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流放制度的起源
16世纪末，俄国发起了后来被称为“领土聚合”的征服计划。这次领土扩张填补了因蒙古金帐汗国衰落而造成的权力真空。金帐汗国是一个游牧和半游牧部落组成的联盟，自13世纪起，它曾统治着从西西伯利亚至莫斯科的地域，但近来分裂成了几个各自独立的汗国。1582年，哥萨克冒险家叶尔马克·季莫费耶维奇率几百人翻过乌拉尔山，大胆地袭击了势力日渐衰弱的西伯利亚蒙古首领库丘姆汗。在西西伯利亚打了一场胜仗后，叶尔马克匆忙地在乌拉尔山以东建立了根据地，并宣布这些土地归伊凡雷帝所有。虽然叶尔马克只是短暂地享受了自己的胜利（仅仅过了三年，这名哥萨克首领就在逃离鞑靼人的埋伏时被淹死了），但是由他打开的通往西伯利亚的大门永远不会关闭。俄国人越过乌拉尔山继续发动袭击，库丘姆汗于1598年在鄂毕河附近战死，于是这个西伯利亚汗国崩溃了。
此后，俄国人向西伯利亚的层层推进是势不可当的。莫斯科使者、正规兵、外国雇佣兵、商人以及来自俄国西南部的顿河和第聂伯河地区的哥萨克移居者，这些形形色色的人沿着额尔齐斯河、鄂毕河以及它们的支流不断向东前行。他们在那里建立了要塞，用来充当军力投射和向西伯利亚当地部落收集贡赋的节点。秋明市创建于1586年，托博尔斯克也于次年建立。至1600年，俄国军队声称乌拉尔山和鄂毕河之间所有的土地归其所有，并向东朝着下一条西伯利亚大河继续推进，即1600千米之外的叶尼塞河。进一步的征服活动随后出现：曼加泽亚在1601年创建，托木斯克在1604年创建……至1630年，西西伯利亚有了约50个设防的村庄，俄国人在叶尼塞河畔的叶尼塞斯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建立了前哨基地。仅仅12年之后，他们越过了西伯利亚最后一条南北向的大河——勒拿河，并在雅库茨克稳固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这最终提供了到达位于北极圈的荒凉流放地的途径。至1649年，他们已经抵达北太平洋沿岸，建立了鄂霍次克海港。9年后，他们又推进了2000千米，到达了距离阿拉斯加的威尔士王子角不到160千米的白令海峡岸边。
正是在俄国向这片大陆的东部发动征服和殖民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流放制度的起源。俄国的迅速扩张是由莫斯科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后勤能力和行政完善驱动的，但是迅速扩张也令边远而广阔的西伯利亚地区出现了劳工、农民和商人的持续短缺。根据流放制度最早的资料，流放制度不仅可以使沙皇能够把难以管束的臣民逐出俄国欧洲部分，还可以令他们成为在西伯利亚的战略要地的移民和苦役犯。流放制度在这个更广阔的扩张计划的支持下形成了；惩罚与殖民交织在了一起。
俄国人征服的土地从乌拉尔山向东至太平洋，从北极圈向南至蒙古边境，长8000千米，宽3200千米。叶尼塞河构成了西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之间的天然边界，两侧的地貌显著不同。除了阿尔泰山脉，西西伯利亚海拔较低，地形平坦、开阔，大量河流流入湿软的土壤中，形成了会在每年春季涨水的沼泽地。东西伯利亚和俄国远东地区的地形更加多样：崎岖的山脉、幽深的峡谷、茂密的森林和多沼泽的低地交织。在东西伯利亚的心脏地带，有世界上最深的淡水湖贝加尔湖。该湖湖面面积约为3.2万平方千米，每年冬季皆会结冰。
与流行的看法相反，西伯利亚并非终年被冰雪包裹。冻原地带的永冻层景观只存在于北纬60度（横穿瑞典和阿拉斯加的纬度）以北。事实上，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地区覆盖着泰加林，这个宽一两千千米的地带密布着针叶林和落叶林。泰加林以南是草原，这片由草地和荒漠组成的地区地形平坦，没有树木。大多数西伯利亚人生活在北纬60度以南，那里的气候类似于欧洲的气候。大部分西伯利亚城镇（事实上其地理位置比莫斯科更靠南）的夏季气温经常可以攀升至30℃。但是，在这个大陆性气候最典型的地区，冬季极为严酷。气温频频在9月跌破0℃，到12月更低至—20℃，刺骨的—30℃至—40℃也并不少见。至晚春时节，气温才回升至0℃以上。
在16世纪后期，西伯利亚人口很少。这里总共有约23万原住民，他们使用不少于120种语言。这群人包括在北部冻原地带的驯鹿牧民、在泰加林带的密林里的猎人和在南部草原的游牧民。西西伯利亚的奥斯加克人是最先遇到俄国人的部落之一，这个部落放牧驯鹿、打猎、设置陷阱，在鄂毕河和额尔齐斯河水域捕鱼。西伯利亚中南部地区主要活动着半游牧的突厥民族鞑靼人和吉尔吉斯人，他们放牧自己的羊群、播种小麦、开采铁矿并贸易丝绸。通古斯人在西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的泰加林流转，在林中狩猎、放牧驯鹿。雅库特人则形成了一种围绕着在勒拿河流域的牛马放牧的生活方式。虽然他们逐渐接受了俄罗斯民族许多风俗，但他们仍在夏天住在用兽皮和桦树皮制成的圆顶帐篷里，在冬天生活在用黏土、树皮和牛粪制成的圆顶帐篷里。骁勇善战的布里亚特人在外贝加尔（位于东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以东的地区）的崎岖土地上放牧羊群，到17世纪，他们已经开始与南部的中国人做皮毛和皮革生意。在更往东南的阿穆尔河流域，生活着吉利亚克人，他们是身披鱼皮和狗皮的农民和渔民。在遥远的东北部，在整个欧亚大陆气候最恶劣的地方，居住着楚科奇人和科里亚克人，他们是靠食用驯鹿、鲸鱼和海豹肉为生的强悍渔民和猎人。大多数西伯利亚原住民通过萨满巫师与他们的神沟通，崇敬他们捕猎和放牧的动物。有些原住民在17世纪皈依了基督教，如雅库特人；其他原住民则开始用佛教僧人取代其部落巫师，如布里亚特人。
在人们在这片土地上发现储量丰富的贵金属之前，吸引俄国人东进的磁石是毛皮。欧洲和亚洲对西伯利亚毛皮的广泛需求将这片荒野变成了一个似乎取之不尽的宝藏。哥萨克人、士兵、政府官员及私人毛皮商（被称为промышленники）翻过乌拉尔山，然后沿着这片大陆上的河网并利用水陆联运来走过这段路程，从而更加深入西伯利亚腹地。他们成群结队地行动，少则两三人，多则六十人或更多人，而且常常由在设防的俄国城镇和定居点办公的西伯利亚总督资助，就这样，他们踏上了收集毛皮的征途。在俄国欧洲部分与西西伯利亚的城市及要塞之间往返，通常需要一个冬天和两个夏天的时间，而远至雅库茨克和外贝加尔的行程则需耗费三倍的时间。各种危险侵扰着旅途。一个定居点和另一个定居点之间可能相隔几百千米；在冷酷无情的森林、沼泽和山区里，不太严重的轻伤或疾病都可能会是致命的。然而在一个原本极为贫穷的农业经济体中，毛皮贸易的收益是惊人的。私人毛皮商带回的松鼠皮、狐狸皮、白鼬皮、貂皮及最珍贵的黑貂皮在俄国欧洲部分和更远的地方卖到了天价。一只黑色北极狐的毛皮就足以购买一个相当大且带有马、牛、羊和家禽的农场。
在俄国人向东推进时，他们用软硬兼施的手段从西伯利亚原住民那里榨取贡赋。那些与私人毛皮商合作的人可以得到报酬和保护，而拒绝合作的人以及疑似隐瞒财产的人则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酷刑、劫持人质和谋杀司空见惯；整个村庄会被夷平。有些部落（如奥斯加克人）已习惯于向他们之前的蒙古统治者缴纳贡赋，他们想要向不断推进的俄国人让步，结果却震惊于新主人的贪婪。布里亚特人等其他部落则从一开始就抵制入侵。但是即便有时这些西伯利亚部落能够团结起来共同守卫他们的土地，他们也只能做出零星的抵抗。无人能够敌得过俄国军队的火力，而且成千上万人死于入侵者携带而来的疾病。只有地处遥远的东北部、被冰雪封住的楚科奇，因为令人却步的自然险阻和极少的毛皮产量而延缓了俄国的推进。
随着时间推移，俄国人恩威并施的手段取得了他们想要的结果：西伯利亚的原住民接受或屈从于这个新的贸易帝国，与他们的新主人谋求和平，并缴纳贡赋。在这场可说是极其成功的由国家控制的领土征服活动中，私人毛皮商收集了大量毛皮。1630年夏，他们经曼加泽亚运送了3.4万条黑貂皮；1641年夏天，不少于7.5万条黑貂皮通过了位于雅库茨克的沙皇海关。扩张中的沙皇俄国极端高效地监管着毛皮收集，因而到了1700年，这种“软黄金”的供应临近枯竭。
随着时间推移，俄国政府依靠一套复杂的关系网来让自己在这片新的边疆世界中施加影响，关系网的一方是商人、设陷阱捕兽者和哥萨克人，另一方是沙皇在西伯利亚定居点设置的早期总督，他们通常是互惠的，但有时是对立的。由于俄国经济困难，它的东扩计划不得不自筹资金，因此西伯利亚总督获准在向国家上交固定份额的前提下，通过贩卖毛皮、酒和女性来养活自己及下属，这种做法被称为“自给自足”。有些总督因此积累了巨额财富。为了确保他们不会过度勒索和贪污，政府在返回俄国欧洲部分的主要道路上设立了检查点，以搜查返程的总督，没收多余的掠夺品。虽然“自给自足”的做法被容许存在，但它在西伯利亚官员当中确立的免责制（甚至可说是免罚制）在19世纪之前一直困扰着圣彼得堡。偷窃、贪污和贿赂盛行于行政部门的各个层级，上至西伯利亚的省长，下至低等文员。然而尽管俄国的帝国系统有未完善之处且其权力结构简易、不合规范，但是它不仅完全足以收集西伯利亚的毛皮，而且足以征服、掌握并最终管理广阔的土地。对西伯利亚的征服将俄国从一个在欧洲边缘的次等王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大陆帝国。
俄国人首先是作为战士、设陷阱捕兽者和商人来到西伯利亚，但是在17世纪的进程中，他们在西伯利亚的活动从毛皮贸易转向了农业生产，从收缴贡赋转向了在此定居。1622年，共有约2.3万名俄国人和多个国家的人生活在乌拉尔山以东；至1709年，人数达22.7万且仍在不断增加。在毛皮贸易盛期出现的边疆要塞逐渐发展成更为稳定的城镇和贸易中心。17世纪下半叶，托博尔斯克崛起为在西西伯利亚的俄国行政、宗教和商贸中心。到1700年，托木斯克在西伯利亚中南部扮演着类似的角色，而叶尼塞斯克这个往来雅库茨克和远东地区的所有贸易都要经过的中转站，在更偏北的地区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伊尔库茨克建于1652年，它的发展也很迅速，先是作为一个从外贝加尔的布里亚特原住民那里收集毛皮贡赋的中心，后来成为中国和俄罗斯帝国之间的一个贸易商业中心。
在17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因为几波新的移民潮，许多欧洲人在西伯利亚定居。农民从俄国欧洲部分的贫困地区迁移至此。有些人是政府资助的移民；其他人则是逃亡的农奴，他们知道如果自己越过了乌拉尔山，那么他们的主人就几乎不会追踪到他们了。早在1670年，仅在托博尔斯克地区就有约3.4万名农民。政府官员、哥萨克人、其他士兵和战俘在西伯利亚小城镇和定居点的居民中占很大的比例，并给这些地方增添了明显的军事特征。成千上万名宗教异见人士逃离了俄国欧洲部分对他们的迫害，在更往东的地方建立了定居点，他们可以在那里不受当局干扰地信奉自己的信仰。到了18世纪，西伯利亚有原住民人口约20万人，来自俄国和欧洲的人口则由约15万名男性和7.6万名女性组成。这些群体之间相互通婚。很多俄国移民娶（有时是夺取）当地妇女为妻并与之生儿育女。在叶尔马克首次越过乌拉尔山一个世纪之后，一种西伯利亚生活方式开始形成。俄国士兵、工匠和农民与西伯利亚原住民生活在一起，并逐渐成为稳定的殖民者，被称作“老西伯利亚人”（Сибиряки或Старожилы）。
然而，和老西伯利亚人居住在一起的人是并非主动选择来到西伯利亚的男男女女，他们被迫离开了自己的故乡，被扔到了这个后来被称为“没有屋顶的大监狱”的地方。西伯利亚既是充满机遇的土地，也是刑罚的世界；既是自由移民的土地，也是不自由的流放者的土地。在沙皇统治时期，这两个角色之间明显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这一矛盾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支配着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
流放是一种驱逐行为。托博尔斯克和西伯利亚主教约安·马克西莫维奇于1708年宣称：“为了避免身体垮掉，我们不得不清除体内的有害物质，在国民社区中也是如此：所有健康且无害的要素可以存留在这里，但是有害的要素必须被清除出去。”帝国理论家们一再将西伯利亚描绘成一个超出帝国想象边界的世界，君主可以将杂质清除到那里，以保护政治和社会机体的健康。这些比喻说法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但基本的信念仍然是说，西伯利亚是收容帝国自己的机能紊乱的容器。
将罪犯驱逐出俄国社会的惩罚是在一种残酷的仪式中公开施行的，这样做既强调了罪行的严重性，也维护了统治者的权力。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会在公共场所遭受鞭打；男性重罪犯的面部还会被打上烙印，鼻孔被撕破。英国历史学家威廉·考克斯在18世纪70年代穿过俄罗斯帝国时，在圣彼得堡的中心市场看到一个杀人犯正在遭受这样的鞭打。考克斯挤过人群，爬到广场边缘的一座小屋的屋顶，从这个有利位置目睹了行刑过程。行刑者挥舞着最可怕的肉刑刑具——皮鞭（knout）。这种皮鞭由结实的生牛皮构成，直径约4厘米，被一个铜环固定在一根长约一米的编结而成的皮质鞭子上，皮质鞭子又连到让行刑者手持的长木柄上：
行刑者每次抽打前都会先后退几步，同时向后挥动握着皮鞭的手。然后他倾身向前，用相当大的力气将皮鞭平直的尾端垂直地打在罪犯赤裸的脊背上，鞭痕从衣领到腰部有6至7英寸（约15至18厘米）。他开始抽打罪犯的右肩，并继续使用同样的力气抽打左肩；直到鞭打了整整333次才罢休，这是判决规定的鞭打次数。在遭受这种骇人的刑罚后，罪犯的鼻孔被钳子撕裂；他的脸上被热烫的铁块烙下印记；并被再度被关进监狱，等待被发配到西伯利亚涅尔琴斯克的矿井。
这种残酷的惩罚实际上是帝国的仁慈的证据。从彼得大帝在位（1696—1725年）时开始，“公民权死亡”或“政治死亡”的惯例剥夺了罪犯的司法权利，并没收了他们的所有土地和财富，以充分显示国家的威力。后在1753年，伊丽莎白女皇（1741—1762年在位）正式用在西伯利亚服苦役取代了绞刑。参政院的一项裁决明确说明，那些犯了可判死刑罪的人今后将沦为“政治死亡”，并“终身服苦役”。从那个时候起，死罪犯人被宣判为“公民权死亡”，他们都会在市场上被行刑者公开鞭打。下文是对一名18世纪的重罪犯的典型判决：
判处他死刑，把他带到行刑台上，命令他躺在刽子手面前的台子上，然后再把他从台子上带走，说道：“我们伟大的君主对他显示了怜悯之心，恩赐他生命，而不是死亡。我们没有让他被处死，而是……为惩治他的盗窃罪，让他的鼻孔被无情地撕破，这样观看行刑的人就不敢有偷窃的念头，也不敢说任何对伟大的君主不利的话。”
因此，公民权死亡是让人羞耻和痛苦的经历。在1785年之后，俄国贵族被免除了肉刑，因为羞愧和耻辱本身就可以对上层阶级发挥可怕的惩罚效力；但对下等阶层来说，由于他们被认为对这类崇高的情感无动于衷，那些标志着将他们从帝国社会驱逐出去的仪式并没有重大仪式感。
考克斯苦笑着说，无论在这些仪式中体现出了什么样的君主怜悯之心，“总体来说，我们也许会发现，尽管俄国的刑事法典明显很温和，但在俄国丧命的罪犯并不比那些设有死刑的国家少”。虽然西伯利亚苦役犯将面对严酷的现实，但是死刑的废除意味着，不仅是他们的惩罚得自沙皇，他们的性命也得自沙皇。君主的权力不单单是夺走生命，而且还在于赐予生命，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君主的权力一直是流放制度的基石。
西伯利亚流放制度不仅是专制权威的体现，在17和18世纪，它还拥有了经济目标。随着俄国不断扩张以及它对领土和资源的欲望不断增长，“驱逐出”被“流放到”取代了。在1592年的乌格利奇起义者被驱逐之后，国家不断把罪犯、逃兵、妓女和暴乱者发往西伯利亚，通常是送往那些未能吸引足够多的自愿移民的地区。据某项估计，共有19900名男性和8800名女性在1662至1709年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彼得大帝在位时期，苦役犯参与了在圣彼得堡、波罗的海沿岸和亚速海周边的大规模建设项目，这个做法推广到了西伯利亚。彼得大帝的约2万名瑞典战俘（包括那些修建了托博尔斯克克里姆林宫的战俘）戴着镣铐被发送到了西伯利亚各地的城镇和村庄，后来彼得大帝在政治上的手下败将和一些逃亡的农奴也来到了这里。现在国家不仅想要开采西伯利亚的自然资源，还努力把移民迁居这里，于是彼得大帝用囚犯在西伯利亚各地的劳动场所开采原材料的做法得到了推广。
18世纪的基础设施建设是这个殖民进程中的一个显著变化。最初铺设的道路是为了补充西伯利亚的河流网络作为首要交通运输方式的不足之处，使旅程变得更加方便和快捷。西伯利亚人口稀少、地域辽阔，因此政府依靠当地居民来维持交通和通信。未铺砌的道路由农民和当地人维护，在叶卡捷琳娜大帝在位期间（1762—1796年），他们因自己的劳动而被奖励不必缴纳西伯利亚贡赋。到1725年，西伯利亚的大路沿线已经雇用了约7000名马车夫。18世纪40年代，通过努力设置驿舍，各个西伯利亚要塞被联结了起来，每个驿舍都配有马车夫和健壮的马匹。路面状况非常糟糕，因而每两个驿舍之间的距离相对较短（1745年，相距仅380千米的塔拉和托博尔斯克之间有多达20个驿舍）。联结莫斯科与雅库茨克的西伯利亚大驿道于18世纪60年代开始建设。这条驿道的建造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无论是在卢布花费还是在罪犯和农奴的生命损失方面都是如此，但这条驿道的确有效改善了车辆的通行条件。
然而，穿越西伯利亚的旅程仍然是一项严峻的考验。步行或者乘车赶路是根据季节决定的，有的季节仅仅是折磨人，有的季节则完全不能赶路。每个春季和秋季，软泥总是让车轴深陷其中。形容这一时期的俄语术语为распутица，字面意思是“没有道路的时节”。马车常常陷于泥沼中；因为马车颠簸着碾过石头和木头，所以车轮和车轴会折断。夏季，滚滚尘土令旅客几乎窒息，路旁的池塘和溪流在炎热的天气中变浑浊、变咸，周围飞着成群的蚊子和马蝇。在1787年终于到达伊尔库茨克后，美国旅客约翰·莱德亚德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
我……终于休息了一下，此前我走过了一段非常疲乏的路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一些很恼人的情况：我和信使一道前行，鞑靼野马以极快的速度载着我在荒芜崎岖的乡间奔跑，其间弄坏了几驾[有篷马车]，被蚊子袭击，一路都在下大雨，当我终于抵达伊尔库茨克时，我浑身湿透（在此前的48小时里都是如此），满是泥浆。
只有在冬季，积雪盖住了尘土，骤降的气温冻住了泥泞的土壤，西伯利亚大驿道才变得更容易通行，但旅行仍然耗时数月时间，甚至数年。即使进入19世纪30年代，在通往太平洋沿岸的鄂霍次克的道路上，仍旧散布着没能扛过旅途的马匹的尸骨。
随着道路慢慢增多、路况逐渐改进，西伯利亚和俄国欧洲部分之间的实际距离不断缩短。到18世纪末，政府信使可以在不到18周的时间里骑马完成从圣彼得堡到鄂霍次克之间10500千米的行程，外贝加尔的涅尔琴斯克则能够在75天到达。从首都到西伯利亚东北部的雅库茨克需要100天，而到西西伯利亚和中西伯利亚的城市要近得多。如果沙皇在冬宫下达一条指令，他可以放心，这条指令在几个月内就能到达相关西伯利亚官员的手中。
然而，对越过乌拉尔山的移民来说，俄国欧洲部分与西伯利亚的城镇及乡村之间的距离仍然是遥远的。许多作为移民或是流放者踏上这趟征程的俄国农民，此前从未去过离自己出生的村庄几十千米远的地方。对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来说，西伯利亚的部分地区仍然在地理上难以抵达，在心理上距离遥远，正如18世纪90年代的植物学湾之于伦敦。
但移民还是在往这里迁移，随着18世纪的时间慢慢流逝，移民人数越来越多。到1762年，超过35万名男性农民在西伯利亚定居；到1811年，这个数字攀升至超过60万。贸易和农业的发展逐渐将西伯利亚边疆定居点变成繁忙的城镇。四周环绕着肥沃可耕地的托博尔斯克成了一个贸易中心。1782年，348名商人和2761名工匠构成了托博尔斯克的过半数居民，此外还有725名流放者、487名马车夫、151名皈依基督教的原住民和300名退役军人。至1790年，托博尔斯克拥有12名圣像画家、18名银匠、35名枪支技工、45名铁匠、1名钟表匠和许多其他工匠，包括裁缝、女装裁缝师和鞋匠。当苏格兰探险家约翰·邓达斯·科克伦在19世纪20年代初到访这座城镇时，他发现：
这里有很多气派的教堂……街道上铺设着木板，建筑大多也是用木材建造的。市场和集市监管良好，总的来说，这座城镇非常干净……托博尔斯克附近可以看到成群的牛，这里的食物价格低廉，储量丰富……或许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社会公正；这个地方此前一直被认为是野蛮和残酷的中心，可是这里展现出了最为令人满意的特点。
叶卡捷琳娜大帝在1775年将西伯利亚划分为东西伯利亚和西西伯利亚，此后，伊尔库茨克像托博尔斯克一样成了一个地区首府。到18世纪90年代，每年有价值多达700万卢布的货物会经过伊尔库茨克，每年冬天有多达1万驾雪橇聚集在伊尔库茨克，然后向西运送来自中国的货物。行政权力和生机勃勃的贸易带来了大量财富和规模不断扩大的西伯利亚商人阶层，他们与俄国官员家庭通婚，从而开始形成一个地方文明社会。伊尔库茨克的第一座公共图书馆于1782年开放；到18世纪末，该城还拥有一个业余剧院和一支完整的管弦乐队。科克伦这样描述伊尔库茨克：“街道宽敞且笔直……大部分房子是木构建筑，但也有许多房子是砖石建筑且建筑风格出众。”
尽管如此，到19世纪初，只有托博尔斯克、托木斯克和伊尔库茨克这三座西伯利亚城市的人口超过1万人，没有一座城市的人口超过1.5万人，大多数城市的人口少于5000人。此时西伯利亚的总人口包括原住民、俄国农民定居者以及流放者，加起来只有大约100万人，他们集中在西西伯利亚的城镇和乡村以及叶尼塞河以东的几个城市中心。大多数西伯利亚城镇实际上只比大村庄略大一点，它们被大片冻原、泰加林和草原地带分隔开，其间散布着从事农业、贸易和手工艺的居民的小规模定居点。尽管国家将哥萨克人、退役士兵、农民和定居流放者列入不同的法律范畴，但这些人比邻而居，而且共同忍受着西伯利亚的恶劣气候和荒凉地带构成的无情挑战。大多数村庄沿着西伯利亚的航道、驿道和商路分布；有些则毗邻矿山、盐场和酿酒厂。各种各样的非自愿移民在这些或者属于沙皇或者属于私人土地所有者的工业企业里辛苦劳作。有些是被判处服苦役（каторга）的罪犯，有些是逃兵和逃亡的农奴，其他人则是被其主人从俄国欧洲部分强制发送到西伯利亚的国家农民或私人农奴。
随着国家在18世纪加强中央集权，它不断增加对社会的控制。很多此前无罪的活动（砍伐橡树、采盐、流浪、进入私人土地、乞讨等）变成罪行，并可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在安娜女皇（1730—1740年在位）和伊丽莎白女皇在位期间，刑罚殖民通过一堆新法律发展了起来。新法律让欠债者、宗教异见人士和罪犯也成了西伯利亚非自愿的新成员。帝国也见证，或者至少现在能够记录，轻微犯罪和有组织的严重盗匪行为均明显增加。这两类犯罪活动都为西伯利亚的刑罚工厂增加了新成员。俄国欧洲部分城市里的妓女、窃贼、醉鬼和乞丐经常会遭到围捕，然后被带到西伯利亚。
随着农奴制加紧对俄国农民的控制，国家和不愿放弃自由的百姓之间的暴力冲突也出现了。18世纪，俄国因暴力起义而动荡不安，如1707—1708年的布拉文起义与1773—1775年哥萨克人和农民起义，后者由叶梅利扬·普加乔夫领导，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兵败的起义者如果躲过了大屠杀和绞刑架，就会戴着镣铐被送往西伯利亚。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没有造反，而只是想要逃离农奴制和长达25年的兵役，于是他们躲进了俄国的乡村地区。无法出具国内证件的流动劳工和乞丐会被（常常是直接）当作逃亡的农奴或逃兵，从而遭受鞭打和流放。随着流浪在1823年被定为犯罪行为，上述惩罚这些劳工和乞丐的做法达到了高潮，每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人数激增。在1819至1822年间，每年有超过4000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823年，这一数字增加到近7000人，次年这一数字几乎翻了一番。1826至1846年的20年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16万人中有48500人是被判为流浪者。
18世纪后期，俄国第一次出现了思想领域的反对力量。在乌格利奇起义者被放逐到托博尔斯克近两个世纪后，俄国专制政权仍然将西伯利亚视为一个倾卸异见人士和颠覆者的便利场所。历任沙皇都把宗教当作政治合法性的思想堡垒。叶卡捷琳娜大帝流放了成千上万名旧礼仪派（反对17世纪60年代的宗教礼仪改革的东正教信徒）成员和乌托邦教派（如鞭笞派和莫洛阁尼耶派）成员。这些驱逐活动确立了一种迫害和流放宗教异见人士的模式，这种模式将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
随着法国大革命到来，即便是叶卡捷琳娜大帝这个钦慕孟德斯鸠，与伏尔泰和狄德罗通信的最开明的专制君主，也倾向于把所有对她的国家的批评视作在意义上和目的上的革命。作家亚历山大·拉吉舍夫因为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年）一书中阐述了对俄罗斯帝国的政治、社会和道德堕落的广泛批判而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尽管拉吉舍夫提出了明显是反革命（和预言性）的警告，即警示如果国家无法解决农奴制和农村贫困弊病而会出现的暴力事件，叶卡捷琳娜大帝还是被激怒了。她谴责拉吉舍夫为“比普加乔夫还恶劣的人”，并以煽动暴乱和冒犯君主的罪名审判他。拉吉舍夫被认定有罪并判处死刑，后叶卡捷琳娜大帝改判为流放伊利姆斯克十年，那是一个位于东西伯利亚的遥远要塞定居点。然而，拉吉舍夫只服了五年刑期，因为乐于推翻母亲决定的保罗一世（1796—1801年在位）将拉吉舍夫召回了圣彼得堡。在18世纪末，拉吉舍夫是一个孤独的西伯利亚政治流放者，但是从19世纪末回看，拉吉舍夫似乎是后世思想反叛者的先驱，他们先是拿起笔，后来拿起枪，来反对专制政权。
沙皇政权继续利用司法和司法外的机制来放逐那些其宗教和政治信仰被认为有害于公共利益的臣民。“行政流放”制度使沙皇政权可以规避法律细节和公众惯例。人们会被悄悄地逮捕，在没有上诉权利的情况下被直接从俄国社会中驱逐出去。一个喀山省的文员在1821年指控省长贪污，后来这个文员被指责为“可疑的”，并被放逐到西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官僚无能、贪污腐败和漠不关心，制造出了一个充斥着荒唐规定、不实指控和秘密逮捕的迷宫。
尽管18世纪流放者的人数在增加，但俄国在西伯利亚不断发展的刑罚工厂仍旧面临着长期的劳动力短缺。为了部分解决新成员的缺口，政府试图向帝国各地的一系列社会机构和公共机构授予行政流放的权力。1736年，工厂、矿山和冶炼厂的私人所有者及国有工厂的经理获得了流放“表现不当的工人”的权力。由于注意到“在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省和涅尔琴斯克地区有很多适合定居和农耕的地方”，1760年，参政院颁布了一项法令，允许地主和修道院将他们的农奴交给国家。地主现在能够拟定可以选来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男男女女的名单，名单一般由村庄里的长者提供，名单上的人被描述为“下流的”“淫秽的”或有“不道德行为”。作为额外的激励，15岁以上的男性可以代人入伍，以顶替农奴主必须为国家征募的士兵。该法令力图将令人讨厌的农民逐出俄国欧洲部分，同时为东西伯利亚不断发展的工业场所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
行政流放也使得农奴主可以摆脱那些不顺从、不中用或者仅仅是自己不喜欢的农奴。伊万·屠格涅夫在1874年的自传体中篇小说《普宁与巴布宁》中描绘了他自己的家庭是如何专横地对待自家庄园中的农奴的。叙述者的祖母（这个人物的塑造受到了屠格涅夫的母亲的启发）挑出了一个年轻的农奴，她指责这名农奴对她不够尊重。祖母让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让他离开时，她“冲着窗户挥了挥手帕，仿佛在驱赶一只恼人的苍蝇”。
但俄国农民并不是专横主人的被动受害者；他们也把流放制度用作社会控制和净化的工具。农民社区时常和农奴主勾结，对残疾人和精神疾病患者实行行政流放。对农奴和他们的主人来说，摆脱那些给村庄造成经济负担的人符合他们双方的既得利益，但这些人唯一的罪过就是没有工作能力或头脑愚钝。1835年初，在西伯利亚的97000名流放者当中，28500人被标示为“没有工作能力”。此外，根据1669年订立的法律，农民和商人社区这些自发成立的合法机构可以像农奴主一样拒绝接纳刑满返乡人员。一个罪犯或许会被认定有罪、遭受鞭打、被判处监禁，但在他（她）终于获释之际突然发现，自己之前的社区不允许自己回去。在这种情况下，这名罪犯便会明白，自己被行政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即便是他（她）原来的罪行不应处以这种刑罚。阿列克谢·列别捷夫的遭遇是千千万万个例子当中的一个。他是一名莫斯科商人的儿子，因小偷小摸在1846年被定罪。列别捷夫遭受了鞭打和短暂的监禁，但他的商人社区拒绝重新接纳他，于是他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
除了可以拒绝接纳获释的罪犯，这些农民和商人社区还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利。一条1763年的法令使这些社区能够行政流放本社区的成员，即使他们的罪行未被证实，而仅仅是有犯罪嫌疑。由于缺乏足够的农村警力，沙皇政府依靠这些下放的惩罚行动来维持俄国欧洲部分的法律和秩序。1857年，在雅罗斯拉夫尔这个面积3.6万平方千米、人口95万人的俄国中部省份，内政部仅能依靠244名警察来维护治安。至1900年，为了整个帝国的近9000万高度分散的乡村人口，政府只配备了1600名治安官和6900名警佐。由于沙皇政府无法委托自己的机构来维护法律，政府便将调查犯罪活动、逮捕作恶者和定罪的法律责任移交给了多个社区、行会和机构。一些不幸的人被草率地宣判有罪，然后被交付当局以流放西伯利亚。流放制度从来都不仅仅是高压政府的一个工具，也是农民和商人社区用来对付自己的成员的惩罚手段。
因而对农奴主、工厂主、村民会议和商人行会来说，行政流放是一种清除惹是生非者和生产能力低下的成员的有效工具。这种制度被近乎无限地滥用。从小偷、杀人犯和强奸犯到被诽谤者、迷信受害者和村庄政治受害者，都会戴着镣铐被押送到东方。行政流放的使用和滥用令流放者的人数在19世纪上半叶激增。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超过半数的西伯利亚流放者从未见过法庭的内景或听过法官的裁决。许多被乔治时代的英格兰判处流放殖民地的人可能犯的是极其轻微的罪行，但至少他们是由地方法官或陪审团定罪。俄罗斯帝国的绝大多数农民和商人被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这为西伯利亚的流放定居点和刑罚殖民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人口。
到了18世纪后期，叶卡捷琳娜大帝的专制政权已经把流放制度发展成一个成熟的由政府主导的西伯利亚殖民项目。仅在叶卡捷琳娜大帝刚开始执政的20年时间里，就有约6万名叛乱分子、宗教异见人士和政治犯以及罪犯、妓女、行政流放者和他们的家人等几类常见的流放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女皇非常关注非自愿移民的生产能力，因而她试图改革流放制度。女皇规定，那些经常施予西伯利亚流放者的肉刑不能过于残酷，不能令其伤残，因为他们必须保持劳动能力。出于同样的原因，叶卡捷琳娜大帝想要阻止老人和体弱者被流放，但是，女皇的权力在距离圣彼得堡数千千米远的地方非常有限，因此她的指示几乎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因为农奴主、农民和商人被授予了流放权力，所以那些西伯利亚新成员被选中仍旧不是因为他们具有潜在的生产能力，而恰恰是因为他们缺乏生产能力。
虽然殖民活动给帝国在西伯利亚的政策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目标，但是被各种临时增设的法令、法律和临时立法驱动的流放制度依然混乱。在伟大的19世纪政治家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1772—1839年）的改革下，流放制度首次实现合理化。斯佩兰斯基在1819年被亚历山大一世任命为西伯利亚总督，随后他着手合理化流放制度。1822年，他实施了大量改革，这些改革标志着帝国开始调整和维系西伯利亚刑罚殖民事业。从那以后，犯有重罪的流放者被判处服不同年限的苦役，之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某个地区的定居点（ссылка на поселение）；罪行不太严重的罪犯被直接判处不同的刑期，时间从几年到终身不等（也是在某个特定的地区）。一旦流放者服满了自己的刑期，就会离开自己被官方指定的地区，在西伯利亚的任意地方居住。这两种惩罚方式都设想着让流放者最终融入西伯利亚农民群体中。流放者如果想要返回俄国欧洲部分，必须拿到当局授予的明确许可（和一种国内通行证）。他们一定要得到自己所属的农民和商人社区的同意，但他们无法很快获取同意，而且他们不得不自行为返乡之旅支付费用。虽然这些法律经常被自行其是的地方当局轻视，但它们构成了流放制度的基础。刑满后的流放者在打算返乡时会遇到重重法律障碍，其实这些障碍事先经过了精心设计，以确保大多数人最终会留在西伯利亚。斯佩兰斯基的行政、刑罚和后勤改革塑造了19世纪余下的几十年中的流放制度。
更广阔的移民野心现在要求罪犯应被惩戒，甚至被改造。理论上，苦役犯和流放者会被转移到地广人稀的伊尔库茨克省和叶尼塞省，并被分配到特定的工业场所和矿山，例如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涅尔琴斯克和卡拉。正如流放制度清除了俄国欧洲部分的恶棍，西伯利亚流放的严酷条件清除了这些恶棍的恶习。西伯利亚流放者的性别比例失衡，因而到18世纪中期，当局已经开始担心西伯利亚的妇女短缺问题将使得西伯利亚无法出现人口稳定的刑罚殖民者。因此，国家鼓励妇女跟随丈夫越过乌拉尔山，因为国家料想她们可以对男性发挥安抚和改造作用。政府甚至还通过了新的法律，规定行政流放者的妻子以及（在经过农奴主同意的前提下）他们的孩子跟随丈夫和父亲来到西伯利亚，然后由政府补偿农奴主的人力损失。通过建立稳定且能够从事生产活动的家庭单位，个体的再生和国家的移民议程实现了完美结合。
然而，国家的规划与国家在西伯利亚位置偏远、人口稀少且管理不到位的地区落实这些规划的能力之间有着一道始终存在的鸿沟。在当地，殖民和惩罚之间矛盾重重。由于资金长期不足、被不当管理且受被囚环境的摧残，在西伯利亚无情的气候和地形条件中，流放者缺乏使自己成为独立的农民和商人所必需的激励机制、技能、财政手段和组织手段。然而，虽然惩罚和殖民的矛盾在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时就已经很明显，但在20世纪初之前，国家一直坚持把流放作为首要的惩罚工具。
精确的统计数据无法获取，但是据可靠的估计，18世纪末生活在西伯利亚的流放者有数万人，大约3.5万名男性是在1761至1781年间被流放。到1801年亚历山大一世即位时，这些流放者分散在大约36万名当地人以及大约57.5万名俄国和欧洲移民当中，因此占西伯利亚居民总数的不到5%。19世纪，流放者人数很少超过这片大陆总人口的10%。然而，流放者和苦役犯不平衡的集中分布意味着，他们或许会在某个城市或地区的居民中占重大比例。1840年，他们只占西西伯利亚的亚卢托罗夫斯克地区的人口的4%，而占中西伯利亚的卡因斯克地区的人口的31%，占更往东的马林斯克地区的人口的不低于38%。
随着上报的犯罪、社会动荡、宗教不服从和暴乱活动在19世纪持续增加，流放者的人数激增。在19世纪30年代，7.8万名流放者翻过了乌拉尔山脉；到19世纪70年代，人数已攀升至近16.7万。这种刑罚移民的累积效应的结果是，到1897年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时，在西伯利亚的576万总人口当中，有30万流放者。虽然当时距俄国革命还有20年，但人数日益增多的被逐出者和他们激起的紧张局势已经加深了社会和政治冲突。沙皇俄国努力把社会和政治混乱囚禁于乌拉尔山以东，但是到19世纪末，沙皇俄国开始变得像一个正在自我毁灭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