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的婚姻：提亲聘金是4元，聘礼是2斤糖

有一本上海人婚照图册记录了上海人结婚服饰的变迁：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人衣着如平常穿戴一样朴素，还流行“四个一工程”，也就是备一张双人床、一只热水瓶、一个脸盆、一个痰盂就可以结婚了。

一位1965年结婚的女同志回忆，当年结婚的时候，男方来我家提亲，聘金是4元，聘礼是2斤糖。婚事确定下来后，结婚那天就由丈夫骑着单车到我家来载我，我带着衣物、脸盆、桶等“嫁妆”就这样嫁到他们家，中午的时候丈夫家摆了一桌菜，“宴请”亲友，办理了结婚证，这样我们就算结婚了。

60年代的爱情和婚姻，不得不简单操作，低调进行。1964年12月19日，上海《青年报》报道上海市儿童医院陆续有两个女青年结婚。在结婚的当天，一个新娘身穿紧身的连衫裙，唇涂口红；另一个新娘则耳环垂肩，项套锁片，戴着白纱镂空手套的手，还添上一只手镯。由于这两个新娘的打扮较为突出，在青年中间引起了议论。

60年代的爱情和婚姻，还被赋予了许多革命的色彩。

结婚购买证——柜票

1964年9月19日，上海《青年报》报道了上海光学仪器厂青年叶佩君的婚礼，是在宿舍俱乐部里举行的。屋子正中高挂着一幅毛主席的像，墙上还挂着同志们送的对联，上面写着：“创业成家，三十而立……”新婚夫妇这天晚上同往常一样穿着各自的衣服，胸口戴一朵大红花。婚礼开始，新婚夫妇先恭恭敬敬地对毛主席像鞠躬行礼；接着，厂团委书记和同志们作热烈祝贺。祝贺的同志们还纷纷以节目助兴，有的唱歌，有的说相声。最后，在新郎新娘合唱《社会主义好》的歌声中，婚礼结束。

那时，城里的人们结婚大都在晚上进行，因为白天得用来干革命工作。基本程序是：新郎、新娘共唱《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学两段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向毛主席像三鞠躬；向家长三鞠躬；新郎、新娘互相鞠躬，也是三次；向来宾敬礼；分发喜糖（当时的硬水果糖是0.96元1斤）；婚宴基本上是没有的，大多是请帮忙的人吃碗面条，面条里须放两个鸡蛋。

在农村，情况稍有不同。

唱《东方红》、学语录、向主席像三鞠躬这些程序基本上相同，不同的是，农村是讲究“做席”的。那时候的“席”很简单，买点猪头、猪下水，用圆白菜炖，熬白菜、萝卜时加些肥肉和肉皮，这两样菜往桌上一端，再打上2斤散装白酒，就算是一“席”了，这样的“席”在那时被称作“半荤素酒席”。

在农村还讲究“随份子”，最少2角钱，最多2元钱。出到5角钱，全家就可以一起吃一顿荤素席。

除了随份子，还有送贺礼的。贺礼主要是三大件：脸盆、暖瓶、毛巾或被面。当然，除了这三大件，在很多地方，尤其在城市里，人们的贺礼还有毛主席像章和石膏像。石膏像是毛主席去安源的那种。

未婚夫妻的定情物也带有浓烈的革命色彩：双方互送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俗称“红宝书”）。

除此之外，如果条件允许，女方会买一两斤毛线，织成毛衣送给男方。而男方送给女方的则大多是素色手绢和笔记本。笔记本的扉页上总要写一些“乘风破浪”“共同进步”之类的革命性言语。

到了“文化大革命”，婚姻中男欢女爱的感情成分完全被阶级斗争所淹没。“亲不亲，线上分”——阶级不合，观点、路线有异，夫妻便会反目，便会互相斗争，互相揭发，一个小家庭，也要严格地划清界线。“文革”时期“情爱”是禁区，却不妨碍男婚女嫁。只是，那个时候人们谈婚论嫁时，首要的标准是看出身，看成份。工人和贫下中农成份是硬杠杠，共产党员是最佳配偶。地、富、反、坏、右分子或他们的子女，即使男子高大英俊，姑娘貌美如花，也常常是俊男娶丑妇，靓女嫁恶夫。

“文化大革命”时代，社会舆论否定“男女情爱”，甚至抹杀两性区别。把男女的关系简化为“同志”“战友”“阶级关系”“铁姑娘队”“女子采油队”以及“不爱红装爱武装”，男女服饰混淆，试图用政治观念图解两性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