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李瑞智研究的几个关键词
截至目前，李瑞智共出版了四部专著，前两部是与黎华伦（Warren Reed）合著的。在各类期刊、报纸、研讨会以及邦德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清华大学、国际儒学联合会等相关网站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在这些论著中，李瑞智对于自己研究的对象、范围有较为明确且与其他学者有所不同的定义，而比较研究的方法则与成中英、安乐哲、郝大维、田辰山等同属夏威夷学派的学者一致。为了更好地理解李瑞智的思想观点、研究思路、研究特点与方法，在简单了解了李瑞智的个人经历、主要的学术背景、外交学术活动之后，本节将首先对其中西文化比较的总体指导思想方法予以说明。
一、一多不分与一多二元
对于中西思想文化，李瑞智及包括郝大维、安乐哲、田辰山等人在内，主张运用中西比较哲学的视角，在各自的话语体系内去理解各自的含义和做法，主张采用注释、阐述的方法，以翻译作为辅助进行研究，而这其中，追根溯源，探讨其思想文化传统“原汁原味”的东西尤为重要。李瑞智认为：人类文明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年到耶稣诞生，这一时期，整个世界可谓是圣贤辈出。柏拉图、恺撒、希伯来先知、左罗阿斯托、佛陀、孔子、老子等等，这些圣贤与围绕着他们的神话至今仍然影响着世界文明的发展，但是，与主流学者看法不尽相同。李瑞智认为：当今世界，源于古希腊、罗马、希伯来文明（以希腊为主）的盎格鲁–美利坚文明和源于儒、道、释、法等（以儒家为主）的中华文明为两大主导力量，前者正在衰落，后者正在兴起。另一方面，从中西比较哲学的角度来讲，中国亚洲文明属于“一多不分”的世界观、宇宙观、价值观，盎格鲁–美利坚文明则属于“一多二元”的世界观、宇宙观和价值观。田辰山在多个场合详细阐释了这一思想观点，“安乐哲儒学大家”项目团队的网站也命名为“一多不分”网（www.yiduobufen.com）。关于“一多不分”，可能没有一个最好的英文词翻译，安乐哲、田辰山将其译为inseparability of one and many world view。
首先提出“一多不分”观点的是唐君毅先生。1943年，他在其著作《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集》[1] 中指出了中国哲学思想的七大特点，其中第三条就是“一多不分”，即：任何一个事物的构成都包含着其他多个事物的成分。之后，到了1953年，唐先生又对自己的上述观点做了某些否定。安乐哲非常欣赏唐君毅的“一多不分”的宇宙观，认为唐君毅是令人叹服的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虽然至今很少有人谈起，但“一多不分”的宇宙观却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随着郝大维、安乐哲、田辰山等人不断的深入研究，“一多不分”逐渐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
中国传统哲学中对于“一多”有不少论述， 但经常是用“一”与“万”、 “寡”与“众”或者“少”与“多”等来表述。如《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万物”； 《华严经》所说的“法性在一切处，一切众生及国土”；《朱子语类》（卷18）“万物各具一理，万理同出一原”等等，王弼在《老子注》第四十二章中说“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总之，“一”就是“道”，就是“延续和互系”，是容于“多”之中的，也就是说，人和万事万物都是互相联系的，都不是单个的、孤立的、互不联系的个体。“阴”为主导，但“阴”中有“阳”；“阳”为主导，但“阳”中有“阴”。也就是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一多二元”来自于西方的transcendentalism和dualism，即超验主义和二元论。“一”就是西方哲学中那个形而上学的、虚设的、万能的、完美的、唯一的人和万事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多”就是由这个“一”所创造出来的、服从和服务于他的所有的独自的个体，这些“多”个的个体之间的关系也是对立冲突的、单向单线的、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即使是讲相互之间的“关系”或者“相互影响”，也是“为我所用”。
“一多不分”和“一多二元”是中西方两种不同的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认知观和思维方式，它反映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反映在各自的语言文字结构上。
在上述这一中西比较哲学思想或者说方法论的指导下，尚有几个具体的关键词语，或者说几个核心概念的内涵与翻译也非常有必要再具体予以厘清，这对于读者准确理解李瑞智的汉学研究是很有帮助的。
二、汉学、中国学、中国研究
汉学、中国学、中国研究，Sinology and China/Chinese Study，历史上的Chinese含义，是由不同的译文来对应的。
Sinology，以两部较为普及的英汉双语词典为例：新中国成立后的《英华大辞典》解释为“研究中国语言、文学、历史、风俗价值等的学问”，改革开放后的《牛津现代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是“有关中国及其语言、文化的知识与研究”，中文译作“汉学”，sinologist则译为“汉学家”，二者均没有收录China Studies 或者Chinese Studies词条。再看两部中文词典，198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新华词典》：1）清代把研究文字、音韵、训诂、考据的这几门学问统称为汉学。2）外国人统称研究中国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学问为汉学。2002年增补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版）与《新华词典》的解释基本相同，但是区别在于它提供了词源，即之所以成为“汉学”是因为汉代研究经学着重名物、训诂，二者也同样没有收录“中国学”相关词条，可见“中国学”是比较新的提法。德国汉学家傅海波（Herbert Franke）认为，Sinology出现于1860年至1880年之间，是由拉丁文和希腊文混合而来。张西平[2]指出：中国学术界使用的“汉学”和“Sinology”的重大区别在于，它指的不仅仅是研究汉族的学问，还包括蒙古学、藏学等中国历史文化之学问。阎纯德[3]认为有“大汉学”“小汉学”之分，“大汉学”有时也指“东方学”（Orientalism，与Occidentalism相对应，当然开始有一些贬义在里面，有人也争议除了近东、中东之外不包括远东等问题。），比如关于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的文化等，这一点与李瑞智的研究是完全相同的。“小汉学”是外国学者（也包括华裔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遗产的成果之总称。
总之，汉学、海外汉学/中国学、东方学、国学依据具体的语境其内涵有所区别，汉学相对可能会带有一些古典、传统色彩，中国学则侧重于对现当代中国的研究，更现代、全面一些。本书的汉学、中国学、中国研究指的是海外汉学或者世界汉学，英文对应的译文是International/ World或者China/ Chinese Studies。
三、盎格鲁‑美利坚与中国‑东亚、南亚
盎格鲁–美利坚与中国–东亚、南亚国家、地区，东方与西方，对应的英文分别为Anglo-American and China-East and South Asia、East and West。李瑞智在一系列的论著中，多次使用该术语，虽然在个别论述时会有美国、欧盟、中国、日本的提法，但他在中西思想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比较时主要是以这两个国家、地区及其思想文化传统来作为比较对象的。
盎格鲁–撒克逊也有时称作古英语，主要指公元1100年前英国和苏格兰的部分地区，包括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东南部、英格兰中部、英格兰东南部和西撒克逊四个部分，西撒克逊主要指英格兰的南部和西南部地区。
古代在北欧，主要有三个部落——盎格鲁、撒克逊和朱特人（Jutes）。公元5世纪，他们征服了英国，并在英国定居下来，英国本地的人们则被驱赶到了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深山里。整个岛屿被分成三个部分。盎格鲁在中部靠东的地区、撒克逊在岛屿的南半部分，又分为Wessex、Essex、Sussex几个王国。朱特族则位于岛屿的东南角。在这之后，英国一共建立了大大小小七个王国。到了公元七世纪，这些小的王国被统一成为现在的英格兰。
一般而言，人们一提到盎格鲁–撒克逊，包括朱特人，就是指最早的、最纯正的英国人。
再说美利坚，如果做地理上的区分，应该是Americas，集合名词为America，此时译为美洲，也就是所谓的“新世界”，New World，而非美利坚，包括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早期的美洲移民据说来自亚洲，第一批欧洲移民为挪威探险者。同样的，被commonly known的是哥伦布从1492年到1502年的航行使之成为与欧洲这个“旧世界”对应的“新世界”。欧洲移民，包括签了契约的仆人和非洲的奴隶取代了大部分当地的土著人——这些土著人因为欧洲和西非的传染病而大量死亡。
其他情况下，America一般指美利坚合众国，即美国，如维基百科的解释：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SA), commonly known as the United States (U.S.) or America。因此，李瑞智所言的盎格鲁–美利坚国家主要是指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几个英语国家。
四、东、西方之说
首先，关于中国，China与中华，Chungwua，“中国人”与“华人”。国外为了避免一些争议或者不愉快，也为了更大程度上的团结、一致，凸显同文、同祖，一般的民间、社会组织均以“中华”“华人”冠名。因此，本书中一般以“中华文明、中华传统文化、华人社会”等出现，其他时候则以“中国文明、中国传统文化”等行文。
其次，关于盎格鲁–美利坚，Anglo-American与中国–东亚、东南亚，China-East Asia or Southeast Asia。历史上Oriental与occidental相互区分，其中Chinese、Oriental以及Orientalist、Orientalism等的翻译、词义有一定的贬义成分。直到现在，人们会经常使用东方、西方，East和West的中性对等概念。下面具体说明一下这一历史过程。首先看一下这幅早期来自西方的图片：
图片上展示的是早年海外华人形象。在欧洲异族（哪怕他只是个矿工）眼里就是：一只梳着肮脏辫子的丑陋八爪鱼：英文Cheap Labour指的是廉价劳工，扰乱市场；Pak · Ah · Pu是说喜欢“白鸽票”（一种赌博形式）；Immorality指伤风败俗，没道德；Small Pox多讲天花病；Opium指那时的中国人吸食鸦片；Bribery说中国人喜欢靠行贿、受贿办事；Fan · Tan意为华人喜欢“反摊”（一种赌博形式）；Customs Robbery批评华人不遵守法律法规，走私、贩私。
“Oriental”意指“东方的，东方人”，是指人或物起源于亚洲。这个词在15世纪出现，起源于拉丁文，具有贬义色彩。“东方主义”（Orientalism）或译为“东方学”，原是研究东方各国的历史、文学、文化等学科的总称。最为著名的当属爱德华· S.萨伊德（Edward Said）的Orientalism，将东方和东方人视为“低劣、不理性和怪异的”。东方主义是一种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Orientalism”本质性的含义是西方人在文化上对东方人控制的一种方式，是西方对东方文化的不平等俯视的后殖民（postcolonial）眼光。东方主义大体上说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在带有变色的文化侵略的西方话语看来，东方充满原始的神秘色彩。
“Sinophobia”，“恐华症”一词源于拉丁文Sinae “China”和希腊文phobos，“fear”，是指对中国、中国人民、海外华人或中国文化的一种情绪。它经常针对居住在中国境外的中国少数民族。首先从盎格鲁说起，这种反华情绪最早可能开始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洲际铁路建成之时。大英帝国在与清朝的战争中，帕默斯顿勋爵认为中国人是不文明的，英国人必须攻击中国，以显示其优越性以及文明国家所能尽到的责任。这一趋势很快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流行起来，随着中国对外国商人的多次攻击，特别是义和团运动等的矛盾与影响，埃尔金勋爵在北京下令洗劫并焚烧中国的圆明园，恐华情绪从英国宣扬到整个世界，导致了世界上很多人根深蒂固的恐华情绪。
再来看美利坚的情况，《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是1882年5月6日由美国总统切斯特·艾伦·阿瑟（Chester A. Arthur）签署的一项法案。它是根据1880年对《柏林盖姆条约》的修订而制定的。该法案主要是针对大量华人因中国的内部动荡和有机会得到铁路建设工作而迁入美国西部所作出的反应，是在美国通过的第一部针对特定族群的移民法。这是美国历史上对自由移民最重要的限制之一，禁止所有中国劳工移民。2012年6月，美国众议院正式以立法形式全票通过，就该部《排华法案》正式道歉。
“Asia”与“Oriental”不同，是一个中性的地理词语，更容易被接受和使用。在西方语境中，亚洲是世界上最大的洲，地理范围从苏联到乌拉尔山脉以西，东至白令海峡，南至印度洋，与非洲隔着苏伊士运河，包括所有的中东和南太平洋的岛屿，至此，“中国”“华人”“亚洲”“东方”“西方”等词语开始回归其本意，澳大利亚也自然属于亚太地区的一员。
澳大利亚作为盎格鲁–美利坚的一员，其与中国的关系历程完全与上述过程一致。欧洲来自德国、俄罗斯的“黄祸论”由来已久。《黄祸：东方还是西方？》一书的封面，有两个圆形成对立状态，中间是英文的“黄祸”。作者为美国作家、牧师鲁伯特（G. G. Rupert），其基于宗教观点的“东西方文明冲突”的理论上的阐述为“恐华症”进一步推波助澜。
五、知识隔离与文化歧视
“Intellectual Apartheid”这个短语是李瑞智论著中一个真正的“高频词”，当然也是关键词。Intellectual部分借用法语词intellectuel，部分借用拉丁语词intellectualis，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形容词，指只能通过思维、理解、智力才能理解的（与通过感官去理解相对），特别指在学术、文化层面；Apartheid意为separateness，后缀-heid类似于-hood，这个词是南非为了对由欧洲血统和非欧洲血统（有色人种或混合人种、班图人、印第安人，等等）进行种族隔离而给出的名字，同样也适用于任何其他地方的类似运动；并且，适用于其他形式的种族隔离（社会、教育上的等等）。两个词连起来，一般译成中文的“种族思想隔离、文化歧视、知识壁垒”等。
虽然欧洲启蒙运动和欧洲工农业革命向中国学习了很多东西，但是西方对更深层次的中国文明在过去乃至将来都知之甚少。许多中国的革新和思想从工农业技术到科考和官僚制度都在19世纪前被引进和合法化，并成为帝国扩张的工具，然而并没有取得及时的成功，这种失败已经超出了自尊的、政治正确的主流社会和组织的范围。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来讲，这导致了欧洲启蒙运动的失败，是造成各类知识、工业、科学和医学不适当、缺乏竞争力和不可持续的罪魁祸首。
西方知识隔离的根深蒂固的本性在习惯于宗教教条的人们看来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有悖于常理的是，对耶稣会士过度热情的普遍反对以及有人将孔子作为典范为欧洲政府引入更多的哲学和美德也许更加剧了这种本性。同时，如果一个扩张的欧洲要具备把自己强加于人的能力，具备抨击那些对其他民族施威的精神和象征价值的能力，精明的政治考量会要求欧洲必须产生和提出自己的理想和模式。
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表现出西方基于信仰的信念力量。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和富有的国家，假如再有军事力量能保持其权威的话是不难驱逐外来入侵者的。事实上，中国的政治经过儒士的精雕细琢和国家的权威，即使在清朝皇帝的统治下，也基本上是靠礼仪、行为规范和准则来维系的。外国鸦片贩子无理、堂而皇之地入侵给这个国家的有序进程、权力象征、道德和谐带来了极大冲击，使中国的学界和政界及其和平运行的基础一个多世纪以来陷入混乱、无序、衰落之中。
很难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种令人畏惧的、自我信念的新教信仰，无论是顺从于政治的或者是商业的野心还是实际利益的要求，假如在第三个千年转折时期不是，那么至少也是盎格鲁–美利坚帝国早期建立和维系的重要力量。事实上，这种悔罪的信仰和普世价值在全球推广及兜售的热情即便不是发动民众的普遍工具，也是一种主要工具——这种扩张传统可追溯到11世纪时期基督教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知识壁垒的不断深入制度化对于这种组织战略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它被伪装于作为盎格鲁–美利坚成就来源的技术革新、科学发现、知识积累和学术自由的喧闹、欺骗、鼓吹之中。本质上，许多成分与《1984年》中描绘的世界——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对未来的刻板想象没有什么不同。奥威尔的小说《在缅甸的日子》（Burmese Days）揭示了英印统治者对其臣民在思想罪恶上的不宽容，也并非毫无意义。
这种战略的缺陷是抛弃了最初促使欧洲转型的品质——开放、借鉴和吸收东方的思想。随后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不同文化的尴尬关系——特别是与东方儒道传统的尴尬关系，使得西方无视自己的局限和失败。当然，这几乎用了大约两百年的时间才使教化使命信仰的脆弱性变得显而易见。
最初，这个过程是缓慢、不起眼的。日本在“二战”战败、投降、被占领后开始表现出如何把盎格鲁–美利坚经济及政治意识形态及组织的弱点变成优势的能力，这个例子在东亚其他儒道社会中也很好理解，他们很快展现出效仿日本的能力。
然而，这个教训并不为西方社会所重视。他们过于习惯通过对某种简单意识形态的信仰来保护自己已确定的优势。文化歧视造成了对不同文明的异端思想进行公开探索的贬抑和边缘化，因此更加强化了上述做法。只有那些最离经叛道的政治家、外交家、行政官员、学者或商人才敢于冒险思索这些问题，也不过偶有涉足即浅尝辄止。
基督和启蒙信仰在规划、组织和动员信徒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它不利于对以其他文化形式出现的人类状况的重要领域进行敏锐、深刻的理解。也许具备后面这些品质会给征服美洲、剥削非洲奴隶、在亚洲用鸦片贸易进行帝国扩张以及20世纪和21世纪进行的原则战带来障碍。
这种缺乏对其他文化传统的深刻洞察力曾经有助于西方征服其他文化，现在却可能成为其弱点的来源。它预示了那些基督和启蒙信仰国家的实力的严重衰落。在东亚儒道民族的文化微妙、经济战略和政治革新面前，西方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不断暴露出巨大的缺陷。人们花费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才从西方冷酷策略的最初冲击中恢复过来，这一事实毫无疑问地深化了教化使命的信仰，巩固了一种危险的优越感和确定感。
当今，在全球知识经济中，儒道社会的复苏向西方信念的持续可行性和合法性提出了诸多质疑，最重要的是表明了西方需要回归到17和18世纪还留存的那种谦逊。在这些时期，尽管仍有着以信仰为基础的宗教和新生帝国主义的遗留，但西方通过尊重和欣然学习中国——这个处于世界经济体系中心的政治社会的文化智慧而改变了自身。
当今，一种在西方广泛流传的信仰认为，中国和东亚与西方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使得西方人别无选择，只有保持和维护他们的独特性。可悲的是，这都是基于误解的判断，它们是过去两百年来知识壁垒、思想隔离的产物。即便是荣格这位中国精神传统的杰出阐释者，也往往只能对东西方思想进行僵化的对比。当然，他没有办法观察到东亚儒道社会在20世纪后期展示出的它们对西方发明的掌握。然而，其他有这样机会的人仍旧坚持知识壁垒的教条，继续努力保护西方使其免受因尝试吸收长期塑造东亚人的智慧和洞察力而带来的危险。
六、夏威夷学派
著名学者金岳霖在其《知识论》中曾经指出，任何概念都是一个“意念图案”，与其他许许多多的概念相互关联着。作为“意念图案”的“现代新儒家”和“文化观”“新儒学”“现代新儒学”“文化”等概念必然密切相关。说到夏威夷学派，先简单梳理一下儒学、新儒学、新新儒学、儒学现代化等概念。
儒学或者说传统儒学，由孔孟等先贤开创，自不必多讲。关于新儒学，冯友兰、钱穆等认为现代新儒家或者新儒学原本是指“宋明理学”“宋明道学”。以五四运动为界限，又有新的说法——“现代新儒家、现代新儒学”。柴文化[4]在其著作中将“现代新儒学”特指中国20世纪“五四”时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30年间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通过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精粹，融合西方近代文化精神，以创建中国新文化为目标的一种学术思潮或学术群落。他详细阐述了新儒家文化观的相关概念、现代新儒学的产生、现代新儒学的类型、现代新儒学的学术特征、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的理论问题等。贺麟认为新儒家、新儒学应该泛指中国的新文化，把主张深刻认知、理解西方文化作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大家普遍公认的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为：第一代梁漱溟、熊十力；第二代牟宗三、唐君毅；第三代杜维明、刘述先。
如果说传统儒学更多的是讲求身心性命之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可以安身立命的话，现代新儒学，也有叫作当代新儒学的，则更注重民族文化的传承和继往开来，是一种更积极的思想文化。方克立[5]在1996年5月在日本召开的“中国哲学研究的现状及对21世纪的展望”的研讨会上以“现代新儒学研究在中国”为题做了一个发言，认为“现代新儒学”一般是指“五四”以后，主张保存和发扬中国传统，重新确立儒学的本体和主导地位，既有选择地学习西方又反对全盘西化和马克思主义化的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新儒家按照区域来划分，又有大陆新儒家、港台新儒家、海外新儒家等。所谓的“夏威夷学派”“波士顿学派”就是指美国的儒学研究学派。
最早提出夏威夷学派之说的应该是山东大学的蔡德贵[6]。根据蔡德贵的研究，随着华人精英把中华文化带到美国，美国也出现了中国学，甚至也有了儒学，其影响达到世界范围的就有以波士顿为中心的波士顿儒学和以夏威夷为中心的夏威夷儒学。波士顿儒学也叫对话派儒学，以南乐山等人为首的对话派注重儒学与基督教的对话，以杜维明为首的对话派注重儒学与伊斯兰教等东方文明的对话。由于李瑞智与安乐哲、成中英[7]、田辰山、郝大维等人的私人与学术关系，从学缘来看，他应该属于夏威夷学派，夏威夷儒学也可以称为诠释派儒学，尽管其也会涉及对话。蔡德贵还认为，余英时对儒家的历史和韦伯的儒学观也有很深的研究，可惜至今尚未形成一个有传承关系的学派。
先来看夏威夷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成中英，他提出的“本体诠释学”的原则，从语言、概念、观念和本体上沟通中西哲学，试图对中国哲学进行“解构”，以达到“重建”和“创新”，使之现代化并走向世界。虽然其深受西方理性分析方法的影响，但其最终目标在于中国哲学。成中英的系统观、思维观受《易经》影响颇大。
“新新儒学”的说法也来自成中英。该说法于1997年由成中英提出，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一次演讲中，他正式提出当代新儒家之后新新儒学的发展，还把“新新儒学”一词与“后后现代”相对而用。简而言之，所谓新新儒学，第一个“新”是“返本开新”之新，第二个“新”是“推陈出新”之新，是“用”的新、“体”的全、本体的深化的意思，也可称之为整体的儒学。
当然，也有人说成中英不是新儒家。但是，从他立足于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的基础，借鉴吸收西方哲学的学术目标以及思想取向，尤其是他试图构建新的哲学体系，以期为社会现实起到指导作用这个特点上说，他是符合现代新儒家的特点的。毕竟，新儒学是以社会现实为立足点和出发点的，目的也在于经世致用。
安乐哲和郝大维也是夏威夷学派的代表人物，二人创立了自己的中西“比较哲学”，并以此来区分学界常见的比较研究——他们认为那应该属于“跨文化比较”，而非“比较哲学”，其根本区别在于“跨文化比较假定，理解其他文化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比较哲学则假定，在跨文化的交流中，误解是随处可见的事情，关键是要弄清楚什么原因导致了误解、什么原因导致了西方人易于误解中国的哲学。”安乐哲最后将中西哲学的区别归结为三个范畴：自我、真理和超越。李瑞智的研究也遵循这一研究方法和思路，只是他的研究视角更宏大，问题更宏观，更切中时弊。
中国人民大学的温海明[8]后来又对夏威夷学派做了进一步的定义，他说，该学派系指受安乐哲和成中英关于中国哲学思想诠释方法论的影响而形成的学术团体。其中，主要成员以在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又在世界各地任教的学生们为核心，以及在夏威夷学习和生活过的学生和学者们。这些学者的著述和教学活动受到他们关于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启发，在汉语学界和英语学界的影响日益增强。
当然，对于当代新儒家、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儒学现代化等概念目前学界仍有争论，新新儒学更是如此，尚不能达成共识。从儒学发展的历史阶段来看，从儒学因应社会发展的特点来看，这些说法虽然仍需进一步探讨，但也不无道理。
七、理性与通变
出现在李瑞智论著中的另外两个“高频词”、关键词：一个是盎格鲁–美利坚的“理性”，英文词经常对应rationality、reason、reasoning等；另一个是中国–亚洲的“通变”，英文对应的经常是change、Yijing等。其他关联词汇还有“certainty”，确定性；rigidity，严谨；“transcendentalism”，超验；“truth”真理、真相；“form”，形式；以及中文的“互系”，interconnection；“一致，统一”，unity，coherence；“对应”，correspondence；因果性，causality与偶然性，coincidence，by chance等等。再有就是上升到社会、政治层面的universal truth，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人权、法治。
关于这些语汇的东西方不同的内涵及其演变、翻译、误读等比较分析，拙文《澳大利亚汉学家李瑞智论现代科学与〈易经〉》（发表于2017年《国际汉学》第3期）中有对“科学技术”—— science和 technology等的比较解释，更为细致的词源语义分析请参阅第二章各小节开头部分，也可以参阅田辰山的“掀开英语背后的文化纱幕，了结百年误解”，登载于《英语教育与人文通识教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以及其他相关文献。
注释
[1]唐君毅.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集[M].南京：正中书局，1943.
[2]阎纯德.汉学和西方的汉学世界[J].中国文化研究，1993(3).
[3]阎纯德.汉学和西方的汉学世界[J].中国文化研究，1993(3).
[4]柴文化.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12.
[5]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246.
[6]蔡德贵.试论美国的儒家学派[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5).
[7]成中英.儒学、新儒学、新新儒学（成中英文集· 第四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8]温海明.安乐哲的比较哲学方法论[C].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新视野：安乐哲师生论道论文汇编，2009:4 5.