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次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生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

知青被人们欢送踏上远去的列车的时候，是一身军绿色服装，有军帽但无帽徽、领章，胸前一朵鲜红的大花，垂下的绢条上印着“光荣”两个字。

知青们不仅自备军帽、军挎包，还要在“军挎”上郑重地绣上鲜红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军服已经普及，神秘感便转移到军服的真假之上，发展到极端时，马路上常有突然的“抢军帽”事件发生，当然这必是被识货的人看出是真军帽。

“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上山下乡的目的地很多，包括云南、贵州、湖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政府指定“知识青年”劳动居住的地方，通常是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这一做法很快就成了既定政策。在当时，有一部分青年是“满怀热血”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一些人为表示扎根农村的决心，甚至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有的到天安门广场、烈士纪念碑前宣誓；有的不顾父母劝阻，从家里偷出户口簿办理迁移手续。

但更多城市青年是被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与其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较，知青们普遍感觉在农村生活很艰苦。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分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分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他们的状况与“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

知青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当然无法继续接受正常的知识教育，文化生活也几乎没有，但他们干农活也很卖力，为建设农村、建设边疆出大力、流大汗。

许多知青甚至付出了生命。1970年，广东生产建设兵团围海造田，遇到台风袭击，为保护拦海大堤，兵团战士手挽手跳入海中，筑成一道人墙。台风大潮过后，海面上浮起数百具男女知青肿胀的尸体。

昆明知青魏九龄，为抢救其他人的生命，毅然用嘴吸吮蛇毒，不幸中毒身亡。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

1979年一二月份，上海发生部分知识青年要求返沪回城请愿活动，其中2月5日至6日，发生部分青年在铁路上海站共和新路道口坐轨拦阻火车事件。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1969年，原南京五中66届高中毕业生任毅，在江苏江浦下乡时，目睹知青普遍的情绪低落、茫然和惆怅，熬了一夜，谱写出《我们家乡》：“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沉重的修地球是我的命运……”

这首歌曲在全国知青中迅速传开，有人模仿列宁评价《国际歌》的口吻说：“凭着这首《知青之歌》，你可以在全国知青中找到朋友，找到吃，找到住。”

后来这首歌竟传到苏联，并被改称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国内随即将其定为反动歌曲。1970年2月，任毅被捕入狱，后来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许多知青由于人生轨迹的改变，永远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也失去了其他机会，他们在90年代的下岗潮中更是首当其冲。知青插队务农的同时，也以自己仅有的一点文化，担任大队夜校、耕读小学、大队小学教师，丰富了农村的文化体育生活。一些曾经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作家，如史铁生、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等，他们都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

知青和另外有着投身艰苦奋斗经历的人们，认同年轻时经受艰苦生活磨砺，是人生的宝贵财富，对自己有极大的好处，同时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族。

1969年年初，15岁的习近平来到黄土高原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直到1975年10月离开。这七年，他在这片黄土地上同乡亲们打成一片，一起挑粪拉煤，一起拦河打坝，一起建沼气池，一起吃玉米“团子”。他后来深情地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