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乌格利奇的铜钟

1891年，一群俄国商人向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请愿成功，他们获准将一口重300千克的铜钟从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运回铜钟的故乡，即托博尔斯克以西2200千米处的乌格利奇。这口铜钟在1892年晚春沿伏尔加河而行，搭乘蒸汽船抵达了乌格利奇大教堂前的码头。人们在那里为这口铜钟举行了返乡仪式，此时离铜钟起初被流放西伯利亚正好过去了3个世纪。

这口铜钟的厄运是在1591年春被决定的，当时伊凡雷帝9岁的儿子兼指定继承人德米特里皇子在乌格利奇被割喉。德米特里的母亲及她的家族认为，德米特里皇子是被皇位的有力争夺者沙皇摄政鲍里斯·戈都诺夫下令谋杀的。因此，他们敲响了乌格利奇的铜钟，召集当地百姓起义。乌格利奇人组成了一支起义队伍，他们横冲直撞，杀死了有嫌疑的凶犯和一名来自莫斯科的官员。这场骚乱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愤怒。戈都诺夫令军队进发乌格利奇，以镇压暴动，并在第二年春天实行了审判。戈都诺夫判处大约200名市民死刑，其他人监禁；被监禁者之中，约100人遭鞭笞，他们的鼻孔被撕破，口才不错的人被拔掉了舌头。起义者遭受折磨和残害后，被放逐到西伯利亚。

除了对暴动者实施报复，戈都诺夫还惩罚了他们政治团结的象征：他命人把铜钟卸下，鞭打它12下，抽出它的钟“舌”，然后把它流放到西伯利亚。乌格利奇人被迫拖拽着这口参与暴动的铜钟越过乌拉尔山，最后把它安置在托博尔斯克，该城的军事长官把它登记为“第一个无生命的流放者”。这口遭遇噤声和放逐的铜钟成了俄国统治者的权力的证明：他们既可以把不守秩序的臣民驱逐到乌拉尔山以东，也可以让这些臣民无法发声。

然而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这口铜钟也成了专制政权反对者的一个集结点，这些反对者将戈都诺夫对乌格利奇人的惩罚看作篡权者做出的残忍行径。1862年，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的贵族伊波利特·扎瓦利申意识到，乌格利奇铜钟是一个“未被消除的控告者，它提供了关于这个完全无过失的城镇所受惩罚的雄辩证词”！到了19世纪中叶，这口铜钟已经不仅象征着君主的最高权威，还象征着这种最高权威所依赖的报复性力量。

在乌格利奇铜钟被放逐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托博尔斯克在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现在，通过该城老城区日益倾颓的木构房屋和新古典主义建筑，人们依旧能够看到流放制度的痕迹。托博尔斯克的中心广场坐落在一片高地上，高地往下50米，是浑浊的额尔齐斯河和向南延伸的下城区。这个广场俯瞰着远处的景致：四周的乡村和缓缓逆流而上的驳船。广场两边各有一座大型建筑。其中一座就是石质的托博尔斯克克里姆林宫，这栋设防的综合建筑张扬着帝国政府的权威和辉煌。城堡厚重的白墙——其上方高耸着索菲亚大教堂蓝色和金色的穹顶——的修建人是流放者，即彼得大帝于1709年在大北方战争（1700—1721年）的一场决定性战斗中俘虏的瑞典士兵。另一座建筑是托博尔斯克中央苦役监狱，它壮观的新古典主义外立面占据着广场的西缘。这座监狱建于19世纪50年代初，是城中的第二座此类建筑，它为已有的脆弱拘留所增加了许多必要的容量。由数百名流放者组成的流放队伍会进入这座城镇，穿过广场，走进监狱的大门，然后被收押在监狱里；而托博尔斯克流放事务部，即整个流放制度的行政中心，将决定他们最终的目的地。流放者被分成新的流放队伍，随后踏上西伯利亚的陆路和水道，去往遥远的村庄和刑罚定居点。托博尔斯克是通往一个大陆规模的监狱的通道。

流放制度在西伯利亚的殖民历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为了安置来到西伯利亚刑罚堡和殖民地的官员和军事人员，城镇围绕着这些地方逐渐形成。几乎每个西伯利亚村庄都出现过流放者，他们要么正式地定居在西伯利亚各省的各个地区，要么作为流动工、小偷和乞丐非正式地穿梭在各个村庄。西伯利亚的道路上散布着低矮的赭色休息站，流放队伍可以在此过夜。中转监狱、城市拘留所、矿山、工业企业和流放定居点，如同政府权力的肌腱，从圣彼得堡向东延伸。1879年的伊尔库茨克是一座拥有三万居民的繁荣城市，当年的一场大火吞噬了中心城区的四分之三，只有少数石造建筑在大火后幸存，其中之一便是中央监狱。大火后，这座监狱突然醒目地高耸于城市的灰烬之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流放中转站的作用也因此凸显了出来。

托博尔斯克中央苦役监狱一直充当着一个刑罚机构，直到当局在1989年将其关闭。和许多沙皇时代的监狱一样，它在1917年之后被改造，并最终成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所称的劳改营“群岛”（它们构成了斯大林的古拉格）的一部分。无论在俄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古拉格都覆盖着沙皇把西伯利亚用作惩罚场所的回忆。然而，在苏联建立劳改营之前很久，西伯利亚就已经是一个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大型开放式监狱。

西伯利亚（俄语Сибирь，发音同英语的Seebeer）与俄国欧洲部分相比相形见绌。西伯利亚的面积为1550万平方千米，是欧洲大陆的1.5倍。西伯利亚从未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体存在；它没有明确的边界，没有有约束力的民族身份。它的现代历史与俄罗斯的现代历史密不可分。容易征服的乌拉尔山脉与其说是一个地理边界，不如说是一个欧式俄国的虚构性、政治性界线，在这个界线之外，坐落着一个巨大的亚洲殖民地和一个广阔的刑罚场所。西伯利亚既是俄国的黑暗之心，也是一个满是机遇和繁华的世界。这个大陆黯淡且无情的当下，会让步于更为光明的未来，西伯利亚的流放者将在这个被大肆吹嘘的转变中发挥关键作用。

帝国政府想做的不仅仅是把社会和政治混乱关进它的大陆监狱中。通过清除旧世界里的不受欢迎之人，政府也会在新世界填充人口。为了服务于殖民开发西伯利亚这个更广阔的计划，流放系统将管理并利用日益增多的流放者。在理论上，俄国的罪犯将辛劳地开发西伯利亚的自然财富，并在西伯利亚偏远的地区定居，而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将体会到自力更生、节俭克制和勤奋耐劳的美德。然而，在实际上，流放系统分派到西伯利亚腹地的不是富有进取精神的定居者，而是贫困、绝望的流浪者。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勤劳为生，而是靠向真正的殖民者——西伯利亚农民——偷窃和乞讨为生。从乌格利奇起义者被放逐到1917年沙皇帝国崩溃的这三个多世纪中，“监狱殖民地”这种双重身份所固有的紧张状态从未得到缓解。与俄国统治者的计划相反，刑罚殖民从未成为西伯利亚发展背后的推动力量。反过来，随着流放者人数增加，这种制度日益成为西伯利亚发展的障碍。

在19世纪，西伯利亚流放的规模和强度显著增加，因而它轻松超过了英帝国和法帝国的流放系统。1787到1868年，这80年间英国人运送了约16万名罪犯到澳大利亚；从1860到1900年，法国向其海外殖民地流放了约5500名罪犯。与之相比，在1801至1917年，超过100万名沙皇臣民被放逐到西伯利亚。

这些流放者中包括来自俄国欧洲部分和波兰城镇的历代革命者。有些革命者为争取自由主义宪法而斗争，有些革命者为民族独立而斗争，还有些人为社会主义乌托邦而斗争。在欧洲共和主义与俄国革命运动交叠发展的历史中，西伯利亚成了一个孤寂的集结待命地区。到19世纪末，沙皇政府把成千上万名热诚的革命者放逐到西伯利亚的监狱、矿山和偏远定居点。在与世隔绝和幽闭阴暗的环境当中，这些革命者进行争论，暗自谋划并出版政治小册子，以激励并协调在俄国主要城市的地下革命活动。他们对即将到来的革命——这场革命因现实政治的妥协而缓和——的憧憬填补着空洞的西伯利亚天空。西伯利亚已成为一个巨大的革命和流放实验室，一个日后将统治俄国的男男女女都要历经的仪式。当革命终于在1905年爆发时，这些被流放的激进分子把西伯利亚的城镇和乡村变成了暴力反对专制统治的熔炉。监狱的院子里架起了行刑台；而在监狱之外，监狱看守在街头被暗杀。西伯利亚不再是一个防止革命蔓延的隔离区，而是成了一个传染源。

一些名人的传记和著作支配着后来人们有关俄国革命以前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历史记忆。有些名人本身就是流放者，比如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弗拉基米尔·列宁；其他人也在他们的报告文学和虚构作品中生动形象地描绘了西伯利亚的囚徒生活，如安东·契诃夫和列夫·托尔斯泰。1861—1862年，在亚历山大二世大改革的“解冻”氛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他著名的半自传体小说，该书英译本的书名（Notes from the House of the Dead）的意思是“死者之屋手记”，虽然原来的俄语书名更精确的意思为“死亡之屋手记”，但英译名强调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如下看法：所有的流放者，无论他们的罪行为何，最终都将沦为一种残酷且令人丧失人性的监狱制度的牺牲品，这种制度就是死者之屋制度。

关于流放制度的文章、回忆录和虚构作品原本如涓涓细流，此后，它们汇聚成了湍流，这股湍流在沙皇时代的最后几十年中滔滔不绝。俄国新闻界就流放制度的恐怖之处和它给西伯利亚本身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展开了痛苦的讨论。其他著名作家和艺术家追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脚步。在契诃夫的小说《在流放中》（1892年）中，西伯利亚的多年流放岁月夺走了一个年迈渡船工人所有的怜悯、希望和愿望。他年轻的同伴大声说，这个流放者“不是活人，是石头，是泥土”。伊利亚·列宾在1884年绘制了《意外归来》：进入自家餐厅的憔悴年轻男子茫然的眼神以及他的亲人既困惑又震惊的表情不需要再进行解释说明。每一个列宾的同时代人都明白，这个画面描绘了一个政治流放者回家的情景。列宾的画属于那类描绘流放、残酷和苦难（它们长久地与西伯利亚联系在一起）的虚构油画。当亚历山大三世终于在1892年批准流放在外的乌格利奇铜钟回归故乡时，俄国新闻界将这一姿态赞许为亚历山大三世的宽宏大量；但在那些越来越反感灾难性的西伯利亚刑罚殖民制度的公众眼中，铜钟的回归更像是他在承认失败，甚至是大败。

在国外，流放制度也在败坏沙皇专制政权的名声。1880年，英国讽刺杂志《朱迪》刊载了一幅漫画，灵巧地概括了许多西方观察者的观点：在画中，俄国熊被装扮成一个宪兵，它高举“文明的火炬”，引领着一队戴着镣铐的囚犯奔赴西伯利亚，而这个队列似乎望不到尽头。俄国和波兰政治流放犯的困境引起了欧洲和美国读者出于愤慨的同情，他们纷纷声讨沙皇专制政权的残暴。俄国政治流放犯最能言善辩、消息最灵通的外国代言人是美国记者和探险家乔治·凯南。起先，他同情俄国政府与他认为十分危险的狂热分子所进行的斗争；19世纪80年代后期，凯南获得了内政部的许可，可以畅通无阻地前往西伯利亚各地，并报道他了解到的情况。他表示，他在那里看到的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并不是疯狂和危险的激进分子，而是自由事业的牺牲者。在世界各地，西伯利亚正迅速成为沙皇专制政权的代名词。

然而，虽然流放西伯利亚的著名作家和革命者的个人命运变得广为人知，且在俄国国内外均被讨论；但是绝大多数西伯利亚流放者的命运却不是这样。对每一个被流放的激进分子来说，成千上万个不知名的普通罪犯和他们的家人被带到了西伯利亚，然后被逐渐忘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文盲，没有办法为后人记录下自己的经历，他们的命运只能见诸警方报告、诉状、法院记录和官方函件中。一个日益发达和复杂的警察国家的组织机构收集并保存了这些文件：它们被装订在一起，包裹在简陋的纸质文件夹中，被束之高阁地存放在沙皇政府部门满是灰尘且年久失修的储藏室里，如今，它们被放置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和西伯利亚各个城镇的档案馆里。

正是通过这些档案资料和诸多已出版的回忆录与日记，本书还原了从1801年亚历山大一世加冕到1917年尼古拉二世退位这一历史时期当中革命者和普通罪犯在西伯利亚的经历。这些表述讲述了当沙皇政权与现代世界的政治力量猛烈碰撞时，俄国企图控制其监狱帝国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