵败，他能一次资助“二千”名“奴客”及“金银货币”。据史书记载，糜竺被徐州牧陶谦辟为别驾从事，陶谦病逝后，糜竺奉陶谦遗命，率州人去迎接刘备入徐州。后袁术来攻，刘备拒之于淮阴、盱眙等地。汉建安元年（196年），吕布乘刘备出征袁术，偷袭下邳，掳走甘夫人。刘备兵败收散卒转战广陵海西一带，军队饥饿困顿，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糜竺见状，迎刘备至海州。为了安慰刘备，主动提出将自己年已及笄、美艳动人的妹妹嫁给刘备做夫人。清代陈文述有诗曰：“当年糜子仲，富过卓王孙。能动神明鉴，因明天地恩。西川留雅望，东海溯高门。一代君臣际，婵娟小妹婚。”

当时糜家不惜工本，大兴土木，筑院，建楼，凿井，迎刘备于糜家大院。其院楼连山势，宏伟宽大，气势森严，古树参天，令人叹为观止。并献上奴客二千及大量金银，帮助刘备招兵买马，刘备从而得以重振军威，东山再起。糜竺后随刘备入川。汉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夺得益州，自称益州牧。糜竺拜为安汉将军，待之以上宾之礼，未尝有所统御，然赏赐优宠，无与为比。糜竺患病而卒后，迁葬于海州石棚山西麓，坟茔前有一块圜首碑石，此石虽为明代遗物，却是典型的汉碑风格。清康熙十四年任海州知州的陈鹏年赋诗赞曰：“雍容群识上宾贤，惨淡乘时盖罕焉。奴客二千仍助国，姓名应并卧龙传。”

2008年8月，云台乡发现的丹霞汉墓是近年来连云港市发掘的规格较高的一座汉墓，而且是位于云台山地区的又一座规模较大的汉墓。该墓葬年代约相当于临沂金雀山汉墓的年代，它的发掘为研究汉代郁洲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提供了有力证据。丹霞汉墓不仅为研究连云港地区汉墓的葬制、葬俗和文物制度，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而且这座墓葬所在的丹霞村西距糜竺故里只有数里之遥，从而也佐证了史书描述的糜竺“资产巨亿，僮客万人”的可能。

显然，在与大陆隔绝的郁洲岛上进行这样祖辈袭传、长期大规模的商业经营，没有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是不可能的。只有包括与西域、朝鲜半岛等地的商贸活动在内的贸易交往，才能有“如山”的“货财”。人流的汇合，使南北两地的货物皆可在此集散：“郁洲接边陲，民俗多与魏交市”，郁洲山的“海利盐物”常与南北双方“交阙常贡”。徙来豪强还在地方官支持下，“货鱼盐之货”，并“强借百姓麦地以种红花，多与部下交易，以祈利益”。红花是南方常用而急需的药物，郁洲山本不产红花，强令种植就是为了南北交易。官方商家还在郁洲“南陲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至”。

历史文化

中国东部“海上大州”的郁洲，不仅经济繁荣，历史文化也十分丰厚。

历史遗存

20世纪60年代起在这里陆续发现大量的史前文化遗存，其中以朝阳遗址最为典型。

1976年至1995年间，南京博物院、连云港市博物馆的考古专家，联合对朝阳遗址进行了四次发掘。该遗址面积约1万平方米，由于被现代耕土层和各个历史时期堆积物自身的叠压，形成了6个不同历史年代的文化层。在其中的第6层（自上而下，六层下为生土）发现灰坑两处、石器5件和大量陶片。其中有石斧、石锛、砺石等，以及可辨器形的夹砂红陶釜2件、夹砂褐陶双耳罐1件、夹砂褐陶钵1件。这些文物经专家鉴定，均属于距今7400—6400年的北辛文化。北辛文化遗址展现的场景告诉我们，在中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朝阳境内，南云台山的北麓，先民们已经在这里采集狩猎、刀耕火种，创造和推动原始农业的发展。

在朝阳遗址第2个至第5个文化层，发现多处灰坑、灰堆和灰沟的遗迹，并出土大量的石器和陶器。经专家鉴定，上述文物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的历史遗存。龙山文化告诉人们，朝阳遗址的先民们，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母系氏族社会，随着沿海山地早期开发的原始农业、原始畜牧业及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男子在生产实践中已上升到主导地位，原先的母系氏族社会逐步转变为父系氏族社会。

与此同时，朝阳遗址还发现属于岳石文化年代的历史遗存，大约在夏、商期间。发现两灰坑中夹砂褐陶片、夹砂灰陶片居多，可辨器形有鬲、罐等，在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属西周文化遗存。遗址中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有鼎、豆、盒、壶、耳环等组成的一套陶礼品和由釜、罐、瓮、盒、勺、铲组成的一套实用陶器。经鉴定，这些器物为战国时代，其中有的是战国晚期楚式制品，说明当时郁洲属楚国控制的地区。

朝阳遗址发掘的面积虽然仅有1万平方米，却集几千年的文化遗存于一处，据此可以推测，这里应该是一个原始部落的核心区域。遗址记录了当时的郁洲居民临海而居，以捕食野兽和捞取鱼虾为生的史前生存文明轨迹。

商代，这个“人方”的部落，承受了“东渐于海”的文明影响，开发得很早，有了较为发达的原始农业。由于受商周文化的影响，东海之滨有了较早的青铜文化。

西周至春秋初，周人对降而复叛的东夷进行讨伐，几次对郁洲用兵。在郁洲岛上，不仅大村发现了西周贵族的墓葬，而且中云华盖山还发现了春秋初具有吴越文化特征的墓葬群。华盖山位于中云乡西诸曹村南，在中云诸峰中是一座不高的山，1977年年底在华盖山10—30米的山麓地带，发掘几十座春秋时期吴国墓葬，出土了一批精美的具有吴文化特征的青铜器，有鼎、盆、匜、豆等，对连云港地区先秦文化以及文献记载的吴文化北上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云台山的大村、赣榆青墩庙及历史上属古海州的沭阳万北等处均曾发现西周早期的遗址或墓葬，但西周中期至春秋时期只有零星发现，华盖山西周末春秋初墓葬群的发掘丰富了这一历史时段的考古成果。周人对徐夷、淮夷的不断讨伐，给徐淮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中尤以西麓大村水库一带的龙山文化最引人注目，大村遗址不仅出土了西周时期的鬲足、豆柄，还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陶片，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说明云台山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定居。

文化交融

发达的交通、繁荣的经济给郁洲文化注入了多元的特点。以吴、越文化为例，如前所述，春秋时期吴、越文化相继北上，当时走的线路也是两条。一条是陆地上的水路，如吴王夫差十四年（前481年）掘邗沟，通齐鲁，“北属沂，西属齐。”是见诸文献记载的吴文化北上的信号，实际上吴文化的北上一定会比有文字记载的时间更早。越国取代吴国后，开始统治苏北、鲁南一带，吴越文化继续北上。另一条线路是习于水战的越族人，乘船过长江，沿近海海路北上移民。其后，越王勾践二十五年（前475年），“从琅琊，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文献记载越国的势力已达包括今连云港地区云台山在内的苏北、鲁东南地区。吴、越在文化上本为一体，华盖山春秋墓葬的发现，说明古越族人带着吴文化的传统，沿近海海路到达今云台山地区后便定居下来。

吴越文化在春秋时代并不落后于中原各国，其青铜兵器制造技术更是独树一帜。史传著名的铸剑人莫邪、干将就曾为吴王阖闾造剑而史上留名，且经考古发掘的越王勾践剑保存至今，依然削铁如泥，寒光逼人。华盖山春秋青铜器为吴文化的北上保存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记忆。到目前为止，吴文化的“遗传基因”仍存活在古海州湾人群之中，如婚俗、信仰崇拜俗、宅居俗、方言语音等方面，在今灌云、灌南、响水、滨海、沭阳等地表现尤为明显。

文化遗存

孝妇祠。位于朝阳新县的孝妇祠，又名娘娘庙，为纪念汉东海孝妇窦娥而建。关于孝妇的故事，西汉文学家刘向在其著述《说苑·贵德篇》中有较为详细记载，东汉班固在其编撰《汉书》时据此将孝妇事迹，作为正史，收录在《汉书·于定国传》中。起初，史册并未载明孝妇姓氏，至东晋时期，文学家干宝，在其著述《搜神记·东海孝妇》中，首次指明东海孝妇姓周名青，并详细叙述，渲染孝妇将死情节，以辩其冤。元代杂剧家关汉卿依据东海孝妇为原形创作了杂剧《窦娥冤》，将孝妇称为“窦娥”，一时惊天动地，震撼人心。由于戏剧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影响力，孝妇窦娥逐渐成为东海孝妇的代名，后来民众把汉东海孝妇祠也称为窦娥。

兴国禅寺。在朝阳街道的狮子山下，与孝妇祠同一院内，有一座1995年移址重建的兴国禅寺。兴国禅寺的原址在今朝阳镇政府西南300米处，曾是新县小学旧址。兴国禅寺历史久远，据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问世的《云台山志》记载：“兴国寺在新县中，相传为东海县治。”道光十一年（1831年）问世的《云台新志》引《大清一统志》称兴国寺“在海州东北，巨平山北，唐元和中建。”唐朝时，日本高僧圆仁法师也曾来过这里。圆仁是日本佛教天台宗第三代座主，838年3月经高邮、山阳、涟水，月底向海州，船于高公岛登岸，祀天神地祇。后至宿城新罗人宅休息，遂与新罗僧庆元、惠益同见村长老王良。4月6日到新县城里兴国禅寺。寺里僧众见外国僧人拜访，人人高兴，忙着煎茶招待。大家在兴国寺休息，饮茶，喂驴，前后参观，膜拜诸神。后在新县城里又雇三头毛驴，离兴国寺往西去大村。日本高僧圆仁来兴国禅寺，时间虽短，但这是圆仁本人在《入唐求法巡礼记》中的亲自记载，也是中日间的一次国际宗教文化交流活动，在国际佛教活动史上也应有一席之地。

政治变迁

赣榆县治所在

秦统一中国后，推行郡县制，郁洲属琅琊郡辖下的赣榆县，郁洲为赣榆县治。《水经注》载：“朐县东北海中有洲，谓之郁洲，《山海经》所谓在海中者也。”顾祖舆《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汉赣榆县即郁洲也。”宋代沈括在其《梦溪笔谈》中指出：“今东海县乃汉之赣榆，自属琅琊郡，非古之东海也。”国学大师钱穆也指出：“赣榆为海道要港，秦末之田横，东汉之吕母避居海上皆在此邑。越王徙都琅琊也在此。”

从尹湾汉墓简牍中可以推断，赣榆县治最晚在汉成帝元延三年（前10年）搬至盐仓城，汉代崔季珪在《述初赋》中曾写道：“吾夕济于郁洲，朝发兮楼台，回盼兮句榆。”这个“句榆”就是指的盐仓城的赣榆县。此时“郁洲”属朐，为盐官的驻地。

王莽始建国四年（12年）“开新莽职方之始”，分界郡国所属，苏马湾界域刻石明确昭示，郁洲岛为朐县属地，鹰游（连岛）为柜县属地。直到东汉光武帝六年（30年），并省400余县，赣榆县建置于此时裁撤，其属地划入况其县。东汉时，赣榆县改属东海郡。东汉建初五年（80年），又恢复赣榆县建置。《后汉书·郡国志》载：“赣榆条下注：本属琅琊，建初五年复”。这是赣榆归属东海郡的准确时间。这时东海郡的祝其、利成二县编制仍在，赣榆县治仍在盐仓城，此时赣榆县属境西至游水和祝其为界，南至沭河与朐县为邻。黄初六年（225年）置利成、祝其二县，复归东海郡。西晋太康元年（280年），复置赣榆县，县治又移至郁洲，在艾不城筑城，仍隶于东海郡。

《晋书·地理志》记载，晋代郁洲仍为赣榆县治，属东海郡。据《太平寰宇记》记载：（艾不城）在东海（今云台山）北二十里。相传田横避难，使艾不追横所筑。后晋移赣榆于此。北齐天宝初省，张才甫《云台补遗》载：“此城在新县东山六里，石观音崖顶，垒石为城，城址尚存，土人称为土城。前有烟墩，马道相连接，向东至田横岗而止。”

李唐王朝建立，于武德四年（621年）恢复赣榆、祝其、利城等县建制，建海州总管府，领海、涟、环和东楚四州。海州领九县，今赣榆县境为怀仁、利城和祝其三县。赣榆县仍治郁洲山，由环州管辖。环州领东海、赣榆、青山、石城四县。后废环州，郁洲成立东海县，以石城、赣榆、青山三县并入。

宋代赣榆仍称怀仁县，县治移至赣马，这是第三次迁徙。建炎二年，怀仁县入于金。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议和，以淮水中流为界，海、泗二州皆入于金。金大定七年，怀仁县又改称赣榆县，南宋末端平二年（1235年）复归宋。元代赣榆属海宁州，治赣马。赣马旧城即为元代所建。

东海县治所在

东海，也曾作为县名，作为县级名称始于刘宋泰始七年（471年）。《宋书·地理志》记载：“侨立青冀二州于赣榆，又立东海县，属东海郡。”初设东海县的县治在今云台山的南城，这里第一次成为东海县县治所在。北齐分广饶置东海县，隋仁寿元年（601年）又改广饶为东海县，属海州。

隋唐宋时期的东海县仍设置于云台山，属海州管辖。唐初，郁洲岛置环州，设四县：东海、青山、石城、赣榆。后废环州，撤青山、石城、赣榆三县之建置，保留东海县，从此开始，东海县才有整个郁洲岛的辖境。

萧齐时，侨置的北海、海西二郡郡治也设于郁洲，并在岛上建都昌、广饶、赣榆诸县，和东魏占领后的朐县隔海相峙。延昌二年（513年）二月，郁洲民徐玄风等斩青、冀二州刺史张稷之首，举岛内附。魏敕命刘子业置青州，东魏武定七年（549年）改青州为海州。

隋炀帝二年（606年），海州改为东海郡，治朐山。郁洲设东海县。

唐武德元年（618年）又改东海郡为海州，属河南道。武德四年（621年）又置海州总管府，领海、涟、环、东楚四州，郁洲改为环州，并为东海县治所在。

宋金时期、郁洲仍设东海县，属海州。

元统一全国后，设省。元世祖忽必烈十五年（1278年）海州升为海州路总管府，后又改为海宁州，郁洲归朐山县管辖。

明代，改海宁州为海州，属淮安府。郁洲改称云台山，归属海州。明初洪武年间，为防止倭寇骚扰和实行屯田政策，施行海禁“片帆不许下海”，迁岛上居民于临沂、费县、莒南诸县。

清顺治十八年（1662年）“裁海”，云台山弃置，康熙十六年（1678年）“复海”，并于康熙二十二年（1684年）设榷关于云台山。关栅处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雍正二年（1724年）升直隶州。康熙五十年（1712年）后，由于海涨沙淤，云台山始和陆地相连。1912年，归属江苏省徐海道。民国元年，裁海州，析为东海、灌云二地，云台山划归灌云。

北方州郡在南朝侨置中心所在

南北朝是中国一个分裂的朝代，分为南朝和北朝。南朝依次是刘宋、萧齐、萧梁、南陈；北朝是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南北朝时期的郁洲岛，建置十分复杂。

刘宋泰始三年（467年），北魏拓跋氏的军队南侵，徐淮守将张永、沈攸兵败退走，薛安都被逼降魏。而北方的青、冀二州也相继失守，尽为拓跋氏所有。自宋明帝失淮北，南北政权对立，世家大族纷纷举族南迁，青、冀等州郡遗民南下，高级吏僚避难建康，因为郁洲与朐山县隔海相望，为南朝的海外乐土，名门望族多在郁洲亡命安身，郁洲岛成为北方豪强士家大族的避难之地。南朝政权为了安置流民，鼓励豪强武装抗击北朝，收复失土，因而郁洲岛上侨置政权，一时间成为侨置政府的密集地区。

立赣榆县于郁洲，从泰始六年（470年）在郁洲始设青、冀二州侨置政府，成为郁洲岛流亡政权机关的“龙头老大”，治赣榆。“太宗初，索虏南侵，青、冀、徐、兖及豫州淮西，并皆不宁。于是青、冀二州治赣榆之县。”赣榆县原属东海郡，归属侨置的青、冀二州辖制。冀州实际是虚设，并无侨立郡县。青州虽是侨立，80年间，宋、齐，梁三朝青州治下先后就有东海郡、海西郡、齐郡、北海郡、东莞郡、琅琊郡、东彭城郡、南彭城郡之设，以及郡下再侨立十余个县。这在中国政区史上可以说是创造了连云港历史上的一个“中国之最”。虽然郡县十无八九，但却有名称存在。

宋明帝曾将徐州侨立于钟离，泰豫元年（472年）移治于朐山，元徽元年（473年）还治于钟离。又从赣榆县属地中分割出一块土地新建一个郁县，同时建立一个北海郡，郡治就设在郁县。郁洲之地成了南朝青、冀二州的侨置郡县所在，成了北方州郡在南朝的侨置中心之一。

为了便于统治，开青、冀二州共一刺史的先河。刺史刘善明驻守郁洲，垒石为城，带兵十万，把郁洲建成海上城堡。泰始七年（471年），又首设东海县，州治南城，归属东海郡，这是本土的政权机构。南城作为一个重要的海港得到了开发建设，成为郁洲和建康交往的枢纽，并开辟了定期来往于郁洲和建康的航线。海峡以南的朐山县，先属北魏后隶东魏，再属北齐。东魏武定七年（549年）郁洲和朐县终于统一，归属东魏政权，结束了长期的南北分裂的局面。

从公元470年到公元549年的近80年时间里，郁洲岛经历了南朝宋、齐、梁和北魏四个中央政权的更迭，虽建置无常，却形成了和朐山北魏政权隔海而“一国两制”的政治局面。恬风渡海峡成为两个政权鼎立的分界线，也是海上屏障，使宋，齐、梁、陈四朝得以偏安一隅。

政权频繁更迭80年，郁洲岛也进入了历史上一个短暂的而又辉煌的发展时期，成为人文荟萃之地。

东海郡郡治所在

东海郡郡治有过5次迁徙，郁洲曾经为东海郡郡治所在，时间长达137年。

公元前221年设薛郡，后改为郯，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分郯郡东部为东海郡，设郡治于郯。东汉赣榆由琅琊郡划属东海郡，东晋东海郡侨置在曲阿（今丹徒），为东海郡首次迁徙。东晋穆帝永和中期（350年）东海郡又移驻于京口（镇江）；文帝元嘉七年（430年），立南徐州，东海郡降为下州，归属南徐州，郡治又移驻丹徒；泰始六年（470年），侨置青、冀二州于云台山，在镇江侨置的东海郡迁回郁洲，仍是侨置政府。这是东海郡治第四次迁徙，也是首次迁住郁洲。

南齐建元四年（482年），侨置郁洲的青州移治朐山，不久因战争形势紧张又移回郁洲南城。青州领三郡：东海、琊郡、北海郡。一州虽然有三郡，但只领四个县。

东魏武定七年（549年），首设海州，领六郡十九县。东海郡治仍设在郁洲，领安流、广饶、下密、赣榆四县。四县实地都在郁洲岛上。

隋朝建国之后，改朐山郡为海州。大业三年（607年）又改海州为东海郡，郡治从郁洲移到海州。领东海、朐山、涟水、沭阳、怀仁五县，这是东海郡第五次迁徙。

唐武德元年（618年）改东海郡为海州，到天宝元年（742年）又改海州为东海郡，乾元元年（758年）又复称海州。

五代十国时期，海州先入后唐后入吴。海州先为东海郡。后唐（907—936年）改东海郡为海州。五代后晋后汉（937—950年）时海州又属十国中的南唐。

从宋代开始到清末再也未有郡一级建置。从西汉到唐，东海郡这一建置延续约千年之久。由始治于郯城到侨立于镇江、丹徒，又移治于郁洲，再移置于海州，五易郡治。由实土建郡到侨置再回到实土，今日为郡，明日为州，沿革复杂，迁徙无常。特别是从东晋开始到东魏，由于南北纷争，政权常易。侨置表面看起来是为了疆土完整，政权有固，然而这种沿革有序，建置无常的变迁，成为千年间海州、郁洲历史风云变幻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