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去芜存菁，交流以消弭误解
毫无疑问，李瑞智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是持正面、积极的态度的，但与此同时，他也坦言西方人，尤其是盎格鲁–美利坚国家的人们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还是不以为然的，也就是他经常提到的一个词语“种族思想隔离”，或者叫“知识壁垒”“思想壁垒”“文化歧视”，就是英文的“intellectual apartheid”，只是由于日本、中国、韩国等东亚国家近几十年来的迅速发展，西方国家才对亚洲有所关注。
任何一种思想文化都有自身的优势和不足，有精华也有糟粕。中华文化历经几千载，自然有其独特的魅力，但也确实存在不少迂腐的、过时的、与现代文明价值格格不入的诸多方面。随便举几个例子：关于“孝”的，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 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关于“愚民”的，《论语·泰伯篇》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虽然后世不少人包括一些学者费尽心思去为孔子辩解，但是其基本的内涵还是无法“粉饰”的。关于女子地位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远则怨，近则不逊”，出于《论语·第十七章·阳货篇》。对于孔子的这句名言，北京某著名高校的女教授曾这样解释：小人是指小孩子，意思是说女人就跟小孩子一样，过于宠溺她会恃宠而骄，不理她又会心生怨气。
钱穆认为“女子就指妻妾，小人就指仆人，并非指道德败坏者”等。
再如，上述“愚民”的语句，在《心解》一文中，俞志慧通过对《论语》一书中有关“由”“民”“使”三字的全部义项和句例的研究，结合儒家“仁民爱物”“政者正也”的思想进行分析，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读可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指出其中绝没有什么“民愚”或者“愚民”思想，相反，恰恰是儒家“德化政治、顺民应天、开启民智”思想的体现。
如果说上述解释，虽然与绝大多数人的认知有“违和感”的话，某些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过度美化乃至“曲解”，则令人无法接受了。如龙应台所指某知名学者在暨南大学举行的一次较高级别的比较文学的会议——“世界华人文学研讨会”上所讲到的“胡扯”例子：
又讲到中国智慧，一个禅的故事：
上述解释，无论是正解还是曲解，无论是文雅还是通俗，姑且不论。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讲，可能还可以勉强接受，但是对于不懂中文甚至连中国文化也不太了解的西方读者来说，这只能使他们满脸困惑，不知所云。所以，国家提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非常及时、正确的一件事情，因为，“优秀”一词排除了一些过时的、落伍的内容，当然不包括“曲解”与“过度美化”。
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首先是要实事求是，坦诚以对。中华文化融合了儒、释、道等多家思想，同儒家学说一样，道家的“保守”“守成”“无为”，以及佛家的“出世、轮回、因果”等思想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譬如，老子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唐朝中后期佛教的盛行严重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韩愈等人虽屡屡上书反对，但终究酿成恶果等等。
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一些耳熟能详的故事也需要放在恰当的语境下去叙述。孙康映雪、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等这些广泛流传的故事，单从励志、教育的角度来讲，无可厚非，但是从译介的角度看就会产生问题了。尽管朱振武、赵彦春等人极力主张要增强民族自信，要按照中国自己的话语、自己的方式让外国人学习、接受中国的文化，但是，很显然，从李瑞智先生的经历和研究来看，开始阶段还是比较适合采取“归化”的原则，以西方读者能够听得懂的方式进行比较好，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中华文化体验、不懂中文、不了解中华文化的西方人士来说更是如此。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多交流、多沟通、多互动。其中，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当属面对面的交流沟通。李瑞智先生也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2013 年9月，他亲自策划组织了中国的田辰山、温海明以及来自新加坡、越南等的一众学者赴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和墨尔本、悉尼等地开展“中澳文化交流活动”。代表团同澳大利亚商界、金融界、学术界、教育界及民间社团人士，以“亚洲发展：中国经典文化与澳大利亚”为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交流，澳大利亚的观众、读者、研究人员也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质疑与看法，收到了较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